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四川丹棱县，境内丹棱河、安溪河流域分布着郑山、刘嘴、穿洞子、佛堂子、佛耳岩、龙鹄山、冷箐沟等诸多石窟群，造像数目有1.2万尊之巨。这里的佛像实在太多，只需眼睛一瞥，就能在村口、屋后、水田边、古道旁看到它们，逢上下雨天，村里的鸡、鸭、鹅也一群群到大石包下躲雨。中原的佛教石窟，往往不乏皇家血统，规模庞大，密如蜂巢，高高在上，接受着人间膜拜，人们必须仰起头才能瞻仰；而丹棱石窟，你得俯身低头，拨开丛草才能找到。佛从中原走到丹棱，已彻底完成了民间化的进程。

　　1 一位叫唐祎的僖宗近侍

　　2010年夏日的一个清晨，邓惠双老人推开木门，挪着小脚，走上了屋后的青石板路。山上几天前下了场雨，有点凉意，路边的指甲花开出一丛丛粉红色的花朵，再往前有几个大石包，上面的菩萨邓惠双是再熟悉不过了。

　　黄金村八组坐落在丹棱县城以西一个小丘陵上，小地名叫郑山，村里有几块硕大的石包，上面雕刻着一龛龛不知年代的佛像。村里的佛像实在太多了，只需眼睛一瞥，就能在村口、屋后、水田边、古道旁看到它们，逢上下雨天，村里的鸡、鸭、鹅也一群群到大石包下躲雨。邓惠双还记得，60年前她从邻村嫁到这里，那些菩萨的眼睛、鼻子还清清楚楚，不知何时起就模糊了，她也从当年娇羞的新娘变成了一个年过耄耋的婆婆。

　　沟通黄金村与外界的是条宽不足2米的水泥路，前几年才修通，半山腰有座采石场，一辆辆卡车满载红砂石下山，一旦遇上，得倒上1、2公里才能会车。此前村里的交通常年是条土埂路，大多数时候，黄金村并没什么来客，佛像也是鲜为人知。1985年，四川省社科院一位叫胡文和的学者徒步20多公里来到这里，他发现村里的石刻大多开凿于唐代，距今已有千年之久。在一龛“七佛龛”中，胡文和还找到一则题记：“唐祎扈从僖宗入蜀经此镌龛。”七佛龛长、高约半米，进深不足0.3米，雕有佛祖释迦牟尼及六位佛陀，规模并不算大。

　　公元880年的清晨，唐僖宗带着皇子、嫔妃及数百个近侍，悄悄从含光殿金光门出城，直奔四川而去，就连满朝文武都被蒙在鼓里。当天傍晚，黄巢的大军就如洪水一般攻入长安。翻阅唐代史料，我们已找不到任何关于唐祎的记载。从题记“扈从”二字推测，他应该是唐僖宗数百近侍中的一员，一直辗转于蜀地，僖宗三年后离蜀，唐祎或许也在此时返回长安。七佛龛也成了他到过蜀地的唯一见证。

　　就在工匠开凿七佛龛之时，郑山大石包上已经佛像云集了。第51龛为释迦牟尼佛及八部众造像，龛中有则斑驳的题记，隐约还能看到“众人等奉为圣文神武皇帝陛下”“天宝十三载岁次甲午三月十日”字样。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当地人开龛祈求大唐国运昌盛。怎奈好景不长，一年后，这位“圣文神武皇帝”就在安史之乱中仓皇入蜀了。

　　唐玄宗、唐僖宗两次入蜀，中原大批石匠、画师随之南迁，唐朝王室、官吏历来有开龛祈福的传统，远离故土、金戈铁马的生活令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于是募来工匠，在蜀地岩壁上凿出一龛龛精妙的石窟，希望这些佛像能保佑他们早日回到故土，石窟造像由此在蜀中流传开来。事实上，经由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中原大规模造像早已停止，石窟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四川兴起，一时间，蜀地俨然佛国。

　　2 与观音为邻的人家

　　郑山现存石窟68龛，700余尊，造像以观音、西方净土变、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千佛、三世佛为主，尤以观音数目最多。佛像头颅早已荡然无存，残存一尊尊躯体。“文革”中，几十个红卫兵一夜之间就凿去了数百尊佛像的头颅；第二天，郑山人起床一看，地上满是破碎的菩萨脑袋。

　　郑山石窟一般不大，长0.5-0.8米，高0.5-1米左右，最小的三世佛龛仅一个成年人巴掌大小，深不足0.02米，造像也是寥寥几笔，极为简陋。向导万玉忠是丹棱人，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丹棱到处走访石刻，对县内的石窟造像了如指掌。根据他的考察，郑山小型龛一般位于大石包的最下方或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也许是唐时普通百姓捐资开凿的，拮据的生活使得他们拿不出太多余钱，于是几家人凑钱，在岩壁角落开凿出一龛龛简陋的佛像。

　　双观音窟是郑山当之无愧的精品，龛中有两尊高约160厘米的观音，恰如一个女子身高。众所周知，唐代以丰腴为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中的观音还有着粗壮的身躯与硕大的璎珞，而到了郑山，观音体态修长，腰部极为纤细，恰如一位天真烂漫的蜀地少女，繁复的璎珞恰如其分地与身体融为一体，全无雕凿痕迹。

　　十多年前，双观音窟下部岩层整体垮塌，十余龛造像渐渐为泥土掩盖。后来，村里有户人家用石板在石窟下搭了座房子，堂屋、卧室、厨房，正好三间，与观音做起了邻居。或许只有在丹棱，你才看得到这样的场景：枯藤垂下大石包，下面是两尊唐代的观音，再往下是一扇窗户，窗前，一个中年女子正向外眺望。

　　上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郑山发现一个明代寺庙遗址，并发掘出一块《重修千佛寺院碑记》残碑。碑文记载，唐代有个叫赵智凤的，幼年入千佛寺为僧，唐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在丹棱设立密宗道场，并开凿千佛寺、万佛寺石窟造像万余尊。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位赵智凤，不过他是南宋人，恢弘的大足石刻便是他清苦一生招募工匠开凿的。据此推断，似乎在明代，郑山石刻的年代便已是一笔糊涂账了。万玉忠告诉我，碑文提到的万佛寺，就在对面的山头，小地名叫刘嘴，造像比郑山还多，刘嘴不通公路，得从郑山循古道上山。傍晚，郑山的人家冒出了缕缕炊烟，佛像渐渐隐藏在夜色中，远山的刘嘴，掩映在一片葱郁的树林中。

　　3 刘嘴 田园佛国

　　第二天，我和万玉忠再次来到郑山，沿着一条青石板路下到沟底，路慢慢变得艰难起来。古道几十年前就荒废了，如今只有当地人才会偶尔走过，石板早就磨得滚圆，附着一层厚厚的苔藓。万玉忠说，脚下的古道，一头连着成都，一头连着雅安，过去从成都府南河顺岷江而下至眉山，尔后转陆路，经眉州古城、东馆、广济入丹棱县城，再经白塔、唐庙子、龙鹄溪翻龙鹄山，经官厅埂、骡子坡、白岩场至雅安。古道在雅安分路，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茶马古道。

　　汉代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沟通西南，乃至外域的越南、缅甸、印度的重要通道，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帝攻西南夷，无不为了保证古道的畅通。到了唐代，古道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商贾不仅带来了八方货物，也虔诚地在古道旁留下了一尊尊佛像。昔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诸如邛崃、大邑、蒲江、夹江、芦山、洪雅、乐山都保存着为数众多的石窟。就丹棱而言，境内丹棱河、安溪河流域分布着郑山、刘嘴、穿洞子、佛堂子、佛耳岩、龙鹄山、冷箐沟等石窟群，造像数目有1.2万尊之巨。民国年间，南方丝绸之路衰落，古道日渐废弃，昔日通衢大道旁的佛像一下子门庭冷落，在深山中一藏就是大半个世纪。

　　眼前的刘嘴，也从当年车水马龙的驿站，变成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佛国：山上满是柑橘树，空气中飘荡着柑橘的果香，几块大石包掩映其中，84龛、2300余尊佛像就捉迷藏般地隐藏在这片果林中。柑橘、李子垂在石窟前，南瓜藤爬到了佛像身上。养蜂人在石窟里放了一个个蜂箱，不知道“嗡嗡”的蜜蜂是否会扰乱佛国的安宁。

　　与郑山一样，刘嘴造像大多头部不存，风化剥落尤为严重。第6龛释迦牟尼佛是规模最大的一龛，如真人大小，佛祖双目炯炯有神，神态肃穆，工匠仅用寥寥数根曲线便勾勒出身形，使一尊气度不凡的大佛跃然石壁之上，是刘嘴石刻为数不多的精品。几年前，释迦牟尼佛所在石包下部整体垮塌，造成一旁的释迦说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几龛石窟齐刷刷地断裂，佛像腿部以下几乎全部消失，没入泥土，只有岩壁上曼妙的身姿与流畅的衣饰，以及力士粗壮的肌肉，令后人去追忆它们曾经栩栩如生的时光。

　　我爬上石包，在释迦说法龛找到一则残缺的唐人题记：“……圣文神武皇帝……太岁癸巳造，天宝十二载六月廿二日题”。比郑山第51号释迦说法龛只早了一年，两座石窟的题材、布局、规模极为相似，极可能是同一工匠的手笔。而郑山常见的千佛、西方净土变、观音、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释迦说法图，在刘嘴都能找到，可见两处造像颇有相似之处。

　　许多石窟空空荡荡，工匠只初凿出龛形，却未有一尊造像。同样的情况也在郑山反复出现，双观音窟旁的岩壁就已磨平，本是郑山规模最大的一龛。一种说法认为，郑山、刘嘴大石包岩层有裂缝，不宜开凿佛像，无奈之下，工匠只得放弃；也有学者认为，捐资开凿石窟的是当地商贾、农民，一次偶然的变故便足以令他们无力维持生活，捐资只有中断。无论如何，唐人的造像计划，似乎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为恢弘。

　　4 佛教石窟走向民间

　　绕过大石包，山上豁然开朗，一片生姜地里散布着几个小石包，杂草、青苔在上面肆意疯长，原本褚红色的石包已然翠色。小石包体积都不大，大点的两三米见方，中部凿有一排造像；最小的石包还不足一米见方，只能容纳一龛造像。我突发奇想，这些佛像是不是唐时的农民请石匠开凿的？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就能永远在佛祖的注目下劳作了。

　　村民龚国全正在地里侍弄着他的生姜，他是刘嘴唯一的人家。我问起地里的石刻，他摇摇头：“自打我出生，这些石包就在这里了，我父亲是赤脚医生，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他都没说起过这些菩萨的年代。”自打儿时起，父亲在地里劳作，龚国全就跟玩伴们在这些石包中捉迷藏；二十年后，他在这里迎娶了他的新娘，他也取代父亲，成了家里的壮劳力；如今，他4岁的女儿又在大石包间嬉戏了。千百年来，黄金村的村民就这样上演着生命与死亡的轮回，石包却一直屹立在原地，只是佛像的脸庞已越来越模糊。

　　我曾不止一次去过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石窟，也考察过四川境内的广元、巴中、邛崃、大足等石窟，却远不如眼前这一龛龛朴素的石窟让我触动。中国早期石窟，往往不乏皇家血统，规模庞大，密如蜂巢，高高在上，接受着人间膜拜，人们必须仰起头才能瞻仰；而眼前的刘嘴石窟，你得俯身低头，拨开丛草才能找到。它们不大，长、高不足0.2米；它们也不美，荣华逝去，连身形都辨别不清；它们默默无名，甚至没有编号。不过，它们却代表着一部民间的、草根的石窟史——脱离了中原的皇家血统，中国石窟艺术并未衰落，而是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向南流传，走下岩壁，走进了村口、农田，乃至融入百姓生活。佛从中原走到丹棱，已彻底完成了民间化的进程。

　　来源: 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