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碑林史话

　　辽阳以历史久远著称，自战国燕昭王在此设辽东郡到今天已近2300年历史。在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之前，辽阳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因此才有很多重要的碑刻流传下来。

　　碑林全貌

　　辽阳碑林建于2000年4月，2001年8月全部竣工。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展出碑刻50块。按碑刻内容可分为三类：一为人物碑，二为寺庙碑，三为纪事碑。最早的碑刻为金代。碑文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人物生平、功绩、官宦之间的联姻、明清战争、宗教信仰、科举考试等等。这一块块碑刻演绎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虽然“默然无声”，却道出了真实的历史。

　　历经岁月沧桑。古代的碑刻、石像已显模糊

　　保护碑林的长廊典雅古朴

　　东阿氏家族的故事

　　碑林中，有五块同属于清代东阿氏家族的碑石，对于了解东阿氏家族史，进一步研究清朝前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何和礼碑》。该碑是清代开国功臣三等总兵官何和礼墓碑。雕双螭碑首，篆额“敕建”，碑阳刻汉满两文对书。碑阴刻“东阿氏”。

　　陪同记者采访的辽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张君弘介绍说：“何和礼姓东阿氏，26岁为东阿部部长。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势力单薄，而何和礼的东阿部却是一个较强大的部落。因此，努尔哈赤非常重视与东阿部的关系，何和礼也因为钦佩努尔哈赤的英勇善战，同时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于1588年率本部归顺了努尔哈赤，壮大了努尔哈赤的势力。后来，他随努尔哈赤往哈达选妃时，护驾有功。努尔哈赤为了报答他，同时也为坚定何和礼效力的决心，将其长女东果格格嫁给何和礼为妻。成为驸马后的何和礼辅佐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落，创建了后金，成为开国五大功臣之一。1624年，64岁的何和礼病逝，死后被追谥赐号‘温顺’，雍正年间又被加封号‘勇勤’。”

　　紧挨着《何和礼碑》，就是《端庄固伦公主敕建碑》。端庄固伦公主是何和礼的妻子、努尔哈赤的长女，名东果格格。碑文中的“固伦”代表公主的等级，皇帝的女儿由中宫所出者封为“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端庄”是封号。这块碑是公主的四世孙满洲正红旗都统齐锡所立，碑文内容由康熙皇帝亲赐。

　　碑林

　　接下来的，就是《何芍图诰封碑》，它是清代开国功臣三等公何芍图墓碑。

　　何芍图，是何和礼的第四个儿子，他曾追随努尔哈赤征战。后来，努尔哈赤把大贝勒代善的女儿嫁给何芍图为妻，号和硕额附。皇太极即位后，授何芍图正红旗固山额贞。随后，何芍图屡立战功。于1629年大败明兵，并斩明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1633年，何芍图病故，皇太极亲临哭奠。

　　何芍图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孙子，名叫彭春。碑林中，就有彭春的墓碑——《满洲都统彭春诰命碑》。

　　彭春，顺治九年（1653年）袭封，康熙十五年（1676年）加太子太保，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率兵至黑龙江侦察黑龙江被外族侵扰的情形，皇帝赐御用裘服。三年后，彭春统帅八旗，指挥了历史上著名的雅克萨保卫战，抵御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收回了祖国的领土，致使沙俄被迫同意停止战争，签定了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随后，彭春又以参赞军务之职，参加了镇压吴三桂、噶尔丹叛乱的战斗，1699年，彭春病故。

　　何和礼、固伦公主、何芍图等人死后，他们并没有葬在一处，直到东阿氏家族墓园的兴建，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关于东阿氏家族墓园的兴建始末，碑林中的《建园迁墓碑》有着详细的记载。

　　原来，1666年，彭春、齐锡、劳满色三人，奏请康熙皇帝将其曾祖父何和礼、祖父何芍图葬在盛京的骨骸迁回，与葬在京城的曾祖母公主、祖母郡主骨骸合葬。1668年，皇上准奏，命人在今天的灯塔市西大窑镇公安堡村建墓园，并旨意四牛禄文武官员前往相送。墓园占地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墓周围建有玉台，置二个石狮子，园内砖铺甬路，西边造三间班房，并造土山，广植树木，设栅栏，1716年，墓园工程告竣。

　　汉文、满文两种碑文及碑的形制，说明这里是清王朝的发祥地

　　曹雪芹祖籍辽阳的佐证

　　关于曹雪芹的祖籍，一直颇有争议。“碑林内的三块石碑有力地证明，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采访中，辽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张君弘明确表示。

　　这三块石碑分别是《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记》、《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其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重建玉皇庙碑记》为后金时期（1616年至1636年）的碑刻，而《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则为清代碑刻。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是西藏大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素塔园墓碑。碑文有汉文和满文。据史料记载，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将都城迁至太子河东岸的高地上建东京城，同时在政治、经济、宗教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宗教改革是最先开始的，努尔哈赤决定萨满教皈依喇嘛教。改信喇嘛教的原因是，当时蒙古人信奉喇嘛教，而蒙古是努尔哈赤入主中原的一大牵制力量。所以，努尔哈赤采取了与蒙古人宗教合流的措施，以达到进一步控制蒙古的目的。于是，他将在蒙古传教的西藏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请到辽阳，为他主持宗教改革。但遗憾的是，几个月后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就在辽阳病死了。努尔哈赤很痛心，应允要为其建塔院，以表彰其功德。由于当时战事频繁，修建塔院之事暂时搁置。到皇太极即位后，才为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了一座葬身塔。塔前立此碑，塔园俗称“喇嘛园”。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列名，其中有教官“曹振彦”。张君弘告诉记者：“这个曹振彦就是曹雪芹的高祖。列名中有曹振彦的名字，说明曹振彦当时在辽阳参与了修建塔院的工程。这就为曹氏祖籍在辽阳提供了佐证。”另外，据相关文献记载：曹家从曹振彦的父亲曹锡远开始就是世居辽阳的军官。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后，曹振彦投降后金。在后金军队中任下级军官，后随多尔衮入关。先后任山西吉洲知府、阳和知府，并升任两浙盐运史，奠定了曹家在清初的基业。后来，其子曹玺的妻子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乳母，同时曹玺的儿子曹寅在康熙五岁读书时，充当伴读。康熙当政后，任命曹玺为清朝第一任江宁织造。此后，曹家三代四人世袭江宁织造这一官职近七十年，声势显赫。雍正称帝后，在皇室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曹家一落千丈。曹雪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南京到北京，于乾隆年间创作了《红楼梦》。

　　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被刻立的同一年，《重建玉皇庙碑记》也被刻立。据《重建玉皇庙碑记》碑文记述，努尔哈赤当年见到玉皇庙兵燹折毁，便命人重建玉皇庙，却因战事连连一直没有建成。皇太极即位后，命下委游击李灿等人在旧址重建玉皇庙。《重建玉皇庙碑记》碑阴列名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中的官员基本相同，其中又有“曹振彦”的刻名。张君弘表示：“《重建玉皇庙碑记》不仅可以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相互印证，并且还有一些补充，使我们对曹振彦在辽沈一带的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641年，《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被刻立，这又为曹雪芹祖籍在辽阳提供了新的证据。据《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碑文记述，弥陀禅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建，大学士范文程撰文。这四人均是明朝降将。在降清后不久，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便在辽阳建寺立碑。这篇碑文是清初一篇重要的史料。碑阴列有孔有德、耿仲明等百余名官员，其中曹德先、曹得选、曹世爵等曹姓官员，均为曹雪芹上世族人。

　　许多古碑遭到破坏，经文物保护人员的修复得以留存。

　　辽阳的武庙和文庙

　　由于历朝历代辽阳均为东北重镇，因而，在辽阳建有武庙和文庙。

　　碑林中元代《关王庙碑》就记载了十三世纪兴建关帝庙的情形。据碑文记述，关帝庙初建于1281年，历经五年建成，只建成部分规模，最后完全建成是1304年的事情。碑文还记载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经过。碑末列官吏姓名，中议大夫同知辽阳路总管府事左辑题额，敕授辽阳路儒学教授叶瑞撰文并书丹。

　　明清时期，关帝庙升格为武庙，关羽成为武圣人，与至圣先师孔子相提并论，并得到历代帝王的敕封和民间百姓的尊奉。

　　民国期间，武庙再次被重建。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辽阳各地也建有很多武庙，但历史久远、规模壮观的，却首推这座辽阳武庙。当时的武庙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山门前为特制的砖瓦浮雕，前面雕五龙腾海，后面雕“碧海跨黑鲤”和“洞宾浮海”，造型准确，是一幅美妙的艺术精品。山门中间为一座气宇轩昂的牌楼，进入二道门有赤龟马和黄膘马分列东西，之后为一宽阔的广场，建有戏楼，可容纳上万人。在武成门东侧为福海亭，西侧土地祠，进入武成门，东侧为钟楼，西为鼓档，再向上走则为武成殿。武成殿正中为关公像，是用檀香木雕塑，做工精细，有巧妙机关组合，自动坐立。1914年，岳忠武王（岳飞）合祀于此。关公位左、岳飞居右，东配殿为张飞殿，西配殿为赵云殿。解放后武庙改为西关小学校，文革期间仅剩的一些遗迹也被毁掉。

　　关于辽阳文庙的情况，则可以通过《重修辽阳文庙碑记》可见一斑。《重修辽阳文庙碑记》为1934年立。此碑原立于辽阳市文庙，座屏式。碑文记载“辽阳之有文庙由来久矣，元代以前规制无考，明代洪武年间文庙就在今址。其后代有增拓，到今天已是六百年矣。”。碑文还记载着：清代乾隆年间，文庙改修，光绪年间重修，到1900年沙俄攻占辽阳时，文庙遭到沙俄军队的劫掠，尽毁，木主祭器荡然无存。1913年，草草修葺。由于财力紧缺没有恢复旧时规模，历经20年风雨侵蚀，文庙的房屋已出现柱倾、瓦裂景象。1934年，再次重修文庙。此次重修，由黑龙江省长孙其昌倡议，县长王德春等人响应，“分认巨额，共用银13000余元，历时4个月竣工”。碑阴列有文庙内各祠占地面积及规模，由史学家金毓绂先生撰文。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的文庙非常壮观。迎门是一座造型古朴的碑楼及清幽的池泮，石板的状元桥，庙内古树参天，殿庑书斋掩映其间，更显布局合理、错落有致。这座文庙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庙宇之一。每年春秋两季，学子们和当地的官员们都来到文庙拜谒孔子，参加祭祀活动，考中后的进士举人们也要在庙内的明伦堂内立碑刻名。解放后，文庙被改为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毁坏。今天，文庙遗迹已不复存在，只有这块碑石和相关史料的记载，还向大家讲述着文庙当年的风貌。

　　《重修辽阳文庙碑记》为研究辽阳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历代的科举考试

　　碑林中，有一块石碑比较特别，它就是《辽东都司进士举人题名记》。

　　《辽东都司进士举人题名记》为明代碑刻，由进士出身的辽东监察御史撰文。碑记里有辽东进士41名，举人51名，他们在考中后在辽阳立碑刻名。

　　据《辽东都司进士举人题名记》碑文记述，我国最早的选官考试自周朝“乡举里选层层上荐周王策问，溯源从西周开始”。而另一种选官办法是“科制”，始于西汉武帝。当时能“直言极谏”的贾谊、董仲舒、公孙宏等一代人士，就是通过科举被汉武帝发现的。到了隋唐时代，实行以诗赋取士授官，宋代始罢诗赋科目，范仲淹、程颐、狄青、苏氏兄弟等文学家、丞相、大将军、哲学家都是用科举办法选出来的杰出人物。金元之时，许多文学家也是皇帝通过科举考试精选出来的学官。碑文更加详细记载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明代的“开科取仕”始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词赋”。考场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规定格式为八股文。并定期开科取仕，每三年秋八月大比于省城，第二年春天二月在京城会试考贡士。同年三月十五日，在朝廷由皇帝亲自殿试，三天后，朝堂上，聚集身穿朝服的群臣和身穿蓝袍、头戴唐巾、手拿笏板的诸进士，再过三日，由礼部设宴、授官，再过二日，拜谒孔庙，并将考中进士刻名，立于明伦堂。

　　陪同记者采访的张君弘表示：“这是一块记载我国历代选官考试制度的碑记，具有考证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渊源和选拔人才过程的史料价值。”

　　其实，反映明代教育情况的石碑还有一块，那就是《明礼部榜文》。该碑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该碑的碑文把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对北京国子监学生的训词以条令的形式“颁发”，做为全国各级学校学生必须遵守的“校规”，反映了明王朝对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上的控制。榜文从右向左排，刻楷书榜文14条，结尾刻“右榜通知”。

　　碑林中，还有几块石碑非常醒目，比如《李公殉道堂碑》，它于1907年立，是英国牧师李雅各的父亲为李雅各立的。原来，1888年，李雅各到辽阳传教。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他被清兵打伤致死，以身殉道。他死后，他的父亲来到辽阳，捐资重建基督教堂时，立此碑。而《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则为金代碑刻。塔铭刻于1161年。碑文记述了金世宗完颜雍之母贞懿皇后的名字、家事、寡居后受戒为尼、死后葬地等情况。这个塔铭，为研究贞懿皇后及东北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另外，碑林中的《王尔烈墓碑》则为研究辽东才子王尔烈的生平提供了珍贵史料……

　　岁月流逝中，唯有这些碑石忠实地“记录”着时光的过往。

　　采写：记者 姗悦

　　摄影：首席记者 苏仲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