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考

　　肖振鸣

　　1915年11月18日，鲁迅作《<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县仁寿寺。全文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胡氏言，今拓本多磨泐，故所录全文颇有阙误，首一行书撰人尤甚。余于乙卯春从长安买得新拓本，殊不然，以校《丛编》，为补正二十余所，疑碑本未泐，胡氏所得拓本恶耳。其末三行泐失甚多，今亦不复写出。” 本篇据手稿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释文手稿前署：“乙卯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乙卯”即1915年。此篇鲁迅手稿及鲁迅据“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拓片整理的校文手稿现存国家图书馆，从未出版。

　　鲁迅博物馆馆藏碑帖拓片目录中关于大云寺的有 “大云寺嘉运法师影塔之铭”、“大云寺重阁记”两种：

　　第一种“大云寺嘉运法师影塔之铭”全称“大唐相州安阳县大云寺故大德灵慧法师影塔之铭并序”，立于唐开元五年(717)，碑在河南安阳，据1916年7月16日鲁迅日记：“午后往留黎厂买大云寺石刻拓本一分，大小十枚”。从购买时间上看，此拓片非鲁迅所校“大云寺弥勒重阁碑”。

　　第二种“大云寺重阁记”立于唐天授三年（692），碑在山西运城。此“大云寺重阁记”即“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查鲁迅日记及书帐，并无购买此拓片记录。鲁迅校记中所据“精拓本”指文中“于乙卯春从长安买得新拓本”。再查鲁迅1915年5月10日日记载：“午后杨莘耜交来向西安所买帖，内有季上、季巿者，便各分与，自得十种，直约二元。”杨莘耜即杨莘士（1883——1973），名乃康，字莘耜，又作莘士，浙江吴兴人。曾与鲁迅同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是在教育部工作的同事。因常被派往外地视察教育状况，曾多次为鲁迅代购碑帖、古钱等。杨从陕西西安给鲁迅代购或赠送碑拓本，唯有此次未注碑拓名称，如果鲁迅没有漏记，此“精拓本”即是五月十日所得无疑，是“自得十种”之一。这是鲁迅购买“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拓片的确切时间。

　　鲁迅购买《山右石刻丛编》的时间是在1915年11月6日，据鲁迅这天的日记：“午后往留黎厂买……《山右石刻丛编》一部廿四册，六元。”《山右石刻丛编》，清胡聘之著。胡聘之(1840——1912),字蕲生、萃臣,号景伊。湖北天门竟陵镇人。曾授翰林院编修,1891年出任山西布政使。《山右石刻丛编》为山西省收录最多、著录最详、考证最精的石刻学著作,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收录山西北魏至元的碑文720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二十七年（1901）刻本，四十卷二十四册，鲁迅所购此书第一册有“周树所藏”印，鲁迅所藏为此书的初版本。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综上所述，鲁迅于1915年5月10日购买了“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同年11月6日购买了《山右石刻丛编》一部，18日写出《校记》，可见鲁迅对《山右石刻丛编》的校勘工作是在这十二天内完成的，《校记》补正了该书二十多处错讹，并指出错误出在胡聘之所据拓本“恶耳”。

　　大云寺始建于唐代。唐光宅元年（684）二月，武则天临朝称制，自专朝政。《旧唐书·本纪第六·则天皇后》中记载：“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武后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授意僧人怀义、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弥勒下生作女王，威伏天下”等语，即是说将有佛化作女王降生于人世，统治天下，为武则天称王做舆论准备。就在这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做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后诏令长安、洛阳及各州修大云寺，讲解《大云经》，提升佛教的地位。15年后，其子唐中宗李显登基复唐，下诏令毁掉大云寺，全国的大云寺又多被毁掉或改名。现陕西商洛、河南洛阳、山西临汾、甘肃武威、山东肥城等地都存有大云寺遗址。鲁迅《<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中的大云寺，在山西运城猗氏县，后改称仁寿寺。猗氏县位于山西西南部，系由古临晋、猗氏县两县合并而成，即今临猗县。“大云寺弥勒重阁碑”现在山西省博物馆。

　　清中期之后，由于碑学的盛兴，文人学者竭力搜求历代碑帖拓片进行学术研究，鲁迅也曾多次托人搜集碑帖及汉画像等拓片，并购买了大量的金石学著作，鲁迅在这个领域的收藏至今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而鲁迅所作的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有许多还没有出版过，比如鲁迅《金石萃编》校文手稿共九十九页，现仍存国家图书馆。鲁迅花大精力去抄碑校碑，购买碑帖拓片，其目的不仅是保护文化遗存，或逃离现实，做学问和研究是鲁迅的本来目的。周作人曾回忆，“在民国九年给《新青年》写稿之前，他所忙着写的差不多就是碑文或是碑目。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即王昶]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补树书屋旧事》）”《山右石刻丛编》实际上是由胡聘之主编，并主持刊刻成书，在书的编后序中有说明此书“成于众手”。唐碑历经1000多年，漫漶残损是很正常的，鲁迅所得拓片应是民国时期所拓，而《山右石刻丛编》中所收“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所据至少为清代所拓，按说清拓早于民国拓应该更好才对，但经拓工、校抄、刊刻诸多因素都会致使错漏。鲁迅对“大云寺弥勒重阁碑”的校勘是对该碑整理的最高成果，说明鲁迅在碑学领域的深厚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