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骆《乙酉考》与大足石刻名世——兼述梁思成与大足石刻

　　内容摘要：大足石刻，史失其载。八年抗战间，杨家骆乙酉年组团考察，为大足石刻名世奠基。日后杨先生身在台湾，倾心石刻，执著终生。今岁是《乙酉考》60周年纪念，又值大足石刻举行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以兴崇敬先贤之意。

　　关键词：大足石刻；杨家骆；《乙酉考》；60周年；执著弘扬。

　　大足县，位重庆市西郊，唐乾元元年（758年）置，隶昌州。光启元年（885年）至宋末400年间是昌州治。元季兵燹，废州县入合州。明初复置，隶重庆府。明季兵燹，导致清雍政前由荣昌知县摄大足县事。大足元明清三朝与世无声，大足石刻湮没失载。迨至八年抗战，国府迁都重庆，学贤营集巴蜀，大足石刻方引世人瞩目。

　　1945年暮春，时值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学典馆杨家骆先生，应邀组《大足石刻考察团》考察，首以“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此乃大足石刻史上首次进行的科学考察，是年干支乙酉，学界以《乙酉考》称颂。今岁又逢乙酉，4月是《乙酉考》60周年纪念，8月大足石刻又举行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以兴崇敬先贤之意。

　　一、《乙酉考》前之大足石刻

　　1．大足石刻史况

　　大足石刻是遍布大足县境摩崖造像的概称。唐永徽（650年）开创，晚唐景福（892年）大兴，历前、后蜀（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元季兵燹造像中断，明初永乐复苏，然远非宋时之壮丽辉煌，余绪延至晚清。[1]

　　大足素称“石刻之乡”，公布为文物保护单的石窟75处，刻写铭文104千余字，造像5万余身，儒释道“三教”并茂。然以佛教为最，密教为臻，但史失其载。1980年孟春涉外开放，1999年季冬列著《世界遗产名录》，以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饮誉世界。

　　2．大足石刻湮没不彰

　　大足石刻在19世纪之前无闻于世。度其缘由，恐因大兴于晚唐藩镇割据之际，崛起于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之时，元世百年大足又失去州县治的重心地位，明末兵燹导致清初史志无大足职方典遂。时代的变迁，州县治活动重心的转移，致使大足石刻史失其载。

　　史籍有者，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轻言一时一事、一碑一刻。清初《图书集成》、《四川通志》，于大足石刻无只言片语，乃至把北山的唐碑、宋碣载入荣昌。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张澍知大足县事方予注目，他是注视大足石刻的第一位学者，然因他在任时仅半年，仅管力撰游记、碑刻考释等著10余篇，但未引国人注目，亦没因之书而引学人访求者。张氏注重金石，他主编的《嘉庆大足县志》涉石窟造像也不多。道光刘喜海收录过些唐碑宋刻刊行《金石苑》，亦未涉石刻造像。1914年，法国色迦兰入川考查石窟，足亦未涉大足。

　　佛教史籍，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方见轻轻地提了下：“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2]。

　　3．《民国志》首为大足石刻呐喊

　　大足遗存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县志四部，涉记石窟造像总共不过七八处，且散在山川、古迹、寺观各处，不引人注目[3]。

　　1941年，大足重修大足县志，县长郭鸿厚举聘邑贤陈习删（县参议长）任总纂。陈先生在《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略称《民国志》）卷一，浓墨重彩地记述北山、南山、宝顶山、石门山、石篆山等大中石窟造像，从而托出大足石刻的规模、内容与特色。特别突出记述北山、宝顶山两座大型石窟，记述文字分别多达1．8与1．7万字以上，给人以重大石窟的形象感[4]。修《民国志》时尚未形成“大足石刻”理念，但它的呐喊却迎来了“乙酉考”，是“大足石刻”理念的形成与名世的先声！

　　二、《大足石刻考察团》与大足石刻名世

　　大足石刻在20世纪40年代前，大都还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即是像北山这样的大型石窟也概莫例外。诸如著名的125号数珠手观音龛，1933年才出土[5]；第279号“药师净土变”龛，1939年还见泥土堆积龛壁（图版1）。《乙酉考》学贤睹时情景感叹：“这里的石窟……旱晚也有诵经礼佛的，但终抵抗不了荒废的侵袭”。由此可见一班。

　　1．八年抗战——大足石刻面世机遇

　　八年抗战，国府迁都重庆，使节随行陪都，学贤云集巴蜀，友人避乱入蜀，给大足石刻面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1939年冬，内迁云南（1940年冬迁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略称：“营造社”）的学贤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赴川古建调查，是年深冬（一说：1940年1月）顺嘉陵江南下，由潼南步行来大足，查看了“报恩寺山门，北崖北塔，北崖摩崖造像，周家白鹤林摩崖造像，宝顶寺摩崖造像”。学贤们对北山唐宋石窟注重。今刊《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的图片，即北山佛湾第245号“观经变”（图版2）和279号“药师变”龛（图版1）[6]，皆梁先生拍照。1955年，陈先生给大足文管所的信亦云：“我于一九四○年至大足调查，同去者共四人，当时笔记所记均为北崖佛湾”[7]。1997年12月，莫先生（1999年逝）嘱子莫涛送给我馆一张图像照（放大，复印件，30×20厘米。图版3），亦即佛湾第132号龛菩萨像[8]。

　　梁先生早在东北大学就讲授“中国雕塑史”了。1947年4月，他赴美国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二百周年举办的国际学术活动中，他在“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上做了“唐宋雕塑”和“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受到极高的评价。接着他举办了图片和照片展，“以从未有人报导到过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作了一场讲演。”当时与会的美国汉学家费慰梅女士说：“正是他首次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的”[9]。中国方面，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著名学者还有冯友兰、陈梦家、陈述、屈栋子等（图版4）。

　　大足历为古渝之属邑，但大足石刻罕为巴渝人知。国府迁都重庆后，不时却有外国友人往观[10]，这可能与《营造社》学贤首先造访相关。1997年，莫宗江先生还嘱莫涛告诉我们：“抗战期间，有一批日本‘文化学者’，花大价钱用玻璃版拍摄石刻”。战时的陪都鱼龙混杂，敌友难辨，日本“文化学者”巧取豪夺大足石刻不言而喻。于是可见，这时大足石刻开始为世人注视，

　　2．《乙酉考》——大足石刻名世奠基

　　抗战军兴，杨家骆先生主《中国学典馆》随国府西迁重庆，落户北泉公园，名“中国学典馆北泉分馆”。

　　杨先生自嘱：“此行必期於西南文化有所供献，以不负蜀中父老兄弟之所望”。先生时读《蜀中广记》，就“拟一探大足石刻之实况，盖以并世中外人士之言中国石刻史者，皆未及之。”1944年冬，陈习删致函杨先生，商《民国志》付梓学典馆印刷厂事宜。杨先生见志述石刻，即将“探索之願”函达。于是陈习删与县长郭鸿厚备柬邀请组团考察，并托参议员刘承汉专程去北泉公园迎接。

　　1945年暮春，杨先生邀当代学贤马衡、何遂、顾颉刚、张静秋、朱锦江、冯四知、庄尚严、傅振伦、梅健鹰、雷震、何康、苏鸿恩、程椿蔚、吴显齐等15人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于4月25日自北泉启程，途经合川、铜梁，27日落霞达大足城东。陈习删先生率机关团体40余人到东关镇欢迎，“拥挤的观众，使交通断绝”。

　　考察团学贤循艺术考古之科学方法，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石窟，查考了南山、石门山佛道造像区，览《大足诸山游记钞》得识妙高、石篆山等“三教”造像区，以及30多座庵观寺院。从而深见，唐宋世之大足“实为渝蓉孔道所经”，石刻广布显示着古代文化之一班。5月5日，考察团学贤东归。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手书《大足石刻考查团题名》刻石：“……4月，江宁杨家骆应大足县郭县长鸿厚、参议会陈议长习删之邀，组织大足石刻考查团，参观北山、宝顶山等处唐宋造像，参加者……凡历七日，偏游诸山，识韦刺史之勋猷，见赵本尊之坚毅，妙相庄严，人天具足，为之欢喜赞叹！爰於归日，题名刊石，以志胜游”（图版5）。[11]

　　《乙酉考》开大足石刻科学考察之先河。考察团对北山、宝顶山石窟“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订其年代，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12]而正告国人。杨先生考订宝顶山石窟：“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所经营，历数十年，未竟全功而殁……赵氏传柳本尊法，为宗哈巴前密宗之大师，宝顶即其经营之道场，在中国本部密宗道场之有大宗石刻者，惟此一处，诚中国宗教上之重要遗迹也”[12．1]。当今学人大都以为是。

　　考察团工作成效令人叹服！时不过七日，摄制电影片一部，拍摄照片200余帧，摩绘200余幅，拓碑100余通，编制北山佛湾、宝顶大佛湾石刻目录、部位图各两种，并鉴定其窟名、编定其窟号。北山佛湾编为255窟号，像约3664躯；宝顶区分为“二大区七十五段”，明确可数之佛像，约1551躯，完整率79．2%，残毁不计者盖在万数以上。大足石刻经考察团这次鉴定，诚为“中国艺术史和宗教史添上辉惶的新页”[13]，从而为大足石刻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品坛奠基铺路。

　　“大足石刻”名字，亦因考察团名而得名。《乙酉考》之前，大足县境的石刻造像历无统一称谓。自杨家骆以“大足石刻”名组团，马衡手书《大足石刻考查团题名》刻石，日后又以“大足石刻”名举办展览、发表考察团纪略、出版图徵初编等等，于是“大足石刻”名字为学界赞许。考察团之后，凡专程造访的专家、学者，多以“大足石刻”名发表论著。新中国建立来，大凡出版著述，大都以《大足石刻》命名。历经半个世纪，今以是名申报列载《世界遗产名录》。

　　3．考察团执著——大足石刻扬世

　　考察团在大足期间，《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报》、《评论晚报》，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学贤们的行踪和工作，于是大足石刻名字也就不胫而走。大足石刻的碑像拓本、摩绘佛像和图片在渝碚展出时，时在“美术界曾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新华日报》还为展出免费登广告[14]。

　　考察团学贤返渝，随即撰写大足石刻文章：傅振伦《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吴显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15]；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释》[16]；朱锦江《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等，其中除“吴文”刊《新中华》外，皆由杨家骆先生作序，集成《大足石刻图徵初编》，刊《民国志》卷首。由于考察团学贤执著弘扬，国际友人、好游之士不时观光。考察团之后，法国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叶里夫即往参观。他对陈习删说：罗马、希腊、埃及，以及欧洲其他大的雕刻名胜都去过，“大足县的石刻艺术是世界上第一流的”[17]。这是大足石刻史上接待的第一位驻华使馆官员。

　　八年抗战胜利，考察团原拟再访的课题，皆待重返求征。但闻声大足石刻的学人、好游之士仍造访不绝。1946年花朝，青年画家杨夏林（华侨，爪哇人）、孔继昭（女，东北籍人）伉俪，特由重庆到大足，约时2月写生佛像；南京避乱入蜀的画家王仲博、北平画家佟超君邂逅合川，挚约参礼大足石刻。他俩2月18日到大足，正与那对青年画家相遇。他2人除饱览石刻外，还与邑贤陈习删、罗钧台（画家）等结识为友，并假县党部举行画展。日后王先生还在《旅行杂志》发表《大足石刻参礼》[18]。1947年春，东方文教院王恩洋大师专程考察，他是涉足大足石刻的第一位佛教学家。他著《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洋洋2万余言，赞颂宝顶山石窟：“其规模之伟大，理想之崇高，乃达艺术之最高峰，足以美化人生而圣洁性灵”[19]。其时造访的学人还有李德芳等，发表的文章有《四川大足宝顶山唐宋石像》等[20]。于是可见，考察团的影响远非当时！

　　1945年冬，考察团学贤在举国欢庆声中各还故所。家骆先生人返上海，然心恋大足石刻。1947年2月，杨先生在《文物周刊》连续发表《大足石刻考察团记略》之一、之二、之三 [21]，并在《环球画报》刊发大足石刻图片和考察团成员的照片（图版6），首向举世公布史失其载的大足石刻。不约而同的是梁思成先生，他4月在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首把四川大足的雕塑艺术介绍给国际学术界”，真可谓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两位先贤不约而同，为史失其载、湮没不彰的大足石刻率先向举世呐喊，非有识之士不能为也！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石窟寺仅14处，大足石刻就有北山、宝顶山石窟2处。这与杨家骆、梁思成等先贤们的执著弘扬不无关系。

　　三、考察团学贤钟情大足石刻

　　考察团学贤昔年东还，皆许“重临其地，以求补征”。然因不久散居海峡两岸，云山雾海，组团“重临”皆未如愿，但又无不眷念大足石刻。

　　1． 大陆学贤心系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1980年初春涉外开放，1985年在首都美术馆展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八旬高龄的傅振伦先生（1999年辞世）闻讯，“五一”节日欣然往观，并题书“艺林瑰宝 冠绝中外”（图版 7）。1986年季春，大足石刻研究会举行年会，特请傅老光临。他因年高不能莅会，除亲撰《漫话大足石刻》[22] 大作外，还手书一封热情溢扬的贺信。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健鹰教授，他亦因要去美国不能莅会，亲手书了一封感人至深的贺信：大足石刻又照耀着世界艺坛，我高兴得为之而掉泪！我以无比的热情祝贺年会的召开……[23]。10月，梅老到四川美院讲学，又专程到大足踏遍昔年故地。他感触至深地说：我因为参加过考察大足石刻，在“文革”中还被斗过。日本投降后，陈习删先生叫我来办画展，那也是10月间，同来的还有傅天仇（中央美院教授，已逝）和林繁儒、XXX两个女同志。40年来故地重游，令人感慨万千。梅老1991年不幸客逝于美国。

　　2． 台湾杨先生倾心大足石刻

　　杨家骆先生对大足石刻情有独钟。1990年8月下旬，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

　　物馆收到从美国寄来一封“大足石刻管理机构”收的信。折封拜读，方知是杨先生“自美手启”的信。“辽史长笺”，硬笔行草，笔法矫健。杨先生时年将届八十，言之切切，感人至深。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迳启者：早岁骆读《蜀中广记》等书，因有探索四川尤其贵县石刻之願，值／陈习删先生函商志事，於是一九四五年春终得组团，循艺术考古之科学方／法，鉴定大足石刻之历史价值，因得分享贵县所获之殊荣，实深感荣幸！／其冬，以胜利骆返上海，初拟以后仍能至川作细部研究，然以身为拙著《中华大／辞典》所系，願不获偿。一九六八年曾撰《大足唐宋石刻之发见》中英文论文一册，／应《东方历史国际会议》之邀，讲演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论者以为此发见，／较诸《吴哥窟》更有价值。惜当时所剩本现已无存，无从寄奉。惟骆现正在写／作《中国石刻史上大足崖雕之地位及其文献》一书，将连同发见时图片一并付印，／成为八开大小一巨册，缘美术为世界之语言，故亦分附外文说明，想此书必可副到 ／贵县观光者之所望，而骆之发见亦不差矣！兹特请注意者，贵县在艺术之呈现上／虽如一般石刻，然如在宝顶所见之特徵，其优於他刻者，实应称之为高相崖雕。其所据底／本，□出于吴道子之本行变相、地狱变相诸作，各图绘于陕西庙壁，殆经石恪摹绘而／至贵县者。骆虽当在求证中，但深觉此一构想与事实必不甚相远也。至於于文献，骆所发／见以张澍《大足志》稿为最要，惜稿上所贴纸条过多（见所附复印之页），必览通史志学之，昔／年以半年时间加以薰理庶可成一清本。（此项工作之费用较大，私人无力负担。）但陈修之志，骆并未／携诸行笈，求借又无一完本，更不知有无新修之志或年鉴、报告等，当□先以陈志及有关书刊／立即惠寄至小儿思成美国寓所为索引！（地址见信封上）至骆所係其他文献数十篇，似亦少人提／及。骆大致当须应老友李约瑟之邀赴英，为之校所《科技史》，以备再版；然后赴德在科隆大学／讲学二三周。当骆赴 贵县年仅三十四，今将届八十，秉烛朗景，仍不能忘情於贵县，／如明岁健康许可，拟再作大足之行，俟得 贵县复函并作临行前准备再定日期，盖骆／以为空走一趟，实无意义也。上述各点，当万早日以航空函复信至美国骆收为荷。此致／

　　大足石刻管理机构

　　杨家骆 自美手启

　　一九九O年七月廿九日。（图版8、9 ）

　　8月29日，博物馆领导回信，探交（因信封地址被拆残）杨先生美国处所，请详告住所地址，以好详奉所询。11月初，收到杨先生於10月22日,自台北手书的信。“国立台湾大学”竖行笺，墨笔行书。全文刊发：

　　XX先生大鉴：前得读心神车窟大作，至深钦佩！惟此窟主／像手臂，弟终出补雕，当时匆迫，不克细突便中，当乞 见示为荷！顷／由美国转来 大函，欢快不已！承久俟，得弟确址后，将详答所询／，尤所深感！弟近因与美国国会及哈佛大学合作，故时时来往于美／台两地，以身将抽暇至大陆及欧洲一行，兹将台美大陆通讯地址详开／如下：台湾 台湾省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廿四——二号（弟近二十年任台／大教授，故居台时间较多，来信以寄台最便） 美国 由罗德岛大学教授小儿杨思成博士收转，其英文地址如下（略）／大陆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农业大学106——8杨／家驺教授转。再者：弟在美所作函，内述张澍志有误处，澍任县／事甚暂，於志创稿未竟，澍去大足后数年，王松以澍名重，遂假／其名刊行道光志，其实澍稿已自携归，并续有增删，即今谓藏／於台北中央研究院中者，弟曾通读院藏各稿本，以是获见也。惟／弟以年迈事忙，遂有别请专人整理之意，未识 尊意以为然否？／弟之学生有主弟再度组团访问大足者，不知客观条件是否／允许？容为再详加审度也。匆复，并致

　　研安

　　弟 杨家骆

　　一九九O年十月廿二日（图版10）

　　日后曾回长信，详奉所询，但未盼得回音。1991年11月下旬，收到东陵农大杨家驺教授寄来“杨故教授家骆先生讣告”，（图版11）方知先生已于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与世长辞。（图版12）

　　家骆先生对大足石刻笃爱，执著弘扬终生。自60年前倾心大足石刻，邀当代高贤马衡、顾颉刚先生等组团考察，为大足石刻从大足尖山子（初唐永徽纪年造像石窟地）走向世界摩洛哥城、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品坛奠基铺路，至身居海岛台湾的40年间，执著弘扬大足石刻不舍！在《乙酉考》20周年之际，连续刊发“杨家骆发见大足唐宋崖雕二十周年纪念之一、之二、之三”，刊台北《观光月刊》的《宝顶梦游》，即是其“纪念文字之三”[24]。1968年，先生又著《大足唐宋石刻之发见》，讲演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1970年，指导高足陈清香博士撰著《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图文并举，洋洋10万余言。尤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年届八旬高龄，立论撰写《中国石刻史上大足崖雕之地位及其文献》巨著，还拟再度组团“重返大足求征”，真可渭是“一经倾心，终生不变！”正当我等学人盼读先生大作，迎接先生光临之际，却噩耗传来，令人怅惘不已！

　　3．考察团先贤情召后世

　　《乙酉考》已去60年，考察团的不世之功铭载大足石刻史册。当今，考察团的先贤也大都不在人世，但先贤们的大足石刻情感召后辈。上世纪90年代，正当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朱锦江先生的女公子朱川，亲自送来“家父注解”的北山石窟图照（图版13、14）；1999年秋，庄尚严先生（1980年逝）冥寿百年，庄伯和、庄因、庄喆、庄灵诸昆玉，由台北专程大足，沿着父亲的足迹踏访北山、宝顶山石刻，并赠送《故宫 书法 庄严》一书。书载庄先生《三十四年五月大足县永昌寨怀古诗》。诗有序，序云：“永昌寨在大足县北郊龙冈山，唐景福年昌州刺史韦君靖建。据胡密撰韦君靖碑，连甍比屋，千门万户，飞泉迸出，渌沿（沼？）旁流，峥嵘一十二峰，周围二十八里，城墙二千余尺，敌楼百余间。当日雄壮，犹可想像。余以乙酉暮春，往游佛湾一带，惟见梵像庄严，古塔崔嵬，而韦君靖旧寨今已夷为田畴，昔日建筑，不复见矣。”诗云：“雉堞因山起，登临亦壮哉。鹃啼三月暮，虎贲万山雷。苔没前朝碣，云埋古将台。兴亡无限意，惆怅独徘徊”[25]。

　　当今，可告慰《乙酉考》先贤及唐宋以来为大足石刻建设作出过奉献的历代先贤在天之灵的是：大足石刻在上半个世纪里，在新中国光辉的照耀下，无论保护、研究、弘扬等诸方面，上没负祖先的期望，下亦不愧对子孙！1951年，西南文教部专家张圣奘即来查访。1952年，建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专门管护，此起国家拨款培修未断。1953年，大足县政府公布保护北山、宝顶山等13处大中石窟。1954年，四川省文管会派员与大足文管所对石窟进行调查、登记、编号。1956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窟和多宝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春，大足石刻涉外开放。1982年，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已举行六届年会。1984—1987年间，先后进行两次文物普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增至75处。1990年8月，兴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系保护、收藏、研究、宣传、陈列于一身。1993—1998年间，为抢救保存漶灭殆尽的大足石刻铭文，历时六年拓片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大足石刻铭文录》91万字。1993年，起动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1999年12月1日载入《世界遗产名录》。

　　今秋8月，大足石刻在渝城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大足石刻人在新世纪里迈出的新步伐！它预示着，将谱写更辉煌的新篇章！

　　历史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积累和延续。大足石刻迄今1355年，即是唐宋以来的石刻大师与石窟主建者、保护者、维修者、研究者、宣传者、开拓者劳动创造的积累和延续。明进士张璧撰《重修佛惠寺碑记》说得好：“梵宇之兴，非前贤之功不足以奋发后贤之愿，非后贤之心乌足以表白前贤之功哉”[26]。

　　拙文谬说不免，学贤教正！

　　2005年6月初稿，9月18月（中秋节） 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