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人们从一年中确立的对它抱有特定期待的日子，流淌着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风貌、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节日在人民生活中的位置和价值。

　　节日的计算器——高科技含量的历法

　　节的本意是竹节，天地有节而形成了四季。《说文》称：“节，竹约也。”《周易·节》载：“天地节而四时成。”推而论之，四季有节就是一年四季的各种节日。中国是个农业社会，节日的源起与农业社会的农时、天文、历法密切相连。

　　为节日提供准确时间的是天文和历法。比方春节，首先要确立一年的岁首和正月的朔日，离不开历法。夏、商、周、秦各有历法，区别是岁首的月建不同。夏以建寅之月（夏历正月）为岁首正月，商以建丑之月（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以建子之月（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据《诗经·豳风·七月》记载，西周的农夫到年底和改岁前，都要集合在一起，备好酒，杀了羊，登上堂，举起牛角杯，共祝万寿无疆，庆祝丰收和新的一年的到来，这已经具备了春节的雏形。由于岁首正月不断地改变，所以作为节日的春节始终没有定型。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实施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作为传统节日的春节才正式定型。

　　“年”，在古代写作“秊”。庄稼成熟一个周期，亦即春播秋获就叫一年。《说文》称：“年，谷熟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年。”“大有年”就是大丰收，也就是“禾千”，现在中国的农民仍然把收成叫“年成”。既然庄稼成熟一个周期叫一年，那么古代年的概念是阳历，而把月相盈亏一个周期为一个月的概念却是阴历。阳历的年和阴历的12个月差了10天20小时，积3年就多出了1个多月。古人直观地发现了阴历的月和阳历的年的矛盾。比方原来3月播种，3年后就成4月了，再往下延续，就成了10月播种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商代开始置闰，即每3年设一个闰月，来调整阳历的年和阴历的月的误差。

　　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展开的。春秋时期，已明确定出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节气。《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少昊氏以鸟名官的情况：凤鸟氏知天时，担任掌管历法的“历正”；燕子春分来，秋分去，负责主管春分和秋分；伯劳鸟夏至鸣，冬至止，负责主管夏至和冬至；青鸟立春鸣，立夏止，主管立春和立夏；锦鸡立秋来，立冬去，主管立秋和立冬。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比较完善，到秦汉年间就完全确立下来了。

　　看来，我们过的这个“年”和各种节日，不仅蕴涵着古人五谷丰登的期望，还有高科技含量的历法的支撑。

　　节日的源起蕴涵着可贵的文化精神

　　原始崇拜、巫术、禁忌是节日的另一渊源。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弱，形成了对天地日月及各种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和各种迷信禁忌。商周时代的天子，都有祭祀日月星辰、社稷山川的祀典。汉代贾谊说：“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汉书·贾谊传》）。这些自然崇拜，许多都成为后来节日的渊源。在《国语·鲁语上》中，柳下惠详细叙述了祭祀的典章制度，受祭祀的都是同大自然斗争中兴利除害、造福人类的人物。之所以祭祀日月星辰，“民所以瞻仰也”；祭祀“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祭祀“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古代还凭借着感情和质朴的生活方式来认识自然。例如，古人对各种天灾人祸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都要举行大规模的驱鬼逐疫的仪式，叫做“傩”、“大傩”，这是春节除夕的渊源。经过一冬的干燥，春天一打雷，很容易引起火灾，便产生了禁火冷食的禁忌。《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载：“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这是寒食的最早起源。春季是瘟疫、流行感冒的易发季节，人们就到郊外水上盥洗，以祓除瘟疫，这是修禊节的来历。到唐朝，寒食、修禊（踏青郊游）、扫墓等风俗融合成清明节。五月夏季，蛇、蝎、蜈蚣、蚊、蝇等毒虫都进入旺季，伤口也容易发炎，所以古人视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以五彩丝系臂驱瘟、避邪、止恶气，悬艾草禳毒，喝菖蒲酒、雄黄酒防止五毒虫叮咬，这便是端午的节日内容之一。端午节是具有人文倾向和纪念意义的节日，先秦两汉时，南方的龙舟竞渡各自纪念本地的历史人物。吴越一带纪念伍子胥、孝女曹娥，荆楚一带纪念屈原。隋唐统一后，经过各地风俗的融汇和渗透，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屈原得到民众最广泛的认同。

　　从这些原始崇拜、巫术、禁忌中，我们可以发现远古节日设立的可贵的文化精神：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节日以及迷信禁忌表现了人们在险恶的条件下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抗争，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开拓，它在迷信禁忌中显示了人的积极主动意识。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再搞这些巫术、禁忌，则表现为对自然、神灵的迷信、屈服和人的主动意识的沦丧。

　　现代中国节日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节日文化不断被注入更新的、更实用的文化价值。现代流行的节日大体有五类：

　　第一类，传统节日。以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为代表。

　　第二类，庙会节。如各地的东岳庙会，北京厂甸、地坛、白云观庙会等。

　　第三类，国家确立的纪念节。以“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为代表。

　　第四类，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文化节。如国际孔子文化节、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潍坊国际风筝节等文化节。这类文化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山东省新兴的文化节就有一百二十多个。

　　第五类，“舶来”的节日。如情人节、愚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等“洋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洋节”风靡，年轻人追求浪漫、时尚、挥洒个性的生活，舶来的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洋节”受到他们的钟爱。他们用异国节日来发泄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松弛自己紧张的神经，体验这些节日带来的浪漫、幻想、新奇与刺激。这种多元化的节日格局，反映了人们对节日价值的新追求。

　　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类宗教节日，如道教的正月十五天官上元节、七月十五地官中元节、十月十五水官下元节，佛教的四月八日浴佛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节等。这些节日现在有些与传统节日重叠，有的则近于消亡了，如浴佛节。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宗教观念淡薄，宗教节不被人看重。

　　对比中国的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可以看出：

　　（一）从节日的内容来看，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家庭伦理特色，阖家团圆成为传统节日的主旨。在纪念节、文化节中，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单位、企业、商家起了比较重要的组织作用，比如文化节中“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政府主办，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等。各种“洋节”的参与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教会等团体，体现出年轻人凸现自我的价值、挥洒个性的特点。

　　（二）从节日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看，传统节日、纪念节日是普天同庆的全国性节日，时间一般比较短，而庙会节、文化节则是流行于某一地方的节日，受一定地域限制，但时间却延续得比较长。“洋节”虽无地域限制，却没有“玉梅雪柳千家闹”的盛况。

　　（三）传统节日消费，文化节创收。“贫家犹裹粽，随时答年光。”中国的节日饮食重要而且要求严格，家庭再贫也要准备节日食品。用老百姓的话讲，“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全家欢聚一堂，穿新衣服，吃团圆饭，是传统的过节模式。而文化节则有所不同。文化节的共同特点是有各种形式的经贸洽谈和旅游活动，带有明显的推销地方产品，招商引资，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动机。

　　（四）“洋节”日益热闹与厂家、商家推波助澜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说，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促进了鞭炮、月饼的生产，那么“洋节”正好相反，是厂家、商家对圣诞帽、玫瑰花、康乃馨等礼品的促销活动推动了“洋节”的流行。

　　传统中国是个宗法农业社会，其传统节日文化表现出与西方那样的宗教工商社会的明显差异。

　　首先，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几乎每个节日都与农时紧密相连，“瑞雪兆丰年”，祈盼丰收是传统节日文化的初衷。每到春节，老百姓都企盼“五谷丰登”、“瑞雪纷飞丰稔岁”。中国本土的情人节（七夕节）虽然浪漫，也反映了男耕女织、一夫一妻一头牛的小农经济模式。过节吃改样饭，着节日盛装，反映了农民解决温饱问题的质朴要求。而西方的节日则带有浓重的工商业文明的色彩，注重放松、休闲和娱乐，寻求感情的释放和精神的刺激。

　　其次，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重宗法伦理。阖家团圆是节日的主旋律，节日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渠道。而西方的节日则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多寄托着对神的幻想与遐思。换句话说，在重今生、轻来世的中国宗法社会，过节主要是对家庭伦理的强调；而在重来世、奉上帝的西方宗教社会，则是对神的缅怀和敬奉。

　　留住文化的“根”——给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保留一个位置

　　节日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节日在今天更有其宝贵的价值：首先，传统节日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它可以平衡、调节心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例如，燃放烟花爆竹是几千年来的民俗，是一种娱乐，一种礼仪，一种文化感受，其在民众感情宣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在喧天的鞭炮声中会感到一种释放和振奋。其他如春联、年画、花灯、秧歌、汤圆、月饼、菖蒲酒、艾草等，均寄托着人们对幸福吉祥、欢乐喜庆、团圆如意、平安健康的追求。节日是最欢乐的时刻，因而也是社会最安定的时刻。

　　其次，节日中的许多风俗都是远古生产力低下的历史回音，记载着先民蹒跚的足印和征服自然的顽强信念。保护这一资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申报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以及韩国江陵端午祭，均名列榜中。而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多思考。

　　第三，节日具有保存、传承传统技艺的重要功能。在传统节日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较高文化艺术水平的节日民俗物象。如各地独具特色的节日食品，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春节元宵节的花灯、秧歌、高跷、狮子舞，清明节的风筝、秋千，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等。借助节日，这些技艺得以传承下来。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淡化了传统节日的民间氛围，另一方面也以新的形式建立了新的文化。春节电视文艺晚会的出现，把全家人围成的“圈”拆成了一条直线，使一家人的亲密相对疏远，但它又是“傩舞”、“正月里唱大戏”的化身和传承；各种娱乐活动减少了鞭炮、锣鼓带来的快感，但火车提速、私人汽车的涌现又提高了年关赶回家团聚的速度，对于延续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礼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各种文化节的出现，固然不免有向“钱”看的弊端，但也给中国的节日文化注入了新内容。

　　尽管如此，人们总的感觉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许多传统节日逐渐被淡漠冷落，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味”。如何保护这些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住节日文化的“根”，如何赋予节日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一种“活的文化”，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和争论的话题。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在法定节假日内占有了一席之地，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记忆将在新的节日环境中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