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渤是我国唐代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年龄相仿，人生历程也颇为相似。在九江的历代名人中，白居易和李渤早已成为九江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记忆。

　　白居易和李渤都有隐居的经历，并且地点都在庐山。白居易生于772年，比李渤长1岁，元和十年（815年），贬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江州司马序记》中写道:“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他告诉好友元稹“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从此白居易开始了“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的隐逸生活。李渤隐居之所在白鹿洞和栖贤寺一带，比白居易早了20年，但庐山把他们的足迹连在了一起。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说“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姓名文句。……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无继来者。”可见，登庐山是白居易和李渤共同的爱好；他们隐居庐山时留下的文化印迹早已幻化成九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长庆元年（821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故地重游，在白鹿洞广植花木，增设书院亭台，开辟了白鹿洞书院的先河。

　　东晋以来，以庐山为中心形成了我国南方佛寺最密集的区域。白居易和李渤来到九江与庐山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和归宗寺的智常禅师各有一次充满禅意的对白，被传为佳话。智常是当时南禅宗的代表人物，佛书《祖堂集》载：“白舍人为江州刺史（司马），颇甚殷敬。舍人参师，师泥壁次，师回首云：‘君子儒？小人儒？’白舍人云：‘君子儒。’师以泥鎋敲泥板，侍郎以泥挑挑泥送与师，师便接了云：‘莫是俊机？’白侍郎对云：‘不敢。’师云：‘只有送泥之分。’”白居易拜会智常却做了一回泥水匠，不知白大诗人是否因此悟出了一些禅机。有一次（822年），白居易和李渤相偕来到归宗寺拜会智常，号称“李万卷”的李渤亦不忘向智常请教禅理。李渤问佛经中“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作何解，智常道：“摩踵至顶，只若干身，万卷书向何处著？”李渤顿时叹服不已，之后李渤热心礼佛，为佛教在九江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九江城区，白居易和李渤最有缘的地方莫过于南湖了，此缘至今未了，李公堤之绿荫和烟水亭之秋月便是最好的鉴证。南湖对白居易来说，是诗人之湖；对李渤来说，则是德政之湖。当年白居易的司马宅位于南湖北岸，南湖四时之景是白居易遣臆抒怀的不尽题材，现存《南湖早春》等诗数首，其中“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苹生”等不失为佳句。白居易晚年居洛阳曾写有著名的《忆江南词三首》，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句与这些描写南湖的诗句视觉效果相同，格调如出一辙，显然是对九江景色的回忆。如今，湖中的浸月亭和浸月岛仍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白居易“别时茫茫江浸月”的诗人情怀。李渤给九江人留下的不是诗名而是政德。他在九江任刺史两年，勤勉直正，爱民为本。为了免除九江百姓旧欠苛捐，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他上书道“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在南湖筑堤是李渤造福九江的一件大事。之前九江人向南出城先要乘船再登上山川岭的南下大道，堤成后农田灌溉也有保障了。人们为了感谢李渤，将该堤名曰“李公堤”，堤之北湖名曰“甘棠湖”，名传至今。《诗经》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召伯就是西周召公奭，传说他曾在甘棠树下办公理政，以甘棠为食，晚上也睡在树下。九江人以“甘棠”之名纪念李渤，正所谓“人惠其德，甘棠是思”。李渤虽然没有留下赞美甘棠湖的诗句，但是甘棠湖因为李渤而诗意更浓；如果说九江是富有诗意的城市，那么甘棠湖就是一张用诗写就的名片。

　　也许是相同的时代造就了白居易和李渤相似的人生际遇。长庆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途经九江，见到了李渤。这是他们在九江惟一一次会面，两位诗人倍感亲切，思绪万千。白居易赠李渤诗两首并作注云“元和末，余与李员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为刺史。”其中《赠江州李十使君员外十四韵》写道“长短才虽异，荣枯事略均。殷勤李员外，不合不相亲。”此次九江之行白居易仍未忘记回到庐山草堂住一宿，并用调侃的口气告诉李渤“君家白鹿洞，闻道已生苔”。两人在仕与隐之间的矛盾与彷徨显而易见。

　　古人说得好，风景得遇文人，若士之遇知己。白居易和李渤与九江结缘，乃九江之幸，亦文人之福。清乾隆进士王赓言来到九江，登上李公堤赋诗云“长堤一带接平芜，隔岸青青柳万株。却怪多情白司马，南湖不筑筑西湖。”可见文人眼中的九江愈显文化之美。如果说山水是九江的血脉，那么文人就是九江的风骨，白居易和李渤等人在九江描绘的文化天空永远灿烂，魅力无穷。（撰文/聂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