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邦海域 辉煌禅灯——普超与海会寺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这是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游五老峰时写下的感慨之作。在峰之阳矗立着一座名刹。自寺仰望五老峰，“苍颜嶙峋，如金芙蓉上矗青天”，可充分领略李白诗中情境，实观览五老峰远景的最佳视角。此寺便是名列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海会寺。

　　海会寺，俯瞰彭蠡湖，背负五老峰。“背山面湖，形胜极佳”，风景至美。创建于明万历戊午(1618年)，清嘉庆丁丑(1817年)旦云和尚重修，咸丰年间毁于兵火，一度不振。同治丙寅(1866年)高僧海印来寺住栖，重新振复，开创了海会寺历史上的新局面。

　　海印(1819~1898年)，字至善，江苏东台(今东台)人，俗姓唐。6岁时因患热疾而被父母舍之出家于观音堂，礼秋水法师。7岁习儒，14岁参习《华严经》。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很快便精奥义，深契法，倍受师器重，为他取名海印。21岁在金陵宝华昌公座下参习，后随师住黄山习止观和庐山归宗寺。归宗寺长老慈舟对他非常赏识，“以衣法嘱焉”。追慕远公遗风，栖隐黄岩石洞六年，安心禅寂，作壁观僧。咸丰壬子(1852年)还归宗。不久又藏修于五老峰巅长达十一年之久。同治壬戌(1862年)出主归宗寺，三年后又诛茅五老峰。当地乡民闻其德名，在海会寺故址聚石为舍请居之。从此，开始了中兴海会寺的艰苦历程。

　　至善自丙寅(1866年)冬至光绪戊戌(1898年)六月端坐而逝，在海会寺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慨古寺委于榛莽”，弃于荒野，誓发宏愿，足不履尘市，刻苦修行，募化重修海会寺。他的善心义举得到了许多贞信之士的支持和赞助。居士魏兴林、王全泽，九江道尹景某和奉新大使许必达等先后施舍资财，“建立殿宇，置买租谷，以供云厨”，重兴海会寺。在至善和善男信女的积极努力下，海会寺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是时佛殿宏敞，藏经阁华丽庄严，寺田三百多亩，山场广大，以风景胜绝，殿宇巍峨，富足繁华而著称。民国杨恭甫在《避暑日记》中对寺景和规模有段精彩描述:“由白鹿洞东北行，一路小山起伏，间有村落。不及十里，遥见前山深林微露殿阁，海会寺至矣。曲折上山，入大松林二里许，小溪流泉，汨汨从山上来。过板桥即寺门，门前荷池作半圆形，长约三丈，宽约四五丈，围以石栏，荷花盛开，种极细，乃赤龙卧云也。入门至念佛堂，阶下种观音莲两本，叶如芋而大逾蓋，花如玉簪。……循堂右角门，转登石梯，是为方丈。……佛殿巍峨，神光陆离”。海会寺因此吸引了许多香客的朝拜。自清至民国未尝少衰，“香火称极盛”。游人更是络绎不绝，远道客人还常“借住本寺”。而至善亦因此名声鹊起，随从学法的人前后多达五千余人，剃度僧徒三十六人。同治中丞、南康郡学、维新人杰则与他成了方外之友，交往密切。据说，光绪壬辰(1892年)复南康郡学王延长、方伯华和教谕饶树荣尝与至善法师同趺石上，对坐五老峰。三儒一释，都年愈古稀，共计296岁，故日九老。此事被传为一时佳话，有“九老胜似昔日香山故事”之说。寺僧为纪其事特在寺内建九老堂，龙阳人易顺鼎题有《华尧峰院长天人长老图诗》。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失败，会试不第后，专程登临庐山以排遣内心的愤懑和忧思。这是他第一次来游庐山，先后游观了海会寺和东林寺等山中名刹，对“百川汇海”的海会寺和德行高深的至善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至善对这位一身正气的国士也很敬佩，引为贵客，拿出传为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手书的《华严经》和心月和尚手镌的五百罗汉拓本等精品供其观赏，并留宿寺中长谈。康有为对至善肝胆侠义之心和一腔爱国热忱深为钦佩，称“至善禅师，高行耆年，与吾契合”。为表示对至善的谢忱和敬佩，他临行前题诗相赠:“开士诛茅五老峰，手植匡山百万松。荡云尽吸明湖水，招月来听海会钟。初地雨花驯白牯，阴崖石气郁苍龙。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幽幽烟雾重。”至善对此诗极为珍视，把它当作与康有为一见如故的纪念物，一直挂在壁间，直至临终时还一再嘱咐门徒妥为保存，留作后观。当康有为第二次上庐山重游海会寺时，至善早已作古，可那条诗幅仍静挂在壁上。康有为见后“不胜叹仰”，唏嘘再三，深深为失去了这位“善行绝世”的世外高僧而悲痛和伤感。为此，他挥毫写下了一首诗:“五老排云待我回，似曾相识客重来。莲社远公圆塔出，只园须达化城开。山色湖光尚清净，竹林松径再徘徊。追思三十年前事，旧黑笼纱只自哀。”表达抒发自己怅然若失、哀婉凄楚的心情。

　　康有为第一次游海会寺时，至善曾率众徒来见，在其中有一位名普超的年轻和尚，当时并未引起康有为的注意。然而日后正是这位“在众中未之异”的无名和尚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刺血写经，使重游海会寺的康有为大为震惊和肃然起敬。

　　普超(1863~1906年)，江西都昌人，俗姓戴。少为诸生，博通儒学。后弃儒学释，入应竹庵为僧，受戒于九华山甘露寺。旋至五台山“寻师择友，咨决心疑”。因慕至善德行而拜倒其门下。至善门徒如云，独对他特别器重，赠送《华严经》一部，嘱之“闻此可以发明心要”。从此，他以《华严经》为护身至宝，“动静不离，意志如一”，一生所系唯华严。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和华严宗据以立宗的重要经典。该经认为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宣说“法界缘起”的世界观和“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这些思想经华严宗阐释发挥，成为调和佛教内部各派和儒道各家思想的庞杂思想体系，对后世宗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天平十二年(740年)由新罗僧人审详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华严宗的主要经典。该经有三个译本。一为八十卷本，三十八品，称《八十华严》或《新译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一为四十卷本，称《四十华严》或《贞元经》，康乾元二年(759年)至贞元十四年(789年)由般若译出，为该经《入法界品》的别译。而最早译本称《六十华严》或《旧译华严经》，计六十卷，三十四品，是东晋梵僧佛驮跋陀罗“承远公之招”在庐山东林寺首先翻译出来的。1926年康有为第三次登游庐山时，曾在《东林寺柳碑记》一诗中写道:“华严初译见楼阁，陶谢同游悲汉霄。”指的便是此事。

　　普超来海会寺后，遵师嘱悉心潜习《华严经》，深得其要义。光绪十五年(1889年)，普超萌发血抄《华严经》的念头。他的善心仁肠得到至善的赞赏和支持。自此，普超“掩关闭户”，独居禅房，专心致志，“劙掌血书”八十卷本《华严经》。历十五寒暑而不怠，终于功成。之后，他又刺血书写《梵纲经》30卷和《行愿品》30卷。这些血书佛经血色殷红，“字法端秀”，小楷书写，字径半寸有余，颇见功底，被寺僧视为珍宝，一直用白果树盒贮存藏经阁中，每每出示游人观睹。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海会寺沦陷日寇之手，住持会通冒危险，揣血经避难湘桂。临走时写就一偈:“头眩足躄眼矇花，霹雳禅声震迩遐。静默徘徊云窟路，忙中检点布袈裟。手接藤萝飞岭外，肩担贝叶走天涯。吩咐猫儿随我去，莫将落入敌人家。”表达了誓死保护血经的决心和洋洋正气。在会通舍身护持下，血经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奉还回寺，重现天日。时至今日仍保存着33册，珍藏于庐山博物馆，供中外游客鉴赏。

　　普超竭毕生之力，刺血写经，完成“续远驮两公之绪，永为匡庐大法”之宏愿，自己却因失血过多，“气体受损”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溘然辞世，为佛教事业的发扬光大献出了生命。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刺血写经之事并不鲜见。苏州虎丘龙寿山房僧人善继就曾血书完成八千卷本《华严经》，历时一年半。但像普超拼一腔热血，义无反顾，绝无顾恤，历时长久，精诚投入，独力完成《华严经》等三部长篇宏制的书写工作，在中国佛教史上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举，不作第二人想，这“非有极伟大之宗教热忱”而不可为。正如1922年秋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在血经上的题跋所云:“寻常缁白能读终卷者且百不一二，况乃书写，又况乃攒一指之血写数百万言者哉。我佛第一义谛不尚苦行，虽然非起信无以为悟法之阶，夫人能舍其所至爱，忍其所至痛，则何法之不可几者。读《高僧传》，刺血弘经者往往而有，而于浩翰之华严未闻焉。普超乘大愿来兹阎浮掩关四年，缮此大典，非积劫行、菩萨行者能如是耶!”正因如此，自血经问世以来，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的观瞻。他们在“景仰之余，弥增感叹”，“快愉非常”，纷纷题跋，对普超视“躯壳直如幻相”，含热血“写供佛祖”的献身精神大加赞佩。

　　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亡逃海外之后二上庐山，重游海会寺。普超弟子智明向他出示普超血书《华严经》，带其驻足普超写经之室。康有为耳闻目睹，不胜叹仰，为当年未能知其善行，未与谈话而婉惜。为表达对普超的敬意和宣扬血写佛经之事，他提笔饱醮笔墨，在血经上写下了“以善继之血书华严同尊之、敬之、护之、保之”的跋语，并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慨之情。康有为学生梁启超于1922年秋游览海会寺和观瞻血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意，“愿海会僧伽敬护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庐山作为夏都。国民党许多政界、军界要人和知名学者，如罗家伦、王孟达、王陵基、熊公哲、吴宗慈等得有机会驻足海会寺，“拜观血经”，“瞻此名迹”，并都纷纷题跋赞誉。其中1946年8月5日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题跋写道:“刺血写经，发愿宏深。血干业尽，自归西庭。”

　　当然，对普超刺血写经一事亦有持不同看法，甚或否定态度的，民国学者胡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看了血经之后，说“刺血写经是种下流的求福心理”，说明宗教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其言语刻薄，近乎谩骂，并非中恳客观之词。

　　在至善和普超两任住持的努力下，海会寺在民国时期，香火仍很旺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介石在此开办军官训练团，设团部于寺内，大兴土木，先后兴建了大礼堂、大会场、蒋介石官邸、办公厅处、教室、仓库、运动场、游泳池和学员宿舍，把寺变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训练基地，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才告结束。当时，国家银行和中国旅行社也在这里设有办事处。每届暑期，游人如潮，“法缘所施，颇有收入”，加上祖谷每年收入百余石，海会寺尚显宽裕，“故寺僧于地方公益，亦每慷慨乐输”。

　　公元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进据高垅。8月下旬，侵占海会寺。庐山军官训练团被夷为平地，寺房毁损三分之一，家具散失三分之二，寺僧避入深山。整个海会寺一派萧条，冷冷清清。抗战胜利后，海会寺在住持宏机、道慧先后修缮下，略复旧观，但已无法再现昔日的繁华喧闹和富足气派，寺田荒芜不治，“入不敷出，寺中生计，颇为艰困”。以后更趋衰败，现仅存故址。

　　海会寺历史虽不长，但它在成为山南五大丛林之一的时候，却也带来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

　　寺藏马金纸泥金书绘《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五十页，计有佛像四十五帙。每佛像侧正书经文，字体工整，“工笔极佳”，传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绘。据吴宗慈考证，书画有子昂笔意风格，却非孟頫真迹，而系清宫画苑之作。当时，清宫召集国内名画大家，依名贵佛经版本，绘成数十百部，颁赐国内各大寺院。北平拈花寺、法源寺和安庆迎江寺都存有此经墨宝，海会寺亦有幸得获。其画体书法与他寺所存相同，很有价值，堪与赵孟頫之作媲美，大可“不必藉孟頫以为重耳”。

　　寺前院月牙池周围石栏所雕刻的立体画像，“刻工颇富艺术”，具有很高价值。原有十九幅，表现了“赵颜求寿”、“虎溪三笑”、“渔樵耕读”、“水漫金山寺”和“唐僧取经”等故事。后经兵灾，摧残殊甚，断裂破损了十一幅，完好者仅存八幅，寺僧移嵌殿壁，以资保存，供人观赏。

　　寺内所存其他书法碑刻、木刻作品，诸如木刻经板《图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普贤行愿品》和《海印老子年谱》，石刻《西方三贤接引图》，唐书法家颜真卿隶书木匾“■关”二字，唐代石刻“■”字等亦很精善，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民国犹存。

　　“华严海藏出诸天，流血书经有后先。无量化身来护法，珍藏石室万千年。”虽然普超早已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但他那种为自己所笃信和热爱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光鉴后人的。这种精神将与血经同存，共名山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