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的历代碑刻

　　〔本文是由笔者所编的《兖州历代碑刻录考》一书的概述部分。该书本为山东省文化厅于2004年立项的重点研究课题，历时数年始克完成，得三十余万言。近知此书稿参加2010年山东省文化厅举办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已获专著类二等奖。但此书何时能正式出版，殊难预料也。将此文贴于此处，聊志鸿爪云尔。〕

　　《兖州历代碑刻录考》一书正编收录碑刻125件。这些碑刻中，按朝代划分最早的为北魏、北齐，其后唐、宋、金、元各朝都有，而以明、清二朝最多，民国的亦选有数种。编辑体例是：对每件碑刻都过录其文字，并加以断句标点；对碑文中涉及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人物进行介绍考证，力求发掘其历史价值；同时对撰文、书丹、篆额者、以及该碑刻的出土流传情况、有关文献著录情况、形制、尺寸、书法等情况进行全面记录，必要者附以拓片或照片，尽量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这些碑刻中的绝大部分是现在博物馆藏品，在著录过程中反复进行了校核；小部分因各种原因不在馆内，是依据拓片或抄件著录的，亦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因此其准确性是较高的。

　　附编部分收录各种文献中曾记载而现在已不存在的兖州碑刻。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是地方志及各种金石著作，旁及正史野史、诗文集、谱牒、新出文史资料以及调查采访所得口碑资料等。共辑出从汉至民国的碑刻资料180条，涉及碑刻200多件。每条均列出该资料原文，并视情况作以考证辨析，指出其碑的内容和价值所在，以及有可能在何地等情况，可以为今后的查访征集提供线索。综合正编附编内容，已大致可以说是包括了兖州历史上的重要碑刻，因此其作为研究历史尤其是地方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兖州现在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级市。兖州这个地名来源甚古，在各历史时期的实际内容也大有不同，这里有必要略作介绍。要而言之，从西汉到魏晋，兖州是辖有数十上百个郡国的一级行政单位；从南北朝至清代，是辖有数十个到三五个不等的县的二级行政单位。在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时，兖州的治所曾有数度迁徙，最后于南朝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兖州刺史移驻瑕丘，瑕丘故址就在今兖州城北五里古城村。从此以后这里一直就是兖州的治所。瑕丘县则时废时设，北宋改称瑕县，金代改称嵫阳县，明代改滋阳县，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兖州县，九十年代改兖州市，兖州也就成为三级行政单位的名称。

　　一般认为，碑刻在先秦时候就已出现，到东汉时立碑刊石已蔚然成为社会风气。与兖州比邻的曲阜、济宁等都有一些汉代碑刻，但今兖州地方尚未发现有汉碑。也有一些文献记有兖州汉碑，如所谓兖州尧祠碑、尧祠祈雨碑，但细究之，实与今兖州无涉。又如《水经注》所记的兖州刺史薛季象碑、兖州刺史杨叔恭碑，但均注“在昌邑”，即今金乡县，曾为兖州治所。还有《字原》所记的苏衡等题名碑和鲁相韩勅后碑，虽注“在兖州”，其实是在今曲阜，这都是由于兖州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复杂演变所造成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今兖州最早的碑刻应是出现在北朝时候，这和瑕丘成为兖州治所大致同步。北魏延昌三年（514），兖州刺史元匡主持治理泗河，修筑石门，竣工后造守桥石人四具置之两端，石人背上刻有长篇文字记此事。在形制上，石人虽与通常意义的碑刻有所不同，但其以文字纪事铭功的用意和功能并无二致，因此本书将其视为兖州碑刻之滥觞。造石人后五年的北魏神龟二年（519），又有了兖州刺史贾思伯碑。此后绵延近一千五百年中到底产生过多少碑刻，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每一个立碑者无不抱着镂诸金石便可以传之万代的信念和愿望，然而残酷的事实是，有幸保留下来的碑刻是很少的，早期的更是稀如星凤。

　　以前著录和研究碑刻的学问称为金石学，早在北宋便已出现，到清中叶后十分兴盛，出现了很多金石学著作。清代人著录碑刻的时间下限一般设定在元代，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明及以后的碑刻已经算不得文物。这种观点今天看已经过时，但为叙述的方便，本文也依此例，把所介绍的碑刻以元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本书所收的从北朝到元的碑刻共21件，其中北朝 4 件，唐6件，五代1件，宋2件，金2件，元6件。这21件中，有2件现已不在兖州（贾思伯碑、卫思九墓志）；4件已残泐十分严重（守桥石人2件、府河残碑、梁乾化碑）；有3件本来就文字无多（元翟氏墓碑2件、元薛荣墓碑）；还有1件仅有抄件，原石在否待考（金房彦墓志）；相对完整的碑刻仅数件而已。而清代光绪十二年编的《滋阳县志·金石志》所著录的北朝至元的碑刻是47件，按那个目录和现存碑刻相校，只有3件流传至今，而其中还有一件是已被用作建材后又重新发现的（元张公宗族之记碑）。上边所说的21件中，大部分是后来新发现的碑刻。由此可以看到，镌刻在坚固的石头上的文字也一样脆弱得很，长年累月的风雨剥蚀会使它们渐归乌有，更何况还经常发生人为有意毁坏的事。

　　在这里附带介绍金口坝出土残石的情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兖州城东泗河金口坝一带，群众在挖沙时发现了不少残石，其中有佛教造像，也有刻经和碑刻。有的带有纪年，如北朝的武定、唐代的开元等，其下限在北宋早期。估计是历史上某次灭法运动中被砸毁后弃置于河中的，还有就是历次修金口坝时为了用作石材而收集的古碑。这些残石数量很多，大部分流散到了社会上，市博物馆也征集到了一些，其在雕刻、书法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很值得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由于残破过甚，可以拼对成文者很少，文献价值相对降低，本书没有收录。

　　本书附编收录这段时间的碑刻约80件，其中还包括一些很不可靠的信息。这样，连同现存21件，这100件左右，就是我们所知的元代以前约900年中的所有碑刻了。

　　后期：明、清两代以迄民国这近600多年间的碑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收录的现存明碑47件，现存清碑50件，现存民国碑刻11件；附编所辑明清以迄民国的碑刻讯息近百条，涉及碑刻120多件。而这有可能只是这一期间所产生的海量碑刻中的一小部分。

　　明代以后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的时间较长，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以及社会文化环境、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碑刻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也更丰富多彩，蕴含有十分丰富的各类信息，是值得认真调查了解深入发掘的史料宝库。但到目前为止，明以后的碑刻情况一直处于未被重视的状态，可以说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就兖州而言，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能记得从前城乡随处可见古碑的情形，城内如府衙县衙、府学县学、各种庙宇宫观、祠堂；乡村则世家大户的坟茔和历史悠久的祠庙，都是古碑林立的地方。其它如金口坝、嵫阳山等名胜之地也有不少碑刻，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节孝碑、德行碑和牌坊等。当然，不能说所有碑刻都是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时间比较晚近，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历史的见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其蕴含的价值的。

　　笔者在近十几年来曾深入到兖州城乡访碑。调查走访过不少人，得到了一些碑刻线索，也亲见了很多现在还架在桥上、砌在墙上的古碑，而深埋于地下甚或被砸毁烧成石灰的古碑不知有多少。收入本书的古碑，从被发现到被征集，每一步都有其偶然性，相对于大量毁佚了的碑刻，它们是幸运的，至少实现了当初立碑者的部分愿望，虽然我们今天征集研究它们的目的与立碑者的期待并不一致。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乡镇都有编撰乡镇志书的任务。谷村乡的许振兴先生参与了这一工作。他十分敬业，为了搜集资料，曾在本乡范围内访碑抄碑。他发现的碑刻有200多件，其中很多因为被压在房下、埋在土中而无法录文，他只得选文字在外面又比较清晰的抄，共得80多件。其中有一件金代的，其余都是明清及民国的碑刻。承他慨允，笔者选了其中8件编入本书。谷村乡在兖州所辖的十几个乡镇中不算大乡，历史上经济文化也欠发达，比不上颜店、新驿、王因等乡镇，那些乡镇里都有人口数千、历史千年以上的古老村庄，有绵延数十代的世家大族，有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庙宇，因此古代碑刻数量应更多。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兖州的城区乡野，地上地下，都还有大量的古代碑刻，有待于作普遍深入的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决定征集或保护。本书的内容只是窥豹一斑、挂一漏万的阶段性成果，以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现知的兖州历代碑刻，包括现存的和已佚的，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文书文件类。包括皇帝的谕旨，朝廷的诏书，官府的布告文移，民间的契约牒谱等。如唐代的御制祭文碑（佚），宋代的徽宗奖谕敇书碑（佚），金代的大定存留滕村佛堂记碑，元代的加封孔子制诰碑（佚），明代的太祖祭告鲁国山川碑（佚）、礼部晓示生员禁令碑、永乐帝赐鲁王诗碑，永乐帝御祭颜庙碑（佚），清代的韩景琦诰命碑、牛氏诰封碑（佚），曲阜衍圣公府晓示碑和李氏族约碑、滋阳知县孔继尹永革派夫筑坝示碑（佚）、胡春华革除弊政碑（佚）、冯云鹓禁嵫山采石碑（佚）以及各社治理泗河碑（佚），还有释了想祖茔四至碑，牛氏族谱碑（佚）等也属此类。民国则有禁门军截留柴草示碑、免设小缎行呈文碑等。

　　二、纪事铭功类。主要是纪载某些重大公共工程的兴建或活动的举办。如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纪对泗河的疏浚和石门的修筑，唐普济桥碑纪普济桥的落成，明金口堰完工，清兴隆塔重修，重兴东鲁书院，重修兖州郡城等，都刊有记功碑；息马地建醮演戏功德七年圆满纪碑、龙华胜会圆满碑则纪大型宗教活动的举办成功。已佚的有元代重修金口堰纪碑、社学复礼斋记碑、明重修金口坝兼浚府河碑，创修泗河大桥碑、清重修兖州试院碑、明清两代移建重修兖州府学的碑刻多件，等等。各种祠庙寺观中此类碑刻尤多。按中国古代各种崇拜祭祀的对象很多，除佛寺道观外，像城隍、土地、文昌、魁星、三官、五圣、龙王、火神、牛王、马祖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庙宇中规模略大者一般都有碑刻，纪载建庙塑神、修塔造像以及打醮香会等善事及捐赀施舍者的名单，称为功德碑。如现存的有北齐沙丘城碑，宋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前述谷村许振兴先生抄录的碑刻中，此类碑刻占相当比重。虽然多为晚清之物，但于了解当时社会人们的信仰祟拜等意识形态状况还是很有价值的。

　　三、记人表德类。主要是去思、德行、节孝等碑以及墓表墓志。这一类是自古以来碑刻中的主要部分，本书涉及到的最早的现存者有北魏兖州刺史贾使君碑，已佚者有北齐时兖州刺史张华原德政碑。自然，在封建专制时代，所谓官员的仁德行政爱民如子之类多半是下属的谀词，离任时攀辕留靴为立去思碑之类也早成志书中泛滥的套话；清代乾隆四十年皇帝就曾专就此下旨，说“官多沽名”，令“所有德政、去思碑，皆仆之。”大概正由于此，现存去思碑不多，但是县志艺文志中却录有不少去思碑碑文。作为历史资料而言，这些碑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明末滋阳县知县尼澄的德政碑，记述了清军崇祯十一年入侵兖州事和擒捕“大盗”刘嘉高、董鼎元事；清末滋阳县知县李兆霖在任期间正逢德传教士安治泰交涉在兖建教堂，县志记有他离任时当地绅民“爰勒贞珉以铭盛德”，则他的去思碑如能发现，有可能是了解研究清末地方历史的重要材料。本书所收的民国时的两个军阀施从滨和唐天禧的德政碑，可说纯为下属谀谄之物；另一件武绪昌懿行碑，碑主只是一个热心乡村公益事业的绅士，但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于是立碑为颂，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墓表墓志是本书所载碑刻的主体。墓表又称神道碑，立在死者坟前；墓志则埋于圹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到处都有很多大户茔地，墓表碑随处可见，后来这些碑大都拉倒用于建桥；墓志则很少见到。“文革”时忽然兴起一股挖坟掘墓风，因此有不少墓志得以出土。其中的一些后来被文物部门征集。

　　本书所收墓表墓志颇呈家族化特点，这是因为在古代有能力立碑刊石的一般都是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例如：唐代泰宁军节度使翟建武的两个儿媳严氏和陈氏妯娌二人的墓志；五代后代至金、元房氏家族的墓志；元代王思诚家族墓表墓志；明代韩氏（韩惠）家族、鲍氏（鲍继文）家族、任氏（任瀛）家族、孙氏（孙允中）家族、范氏（范廷弼）家族墓志；清代牛氏（牛运震）家族、范氏（范荆鼎）家族、武氏（武作栋）家族；等等。当然，某件碑刻能否被保存下来或被后人知道是很偶然的事，历史上兖州的世家大族远远不止这些，可以预料的是，还有大量的墓志被深埋地下，有可能被将来发现。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明代鲁藩宗室墓志。在有明近三百年历史中，鲁府朱氏在兖州形成一个庞大家族，其天潢贵胄的身份也使他们死后大多能立碑刊志。本书所收就有亲王的1件，郡王的2件，将军的6件，将军夫人的2件，郡主的1件，县主的1件，仪宾的1件。据县志所记，境内有宗室墓葬16处，现在我们所发现的墓葬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但即使这样，这已知的宗室墓志，再加上现存于曲阜、邹城、滕州、泗水等地的墓志，已经构成研究明代宗藩制度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诗文书画题刻类。这类碑刻一般都是将诗文书画作品刻之于石，或镶之于公共场所壁间，或立之于园林之中，以求传播，并有点缀风景之用。其内容题材十分丰富，就本书所涉及者，例如诗文类有：原在郑氏庄园的学圃记刻石和郑氏家墅记刻石、原在新驿村的明会稽女子题壁诗刻石（佚）、原在红庙村的竹林寺古桧记刻石（佚）等；图画类有：宋代先师行教图刻石（佚）、明初的佛足图残碑、明代刘子钟绘风雨老嫩四种形态的竹子图刻石（佚）、吕祖像碑、清初杜甫画像碑、清代魁星碑、张果老倒骑驴碑（佚）等；书法类有：传为唐代的李白书“壮观”碑（佚）、传为唐虞世南的“攀龙附凤”碑（佚）；原在府衙的海瑞书忠孝碑（佚），现仍在金口坝的冯云鹓题“雩泗安流”题刻，慈禧太后书“寿”刻石，王翰林薖园内的康有为题字（佚），以及近年发现的“兴亚”二字刻石，等等。此外还有刻经类，如嵫山上曾有北朝摩崖刻经，金口坝出土有北朝文殊般若经等，唐代有李作颂的鲁郡祟明寺陀罗尼经幢、还有县志记载的唐心经石幢、龙兴寺陀罗尼经幢等，虽然多已毁佚，凭有关记载还不难想象当时盛况。

　　这里还应附带介绍一下现藏于博物馆中的中和堂帖刻石情况。此帖刻石现有一百数十块，选刻有从魏钟繇、晋王羲之、宋黄庭坚、元赵孟頫到明文征明、董其昌、以及清刘墉、铁保等数十位大书法家的名迹。在没有发明影印技术之前，古人对于书法作品都是采用刻帖捶拓的方式来流传的，这些刻石就是专为捶拓而制，虽是辗转翻刻，但刻工很精，基本上未失原作的神采，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有人说此帖刻主姓宋，曲阜城北人，其人与乾隆时曲阜人孔继涑有某种关系，孔刻有玉虹楼法帖584石，影响很大；此帖中有相当部分和玉虹楼相同，可能就是玉虹楼后的部分翻刻，故当为清晚期所刻。

　　上述这些兖州历代碑刻，历经上千数百年的风雨，或有幸流传至今而成为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人们的保护；或已经毁佚，但尚能在文献中保留文字内容或若干信息，使人们知道其曾经的存在。今天保护、收藏和研究它们，既是对中华文明成果的抢救，也可以实现某种学术成果的积累。

　　要而言之，碑刻的价值可分为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下边略举几例：北魏守桥石人，其背铭中有“起石门于泗津之下”语，很明确地证明该石人的出土地今兖州城东的泗河金口坝就是古石门，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李白诗中所说的唐代鲁郡东石门是今曲阜石门山的误解；无独有偶，北齐沙丘城尼寺造像记刻石中的“沙丘东城”字样，也解决了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沙丘所在问题，证明瑕丘又称沙丘，是李白东鲁家居之地。金代的大定存留滕村佛堂证记碑，不但是研究金代佛教发展的重要文献，而且此碑按金代公文格式原样刊石，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行政架构情况、发文程序、文书样式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兖州泗河以及府河，与明清漕运关系很大，本书所收的重修金口堰记碑以及其它有关水利的碑刻，有存有佚，对碑虽佚而文尚存者均有记录，是运河史、水利史、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上述所举也都是地方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此外，历代编辑的地方志中都设有《艺文志》，收录重要地方文献。本书有几件碑文亦被县志、府志收录，本书无疑提供了较志书更为原初的校勘文本。而本书所收的一些文章，对于辑录某些朝代或作者的佚文也提供了资料。如《全唐文补编》中已经收入了本书中的四件。总之，补史证史，乃是古代碑刻最重要的作用；本书提供的碑文可以说是一个蕴含丰富的宝藏，有待于学者从不同角度开采使用。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书法图画类碑刻，例如北朝的几件碑刻都是书法史上的瑰宝，令无数书法家欣赏备至，很多人甚至不远万里专程来看北齐沙丘城造像记碑。五代后梁的乾化残碑，虽已存字无多，但其刚健遒劲而又不失婀娜之美的书法，一样使人倾倒。明代大家王铎的范廷弼墓志，为他十分罕见的小楷书，还有清代桂馥的范璿墓志，也十分珍贵。即使一些名气不大的地方名家，如明、清以迄民国的书家，他们的作品也很精彩，值得观赏和研究；至于中和堂帖中所集古代名家法书之观赏价值就更不用说了。图画方面如清初的杜甫画像碑，其杜甫像迥异于人们心目中的愁苦潦倒的老年形象，是逸兴遄飞地登兖州城楼赋诗时的青年诗人形象，应是现知杜甫造像中的较早版本，很有价值。

　　古代碑刻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其蕴含之丰富远非一篇小文所能概括。并且，某件碑刻的价值也许是潜在的，很难一时就得到理解和确认，今天的人最好不要功利性十足地认定某碑价值连城，某碑价值不大。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完整地把它们保存下来，流传下去，以待后人的研究发现。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代碑刻的理解和研究，我们才开始不久；由于学养和资料等各方面的限制，上述很多认识还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有待于不断的深入和提高；也诚挚地聁望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本书只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以此引起社会对古代碑刻的兴趣和重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喜爱、保护和研究古代碑刻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古代碑刻被发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