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藏骨塔与啸余庐别墅史迹初探

　　张平官

　　林森是福建省闽侯县尚干凤港人，出生于清同治七年五月十八日(1868年2月11日)，原名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署“青芝老人”。民国32年8月1日卒于重庆陪都，享年75岁。

　　林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和过渡时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新老交替、古今并存、中西混融的纷繁复杂的状况。林森的仕途经历也历尽坎坷，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影响甚大的重要人物。在推翻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他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和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因而在民国元年(1912年)就被选为开国首任临时参议长，民国7年又当选为参议院议长。民国21年蒋介石“下野”后，他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尽管当时仍操实权的蒋介石设定国民政府主席是“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府主席，但“年高德劭”的林森却连选连任达12年之久，直至民国32年逝世。他受任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秋，恪尽职守，坚决抗日，团结图存，为国家民族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是公认的史实，这里不加赘述。

　　林森是近代以来福建籍惟一的一位国府主席，因而对其遗留的文献及文物古迹都显得十分重要。尤其琯头青芝百洞山，是林森生前情有独钟、格外酷爱的胜地，遗留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迹，亦流传着不少有关林森的故事传说。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森藏骨塔和啸余庐别墅，两者均已列入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到此观瞻，还有不少知名专家、学者到此探究其历史缘由，并在报端或书刊发表许多游记、观感等文章和著作。然而对塔和庐的始建状况以及后来的改建重修过程却鲜有涉及，有的各说不一，莫衷一是。

　　笔者近年在编修地方志之余，对家乡青芝山有关史料亦曾稍加留意，尤其在查阅民国档案时，惊喜地发现一卷有关改建林森藏骨塔和重修啸余庐别墅的完整档案，为进一步澄清这两座建筑物的历史真实面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现把这卷史料的主要内容介绍如次，以飨读者。

　　这卷档案的时间跨度是民国36年至37年(1947～1948年)。其形成过程的大致顺序是：

　　民国36年10～11月间，林森的后裔林良、林平、林涛、林娜四人，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送“恳请将林故主席在琯头所营生圹改为衣冠冢并重修啸余庐别墅”的报告。

　　同年12月24日，由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签署《福建省政府训令》，训令引述内政部民国36年11月17日咨文，并附林良等人报告，“函请查核见复”。因而省政府命建设厅等派员“前往履勘，绘具图说，并估计工程费用报凭核办”。

　　民国37年1月5日，省建设厅派科员郑孝耀、技正刘以钧，省民政厅派视察黄福和，并会同承接重修啸余庐别墅的福州荣利营造厂(经理陈玉贵，住津泰路16号)和原承建林森藏骨塔的蒋源成石厂等一行数人，到青芝山进行详细勘测设计。

　　同年2月6日，郑孝耀、刘以钧、黄福和三人，把勘测报告(并附设计图、估价单)呈报省建设厅、民政厅，经厅长签核后转呈刘建绪主席。这份报告对啸余庐和藏骨塔的当时面貌记载甚详，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史料。据勘测设计和估价，重修啸余庐(时称“藏书楼”)工程费5亿元(法币，下同)；改建藏骨塔(时称“衣冠冢”)工程费4.811亿元，加上整修左边池(即鳌湖)0.91亿元，计5.721亿元。两项工程费共需10.721亿元。

　　同年2月18日，刘建绪在勘测报告后面亲笔签批云：“设计甚妥，自应赶修。惟省无此预算，捐募亦感困难，希详述理由，咨内政部迅速拨款动工，并报会为要。”

　　同年3月9日，福建省政府向内政部发咨文，称：“本省经费支绌，筹措困难，拟请贵部转请行政院准予迅赐拨款，俾使动工。”还随文附勘测报告和设计图、估价表。

　　显然，福建省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重灾区，省会福州曾两次沦陷，省政府等主要机构均被迫内迁永安、沙县等地，民国34年9月才回迁福州。由于经济拮据，对这两项工程所需费用颇感畏难，因而要求行政院拨款。但后来行政院有无拨款？迄今尚无资料可证。不过笔者猜想，当时国民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已经无心顾及此事。

　　民国37年9月，林良等4人又联名向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呈送一份报告，告知重修啸余庐进展情况和经费不足等问题。从这份报告得知，福建省政府于民国37年5～6月间令饬田粮处和省银行合拨4亿元，但与同年2月勘测估计的工程费10.721亿元尚差6.721亿元。

　　从现在看，4亿元数目似乎不小。而笔者查阅过历史资料，民国37年正是物价飞腾、法币贬值的最严重时期，物价犹如脱缰野马，无法控制，法币贬值如同废纸。当年年初每市担稻谷(50公斤)市场价格已达200万元上下，到五六月间已攀升至40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省政府拨款4亿元，仅能购买100市担左右谷子。到同年8月以后，每担谷价又飙升至3000～4000万元，终于导致法币彻底崩溃，改用“金圆券”。据林良等报告称：当年幸亏其族叔启濂，在五六月份领到省政府拨款4亿元后，迅即购买了水泥、钢筋、木材等基本建筑材料，并于8月全部运抵琯头青芝山兴工。这批建材运到琯头时已升值至三、四十亿元。但这批建材仅主要用于重修啸余庐别墅，工资和运费尚差30亿多元。改建衣冠冢的经费尚未落实，故报告恳请省政府解决。最终衣冠冢(即藏骨塔)基本按设计要求建成，但经费来源尚无资料可鉴。然林森族亲和福州蒋源成石厂应该都作过较大奉献。

　　上述档案记载应该说是确实无疑的。且当年的《中央日报》(福建版)于民国37年2月13日也作过报道，称：“福建省建设厅派刘以均(钧)、郑孝耀等到青芝寺修建林森藏骨塔和啸余庐别墅，并派石匠蒋源成随往勘察。两项工程花费十亿七千二百一十万元。”根据这些史实显示，啸余庐别墅的重修大约在民国37年10月左右竣工。而藏骨塔的改建竣工时间则稍迟一些，估计在民国37年底或民国38年初。由此可见，现存人们看到的啸余庐和藏骨塔，其主体建筑的构造形象，均是民国37年改建和重修后的产物，同始建时的形貌和名称都有较大的变化。如：啸余庐别墅，据有关史料记载系建于民国12年(1923年)，当时又称林森公馆。其主体建筑是砖木结构，只有栏杆是铁件。因林森只偶尔居住，平时缺乏管理，到民国37年已历25年时间，大部木件已严重腐蚀。所以要进行重修。民国37年2月省建设厅郑孝耀等勘测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啸余庐后面及右边均系靠山起盖，空气不甚畅通，非常潮湿，致所有梁柱及椽楹、楼板、门窗等腐蚀过半，除一部之铁栏杆、砖瓦、玻璃等尚可供用外，其余木料均不适用。如就局部加以修理，则需费虽较节省，殊非治本之道。研究结果，欲使该屋保持久远，又能合于经济，只有就后面及右边靠山部分之岩石，略予凿削，并将屋面加高，另辟门窗，使空气流通。至原有屋顶，斜度亦嫌太平，雨水易于停积，侵及瓦板椽楹，致潮湿更甚。现拟改善，使全座屋顶坡度略加倾斜，以利宣泄。并将前后楼檐口亦略予伸长，以防风雨侵袭。座地之灰壁、夹堵均改为砖砌，以防潮湿。”可惜当时原貌没有拍照下来。民国37年重修时是福州荣利营造厂(经理陈玉贵)承建，基本按设计图样进行，改为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成为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名之为“国府林故主席藏书楼”。

　　关于林森藏骨塔，据林良等报告称：“先祖于民国十五年曾在福州南郊(笔者注，按其方位应该是福州的东郊)之百洞山建有藏骨塔一座。”由此可证林森藏骨塔始建时间是民国15年(1926年)，由福州蒋源成石厂承建。林森在世时，其家族人皆称之为“生圹”。民国32年8月1日，林森逝世于重庆陪都，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无法实现林森生前的夙愿，其遗体葬于重庆双河桥林园。抗战胜利后，林森后裔林良等才恳请国民政府将林森所营生圹改建为衣冠冢。民国37年2月，省建设厅郑孝耀等勘测设计报告中，对藏骨塔的原貌和改建意见有这样记载：“原有藏骨塔全部系青石砌造，塔座四周除原有五层石阶外，现拟加砌条石踏步，使雨水不易渗漏，损及塔基。藏骨塔正面石碑，原刻‘林森议长子超藏骨塔’，现拟改换青石直牌一面，备刻‘国民政府林故主席子超衣冠冢’。该塔后面直牌一面，则拟备作雕刻冢志或序文之用。塔中部石盘之上，拟建悬龙柱。中方四向雕刻佛像。上盖下盘均雕花纹，与旧塔相符。冢前拟建白石引道一条，通至冢门之外，与大路相接。至冢门两边石墩，原式尚嫌规模太小，现拟放宽，加造白石栏杆等，以壮观瞻(改造部分尺寸均详设计图)。塔座底层前，曾凿有三方尺暗洞一所，由塔座后面之活动石阶可以通行。该洞原系备作埋骨灰处所，现仍利用此项设备以为埋藏衣冠之用(衣冠拟用铜制或楠木制箱贮藏)。”

　　藏骨塔始建时全部为花岗石构造，到改建时仍保存完好，因而只对部分构件进行改建，新增一些雕刻花样，并拓宽门墩、冢洞等规模。据设计图案，由塔座至塔顶总高为24尺6寸(相当于7.38米)，设计时拟在主体塔身之上增建一层，并在四向抹角处雕刻悬龙柱。后来实际未增建，但塔的总高度基本保持设计要求。这可能是由于经费不足或尽量保持原貌等原因。原设计从地面到塔座有5级石阶，后来只有4级石阶。设计时拟埋藏林森衣冠的是铜制或楠木制箱，当时有否按设计存放墓洞中，尚是个谜。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墓洞又被盗挖，这个谜底就更难揭开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国15年墓塔始建时的正面碑刻名称是“林森议长子超藏骨塔”。显然这是林森生前确定的。后来不少文章说，该碑名是当时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所书，这当然是可能的，笔者原亦深信不疑。但从勘测报告显示的史实看，确实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民国37年改建时，曾拟改碑名为“国民政府林故主席子超衣冠冢”。而实际最后确定的，也是迄今存在的碑名却是“参议院议长林森藏骨塔”。笔者认为，现存这个碑名不可能是胡汉民亲书，因胡已先于林森在民国25年逝世。即使是胡的字，也许只是后人拼凑加工而成。由于手边史料有限尚难定论，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