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艺术史之雕塑

　　雕塑

　　（一）引　　　论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初创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进步，财力和人力空前荟萃集中。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豪强地主，或出于政治目的，或为了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都十分重视运用雕塑这种手段，来显示王权威严、美化陵园建筑、纪念功臣将相或宣扬政教伦理。于是雕塑作品以空前的规模和数量涌现出来，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秦汉时期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上均有辉煌的建树。陶塑雕像多为陶俑艺术，重要作品秦代有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西汉有陕西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陪葬墓中从葬坑中的彩绘武士俑、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的大型兵马俑、西安白家口的舞女俑和侍女俑、山东济南无影山的乐舞百戏俑；东汉有河南淅川县的陶水榭、广东佛山■石圩的陶水田模型、洛阳烧沟的杂技百戏俑、四川成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和郫县的立式说唱俑。以上这些都是精美的作品。总体看来，秦代陶塑作品阵容庞大，气势空前，细部写实逼真，具有细致精深的特点。到西汉时代，作品形体变小，气势略逊于秦，但仍不失壮大伟劲的风貌。大多数作品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风格比较稚拙，只有少数作品如西汉白家口彩绘舞俑才略有克服。

　　东汉陶塑作品题材更为广泛，反映生活更加深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且有情节，刻画人物更具情态，最动人的是歌舞、杂技、说唱题材的俑，极为传神，艺术性很高。

　　汉代的木雕艺术颇具特色。木雕的人物和动物都有比较传神的作品。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西汉墓出土的２４件车仗奴婢彩绘木俑，俑身颀长，轮廓富于曲线，彩绘服饰鲜丽典雅，是汉初木雕的代表作。江苏邗江胡场出土的西汉说唱木俑，雕刻精细，五官清晰，表情生动细致，感染力强，是西汉后期木雕艺术的代表作。

　　秦汉的青铜塑造已失去了商周时代的威势，但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之作。如秦始皇陵的铜车马、西安的跽坐铜羽人、茂陵的鎏金铜马、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等均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秦汉的石雕艺术成就卓著。当时的建筑如宫邸、陵墓周围往往立以石雕作品，如石人、石兽等，增加了建筑的雄伟之感。还在石阙、石质横额、石柱等石质建筑上饰以浮雕，增加了艺术效果。汉代的画像砖、石也是一种雕塑，前已介绍，兹不再述。

　　著名的石雕作品霍去病墓前石刻，堪称汉人石刻的代表作。

　　秦汉的工艺雕塑品，放在工艺类中重点介绍。

　　秦汉的雕塑从其作用来分，可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宫殿、陵墓等建筑装饰用的雕塑；二是作为殉葬用的 明器.从题材上看，主要是对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刻画，如舞蹈、奏乐、说唱、杂技、守卫、种田、打杂等人物活动和野兽、家禽、家畜、车马、仪仗等动物器物图象，还有楼房、水榭、仓库、厨房、井栏、猪圈等建筑物，反映出汉代统治阶级当时极度奢华的生活。

　　秦汉雕塑的艺术造诣很高。就人物造型上看，秦兵俑重写实，人物形体依照真人，手法严谨，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逼真生动，气概动人。汉兵俑造型洗练，神态威严，但体型小，多少带些写意风格和纪念意义。秦汉兵俑总体上仍嫌模型化，动态也较僵直。汉代其他种类人物俑也颇具神采，情动于中是其特色，尽管一些侍从俑雕刻形体仍较僵直，对形体起伏的细微变化也未作细致的处理，但情感的变化在眉宇之间有了明确的流露，某些作品还在真实形态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变形。如成都的击鼓说书俑，从人体比例上看很不准确，但艺术家抓住其手舞足蹈的击鼓姿态、眉飞色舞的生动神情，简练概括地塑造了一个有趣生动的说书艺人形象。在传达神情风貌时，不同地区具有各自的风格，体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如关中、中原一带的人俑多为文静、典雅，神态严肃、沉静。而四川的人俑动态大，表情更丰富生动。

　　就动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更富神奇色彩。马的塑造极富魅力，秦陵陶马、霍去病墓前的石马都是旷世之作，二者在造型上都采用静态来表现，而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却以动态取胜，马的形体结构比例合理，刻画精细，生动地表现了天马的形象。在动物的塑造上分为两种风格：①为写实，刻划准确，比例合理，如秦陵陶马、武威的铜奔马；②为写意，简略概括地勾勒出动物的挺胸、昂首、张口、吐舌、疾走等具体姿态来加以夸张、变形，突出它们的主要特征。或柔软圆浑、或劲健凶猛、或野性未羁、或温顺绵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如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河南辉县的陶狗、山东高唐的绿釉陶狗、河北建国的陶猪都带有写意的特点。

　　从雕塑手法上看，第一个突出特点是雕塑和彩绘相结合的特点，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汉代彩绘陶俑都以色彩绘饰细部。第二个特点是圆雕浮雕线刻等各种表现方法常被不拘一格地混合并用于一件雕塑品上。圆雕浮雕造出轮廓，表现出立体感，线刻表现细部、人物的衣饰、家禽家畜的羽片和其他细部。四川都江堰出土的建宁元年（公元１６８年）造的李冰石像，视觉所能看到的仅是浑厚稳重的人体轮廓和线刻表现细部的几根流畅的线条。汉代的拱手女俑在整体上呈现出柔美的身姿，其领口、阔大的袖口和长袖转折处都刻有浅浅的数道线条，衣质的厚重、领口的隆起、衣袖的长阔等都能从这些浅浅的线条中感觉出来。霍去病墓前石刻是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加以融会的典范，这构成了中国雕塑传统中特有的风格。第三个特点是借助自然条件灵活处理的特点。汉人雕塑往往借助 天然 ，因材施 雕 ，利用石块的天然形状依势雕刻成某些相关的动物或人体。石块千姿百态的天然形态诱发创造者的偶发构思，借助自然造化之功，创造出具有某种神韵的作品。如霍去病墓前一些石兽都是在天然石块上稍作雕刻而成的。同时汉人还借助于自然环境，追求与自然相契合的妙韵。霍去病坟冢就是仿照祁连山的形状堆筑而成，象征性地表彰他在祁连山击败匈奴的伟大功业。在坟冢周围还遍植树木，散置竖石，使石雕、坟冢、林木、竖石和原有的自然环境结合成有机的综合群体，造成一种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人化自然境界，令人对祁连山产生无限遐想，形成了一个气象壮阔、意境深邃的艺术境界。

　　在雕塑的构思安排上，更是各具魅力。如果说秦陵兵马俑是以惊人的数量、庞大的规模直观地再现了秦代强大的军队，那么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则是以静静的一人一马间接地表现了汉匈战争的结果，在这一主体雕像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像如猛虎、野猪、牯牛、大象、野人搏熊、跃马、卧马等散置在墓上，造成了幽险奇诡的气氛，有力地为主体雕刻马踏匈奴作了烘托，使各个分散独立的作品有机地结成一个整体。马踏飞燕铸像以健壮奔马的三足腾空、一足踏飞燕而飞燕回首惊视的处理方法表现了骏马奔驰的自由风姿，创造出一个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旷阔意境。这些雕像都充分代表了秦汉雕塑艺术玄妙奇特、壮阔丰伟的构思。

　　秦汉雕塑艺术风格与同时代的绘画、石刻画像、建筑等风格是完全一致的。秦代的雄壮威严、汉代的深沉博大在这些雕塑品上充分体现出来，秦汉雕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二）陶俑

　　秦汉陶塑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陶俑上，陶俑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兵马俑，二是奴婢、伎乐俑，三是动物俑。秦陵兵马俑数量、规模、气势和写实水平都是无与伦比的，汉代兵马俑以咸阳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出土的陶塑兵马俑为代表。从整体布局、俑的头饰和衣着看，秦俑与汉俑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又有相当大的差别。秦俑重写实，兵马形体大小仿照真人真马，人俑平均身高１。８米，战车和兵器多为实用器，以逼真的形象和强烈的气概取胜；汉俑体型小，均半米以下，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兵器，战车已不见。在个体大小和制作精细方面，汉俑已较秦俑逊色，却仍然威风凛凛，犹存气势。

　　造型简洁洗练，生动自然，人物和战马更富于动势感，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汉代奴婢和伎乐俑最具艺术性，早期汉俑多模仿战国时期木俑形象，身躯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衣裙作喇叭形，并施加彩绘，造型较为单纯。后期汉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造型由扁平的身躯转为较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和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得非常巧妙，诞生了大批艺术性较高的作品。汉俑面部表情非常生动，受地区和制作机构的影响，又大致分为两种基调的作品：一种是汉代都城长安、洛阳及受其传播影响地区的作品。如西安霸陵文帝刘恒皇后窦氏陵旁从葬坑出土的陶侍女俑、西安白家口西汉墓彩绘舞俑、洛阳烧沟出土的杂技俑、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还有汉代兵马俑，大致都归属于这一类型。

　　大都是当时官营作坊 东园署 的东园匠制作的，系采用模制和捏塑并刻划成形，制作的大多是服侍墓主人的男女侍俑、兵俑，也有一些乐舞杂技俑。

　　由于是官营作坊，受到封建等级尊卑观念的束缚，制作出的人物姿态多拱手恭立，表情多恭顺、文静，比较严肃，缺少变化，甚至给人以呆板沉滞的感觉。另一种是汉代巴蜀地区的作品，四川出土了大批红陶歌舞俑和说书俑，多出自民间私营作坊，俑的造型不受约束，民间艺人可自由发挥，作风朴实浑厚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以 击鼓说书俳优俑 最为传神。

　　汉俑第三种类型是陶塑动物，重要作品有陕西兴平马嵬坡出土的西汉釉陶狗和陶马、山东高唐的东汉绿釉陶狗、河南辉县百泉区的东汉陶家禽、四川的东汉动物陶塑、洛阳烧沟的釉陶马等都是其中的佼佼之作。各地出土的陶家畜常具地方特色，如辉县出土的陶家畜颇具写实之风，山东高唐出土的绿釉陶狗和河北建国出土的绿釉陶猪则有夸张、变形之风。四川陶塑动物风格朴素多样，不主故常，如陶马不像一般常见的汉马那样劲健挺拔，而多塑造成带有好动、顽皮稚气的马驹形象，十分独特。成都天回山陶马、乐山斑竹湾的东汉陶马驹都属此类，其他如狗、羊、鸡等陶塑动物造型浑厚朴素。

　　另外陶塑作品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如河南淅川县东汉墓的陶水榭，由水池、亭榭和其间的主人、侍者、动物等塑像组成，再现了东汉豪强贵族典型的生活场景。广东佛山■石圩出土陶水田模型、山东济源出土的陶米碓和陶风车、河南密县的彩绘陶楼，都极为丰富全面地反映了东汉庄园经济的各个方面。

　　下面就秦汉陶塑艺术中的优秀作品举例加以介绍。

　　秦始皇陵陶塑兵马俑①：１９７４年以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１０００多米处先后发掘了三座大型兵马俑从葬坑，这里埋葬着约８０００件陶制车马和人俑，还有实用兵器万件。三个从葬坑总面积达２万平方米，其中呈长方形的一号坑最大，总面积达１３０００平方米，整齐有序地埋葬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俑，按密度推算，总数达６０００件，系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主力部队。二号坑约６０００平方米，估计俑器有１５００件，为弩兵、战车、骑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最小，约５０００平方米，共有俑器６９件，有战车、车马、御者、武士、系统帅一、二号坑的军事指挥部，从而组成一个统一完整、威武雄壮的军阵构图，它们是秦代禁卫军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着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业的纪念碑式的雕塑。

　　秦陵兵马俑首先是以整体的雄伟气势震撼人心。一、二号兵马俑坑内的武士俑基本上都是面朝东方的。在庞大的军阵最前面的是三列横向的前锋部队，三个领队身穿铠甲，其余兵士免盔束发，身着轻便短褐，腿扎裹腿。刻划了前锋部队 轻足善走 特点及迅猛歼敌的精神气概。强大的后续部队是由３８路纵队和几千个铠甲俑簇拥着的战车的主力军队。将士们斗志昂扬、手持刀矛剑戟等武器簇拥着战车，拉车的战马，四匹一组，昂首前视，显示主力部队阵容的壮大。在军阵左右各列以卫队担任警戒任务，以防敌军的突然袭击。兵俑均在１。８米上下，马有真马大小，这形体高大、阵容整齐、组织严密的雄壮军阵，充满着临战前的紧张气氛，气势磅礴，的确再现了秦军横扫六国的威风。其次，秦陵兵马俑的个体形象也塑造得极为成功。这些陶兵马俑的数量、尺寸空前庞大，制作方法是塑模兼用，分段制作，装成粗胎，再用细泥进行细致刻划，窑烧后，加施彩绘。陶俑按姿态、服饰、装备和所在位置区分为不同的兵种和职司，有头戴双卷尾长冠、身着战袍和鱼鳞铠甲、手按宝剑的将军俑，有头戴单卷尾长冠、披戴铠甲或胸腹甲作指挥状的武官俑，有头戴圆形介帻、身穿窄袖短袍和齐腰铠甲、立于马旁的骑士俑，有装束多样的武士俑，还有射水俑、车兵俑等。工匠们在刻划人物上本着朴素的写实态度，逼真、准确、洗练地表现出对象的特点，没有采用任何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细致精微地塑造了面目各异、个性不同的武士肖像。仔细观察，会发觉众多将士中没有完全雷同的形象，但又共同具有着秦川一带人物的相貌特征。发式、髭须、披戴、相貌各各不同的秦俑，充分体现了匠人们天才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一号坑第二过洞马前直立的三俑为例，一个面孔方圆，年纪略大，双唇紧闭，圆睁大眼，凝视前方，是一久经战场、沉着勇敢的战士形象；一个面孔修长，低头沉思，是一足智多谋运筹帷幄之士；一个年纪较小，生气盎然，满面笑容，表现了这个年轻战士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活泼爽朗的性格。与战国稚拙的人物雕塑相比，秦代在短短的岁月中创造出如此生动而写实的大型人物彩塑，确实令人惊讶。而陶马的塑造也同样令人赞叹不已。马的形象劲健有力、昂首伫立、比例匀称、结构准确。在造型上，着力刻划战马蓄势而动的特点，或昂首扬尾、或张口嘶鸣、那双耳上耸、鼻孔翕张、双眼全神贯注的形象，给人以跃跃欲动、急不可耐地要驰骋疆场之感，体现了一种轩昂骏健的风神。秦陵陶马是我国古代长期盛行的骏马雕塑艺术的真正开端。第三，秦俑在总体构思上，虽以实战的精神为出发点，但并未直接描写战斗的情景，而是选取了临战前的场面。陶兵陶马的姿势大都取静态的表现，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构成了巨大肃穆、寂静的场面。

　　这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在这可怕的寂静中蕴藏着一股行将爆发的巨大力量，给人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然而有少数的俑如立射俑、跪射俑，则取动态的表现，将军俑右手紧握左臂，手腕的力度感十分鲜明，还有双臂前举乘驾战车的御者，跃跃欲动的战马，这些都增强了人物、战马的内在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巨大的寂静。寓动于静，于统一中求变化，这又是秦始皇陵兵马俑艺术的高妙之处。

　　①　　 《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 11 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 12 期。

　　咸阳杨家湾兵马俑①：１９６５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葬坑中发现，西汉前期作品。出土骑兵俑５８３件，步兵俑１８００多件，另有文官、乐舞俑、杂役俑１００多件，共计２５４８件，是所见汉墓出土陶俑最多的。步骑俑排成战阵，骑兵俑高６８厘米，步兵俑高４４- ４８厘米，它再现了汉初军阵形式，在艺术上也是写实的，它承袭了秦俑坑的遗制，只是在军阵上以骑兵为主，战车已不见，人俑个体小于秦俑，手中所持已非秦俑所持的真正实用兵器，而多为象征性的兵器。在造型手法上，人俑显得头大，也缺乏细部与性格的刻画，这是难与秦俑相媲美的。但杨家湾汉俑面宽唇厚，多蓄胡须，刻划单纯洗练，神态威武，与秦俑健壮强劲的特征相一致。杨家湾俑的彩绘保存较好，这在汉俑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兵俑、陶马周身彩绘，有红、白、黑、绿、黄等多种颜色。立式俑罩衣上多绘有甲片，袖口、领口、帽、靴等处也有彩绘。陶马形象昂首翘尾、胸体宽阔、额宽腰短，尤为挺拔神骏，威风凛凛，再配以磅礴的阵势，显示出汉初国力的强盛。

　　徐州狮子山兵马陶俑①：１９８４年发现于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共发现了四座兵马俑坑，已出土兵马俑２３００余件，都是陶质，质地细腻，为西汉中期或偏早的作品。是继咸阳杨家湾汉俑、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以一号坑为例，兵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一律面向西方，立式俑高的达４７- ４８厘米，矮的达４２- ４３厘米，跪坐俑高２５- ２８厘米。按装备和姿态分为兵士俑、盔甲俑和跪坐俑。兵士俑身着长袍，盔甲俑穿戴盔甲，有的还背负箭壶，狮子山陶俑脸型上宽下窄，不留胡须，具有东夷人清秀的特征。步卒作持械状，手中所持亦多是象征性的兵器，神态肃穆，面相饱满，气势咄咄逼人，与西汉前期一般陶俑相似。狮子山陶俑身上的彩绘大多已脱落，从目前所见色彩保存较好的少数陶俑与杨家湾陶俑有相似之处，通体彩绘红、白等色，以红色为主，似更简练抽象，同时更注重面部表情的刻划，它是西汉重要的陶兵马俑雕塑艺术珍品之一。

　　①　　 《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 3期；《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 10 期。

　　①　　 《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 12 期。

　　②　　 《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 2期；《中国古代雕塑漫谈》，任荣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安陶塑彩绘侍女俑和拂袖舞女俑②：前者以西安霸陵文帝刘恒皇后窦氏陵旁从葬坑出土的４２件陶侍女俑为代表，后者以西安白家口出土的陶俑最为出色，均为西汉前期的陶俑，是官营机构东园署的产品，系采用模塑和捏塑成形，衣褶大都省略，面部塑造却颇为用心。前者彩绘陶侍女俑分立、坐两种姿态，立者高５３- ５７厘米，着长襦和方头方口履，两手半握，拳眼相对，似拥物而立，神态端庄文静，恭谨温顺，人物面貌各异，表情若有所思而难于捉摸。坐者高３３- ３５厘米，袖手跪坐，脚掌向上，臀压掌上。其中有一女俑裙缘甚宽而扑地，面庞丰满，姿态非常恬静端庄，是西汉女俑的杰出典范。

　　另有女侍俑两手半举，左手指作轻巧动作，头微右偏，似在抚琴，情态专注。

　　侍女俑通体敷白粉，再用黄、黑、红等色彩绘于面部眉发和衣裳。塑绘结合，加强了雕塑的表现力，这成为我国古代彩绘艺术的传统。这组彩绘女俑衣着艳丽，体态端庄，是典型的宫廷侍女形象。后者拂袖舞女俑身着长袖舞衣，上身略俯，腰肢微扭，舞步轻盈，双手一高一低，甩动长袖翩翩起舞，体态极为洒脱，其细部刻划和神态表现略嫌简略，但作者抓住大的动势，着重表现了舒缓优雅的舞姿。这种注意动势、注重意态的表现手法正是汉俑的特色之一，这是汉俑中极为精彩的佳作。

　　济南无影山杂技百戏俑①：１９６９年在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中出土。在一个长不到６７厘米，宽４７。５厘米的陶盘上，塑造了２２个彩绘陶俑。其中有长袖而舞的女伎２人，表演倒立、折腰、柔术等杂技的青年男伎４人，还有奏乐的８人，或吹笙、或抚琴、或执棒敲钟、或击扁形小鼓、或击大型建鼓，其余为袖手而立的旁观者。这组陶俑布局井然有序，人物主次分明，在人物安排上一反过去观赏者被安置在中心位置的作法，而是将乐舞杂技者作为主要形象，观赏者处于陪衬的地位，人物有动有静，以观赏者的静态烘托乐舞杂技者活动的动态，使人感觉表演者更加生动活泼，优美多姿。缺点是人物面部表情缺少变化，未作细致刻划。

　　四川的几件击鼓说书俑：一件是１９５７年在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刻划一个说书人坐在那里，左手抱鼓，右手举棰，袒露上体而坐，赤足而跷举其一，伸头拱背，眉眼带笑，张口而谈，似乎正说唱到入神之处，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人们并不了解他在说些什么，但那充满激情的动作、那憨然可爱的神态已足以打动观赏者的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另外成都扬子山出土的一件，其姿态和前者极类似、只是未跷足，右手未伸出而已。再如１９６３年郫县出土的一件也很有特色，俑高６６。５厘米，立式，左手执鼓，右手执棒，头戴圆帽，缩颈歪头，张口吐舌，神气活现，也是一件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神之作。这几件作品充分代表了巴蜀地区陶俑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作品不局限于常规的比例，而是用夸张的手法，头大身小，突出人物的动态和表情，姿态动作变化多端，富于动势，灵活自然，力图表现出最具特征、最动人的瞬间姿态，面部神情和动作密切相关，人物笑容刻划得丰富微妙富有个性特点。

　　辉县百泉区陶家畜：发现于河南辉县百泉区东汉晚期墓中，有陶羊、陶猪、陶狗等１０余件，形制很小，最大者高不过１２厘米，最小者高仅２。２厘米。作者塑造这些家畜，往往抓取它们最具情态的一刻，而非静态地塑造。

　　如陶母羊的塑造就是抓取它且行且叫，眼睛急切张望，侧耳谛听子羊的响应那一神态，使人感受到母羊寻找子羊的急切心情，领会到那种感人的母子之爱。与之相映照的是陶吠犬，陶犬张口而叫，却与母羊呼唤儿女的叫迥然不同，这是一种警惕的狺狺。另外的一件小陶狗（或称狐）刻划也很生动，它探头向前，双目前视，两耳竖起，尾巴翘起，小心迈脚前行，出色地刻划了小狗所特有的警觉和稚气。陶猪以幼猪的样子最为有趣，作者塑造了幼猪因幼小无知，过分警惕，一遇响动便惊慌奔逃的神态，非常生动可爱。

　　①　　 《试谈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陶俑》，《文物》1972年第 5期。

　　（三）木雕

　　汉代木雕艺术承继战国并有了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楚地以木俑随葬的习俗在西汉前期继续盛行，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北云梦大坟头出土的木俑可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长沙马王堆轪侯利仓之妻墓出土木俑２６０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１６８号西汉墓出土几十件车仗奴婢木俑，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驾车木马和木轺车等，都是比较有写实趣味的作品，俑身颀长，躯体轮廓富有曲线变化，彩绘服饰鲜丽雅致，堪称汉初木雕佳作。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技法尚嫌粗糙，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仍存战国楚木俑的古朴稚拙之风。

　　西汉后期的木俑以江苏连云港出土的木俑和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出土的木俑为代表。连云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５１厘米，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邗江胡场出土了３０件木俑，以说唱俑的造型和雕刻为最佳。雕刻精细，五官清晰，均喜形于色，神态生动活泼。有一件木俑高５０厘米，坐状，平顶，大腹便便，右手向上挥扬，左手力按腹部。另有一件木俑高３３厘米，坐姿，头有髻，髻有簪，大臂弯曲，小臂向上，左臂撑于左腿之上，手势生动，感染力强，比以往发现的西汉木俑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与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宴乐陶俑相比较，邗江胡场木俑面部表情刻划细致生动得多。形体塑造上与四川东汉击鼓说书陶俑相比，略为逊色，但神情、姿态的生动又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群出土木雕作品较多，其中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其时代归属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有大型的木招车、木马和木牛，采用分部雕凿、嵌接成形的制作方法。中小型的木俑和家禽家畜多用单块木头刻削而成，木雕外表均施彩绘，刻有老叟、舞女、鸡、狗、猴、独角兽、羊、鸟等木雕形象，其中老叟六博俑的专注神情，舞女俑优美的舞姿，木猴的轻盈、灵巧、顽皮，木卧狗的温顺机敏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这些都是比较写实和具有生气的作品。

　　从总体上看，木雕作品为数较少而且大多不精，其艺术水准，无法与同时代的石刻、铜像和陶塑艺术相媲美。

　　（四）青铜铸像

　　秦汉的青铜雕像已无商周时代狰狞神秘的威势，但也不乏灿烂辉煌的杰作。有的以形体的巨大，有的以设计的精妙，也有的以工艺的精良，今后世叹为观止。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收缴了各诸侯国的兵器，熔铸成１２个巨大的铜鐻金（铜）人，置于宫廷之中，据说每个铜人重２４万斤。如此巨大的作品，可惜未能流传至今，这些铜人在汉末以后全部被销毁了，因而已无从得知其具体面目。１９８０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发掘出土了两乘彩绘铜车马，其形体为真人真马的１／２，每乘总重量１２００多公斤，

　　气魄恢宏，铸工无比精良，造型极其谨严准确，铜人马和陶兵马一样生动传神，表明秦代青铜铸像艺术成就可与其陶塑艺术相媲美。汉代青铜雕塑作品的形体已不如前代之巨大，但艺术上更趋进步。其作品见于史籍记载的有：汉武帝时柏梁台上的承露铜仙人，蜚廉观上的铜飞廉，未央宫前的铜马、铜龙，东汉光武时代宣德殿前的铜马，洛阳宫门的铜马和铜驼，灵帝时代的四人铜像。这些都是用于宫苑装饰的大型青铜铸像。其中最宏伟的青铜景观雕像是神明台上建造 高三十丈，大七围 的铜铸仙人承露盘，这些个体巨大丰伟的纪念性装饰性的青铜铸像如今已不可见。今存世的两汉青铜雕像多是些个体不大的陪葬用品，如陕西兴平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大铜马和老者铜俑、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跪坐说唱铜胡俑和长信宫灯、甘肃灵台傅家沟出土的四人铜俑、河南偃师出土的铜奔羊、广西合浦出土的铜屋模型、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的铜奔马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堪称秦汉青铜艺术的代表之作，下面选择一些作品加以介绍。

　　秦陵铜车马①：１９８０年发现于秦始皇陵西侧，共有两套车马，形制大致相同。以二号铜车马为例，车上御官铜人俑作跽坐姿态，两臂前举，双手执辔，每个手指的关节、指甲都塑得非常逼真，俑身略同前倾，双目注视前方，半抿双唇，面带微笑，神态恭谨，一个忠于职守的高级御官形象活脱脱地被塑造出来。铜马共有四匹，四肢粗大，比例匀称，膘肥体壮，筋骨强健，中间两马举颈昂首，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

　　车马工艺精湛，如装饰用的缨络，用细铜丝绞结而成，颇似麻毛。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错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错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鎏金铜马①和其他鎏金铜器②：前者于１９８１年在陕西兴平茂陵东侧的葬坑中发现，是西汉作品。铜马高６２厘米，长７６厘米，四肢粗壮，雄伟有力。

　　所用的数道线条流畅洗练，造型朴实稳重，比例匀称，通体鎏金，色泽鲜亮。

　　后者于１９７４年在河南偃师寇店的一处窖藏中发现，是东汉铜器窖藏，大量鎏金铜像和铜器在此出土。如铜象：高３。５厘米，长４。２厘米，呈站立状，大耳后掠，四腿略嫌粗壮，体形肥硕，长鼻下垂而鼻尖内卷，二目圆睁，小尾右摆，通体鎏金。铜牛：通体鎏金，牛体健壮，双角卷曲，二目圆睁。铜鹿：通体鎏金，头顶直立一角，昂首竖目，颈部有刻纹项圈。小铜马：通体鎏金，造型夸张，竖耳张口，颈部粗壮，腿较短，头部刻出銮衔，肩部刻出飞翼纹样。铜羊：呈奔驰状，四腿蹬踏有力，短尾上翘而后掠，极为生动，通体鎏金。

　　贵县大铜马和老者铜俑③：出土于广西贵县风流岭，西汉时期的作品。铜马分头、耳、身躯、四肢、尾等九段铸造装配而成。体型高大，肌肉丰满，四肢刚健，昂头竖耳，张嘴，前腿提起，作前奔嘶鸣状。腿至身高１１５。５厘米，长１０９厘米，这种体型高大的青铜马，继秦陵铜车马之后，除河北徐水防陵村的一对东汉大铜马（高１１６厘米）外，在全国少有出土。铜俑高３９厘米，作跽坐状。是一个络须老者，戴冠，着长袍，披甲，高鼻，深目，两眼正视，端庄朴实，双手置于胸前，似原有物在手中，袍甲上残留有涂朱痕迹，似为军吏铜俑。

　　①　　 《秦始皇二号铜车马初探》，《文物》1983年第 7期。

　　①　　 《陕西古代珍贵文物展览开幕》，《人民日报》1982年 6月 10 日第 4版。

　　②　　 《河南偃师寇店发现东汉铜器窖藏》，《考古》1992年第 9期。

　　③　　 《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 1期。

　　西安铜羽人①：１９４６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南玉丰村，西汉作品。

　　高１５。３厘米，形状奇特，长脸尖鼻，颧骨，眉骨隆起，两个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曲膝跪坐，身向前倾，穿一件无领紧袖交襟长衣，背部有卷云纹双翅。这是汉人神仙思想的产物，可能构思羽人的面容时借用了外国胡人相貌。

　　满城刘胜墓的长信宫铜灯和跽坐说唱铜胡俑②：１９６８年分别发现于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和刘胜墓中，西汉前期作品。灯高４８厘米，通体鎏金，造型非常别致，为一持灯的宫女，宫女身着长衣，衣袖宽大，发髻扎巾，左手擎托灯盘，右臂高举，手掐灯盖，双腿跽坐，头部五官清晰，神态恬静自然，刻划比较细腻。说唱铜胡俑：共有两件，似为一对，均斜披错金锦纹衣，偏袒右肩和胸腹。面型宽扁，额小颧凸，鼻梁低而鼻翼较宽，似为 胡人 ，作谈笑风生状，表情滑稽，神态生动。几件作品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灵台四铜俑③：发现于甘肃灵台西汉墓中，四件铜俑应为一组，均为男性，平均高度为９厘米，合范铸成。衣纹、眉、须经过刀刻修理，造型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一露齿作嘻笑叫喊状，一双目圆瞪、闭嘴鼓腮、呈怒相，一低头双目微闭、撇嘴、作表情苦闷样，一呈笑意。姿态也各不相同，一袒右肩、左手上举，一袒双肩、右肘支于右腿上，左臂支于地，一袒左肩、左手伸扶于左膝，右手着地支撑，一躯体前扑、左手着地、右手平展，似为索要之势。

　　各俑造型生动，人物比例准确，喜怒哀乐分明。这是一组突出刻划人物内心活动的雕塑，堪称我国古代雕塑中的精品。

　　武威铜奔马①：１９６９年在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了大批铜俑，其中铜男女俑共４５件，驾车乘骑的铜人马３８件，铜牛１件，铜车１４辆，铜奔马１件，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马仪仗。其中铜奔马堪称绝品。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或马超龙雀，造型上一反秦汉雕塑以静态或静中寓动的方法表现马的方式，而着意表现马的动态，雕塑了一匹躯体健壮的骏马头微左侧、张口嘶鸣、束尾飘举的俊逸姿态，完全符合骏马在运动中的自然形态，给人协调自然、神采飞扬的印象。尤为让人惊叹的是雕塑家那富有诗意的想象，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踏在飞燕上，飞燕回首惊视，衬托了骏马超越飞燕的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旷阔优美的意境，具有了一种虚空飞驰的气势。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极为符合力学原理，奔马全身重量的着力点都集中于踏飞燕的一足之上，毫无其他物体支撑，却非常稳定，符合重心平衡的科学原理。雕塑者将无比高超的写实技巧和丰富浪漫的想象力极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可谓是非同凡响的旷古之作，是古代雕塑中的稀世珍宝。

　　①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上卷，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②　　 《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 1期。

　　③　　 《甘肃灵台发现的四座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 2期。

　　①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 2期。

　　（五）石雕石刻

　　秦代石刻主要见于史籍，如《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扩建渭水横桥时，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 ，用以激励服役工匠的士气。同书还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前营建大型石兽之先河。《三秦记》记载，秦时在长池中刻巨型石鲸。《水经注》记载，蜀郡太守李冰在都江堰刻石人三躯以镇江流，刻石犀五躯以压水怪。以上记载的各种雕塑品现在均已不存在了。

　　西汉时代在石雕艺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作品有不少留存至今。现存最古老的汉代大型石刻是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附近的跽坐石人，系用青石雕成的一对裸体石人，１９８５年发现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男像高１７４厘米，女像高１６０厘米。两像都是椭圆脸，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作双手抚胸跽坐状，身上无衣纹。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及四川灌县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年代略晚的是汉昆明池牵牛、织女跽坐石刻像，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１２０年）所造，也是一组大型石刻，系用花岗岩雕成，造型简洁，风格古朴，堪称我国古代园林景观的第一座丰碑。

　　１９７３年在西安北郊还出土了汉太液池的巨型石鱼，也是简洁古朴，略具形式。上述汉代石雕作品基本上都是装饰建筑石雕形式。除此之外，在汉代最为盛行的雕塑形式是陵墓雕塑，从现有实物看，汉代没有发现帝王陵墓前的雕刻作品，主要是贵族陵墓雕刻。陵墓雕塑主要是陈设于地上、地下的石阙、石人、石兽、画像石。

　　阙是古代置于门外的建筑，主要有宫阙、庙阙、墓阙三种形式。宫阙多为木阙，石阙主要放置在墓前或庙前。石阙是仿木阙建造，其本身是一种建筑艺术，由基座、阙身和阙顶三个部分组成，形体起伏有韵律，仿房顶的阙顶有如鸟展开的翅膀而具有一种升腾之感，造型优美。阙身上遍布高低不等的浮雕，有如画像石，因此石阙也是一种特殊的雕刻艺术。石阙是陵墓雕塑在观赏者心理上掀起的第一个波澜，现存著名的石阙作品有河南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山东平邑县皇圣阙，嘉祥县武氏阙，北京石景山的汉幽州书佐秦君阙，四川所存石阙最多，大约２０多处，如四川渠县冯焕阙和沈府君阙、绵阳平阳府阙、雅安高颐阙，以上这些石阙都是东汉作品，阙身雕刻精湛。以沈府君阙为例，其阙身上部刻有朱雀的侧面浮雕，朱雀昂首挺胸张翼举足，神气活现，意态昂扬，代表了汉代雄浑高亢的时代风貌。

　　陵墓前竖立的石人、石兽等石雕是陵墓雕塑在观赏者心理上掀起的第二次波澜。单个欣赏这些石雕作品，自然会得到许多感受，但若进一步追寻这些石雕作品的群体联系以及与自然环境的空间联系，就会体会到某种意境和氛围，欣赏到某种和谐之美。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作品当推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它以巧妙的构思，独特的技法独领两汉石雕艺术之风骚。

　　西汉石雕在技法上的特点是利用大块岩石的原状雕出物象的轮廓，在相当长时间内，动物雕像是不把四肢之间雕空的，人物圆雕更是如此，颇近似通体浮雕形式。

　　东汉官僚贵族坟墓前的石雕大都为一对石兽，少数为石人或石羊。东汉石刻新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些造型劲健的石兽上，这些石兽汉人称为 天禄 、 辟邪 ，一般形体都不是很大，动感很强，或跨步扭身，或仰首吼叫。在表现动感的同时，又注意刚柔兼济。汉石兽比较注意的是与动物本身形体相像的造型效果，使人感到它们不再是石兽，而是有生命的血肉之躯，焕发出一种汉代特有的神采之美。著名作品有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的石天禄和石辟邪、咸阳沈家村的石兽、洛阳孙旗屯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山东临淄的石狮、嘉祥武氏祠前的石狮、曲阜孔林的石兽、四川雅安高颐墓和芦山杨君墓前的两对石辟邪等，都是东汉晚期造型凝重、器宇不凡的优秀作品。东汉动物石雕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动物四肢之间已被镂空，造型和雕刻技法上已不带西汉时期的古拙风格。

　　立于墓前的石人一般称为石翁仲，翁仲本是秦始皇的一力士之名，他守卫临洮，威震边陲。他死后，其形象被铸为铜像，置于咸阳宫前，用于震吓匈奴人。后人便将立于宫阙、特别是陵墓前的铜人、石人统称为翁仲。与石兽相比，东汉墓表前石人遗迹较少。现存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一对石翁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翁仲雕像，作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１１８年），高约１米，用方柱形石材雕成，雕塑手法简练，形象庄重稚拙，具有汉代石人的一般特点。山东曲阜乐安太守麃君墓前的两个石人神态肃穆，手法简练，也有类似特点。山东邹县匡衡墓前的石人，高约１２０厘米，用砂石雕成，双手叠置胸前，作站立姿态。以上作品都属石翁仲性质。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造像，如四川灌县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是作为观测水位用的 水则.另外还有石俑作品。河北望都、四川重庆、峨眉、芦山等地都出土了一些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二号墓出土的骑马俑最为完好。望都骑马俑刻划了一位买鱼沽酒、骑马悠然而归的骑者，雕刻细致，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置，这标志着圆雕技艺益加成熟。

　　另外，东汉出现了佛教题材的雕刻，如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沂南画像石中顶有头光，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均属佛教雕刻遗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后壁上方的浮雕坐佛像，通头光高３９厘米，头顶有高肉髻，身著通肩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执襟带状物，结跏跌坐。

　　此外，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释迦说法立像与涅槃变浮雕都是佛教雕像，上述的后两种佛像石刻当属东汉晚期作品。下面择要介绍其中的优秀之作。

　　霍去病墓石刻：这是一组纪念碑性质的大型石刻群，存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系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少府属官 左司空 署内的优秀石刻匠师所雕造。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１８岁任剽姚校尉，受汉武帝重用，参加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后升任骠骑将军。从元朔六年（公元前１２３年）至元朔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的五年之内，六次出击匈奴均获胜。汉武帝曾因他屡建奇功，为他修建宅第，他说出了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的千古名句。这位青年将军于元狩六年（公元前１１７年）病逝，年仅２４岁。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建大冢似祁连山，来纪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并令中府工匠为他雕刻巨型石人石兽置其墓前和墓上以表彰他的功勋。

　　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野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卧蟾等１４件，另有题铭刻石两件。

　　另外还有更多的岩块是未加雕凿的。这些竖石分别安放于坟墓前面，丛立于坟冢之上，石雕、竖石、坟冢、草木共同组成了一个艺术综合体。这种独具匠心的坟墓设计，既有天然的背景，又有人工的雕凿，分散的作品和人化的自然烘托了主体雕刻马踏匈奴，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群体。

　　这组石刻的主题石雕是马踏匈奴石刻，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纪念碑式的雕塑，它形象地歌颂了霍去病击败匈奴的重大历史功绩。其手法是写意的，以一人一马集中概括了汉匈战争，以少胜多，给人以更多的想象揣摩余地。

　　这件作品高１。６８米，长１。９米，为一匹器宇轩昂的战马和一个被踏翻仰倒的匈奴人的形象，构成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形象。雕像用一整块大石雕成，从比例上来看并不十分准确，马的胸部过于宽大，马头很大，四肢过小，这是为了表现的需要，宁可放弃对比例的追求。过大的马头是为了显示胜利者豪迈威严的气概，过宽的胸部是为了使躺倒的匈奴人的头正好夹在马的两腿之间，马的形象塑造得粗犷有力、矫健轩昂、庄重沉着，而匈奴人的形象被塑造得矮小狼狈，仰倒在马下，但并未被处理成屈服无力或僵尸横陈或跪地求饶的可怜相，而是双手紧握弓箭，两腿弹挣欲起的垂死挣扎之状，显示了气氛的紧张激烈。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马的沉着傲然体现出汉人的勇猛豪迈的英雄气概。这件作品给人以自然雄浑的印象，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它的整体气势和内在气韵所吸引，感觉不到它的失真。创作者纪念和颂扬霍去病丰功伟绩的主题思想被传神地表达了出来，这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

　　跃马和卧马石刻也是一种纪念碑式的雕刻，前者后腿曲蹲，前腿抬起，体态强健，作昂首奋力腾跃之势。后者作憩息之态，但却昂首警惕，有随时纵身跃起的神态。这两件作品均神态昂扬，既表现了战争环境的紧张气氛，也表现了一种勇猛无敌的气概。

　　卧牛本为善良、温驯的动物，但作者却赋予它和战马类似的警觉张望的神情，虽卧不眠，形体庞大厚重。虎本是凶恶野蛮的动物，但作者却不作张牙舞爪威风凛凛的表现，而是作伏卧之状，只是通过刻划其瞪起的双眼，似在咀嚼的嘴，微妙地表现了其迅猛凶狠的性情，处理得含蓄有力。

　　１４件作品的艺术作风抽象而浪漫，风格浑朴厚重。雕刻手法简练，采用了我国独创的 应物象形 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即利用大块岩石原有的自然形态，作为雕塑造型的坯胎，仅在石面上就势斧斫，混合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相结合的造型手段，使原有的形态特点在艺术家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雕造下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并不着眼于精工细刻，只是以粗犷雄劲的刀法草草勾勒一下，剔掉被认为不需要的部分，便使顽石获得了内在的生命。如卧牛石雕，在浑厚的体块之中似乎凝聚着无限的张力，整体圆润而脊呈棱角，极有强度，开张的鼻翼，似有声息。又如伏虎石雕，很好地利用了石头表面的起伏和石纹的走向，刻出的虎似乎使人感觉出虎皮的光泽和虎身的柔软。

　　石人，雕刻者只是浅浅地刻划了一下眉目和须发，近看似乎不像，远观却夺人心魄。卧蟾，雕刻者在一块巨石上雕凿了几道纹理点线，竟脱化为一只卧蟾。这种简练传神的表现手法，不求写形，但求写神，很象中国画中的大写意，非常符合老庄的 既雕既琢，复返于朴 的艺术思想，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高颐墓石兽：位于四川雅安城东北１０公里的姚桥高颐墓的神道两侧，共为一对石狮。高颐曾任益州太守，卒于建安十四年（公元２０９年），石狮当建造于此时或其后不久，是东汉末年作品。造型似以狮子为基础，身高１。１米，长１。６米，都作张口吐舌、昂首挺胸、阔步前进的姿态，其体态采用了Ｓ形屈曲造型，刻划简练，瘦劲有力，生动逼人，胸旁刻有两重肥短的飞翼，这大概是受往东传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在古籍中定名为辟邪，是想象中的神兽。这件作品强化了狮子雄健威武的气势，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风度神采，焕发出壮伟之美，反映了东汉时期人们自强自信、昂扬向上的活力和气魄，也体现了汉民族自强不息、勇健雄强的精神，是汉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另外，雕造于公元１４７年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对石狮，其驱体四肢粗壮，神态活泼而威严，可谓别具一格。

　　东汉李冰石人像：四川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公元１６８年）雕造，是东汉晚期作品。此像作立姿，高２９０厘米，形象浑朴稳重，雍容大度。利用一块岩石凿成，极其概括，上刻几根流畅的线条来表现面目、衣领、衣袖和鞋，雕刻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它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而用的 水则 ，但又可以看成为一尊纪念秦代水利名人的历史纪念像。山东曲阜麃君墓前的两尊石翁仲、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一对石翁仲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均神态肃穆恭谨，作风浑朴稳重，手法粗略概括，这是汉代雕塑艺术特有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