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文化钩沉

　　吴均

　　[摘要]本文在辨析“青海”与“多麦”这两个地名的基础上，指出作为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地域的多麦地区是操蕃语的羌人部落与其他语种的诸羌共同生活发展的地区。吐蕃势力扩展至多麦地区后，其文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推广使用新创制的藏文，促进了语言的统一；宗教文化从相互排斥进入融合。

　　[关键词]吐蕃；青海地区：多麦；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8)01－0032－13

　　一、青海与多麦地区文化发展鸟瞰

　　(一)青海与多麦的诠释

　　青海与多麦是地区的概念，源于藏语。首先要明确青海不等于多麦。多麦虽包括青海，但绝不包括现今的青海省区全部。一些年来多麦与青海之名常混淆，从而给人们研究这个地区时，往往有含混不清而误导之处。多麦是藏语mdo-smad的音译，而青海则是藏语mtsho-sngon-po的汉语意译。青海原为湖泊之名，而多麦则是与多朵(mdo-stod)相邻的区域。青海之名，汉时称为西海、仙海、卑禾羌海等，前者以方位得名，后两者则以居于该地区古羌人部落之部名为名。多麦名称形成较晚，约确定于吐蕃政权进据康青地区之后，作为三大藏区——康青藏之一，此前则按不同地区分别称为耶摩塘(青海湖周围)，大小宗喀(河湟地区)，等等。迨至大元之初，中央政府统一整个藏区，其宣政院下属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今甘肃河州为中心，统辖整个多麦(元时译作脱思麻)地区，包括今青海省全境(除玉树地区，玉树属于康区)，甘肃的大通河流域和河西及甘南的河、洮、岷、阶等地区，四川的松、理、茂、阿以及金川及雅州部分地区；此外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今四川甘孜地区、西藏昌都地区及青海之玉树地区，统称朵甘(mdo-khams)，亦译作多朵、多康(明时朵甘都司辖区)等——即今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及澜沧江、怒江(包括云南迪庆地区)流域；“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则辖今之卫、藏、阿里等地，皆统由宣政院管辖。此后历史发展，多麦又被称为安多(a-mdo)，亦译作安多、阿木多等，名称虽有变化，但区域范围仍旧。

　　青海一词，除作为湖泊之名，尚有民族、地域、范围不同的行政区域等等分别，其概念比较复杂。分述于次：

　　1、作为湖泊之名。西海、措完布、库库淖尔等皆其历史上不同民族语言的不同称谓。抗战时期，国内的地理学者到青海考察后，于青海名称之后加一“湖”，与青海省名称加以区别，便于称谓，约定俗成，于是“青海湖”之名遂定。

　　2、作为民族之名(代称)。这个称谓始于明朝后期。其时，内蒙古右翼蒙古一部入据青海湖周围，残破明安定四卫及藏族各部，青海成为战场，贬称“海寇”。其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等定居于此，进而进入卫藏，以地区之名为其代称，于是“青海”一词遂成为游牧于青海地区蒙古族代称，汉文官书，藏语藏文中对其统称为“青海”。其游牧地区的范围只称青海，但不包括今果洛和玉树地区及河湟地区。

　　3、作为边疆行政区域之一。清雍正时，于西宁设“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衙门”，简称“钦差西宁办事大臣署”，管辖青海蒙古和硕特等五部二十九旗及河州等地和玉树地区的藏族，并节制循化营等，与甘肃行省平行。至于果洛地区，则由四川管辖。

　　4、作为甘边特区。辛亥革命以后，撤西宁办事大臣，设西宁办事长官，旋撤销，成为甘边特区，与川边特区建制相同，设蒙番宣慰使辖之，实际由西宁镇守使兼任。初不辖果洛，后因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东进至甘孜，玉树被三面包围，四川军阀内讧，战乱不休，果洛成为四川脱瓯之区，致发生果洛抢劫运输玉树军需，西宁发兵征讨事件，事后果洛归西宁管辖。

　　5、青海建省。1929年，青海区域建立行省，果洛及玉树皆属之，但原由循化县管理之甘南拉卜楞地区则划归甘肃省管辖，设夏河县(今又增设合作县)。

　　由于历史上青海一词有多种涵义，致一般谈青海史地者，皆着眼于目前，局限于今日青海称谓与区域，对于历史上之变迁，或习焉不察，或不耐烦探索历史过程，以今日代表往昔，而忽略与历史相印证，自我做茧，顾此失彼，致一些研究成果，不免缺胳膊少腿!至于多麦区域，或因语文隔阂，或熟视无睹，或不屑一顾，而置于故纸堆矣。

　　(二)多麦地区是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地域

　　纵观当前研究青海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的格局，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其局限有二，一则着眼点大多限于河湟地区，对于广大牧区，或一笔带过，或大事凿空；一则大肆阐述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作用，一切发展，皆祖述于其旗下，对此不得不兴起挂一漏万之叹!我们看到多麦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汉藏文化交流之要冲，远古以来，中原仰韶文化与西部苯教文化交汇于此，丰富了中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宝库，历史上羌人为我国西部众多部族的先民，它在多麦以东地区之发展，我们限于探索范围，献于有关学者耕耘，这篇文字仅据汉藏两文之记载，初步探索多麦这个地区羌汉文化之交流。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现象，则往往离不开神话之附丽。神话不是历史，但不能不反映历史的影子而成为历史上最突出的片段记录。我们看到汉族的昆仑山与西王母神话当是反映诸夏各部族与诸羌各部族文化之交流，而自古以来，诸夏各部族发展成为而今之汉族，被从诸羌各部族发展中成为今日之藏族一直称为嘉(rgya)人而始终不变者，不就是诸夏之“夏”当时的古音即读作槚(jio)之有力证明。同样，藏族苯教神话说，苯教创始人敦巴辛饶同嘉(夏)人姬姓周王公季交往甚密，以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为中心，双方交流心得，发展周易卦爻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医药历算等学科，并在河州地区今刘家峡水库西山之麓，修建了炳灵寺，在这寺靠山悬岩之上，凿刻了摩崖大佛像，即敦巴辛饶身像，以显示苯教文化向东发展之轨迹。我们更高兴地看到，与仰韶文化有继承关系的甘青各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灿烂夺目的卍字纹饰，不能不联系它与苯教文化东向发展之密切关系。远古以来，卍字符号是遍布于世界各地象征神秘性的符号，古代如此，现代亦同样，苯教如此，佛教亦是，景教等也不例外。苯教创于象雄(羊同)地区(今西藏阿里及巴基斯坦、拉达克等地区)，它以逆时针方向的卍字为它的神圣雍仲符号，融合各地的原始本巫文化，形成它的宗教体系。我们从它发展经过地区的山岩、洞窟、草原都可以看到代表其文化之卍字纹饰的凿刻遗迹，如从今巴基斯坦的巴底地区(唐时勃律)经我国西藏阿里，越藏北羌塘至江河源，以及东达白龙江，渭河上游，到处都有代表原始苯教文化的大批遗存，而且这些地区地下出土的文物上，代表苯教文化形象的不仅只是卍字符号，其品类之多，更令人叹服。我们从大量的甘青地下文物所显示的丰富陶器纹饰中，不能不承认苯教史中所述的它发展方向和地区之可信和它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之说值得肯定。这就是说，这个地区——多麦区域主要是诸夏人与诸羌人的文化——苯教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的文化园地。藏史上把苯教誉为藏区文明的“启蒙使者”，良有以也。 　　不仅如是，还可以看到随着河湟羌人大迁移，它对我国西南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之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如纳西族之东巴文化显系苯教原始本一巫文化之分支。然而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佛教首先从中原地区，接着从天竺方面进入吐蕃，逐步占领苯教领地，一方面以“拿来主义”的手法，将苯教文化中的所谓“因部四乘”——差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等巫文化成分一一逐步吸收过去，作为己有，用以掌握群众；而另一方面，则逐步掌握吐蕃宫廷，打击苯教的传播，以巩固其政治势力。在吐蕃占领河陇后期，吐蕃与大唐政权周旋中，如钵阐布等佛教徒，逐步成为吐蕃宫廷决策人物，促进唐蕃会盟。同时，在藏史所称的前宏期里早已融合的汉羌巫文化已植根于汉藏整个社会：如汉族之文昌帝君、二郎等在洮、岷、河、渭藏族中已成为当地巫文化：又如阴阳五行、历算占卜之说，成为人们日常共同社会活动的传统；早在中原殷商时期，内地把二十八宿想像为吉祥星象，苯教吸收过去后成为地相学(sa-dpyad)的白虎、朱鸟、青龙、灵龟之说——仅仅个别方位有别，至于祭神驱祟，酬补诅咒等巫事活动，更无论矣。卡约文化出土文物中有粟米的存在，更证明河湟羌人无弋爰剑从渭河流域秦地学得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之说有实物可证，甚至人们想像周人谷物“来”可能即羌人的nas(青稞)……多麦地区——不仅多麦地区——汉羌先民的文化融合，生产互补，改善了人们生活，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人们于此不能不惋惜地指出，远古时期嘉(夏)人羌人文化交流时的西王母神话早流传于中原地区，更记载于史册，此后的《汉书·地理志》载有“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后汉书·郡国志》载有“金城郡临羌西昆仑山”，《晋书·张骏传》载有“永和元年(345年)，酒泉太守马岌以酒泉南山为周穆王见西王母之昆仑山，于此山之石室立西王母祠”，同书载，5世纪中叶，北凉沮渠蒙逊于降服卑和羌之后，循海(青海湖)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祠，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这条记载更进一步肯定西王母神话发生之具体地点。但在藏史及藏族口碑传说中，为何不见这一神话之痕迹呢?究其因，可能在于佛苯两个宗教之斗争，尤其吐蕃以后的后宏期中，经过多次改宗斗争，苯教几近湮灭，只能传播于边远山区，苯教使用的宗教文字——象雄文，已成为古董，不复流传，文化遗存，多遭毁灭、篡改，如对于炳灵寺，藏传佛教伪称其为“贡子”所建——甚至还有称为乃孔子所建者——又与文成公主拉上关系，不承认与苯教有联系。吐蕃时期，吐蕃在青海湖边曾建赤雪冲(khri-bshos-khrom)军政重镇，民间还捏造了由于禄东赞的失误而形成青海湖的故事，以宣扬佛教的伟大，因此，苯教活动，不仅汉族不习知，即藏族亦只有模糊的概念。历史上文化消长之争，常不鲜见，岂独苯教文化而已哉。

　　(三)多麦地区是操蕃语(藏语)羌人部落与操其他语种的诸羌共同生活发展的地区

　　众所周知，文化具有民族的特征。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等铸造了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这都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每个民族的特征和价值取向。当前，人们有这样的认识，多麦地区原来的部落“羌族”，经吐蕃强大武力征服后，吐蕃奴隶主集团专制政权用移民、驻屯等方式把他们纳入于吐蕃族(藏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合二为一，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对于这种论断，首先应该考虑者：

　　1、羌人(西羌、诸羌)不等于“羌族”。我们认为羌人不能与“羌族”混同，应该明确“羌族”是近代发展形成的拥有自己的语言等独立文化特征的民族，虽然历史发展中他们与西羌有过联系而同列为诸羌中之一支，属于诸羌范围，然而把整个羌人笼统地说成“羌族”，以今代古，似不切合实际，与历史过程脱节!

　　汉文古籍对生活于我国西部及青藏高原的先民泛称为羌人、西羌。古代的西羌，因其活动于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又因其包括许多族源不同的分散的部族、部落而统称为诸羌、羌人，以表明其不是单一的群体。古代羌人，迁徙无定，汉藏史料对于早期的羌人分布状况，只有大致的记载。现在，生活在我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如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等族民间口碑都有其先民原本分布于祖国的西北，与氐、羌有联系的流传，汉文《西羌传》应是留存于今的关于我国西部及青藏高原古代西羌人的最早记载，它陈述无弋爰剑之孙印将其种人附部落西徙，各自就适宜生活的地区居住，其中南至川西南一带者有牦牛种越羌等部，在川西北等处者有白马种广汉羌和参狼种武都羌等部，还有迁至极远西部的发羌、唐牦等云。

　　自古迄今，藏人自称为蕃(bod)，亦译作波忒、鹘提、发、附等，其在卫地(前藏)山南雅隆者则称鹘提悉勃野(bod-spur-rgyal)，亦译作勃野，在后藏者称藏蕃(gtsang-bod)，以及达布等；其在多麦和康区以蕃为号者则有发羌、附国，以及嘉良、苏毗(孙波、松布)、多弥、党项羌等。这些情况表明“蕃”是这些先民的共名。蕃人口碑流传着其族源来自神猴，被认为这个地区的原始土著。神猴之说不仅流传于西藏山南地区，位于多麦东南部洮河和白龙江流域党项羌系统的岩昌、白狼等部也同样自称是猕猴神。而从神猴说流传下来的斯(se，色)、穆(rmu)、桐(ldong，冬)、东(stong，党)、查(dbra，扎)、楚(vdru，珠)六大种性，也分布于多麦各个不同部落之中。至于地下出土的文物，更清楚地表明覆盖康藏地区的卡若文化和覆盖多麦(甘青)的马家窑卡约文化不但在形制上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类陶器等有密切关系，而且这两处文化相互之间，如彩陶之字形纹饰等等更具密切联系，并显示苯教文化之影响，虽然也各具地区特色。

　　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与羌人有联系的纳西族(吐蕃人称为绛vjang)、彝族、羌族等，则由于各自有其独立特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诸羌在总体上虽属共同源于一个广大地区，但因地理条件不同，气候差别，经济生活高低不一，从而风俗习惯产生差异，在发展中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而形成不同民族是很自然的，同源而异种之基础在于文化有别，语言各异，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明确。不能以它曾被目为诸羌之一，而且曾被吐蕃征服统治过，就反客为主，指作“羌族”。

　　2、多麦蕃人是诸羌人的族源，发现在文化范围内，首先这里是苯教文化发展区域。苯教文化源于象雄，它于远古之时，即与原始本一巫文化相结合而弘传于甘青康藏；其次则不能不认同汉文史籍上所载的源于神猴之说：而主要的语言相似或相近，这是诸羌在文化上之歧异。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依地域又区分为卫藏、康区、安多三个方言区。我们从汉文古籍中看到西羌人的多麦活动区域里，诸多地名早在吐蕃势力来此之前形成，现在仍在通用。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西羌人之中很大的一支是以“蕃”为共名的语言相似或相近的各部落。兹于此罗列一些见于唐以前汉文记载而可以互相印证的词汇：

　　(1)地名 如先零即西零，即zi-ling，汉于其地置西平郡，唐作鄯城，后宋于平定河湟后，改为鄯州之 名时，即译西零之名为西宁，作为州名，这种名义相关作法，历史上不乏其例；嘉良、嘉戎即rgyal-rong；苏毗即sum-pa；戎、陇布、戎布、戎吾、戎区、十八大戎，见于汉文文书者多多，无一不是农业区，即rong-po、rong之译音；拓跋、多巴、哆吧、堆巴皆是stod-pa的不同译音，玛巴、麦巴、莫巴等皆是smad-pa译音，此二者意为上部或下部，其名遍于各地；多弥即stod-mi，上部之人；唐旄即vdam-mi；中坝rbrong-pa意为野牛部，众龙、庄浪，vbrong-lung，意为野牛沟，张掖，即vbrong-yul，以野牛为地名遍于各地，如省章硖，即seng-rbrong-vgag，意为狮子野牛硖，以状山硖岩崖形状；乐都即lung-mdo，意为谷口，乐都谷为音义相关写法；化隆即bar-lung译音；龙耆、龙支，即lung-mthil之译音，由按其位于山谷之地位而言，类似者如钟提vgring-mthil(在甘南，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古浪、古让，即vgu-rong译音，遍于甘青；炳灵寺即vbum-gling，敦煌即mdo-khang译音，二者皆从苯教庙宇之名；姑臧(dgo-tshang)，甘肃武威古名，意为黄羊窝，今武威地区仍有黄羊川之地名；榆谷，一公，皆reb-kong之译音；卑羽山及卑宗为spiel，ri、rpyel-rdzong译音，意为猴子山及猴堡；钟存为vbring-tshang译音，钟羌为钟存羌人意义相关译名(钟为地区及姓氏之名，存为仓、藏、葱等异译，如陇音之灵藏，蜀音则译作林葱，地以姓氏作名之例，藏区所在有之，如扎武仓，阿柔仓等等)；直，噶尔即brag-dkar，所在有此地名；叠州为mthe-cu等；碾伯为gnyan-po，取自山名；牦牛河即vbri-chu(长江)；月河zla-chu(澜沧江、雅砻江，今因二者藏语名相同，前者译为杂曲，后者译为扎曲)此名所在有之；同谷即gong-gu，为甘肃同谷县汉名藏译；宕昌为thang-khrom译音，春桑为khrom-sa译音；南宗即gnam-rdzong，宗喀即tsong，kha，耶摩塘即g·yer-mo，thang，丹斗、丹底即dan-tig，美都谷即me-ton-lung-pa；史纳、沈那、色乃亥为sre-nag之不同译音；九曲即dgu-chu，漓水即klu-chu皆音义相关之词，瓜州作kwa-chu，河州作kva-chu，皆从汉文之音。如此等等。

　　(2)人名 如无弋爰剑，无弋bu-g·yog之安多语音，康藏音则作“卜摇”，意为奴子、娃子，今仍通行，爰剑则系yab-rgyal之音，意为父王，以无弋爰剑幼时被秦人掳掠为奴，后逃归成为部落之长，故有此号。如迷吾即mes-bo译音，意为祖，号吾为dpav-bo，意为英雄……

　　其次，我们可以从党项羌人语言中取得印证：

　　党项羌人，藏史作mi-nyag，古译作弭药，后建立西夏王国的那一部分，藏史则作mi-nyag-gha(木雅噶)，蒙古族称为唐兀惕、合申(《元秘史》)、唐古特(《蒙古源流》)。唐兀惕与唐古特似即stong-bod，即党蕃之译音。党为地区之名，即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与玛沁两县一带广大地域之总称。藏族习惯往往以一个大的地区作一地理区域(藏语于地理名称之后加-gzhung字，译作“云”，意可作大滩解)，而以这个地理区域这总名称作为这个区域内各个地名前之冠词，如黄河源头约云中之约格宗勒(约为总区域名，格为领属词即“的”)等；西藏那曲地区之达木云，长江东源阿克达木河(今译作当木曲)流域，藏名当木云，其中之地名冠以“当”字，如当·查午拉山、当·沙买拉山，当格卜吉等当庆十八峰，以及治当木改巴夕哈等等：吉曲流域地名皆冠以“吉”字，如吉庆十八峰，吉尼赛等等；杂曲流域地名则冠以“杂”字，如杂噶那松多等等；果洛党(今又译作东、冬等)云地名前则冠，以“党”字，如党格措那(意为党地区的黑海，即《唐书》薛仁贵吃败仗的乌海)、东泽、东倾沟、东格作那(党地区牛鼻，即花石硖)等等。

　　党项羌人的语言如何?史载西夏于1036年，即宋仁宗景三年，西夏景宗(赵元吴)大庆元年，由野利仁荣创制文字，时称番书，赵元昊颁行于境内，尊为国字，书写公私文书，编写历史和法典，以及翻译佛经和汉文典籍，为西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南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夏仁宗乾二十一年(1190)，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纂并刊刻《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用汉字标“国字”的音，又用“国字”注汉文所用字音的西夏文辞典，对西夏语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为了解藏语与西夏语的词汇方面的异同，开辟了很方便的途径。1908－1909年间，俄罗斯军官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古城遗址掘出大量的西夏文物，盗往俄国，《番汉合时掌中珠》即在其中。1922年，我国学者罗振玉借得此书全部照片，由其子罗福成校理抄写，于1924年由贻安堂经籍铺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部刊行于世。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陆宽田访苏时，摄得《掌中珠》全书，作了初步整理研究，1982年，以《合时掌中珠》为书名，由美印第安纳大学刊布，并附全部原件照片，经我国学者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3位先生整理，1989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史称，“党项语接近吐蕃语”，由于“‘国书’模仿汉字而非采用藏文字母，两种文字形式上差异很大，但仍能相互沟通。……夏国境内的吐蕃僧侣因翻译的需要，以藏文字母替‘国书’注音，后来发展为一种以藏文字母拼音的‘新国书’，虽未经西夏王朝正式认可，但民间已在流行。现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党项民间传说”云。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在青海民族学院少语系研究生班及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生教学时，曾就《两唐书·党项传》中所列的党项羌部落拓跋氏、细封氏、旺利氏、米禽氏等与藏语对比，党拓跋与stod-pa，细封与chu-vphong，旺利与dba-rus，米禽与mi-chen可以互相对应，皆为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名，而唐兀惕与唐古特则显然是stong-bod之对音，即党地区之蕃人，但资料缺乏，无从深入研究，曾向主张“拓跋氏”即鲜卑族姓氏之说者提出，这不免是自我“攀龙附凤”之历史陋习!1990年初，我省学者魏英邦从甘肃敦煌研究所得睹新出版的《合时掌中珠》，特借来与笔者相互探索，发现西夏文之词汇与藏族安多方言有许多相近之处，如人体头部各部位及日、月、风、火等，甚至还有汉族西北方言将“耳垢”作“耳塞”之词条，魏先生旋即谢世，此项探索，亦告中断。1992年，陈庆英同志发表《西夏语同藏语词汇之比较》一文，对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提出的从《掌中珠》中选取100个词汇，与藏语、嘉戎语、道孚语同义词的读音做比较，得出西夏文与藏语同源的词只有25个，占25％……，认为西夏语不是藏语的结论提出意见。陈庆英同志发现：就是这100个词汇之中，从人体器官等如头、目、舌、齿等与藏语同源者达30个，甚至细小部位之名，如眉毛、鼻涕、耳垢等都相同，提出党项羌北迁前，其语言本身就是 藏语的一种方言，与现在安多方言接近。笔者读后，深表同感。此后幸蒙常凤玄、李永昌同志惠赠《番汉合时掌中珠》一册，始得以全面窥见西夏语与藏语之可以对比处。语言是人类思维工具，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党项羌人北迁400年之后，始创制出文字，其间经过汉文、汉语等强烈影响，其有歧异乃社会发展之自然现象，例如，现今青海东部化隆县金源乡藏语也存在方言差别，至于玉树、果洛等处对藏文拼音仍存在不同拼法，如松赞干布之松赞有的地方把srong拼作和drong同音，以今例古，其有差别，有何奇怪之处?笔者于李范文教授1997年来访时，曾提出拓跋即藏语之stod-pa译音，现仍为果洛部落之名和地名，而不能认为系鲜卑语之意，相互探索。

　　从上列汉文古籍中所出地名、人名的汉藏对音相同和党项羌人《番汉合时掌中珠》所列许多词汇与安多藏族方言可以对应等来分析，我们认为多麦蕃人是诸羌中语言相似或相近的一支，其能与北上的鹘提悉补野人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乃由于同一文化，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致。同时，多麦地区羌人的巫文化，是苯教结合原始本与中原文化密切联系的工具，它与迷信同步，作为手段，在原始本文化鼓荡下，迷信成为统治阶级的支柱。多麦地区蕃人迷信是原始本的神人一体，所以它是天神——地上神——人间神(统治阶级)三位一体的卫士。藏人对神(lha)这个词赋予的内涵，就是有力的说明。在神猴说，神圣赞普天神下凡说，语言相同的导引下，以雅隆地区为主体的鹘提悉补野在武力与政治的推动下，其统一多麦乃很自然的顺理成章之事，它们是统一过程，而不是像河陇唐人和吐谷浑人是在武力征服下的融合，两者经历的渠道，并不相同。

　　关于生活在多麦以及河陇一些地区的唐人融合于新的民族蕃人共同体，则经过痛苦的过程。当大唐退出多麦，继而全部河陇地区沦陷时，当地未曾东迁的唐人，为数超50万人，还有长达60多年(730－820年)的战争，即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自河陇撤退至唐穆宗长庆二年长庆会盟的这一阶段中被俘的平民，其中除世家豪族社会地位不变，有些人还担任下级官员，劳动人民在吐蕃奴隶主多年政治与文化双重压制下，被迫“服胡服，习胡语”，沦为奴婢，成为农奴，生活已久，“逾代之后，后生安于所习”，接受吐蕃文化，逐渐融合于蕃人之中，成为吐蕃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也成为吐蕃武装力量的一分子，唐人司空图《河湟有感》诗中所说的“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当刘元鼎于长庆二年赴拉萨会盟立碑，道经兰、湟时，只能看到古垒依旧，而人物情况变化很大，此后经过近百年军阀混战争夺，到五代时。河西节度使驻节地凉州，只城外有少许汉人后裔，河湟地区，在嘣厮哕时，只在青唐城(今西宁)的城东有些许“降羌”汉人子孙而已。

　　关于吐谷浑与蕃人的融合，首先必须明确所谓“吐谷浑实际是羌族国家”、“羌族建立起吐谷浑国”说法之谬，这是脱离历史实际，没有依据的说法!吐谷浑为鲜卑族慕容氏，西迁陇上，在多麦地区立国350年中与羌人有联合也有斗争，如其首领吐延即被羌人所杀。它以益州道南通蜀汉，以河湟道北通凉州，“召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部众甚众，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采用一些汉族政治制度；它原奉行萨满教，陇上建国后，也受苯教原始本文化影响，苯教史列其地为苯教巫文化弘传地；它以佛教文化作为与南朝联系手段，曾得到南朝梁帝允许，于益州建立9层佛寺。藏史载它与雅隆悉补野也有联系，6世纪中叶，吐谷浑的医生曾治好吐蕃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斯王所患的生盲眼疾。若说它早已“羌化”似无事实可证。同时，它地跨青海及新疆东南部，因而与西域文化也有联系。近年，青海海西州都兰县热水吐蕃古墓葬(吐谷浑墓)的挖掘，提供吐谷浑人仍保持东胡鲜卑人以犬殉葬之俗，其墓室制度则系汉俗，出土文物中，除中原所产者，还有不少粟特织锦和器物等，表明北魏时吐谷浑慕利延西征之后，丝绸之道畅通，中西文明接触频繁。我们于敦煌写卷中看到它只是投降吐蕃的小邦，然而却没有“羌族国家”之说。以上种种说明它是以吐谷浑为主体的浑羌联合体，它没有“羌化”，更不是“羌族”。吐谷浑灭亡之后，其投降吐蕃之一部分，其中的贵族集团加入吐蕃奴隶主行列，还与王室联姻，成为吐蕃政权决策人物，如开元二年(714)指挥吐蕃军进入渭源被唐军击溃的坌达延，即是吐蕃王室之外甥吐谷浑的小王子，其部属则逐步融合于蕃人之中，至于随吐谷浑王诺曷钵东迁的那一部分，唐时居于宁夏，其后又辗转迁往晋北等地，以退浑为号，仍保存吐谷浑的本色。很显然，不能以吐谷浑灭亡之后，投降吐蕃，融合于蕃人之中的那部分来代表立国350年的历史上的吐谷浑国，而以今代古，称作“羌族”国家，这不是科学的论断。从敦煌写卷P.2962《张议潮变文》“吐谷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沙州，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文中可以看见虽至吐蕃统治解体阶段，吐蕃与吐谷浑民族差别，还没有完全泯灭。

　　二、吐蕃时期(前宏期)多麦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一)吐蕃进入多麦的过程

　　以雅隆悉补野为主体的吐蕃奴隶主政权于进入多麦地区之前，已经占领了今青海省玉树地区的苏毗部(孙波)，紧邻苏毗的多弥虽曾于唐贞观六年(632)向唐朝贡，此后则不见于记载。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和亲时，史载松赞干布赞普亲迎于柏海(扎陵湖)，其后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用吐谷浑叛臣素和贵之言，破吐谷浑众于黄河上。从这两事来看，吐蕃占领玉树地区，已在公元641年之前。至于对日月山以西地区的占领，则是与唐经过咸亨元年(670)薛仁贵败于大非川(今大河坝)之战，仪凤三年(678)李敬玄败于承风岭(青海湖东)之战，万岁登封元年(690)王孝杰败于素罗汗山(鄂拉山)之战的3次战役、吐谷浑灭亡之后完成的。河曲地区则系唐于景龙三年(707)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赠与吐蕃的。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756)安史乱起，河陇唐军“除留守城堡之外，悉数调赴行营”，防务空虚，吐蕃军大踏步东进，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尽取河西、陇右之地”，甚至一度攻入唐都长安，占据15日。此后，唐蕃双方相持于六盘山、陇山左右，直至842年。这一年，达磨赞普被杀，吐蕃内乱，东部镇将混战，地方残破。849年，唐始收复秦、原、安乐等三州及石门等7关，同时，张议潮于沙州起义，收复瓜、沙等11州，吐蕃在多麦的统治结束。869年，吐蕃王国在奴隶大起义下崩溃，多麦地区蕃人散居各地，大者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

　　(二)吐蕃在多麦地区进行的文化教育措施

　　1、推广使用新创制的藏文

　　吐蕃建国前，苯教文化深入社会，国王称为苯教之王(bon-rgyal)，苯教师掌握知识的传授，作精神的指导者，政治上的御前大臣(mdun-ga-vdon)，既操纵着政治，又负责文化教育。据说它使用依象雄语造出的玛尔文(smar-yig)，由于与蕃语有距离，使用不便，仅用作记录苯教典籍，故包括多麦在内的整个藏区，苯教虽已盛行，但没有社会上通用的文字。建立吐蕃王国的赞普松赞干布鉴于没有文字之不 便，于7世纪初，派遣了一批人士赴天竺留学，由于气候不适，多数死亡，只有吞米桑布扎学成回来，以天竺的天成体兰扎文和乌尔都文为蓝本，并新创制一些字母，造出了与蕃语相合而体例严谨的藏文。据说松赞干布以身作则，首先由自己下苦功学习，然后通令所属一律学习使用，使吐蕃进入有文字的文明社会。随着他的势力扩张，武力所到之处，大力推行使用藏文，由于他进行兼并的地区，在语言上或相同或近似，于是藏文的推广使用，成为他建立吐蕃王国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有力工具。多麦加入吐蕃虽在他逝世之后数十年，但在王国政府和驻军的督导下，藏文很自然也成为各部落各社会阶层统一使用的文化工具。

　　藏文的创制和推广使用虽结束了藏区人们没有文字的历史，但藏文的进一步完善则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吐蕃创制的藏文，随着使用推广和译经(译自汉文和天竺梵文)事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在赤松德赞时，曾进行过一次改革，并规定一些使用文字的条令，这时正是吐蕃军东进河陇，统一整个多麦的阶段，长庆会盟之后，唐敬宗宝历二至三年(826－827)之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根据“以合于时代、地区，及通俗易懂为准”的原则，对藏文进了一次重大改革，史称文字新厘定(skad-gsar-bcad)，沿用至今。藏文的推广与吐蕃和各民族友好交流有关，特别占领河陇之后，当地汉族先进科技，如造纸技术，为藏文的广泛运用开辟了广阔前途，方便条件。如敦煌写卷以抄写经卷，纸张使用量很大，为防止浪费，还曾规定有严格惩办法。吐蕃与唐通好后，为进一步学习汉地先进文化，曾派遣贵族子弟前往汉地留学，如论钦陵、论仲琮、巴塞囊等等，在唐学习时，“官戎秩，步黉门，服改毡，语习楚夏，窥图书成败，熟山川险夷”。这些人虽不出生于多麦，但后此对多麦地区影响很大。如论钦陵与郭元振之辩论，其识见之高，对西北“山川险夷”之掌握，不能不说是受了唐文化教育的一定影响。内地也有通晓藏文者，精通汉藏两文的汉藏僧人更不乏其人，如管·法成等，虽然这些人中有没有多麦人民则不见记载。由于吐蕃势力曾扩张至新疆，所以藏文也曾在该地流行，罗布泊、吐鲁番及南疆一些地方都有藏文写卷出土。多麦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及政治气候等原因，我们很少见到可黎可足厘定文字前之古藏文的遗存，只玉树县文成公主庙的摩崖石刻，尚可辨认是在赤德祖赞时的岩刻，唯一幸存者，是地处多麦与黎隅(li-yul)之交的敦煌。敦煌莫高窟保存有大量的吐蕃时代及其以后的藏文史籍、文书、政府文件、字据、契约、账册、宗教活动文册及政府档案等和译自汉文的典籍写本等等约千余件。可惜的是敦煌莫高窟所藏的大量汉文、藏文及回纥文等珍贵文物、写卷和佛像等文献，20世纪初，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等先后偷盗劫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其中有可供我们研究多麦地区使用古藏文情况的写卷为一长达398行、卷首和第394行以下略有残缺的卷子。这个写卷，虽用古藏文拼写，许多词汇，尚难破译，但也有一部分词汇，可以辨识，难以肯定是哪个部落的语言。英国牛津大学藏学专家托马斯教授经过与藏语、西夏语、羌语作对比研究后，将这语言定为南(nam)语，他用拉丁字母将这部分卷文转写后，分析卷文语法，探讨其词源，逐字逐词，依傍藏文，于形义方面多所猜测，编写长达52页的词汇，认为南语是一种汉藏边境的古代语言。

　　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省留法学者魏英邦处获睹托氏法文《南——一种汉藏边境的古代语言》一书，与魏氏共同研究书中所附照片，发现有许多与藏语相同之词，如me(火)、vbrong(野牛)、gla(工资)、su(谁)、nang(内)、phyi(外)、rang(自己)、klu(龙)、vkhur(背负)、sku(身体、人像的敬词)、gshog(翅膀)、shes(知道)、nga(我)、dgu(九)、dor-ta(军队组织名，相当于千夫长)、slug(倾倒)、rta(马)、yang(甚至)、stor(丢失)、re(每)、sgo(门)、rpho(男性)、vnag(黑)、vmo(女性)等等。当时我们认为“南”是不是藏史《贤者喜筵》中提到的为吐蕃提供物资的南巴德王(nam-pa-ldevu-rgyal)，即难磨(多弥)部落，不敢肯定。不过从其语词中发现有许多藏语词汇来看，可以肯定其是藏语之一支，但从其拼写中有许多与现今藏语文拼写法则不协和之处来考虑，可以肯定它是多麦地区相近番语的原士著部落语言之藏文拼写，也就是说这是藏文初创还没有经过厘定之前传入多麦使用时的不规范写法。这种看法，并不违背历史。因为现今的藏文是经可黎可足赞普重新厘定之后改定的，如myi(人)改为mi等等。此种情况，还可以从摩崖石刻、石碑、敦煌写卷等等中看到，也可以从都兰县热水吐蕃吐谷浑人墓葬中所出的木牍中看到其痕迹。

　　总之，吐蕃在占领多麦时，推广使用新创制的藏文，是它在文化上树立的最大贡献，从而受到很大的社会效益，至其采用的教育方式，史无明文。我们看到吐蕃统治解体后，当时整个多麦地区除河西地区，除苯教神庙之外，佛教被灭绝，无遗墟可觅，从点燃后宏期薪火的喇勤·贡巴铙赛受教育成长过程来看，不外乎宗教人士师徒传授这一方式。11世纪以后的多麦藏区文化教育，掌握在新修寺院之中，这可以从现存的岷州《广仁禅院碑》文中窥见端倪，至于由中央政府设立“蕃学”，将多麦地区藏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内，则是其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置蕃学于熙河兰湟路”之时的事了。

　　2、促进语言的统一

　　吐蕃统治时期，对于多麦地区文化另一个贡献则是促进语言之统一。这个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即(1)对土著各部落与蕃语相近或近似的方言，进行了统一；(2)对所辖唐人，分别在语言上进行融合；(3)对吐谷浑人促进其与蕃语的融合。

　　对于操与蕃语相同或相近方言的土著各部落的语言统一，使用的方式，一为借助于文字的推广使用，藏文为拼音文字，其基础为语言，文字一经推广使用，则很自然在将其粗俗杂乱的方言排除于使用范围；其次则借助驻军和屯垦(屯牧)，唐蕃多年时和时战，吐蕃奴隶主集团从卫藏、苏毗等各茹经常派出大批军队在多麦、河陇作战和驻屯，当时驻屯的重点：(1)华热地区，即大通河和庄浪河流域，这个地区原是唐朝安置由青海湖周围退出的吐谷浑人的“凉州南山”，以洪源谷为中心，论钦陵所部击败吐谷浑人后，即驻其处，唐圣历元年(698)，论钦陵被赞普于海北围攻自杀后，其弟赞波与其子莽布支(论弓仁)以所统吐谷浑部7千帐降唐，仍居于此，天宝十五年唐军东调，吐蕃军即占领其地，并自卫藏移民屯垦，所以这一带藏语，还留存有上部彭域某些方言。(2)白龙江、洮河流域，这个地区为吐蕃东进秦、渭基地，藏史载，可黎可足赞普之族兄达尔哇曾率军镇守此地，后出任民政长官，在叠州筑堡居住；今卓尼土司之先祖亦于此任该地民政官员，举族迁移于此；可黎可足赞普的后裔一支亦迁住此的切巴系地区云。(3)赤松德赞时，于今河湟流域派军驻屯，命名为噶玛洛部，意为未奉国王命令，不准返防。这些部队其后及其眷属定居于此，今化隆县东区还有村名为噶玛洛。以上这些驻屯军和移民对当地土著语言之趋于统一，不用 讳言都起了促进作用，虽然也带来一些他们原来地区的方言。关于吐蕃军的成分，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曾有调查上报说：“苏毗一军，最近河北土泽(浑)部落，数倍居人，曾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兵马，半出其中”。我们看到《两唐书·吐蕃传》等中常有吐蕃苏毗军之名，9世纪40年代，论恐热与吐蕃相尚思罗在大夏川、洮河混战时，双方都争取苏毗军，现今多麦地区东部有松巴(孙波)部落和地名，可能即是苏毗人活动的地区。

　　在吐蕃统治下，唐人被迫“服胡服、习胡语”的情况，已于前面叙述，但唯一例外者为沙州(敦煌)地区。自公元756年起，吐蕃军虽深入河陇，占领了陇山以西，但瓜州地区，仍在坚守，776年，瓜州始被攻陷，唐沙州刺史周鼎在回纥军援助下，与吐蕃大将尚绮心儿指挥的吐蕃军仍对峙攻战一年多，777年，唐军发生内讧，周鼎被部将阎朝杀害，阎继任刺史，与吐蕃军继续对抗10年，至787年(吐蕃平凉劫盟之岁)，始被吐蕃占领(也有据《元和郡县图志》认定为781年者)，这时距河陇郡县开始沦陷时，已逾30年矣!吐蕃占领河陇，于河州大夏川(今甘南夏河县境)署东道都元帅，由一大相领之，下辖河州、鄯州、玛冲、瓜州等五节度使，瓜沙地区有节度使及设第论会议管理之。由于瓜沙二州地理位置扼通西域要道，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区，佛教兴盛之地，民族成分复杂，有唐人、回纥人、吐谷浑人等等，所以吐蕃对待敦煌唐人采取与河陇其他地方不尽相同政策。吐蕃为了便于统治，占领初期，即用汉人协助军政工作，后过渡为地方行政机构亦增加汉人的行政人员，接着汉人可以参加吐蕃军，吐蕃军队有汉人军事人员，又接着成立了汉军上、下两部落，国外藏学界认为张议潮的归义军就是以这汉军两部落为基础而兴起的。由于吐蕃政权对沙州的政策独特，这儿的唐人虽然在宗教上藏化，学蕃语，使用藏文，但仍保持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关于吐谷浑人，由于立国350年的浑羌联盟的历史基础，它们融入蕃族共同体，似未见大的阻力，都兰热水墓葬及华热地区可以证明这个问题。但敦煌写卷中在归义军管理时，似吐谷浑人还与汉人、回纥人、吐蕃人争地位，看来完全的融合，尚经过一个阶段。

　　3、宗教文化从互相排斥、两败俱伤，进入融合

　　(1)佛苯两教的斗争与融合 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和亲，内地佛教文化和中原科学技术进入苯教清一色政教合一体制的吐蕃，苯教文化受到冲击，但佛教文化的影响，仅局限于宫廷及少数上层奴隶主之中，至于多麦地区则仍是苯教区域，如玉树区之龙习寺、结古寺当时是较大的苯教庙宇，称为本嘉玛(bon-brgya-ma)，果洛的阿尼玛沁山则是苯教的圣地。随着唐蕃和好日益增进，中原文化主要通过多麦地区，传入吐蕃，沿多麦的河渭、河湟经河源入藏的唐蕃古道承担着中原文化，尤其医药历算学科，各种生产技术如造纸墨等等和建筑艺术等传入蕃域，吐蕃贵族子弟经此道入长安留学，汉僧等亦沿此道入蕃讲经，苯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坚冰，终于被融开裂隙，吐蕃王室在新形势下执行佛苯文化平衡对待政策；同时从天竺请僧人静命(寂护)、莲花生入藏讲学，也从象雄请苯教师的在拉萨讲学，从汉地和天竺两处大量翻译佛教经籍以及科技方面典籍，促进吐蕃文化飞跃发展，如医药方面的《汉公主大医典》《月王药诊》，就是从汉地传入翻译的，被称为“诸圣医之首”的汉族医生东松康瓦(stong-gsum-gang-ba)等3人以及天竺、大食、突厥、泥婆罗等地著名医生9人，被称为“四方九名医”，传为老玉妥云丹贡布所著的直至今日仍代表藏区医学最高水平的《四部医典》，就在此时问世。汉僧摩诃衍对医药、历算的传授，加深了汉藏文化交流之深度与广度。桑耶寺的创建，宣告佛教在吐蕃已站稳脚跟，有了基础。苯教徒与佛教徒在教理方面辩论遭到失败，而其拿手好戏——巫文化又被佛教拿过去，作为己有。但苯教仍在挣扎中求胜利，藏史称此时一部分苯教徒写了许多关于苯教理论方面经籍，作为伏藏问世，但被佛教揭发，控告他们剽窃佛家内典，是以苯教词汇改头换面假冒的伪书，于是苯教受到惩处，只准其在边鄙地区传播，多麦地区乃成为苯教的避风港。而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苯教重臣也受重大打击，如汉文称马重英的论悉诺(全名为ngan-lam-stag-sgra-klu-khong，故亦译为恩兰·达扎路恭)虽在多麦卓立战功，率军攻入唐都长安，曾被赐铁券和树立《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铭记其功勋，然而在佛苯斗争中亦被处死，虽然这是当时吐蕃王朝内部权力斗争在崇佛与毁佛的斗争帷幕掩盖下进行的。自此以后，佛教徒逐步掌握了王国的大权，成为“却论”(chos-blon意为僧相)。但苯教势力仍不可忽视，它蓄意反攻，终于在公元830年，苯教徒大论结都那发动政变，杀死可黎可足赞普，拥立达磨为赞普，接着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发起灭法废佛运动，吐蕃全境所有大小寺院，悉令封闭或拆毁，佛像掩埋或砸毁，经籍或火焚或沉于水中，僧侣悉令还俗，禁止人民信佛，佛教受此打击，社会基础全被毁灭，佛教文化也归于湮灭。这次灭佛运动，佛教虽被灭绝，但苯教徒也无所作为，不久达磨被杀，王国分裂，吐蕃在多麦的统治解体，军阀混战，地方残破，其结果是在奴隶大起义下，吐蕃王国崩溃。佛苯两败俱伤，藏区文化摧残殆尽，此后经百年黑暗岁月，藏区文化始告复苏。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多麦地区的敦煌地区幸未受打击，保持放射着多麦区域文化的光芒。经此反复斗争，佛教终于将苯教巫文化——所谓因部四乘——正式融化于自己的体系之内，而苯教的《黑白龙济经》则亦挤入于佛教乡村经忏之中，尤其在多麦的黄河以南地区。

　　(2)中原佛教与藏传佛教的斗争众所周知，宗教具有排他性。苯教被排斥之后，藏传佛教得到发展，但接着则发生了以汉僧为代表的顿门派和以天竺僧人为代表的渐门派的纷诤。所谓顿渐两派的斗争，实际是政治斗争的继续，这是吐蕃赤松德赞赞普剪除汉僧影响，抗拒唐人文化，排斥亲唐势力，赞普集中权力的一种手段，经过792－794年两年多的诤辩，结果在赤松德赞裁决下，判定汉僧失败，全部送回中原。汉僧方面虽然有如《巴协》作者巴塞囊等及苏毗王须伽提等支持，而且因此苏毗人被强令信佛者达4万余人。然而汉僧在长老摩河衍(大乘和尚)的率领下，并没有按照赤松德赞的意愿返回内地，而是直接到了已具规模的多麦文化奥区——沙州，受到当地汉藏人士的供养。在他们的影响下，人文蔚起，使瓜沙地区更进一步成为多麦的文化教育中心。

　　继其后著名人士为管·法成(vgos-chos-grub)，法成的民族成分，国内外研究者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出身于吐蕃显赫贵族后藏达那地方的管氏(rgos、gos，或写作mgos)家族，有的认为是汉族，从吐蕃本土去沙州，投师于曼(man)和尚，精通汉藏文。他在吐蕃统治沙州的后期，最晚约开始于820年代之初，一直至归义军兴起后之859年，还在沙州开元寺讲学，先后约经30余年，而且还经历达磨赞普灭法之艰难岁月。他在沙州永康寺从事汉藏文佛经互译和注释工作，从汉文译为藏文者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因缘经》等多部，尤其是《解深密经疏》，是唐时新罗王子圆测在长安听玄奘大师讲解此经时所做的

　　注疏，但汉文本却流散佚失，而由法成在敦煌译为藏文，得以保存，清末由观空法师由藏文还译为汉文。现由北京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他由汉译藏的《贤愚因缘经》，是一部叙述劝人为善的佛教故事，在藏区产生极大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一些法会、文学、戏剧、雕刻等都以此为蓝本。法成在藏汉文化史上的贡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评论说：“成公之于吐蕃，犹慈思之于震旦”。堪称得当不移的确论。在他们的影响推动下，敦煌写卷中我们还看到当时从汉文译为藏文者有《尚书》《战国策》《项陀问孔子的故事》等等译文，可见当时汉藏文化交流之兴盛。

　　当时的翻译者们，还编辑了一部双语(汉藏文)对照的佛学及常用词汇的《翻译名义大集》及《语合》等书，这是藏文历史上最早的辞书。《翻译名义大集》于1939年由我国著名藏学家黎丹(无我)先生在青海藏文研究社以汉藏双文编成《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石印出版(共4册)，这可说是继承先贤为汉藏文化交流工作而做的一种延续。

　　寺院即是文化生活中心，也是教育中心，沙州初被吐蕃占领时，据说只有13所寺院而其后则增至16所，多麦其他地区的人们常去这里求学，藏史《青史》说，点燃藏传佛教复兴薪传的喇勤·贡巴饶赛于10世纪30年代受戒后，曾北去甘州地区江恩泽卡尔城(cang-am-rtse-mkhar)(河西地区之某地，今地址不详)，在皋戎僧格扎巴处学习律藏及四阿含及其注释云，此事从侧面反映沙州文化圈覆盖面之广。当时河陇唐人虽被迫“服胡服，习胡语”，融于番人之中，文化生活皆同番俗，但汉族僧人仍以汉文化为依托在社会上活动，如贞元三年(787)吐蕃平凉劫盟，被俘的唐朝与盟官员路泌、袁同直都“在番境出家，被称为法师”。吕温于贞元二十年(804)出使吐蕃，在临洮路上遇袁同直被遣归唐。吕曾有“送袁七书记归朝”一诗：“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说明虽在吐蕃武力压制下，汉族寺院文化还在曲折地活动。此后经过1个世纪，其间经达磨灭法，吐蕃在多麦的统治解体，军阀混战20多年(842－866)，地方残破，鄯廓等八州，“赤地殆尽”，“河渭二州……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在这种荒凉情况之下，汉藏族文化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情景可以概见，所以，当10世纪30年代初，喇勤·贡巴饶赛受戒时，当时河湟藏区藏族中找不到有文化有资历能充任阿 黎(轨范师)的人士，最后乃请今青海化隆县东部的两位汉族和尚济班与果旺(《赛巴教法史》作“戒王”与“净法”，今提巴静修院地方的人)与三智士——藏·饶赛、约·格郡、玛·释迦牟尼等共同组成五师(5位阿阁黎)，两位汉僧担任增益师，完成近圆戒的授予云。此事既反映藏族寺院文化断档的荒凉景象，也反映汉族文化仍艰难地在活动。

　　俱往矣，此后经人们的努力，劫后余生的情况逐渐恢复好转，汉藏族文化生活与民族团结进入新的境界。吐蕃奴隶主政权在多麦地区统治时期进行的“藏文教育”和“语言统一”教育，给多麦蕃人留下了永恒的文化遗产，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宝库添加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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