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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书法、碑刻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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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书法、碑刻珍赏

  沈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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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元十一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方有一个以羌族中的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王朝,这就是西夏王朝。它从1038年至1227年(即北宋景祐五年至南宋宝庆三年),歷时189年,鼎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和内蒙的部分地区。西夏景宗元昊命谟甯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形体方整,笔划冗繁,大多在十画以上,以点、横、竖、撇、捺、折、折u等组字,绝大多数为会意合成字和音义合成字,象形字和指事字很少。西夏文结构复杂,一字一音,共有5800多字。这种文字从方块字这一点来说,与汉字相仿,但又无一与汉字相同。西夏文创制后,元昊把它定为国字,下令推广,并用以纪事及翻译经典。他还设立蕃字、汉字两院,汉字院练习正、草二体;蕃字院练习正、草、篆、隶,其官衔相当于唐、宋的翰林。汉、蕃二字院不仅是表章诰牒的起草机构,兼有研究推广汉字、西夏文书法的职能,而且是科举取士的机构。可见西夏的统治者对书法是颇为重视的。此举使西夏文的应用推广到西夏的邻近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

  西夏文的书写也有楷书、篆书、行书、草书之分。楷书多见于雕版及其印刷的书籍,篆书见于碑文,行草则见于手写的文书、审案记录、买卖契约等。当然,在西夏书法中,西夏文书法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它也是西夏艺术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因为在西夏,西夏文是一种主要的交流工具,所以西夏文书法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如佛经、字典、档、契约、药方、刻本、碑铭、印章等等方面均有发现;而且涵盖了楷、行、草、篆、隶等各种书体。

  西夏文一般结构比较繁复,笔划较多,尤多斜笔、撇、捺,使字形的四角都比较饱满,这为书法的形体美的创造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这比较适合用楷书写法,所以西夏文书法中楷书的成就为最高。泥金字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西夏文楷书中的珍品,这是一本手写佛经,以质地厚韧的紫青色纸,用泥金书写,字体工整秀丽,结体匀称,末笔无论u、捺清劲有力,排列齐整,疏密有当。西夏寿陵(7号陵)西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结体匀称,笔点画规范,笔力遒劲。西夏文的楷书在一些刻本中也有上佳的体现。《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对译的字典,它的刻本中西夏文用楷书书写,字体既工整又不拘谨,笔致比较活泼,有些笔划繁多的字写得稍大一点,虽是刻本,但笔意浓郁。黑水城出土的《音同》有甲种本与乙种本,这也是一种字典,对照甲种本与乙种本,显然甲种本结体不够匀称,有个别字牵强别扭,用笔也比较生涩,这是西夏早期的作品,乙种本就显得较为成熟,不仅字字正稳,而且显得气韵饱满生动,这是西夏晚期作品,从中可以窥见西夏文楷书的发展轨迹。

  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是一部西夏文密宗佛经的刻本,共有9册220多页,计10余万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用楷书刻印,墨色清晰,字体工整秀丽。根据刻本中发现有倒字,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行线漏排,而西夏文误排成汉字,残留隔行竹片印痕等情况,考古学家牛达生考定其为活木版印本。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样把我国发现活木字印刷的歷史提前了几百年。

  行书是西夏文中应用较广的一种,常用于手写的文书,如审案记录、医方、买卖契约等,可惜遗存下来的墨蹟较少。西夏文的草书深受唐宋草书家的影响,以今草为多,但其中也有学章草的,如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长卷》,它的布局颇为严谨,字形端严而笔势飞动,字与字并不相连,但其笔划属连,如第七行第七字,有点像汉字草书「别」,这幅字中其斜捺的收笔都有燕尾的波脚,斜撇也有章草的笔势意味,总之章草的特徵比较明显。而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书》以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医方》,近似今草,笔划假借、连写、牵丝、映带都有体现,如前者右端倒数第二行上面三字用连写方法一气呵成,而后者有数字都是草意极浓的,这两幅都是西夏文草书中的上品。还有《孝经》,结构自然匀称,笔划简约流畅,也是西夏文草书中的传世之作。

  西夏文的篆书是在西夏文楷书的基础上,参考汉字篆书形体构成特徵而形成的一种书写方法。因为西夏文本身形体就近似汉文中篆书的长方形。所以西夏文所写篆书圆转婉通,十分美观。无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西夏文篆额还是寿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都显得端丽古朴,气韵生动。西夏篆书在形体和用笔方法上深得汉文篆书之妙法,且有本民族文字的独特之处,可以说在书写技巧和功力上已经相当纯熟。

  在西夏文书法作品中,隶书见得较少。隶书是一种装饰性强的书体,它的特点是字形扁方,横平竖直,而横长竖短,撇、捺向左右开张,大多取横扁字势,形体方正整饬厚重,用笔讲究蚕头燕尾,横画收笔有波磔,撇画收笔处转笔翻挑,转角均用方折。西夏文隶书比较少见的原因,我推测为,西夏文的字形略呈长方形,竖略大于横,这就使西夏文书写隶书造成较大的难度,或者说西夏文不太适合用隶书书写。然而,西夏文隶书也仍有一些遗存,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三才杂字》甲种本就是隶意较浓的书法作品。

  西夏书法的特点,一是鲜明的民族性和相容性;二是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三是注重装饰美。

  西夏的碑刻大多建于塔寺建筑、墓葬、桥樑等处。其中有西夏文的碑刻,有汉文的碑刻,还有西夏文与汉文合璧的碑刻和西夏文与藏文合璧的碑刻等。碑刻的书体主要是楷书和篆书。保存下来的碑刻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黑水建桥敕碑》等。在西夏王陵也出土了一些西夏文和汉文的碑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破。

  现藏于甘肃武威市博物馆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一方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碑刻。它是1804年由清代学者张澍发现的。张澍(1776-1874),字百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时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起士。他曾在贵州、四川、江西等地做县官,又是一位金石、史地的研究学者,撰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夏书》等着作。1804年张澍因病从贵州玉屏回到武威休养。一天,他和友人同去游览武威城北的大云寺,此寺始建于前凉,名为宏藏寺,至唐改名为大云寺,西夏时又改名为护国寺。张澍见大殿后有一碑亭,前后皆有砖块封砌得严严实实。问一老者也不知为何碑,但是说不能开启,若开启必遭灾祸。张澍想看个究竟,就请住持僧人拆其封,但住持怎么也不肯。张澍说,若有祸害,我辈承当,与住持无干,住持这才应允。于是请了几个民工将封砌的砖块开启,这才见到一座高大的巨碑。看那碑面的字体方整与今楷无异,「乍看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张澍在碑的阴面看到用汉字镌刻的碑铭,才知其意。碑阴还刻有「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汉字,张澍由此认定此碑乃是西夏碑。张澍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记述了他发现此碑的经过,在文末他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张澍不仅是第一个发现感应塔碑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镌刻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原矗立在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大云寺内,这是一座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碑刻,碑高2.5米,宽0.9米。正面刻西夏文,碑额为篆书2行8字,意为「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用西夏文楷书镌刻,凡1820字。碑的背面用汉文镌刻,碑额亦为篆书,原有3行12字,上部已漫漶,残存「重修、寺感、碑铭」3行6字,正文为楷书。碑铭无论西夏文、汉文都很秀丽工整。题名两侧各有线刻翩翩起舞的伎乐菩萨一身,碑端有云头宝盖,四周有线刻卷草纹装饰。碑铭记述的内容颇为有趣,它记述了自前凉张轨修寺建塔以来屡见灵瑞的情况。说西夏惠宗即位,某次羌兵来犯,是夜雷电大作,塔现神灯,吓退了羌兵。还特别写到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发生地震,佛塔发生倾斜,崇宗下令抢修,但还未动工,塔身竟自行恢復原位了,为此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重修、装饰佛塔并立碑纪事。这里讲的佛塔倾斜而復位,可能是余震所致,当时被认作佛塔显灵了。碑文语句朴实生动,文采斐然,西夏文碑铭虽然内容与汉文碑铭略同,但叙述方式不尽相同,其中有一段用四、七句对偶的骈文写成,很有特色,如「五色瑞云,朝朝更復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必绕圣灯现」。「圣宫造毕,功德广大前无比,宝塔修完,善缘圆满识量高」(译文)等。1927年武威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大云寺和感应塔都遭到倾覆,毁于一旦,所幸感应塔碑总算得以保留,后被移至文庙。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不仅镌刻上乘,书法精美,而且对研究西夏的歷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堪称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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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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