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心净业：彭绍升与清代居士佛教

志道

彭绍升（1740-1796年），字允初，号尺木，法名际清。俗姓彭，出生于长洲（今苏州吴中）士族家庭。乾隆年中，举进士，然辞官不就。二十九岁时读佛书，归心佛法，自号“知归子”。他深信净土，因其敬慕刘遗民在庐山东林寺修净土及高忠宪建东林书院设同善堂的事迹，故又以“二林居主人”自号。曾受菩萨戒，生平乐善好施。常与罗有高、汪缙等人交游。工古文词，宗归（庄）震川。嘉庆元年（1796）正月逝世，世寿五十七。

彭绍升致力弘扬净土，“现居士身说法”，撰述宏富。其所著《一乘决疑论》，以通儒释之隔阂；着《华严念佛三昧论》，推重华严净土，以释禅净纷争；又着《净土三经论》，以畅莲宗未竟之旨；此外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与其侄彭希涑合作），皆为世所传诵。又有文集传世，如《一行居集》阐扬内典，《二林居集》通论外学。还有《念佛警策》、《体仁要述》、《测海集》、《观河集》、《二林唱和诗》等著作，要皆不外乎游心儒、佛之间。通过这些著作，可得知他的居士佛教之真髓。彭绍升居士佛教的重大特点除了倡导儒佛融通外，就是融会贯通华严与净土，倡扬念佛往生并笃实修持。晚近净土宗昌盛，得以超迈诸家，彭氏实有开启之功。

一、融会华严净土

彭绍升的净土思想，皆本之于莲池大师云栖祩宏。彭氏对晚明四大师并加推崇，而尤重于莲池。其作《四大师传》，末后记曰：“予之究心佛乘也，自《紫柏老人集》始，其后读云栖书，遂倾心净土。读憨山、蕅益书，而西归之愿益坚。甚哉！四大师之善牖我也。不然，予之束于名教也久矣，其遂能决町畦而穷域外之观乎？”[1]彭氏又专录莲池大师之文，叙曰：“莲池大师宗华严圆旨，阐西方之教。着《阿弥陀经疏钞》十余万言，博大精深，三根普摄，从上莲宗善说法要者，盖未有先之者也。其他应机说法，称心而言，唯斯一乘，无二无三。读其书可以慨然而发回心矣。予年三十许，阅大师文，即知以净土为归。”[2]又如《知归子传》中他自述游心佛教，“好方山、永明之书，尤推莲池、憨山为净土前导。”[3]

彭绍升因受以云栖为代表的晚明四大师融合思想的影响，推重华严和净土之融通，他在《题极乐庄严图偈》中说：“我读华严偈，信入净土门。由诸佛净愿，成就妙庄严。”[4]其友罗台山也曾赞知归子曰：“佛号数万声，华严一两卷，不亦乐乎！不亦乐乎！”[5]彭着《华严念佛三昧论》，其思想主旨即是融会华严与净土。有证据表明，近代杨文会提倡“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莲池大师和彭绍升居士的影响。而其向日本南条文雄求书刊刻，也是先倾心于华严、净土典籍，尔后才逐步扩大范围。[6]

彭绍升博通经藏，其对华严与净土之推尊更可溯源于唐代李通玄华严思想。彭撰《居士传》，把李长者专列一章，其在“发凡”中说：“庞居士之于宗，李长者之于教，刘遗民之于净土，百世之师矣。三公者，各专传，尊师也。”其在传后又记曰：“予读《华严经》，悲悔故见狭劣，暗大方，不知局此几何世。然而，浑乎其无涯，郁郁乎，渊渊乎，无所施吾视听也，久之，得李长者论抽绎之，恍乎其有会焉。吾愿生生穷游华藏海中，其庶几乎！” [7]

彭绍升以华严思想阐发净土的代表作是《华严念佛三昧论》，其在该书中有问答，问曰：“子欲阐念佛法门，何不以净土诸经为导，而力主《华严》？据果论因，恐难合辙。”答曰：“子不读《无量寿经》乎？经中叙分，首述普贤行愿，劝进行人，三辈往生，俱云发菩提心。终之以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纵修功德，还堕胎生。然则诚欲坐宝莲华，登不退地，必也依文殊智，建普贤愿，回向往生。今此《华严》，正当其教。至《观经》上品上生者，必诵读大乘方等经典。言大乘方等，则又莫若《华严》最尊第一。因果无差，有何纡曲？” [8]

《华严念佛三昧论》主要围绕“五念”铺成论旨：一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性，二念佛功德出生诸佛报化，三念佛名字成就最胜方便，四念毗卢遮那佛顿入华严法界，五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圆满普贤大愿。该论作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十二月。既成，汪大绅评之曰：“此净土正因，华严正信也”；又曰：“五念一念，一念无念”。第二年春，过丹徒，王文治见而赏之，为之作叙曰：“念者不觉也，佛者觉也。念佛者，以觉摄不觉也。念佛三昧者，以觉摄不觉，入于正觉海也。华严具诸佛一切三昧，而其间念佛三昧，为一切三昧中王。大莫过于是，方莫过于是，广莫过于是矣。知归居士修念佛三昧者十数年，而又于华严义海，一门深入”云云。彭际清自评：“于贤首、方山外，不妨别出手眼。设遇云栖老人，定当相视而笑也。” [9]彭氏自认为，此华严念佛三昧论，是在贤首、方山外“别出手眼”，而与云栖老人宗旨相契合。由此可知其思想路径。

彭绍升既以华严义理融通净土，复以华严圆融思想疏释儒佛道。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作成《一乘决疑论》，题曰：“其意在和同三教，不欲有所轩轾于其间。”论首开宗明义曰：“予初习儒书，执泥文字，效昌黎韩氏语，妄着论排佛。然实未知佛之为佛，果何如者也？已而究生死之说，瞿然有省，始知回向心地。从宋明诸先辈论学书，窥寻端绪，稍稍识孔颜学脉。而于明道、象山、阳明、梁溪四先生，尤服膺弗失。以四先生深造之旨，证之佛氏，往往而合。然四先生中，独阳明王氏无显然排佛语，而明道、象山、梁溪所论着，入主出奴，时或不免。岂世出世间，其为道固不可得而同与？抑法海无边，罕能尽其原底欤？予蓄疑久之，累数年而后决。…… 予读孔氏书，得其密意，以《易系》无方、《中庸》无倚之旨，游于华严藏海，世出世间，圆融无碍。始知此土圣人，多是大权菩萨，方便示现，乃以名字不同，横生异见，斗争无已，不亦大可悲乎！既自信于中，又惧天下万世之疑，不能直决也。因疏畅其说，以解诸儒之惑，以究竟一乘之旨。”

彭氏于此中明确指出，他读内外典系“游于华严藏海”，方得“世出世间，圆融无碍”。在彭际清看来，宋明儒辟佛有两端：一以为“伪教”，一以为“异端”，皆因其“法执未忘”，“天眼未通”。故此今日他以华严“究竟一乘之旨”，疏畅诸先生所言说，揭示儒佛之间圆融无碍、本无轩轾。 [10]

二、笃实修持净土

彭绍升家世为儒，父兄皆以文学官于朝。其先也治儒书，以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后觉非其所务乃舍之，专习净业。日以礼诵为务，并阅大藏经，受菩萨戒，素食净行。 [11] 更从闻学定公（1712-1788年）受净土之教，闭关于苏州文星阁，勤修“一行三昧”。彭际清对于佛教非但具有热烈之信仰，又积极实行。或创莲社念佛，或购鱼鳖于市授以三皈戒而放生。尝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网”。同参法友汪缙为其《居士传》作序曰：“知归子学佛归心净土，发决定往生之愿者也。究论往生之因，因于一念之净。一念之净，即成往生之因。况念念相继，有不决定往生得观弥陀者乎！知归子修净土，念念相继，其学佛也，可谓密矣。仰前修之匪远，表万法之同归。自度度人，度人自度，着书之心，可谓切矣。”[12]

居士著书可谓之“法供养”，汪缙称其为“现居士身说法”。《居士传》共五十六卷，收集从后汉到清代康熙间在家奉佛的居士（限于男性）312人的传记，编成列传体裁的专传或合传55篇，乃是记载历代居士事迹比较完备的一部书。该书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开始编撰，至四十年（1775）完成。“是书始事于庚寅之夏，削稿于乙未之秋。中间辨味淄渑，商量去取，则吴县汪子大绅之助为多。瑞金罗子台山往来过苏，每相切磋，订其离合。最后书成，婺源王子顾庭讽诵一周，赞叹欢喜，捐金付刻。普愿见闻随喜，发菩提心，证圆满果。是则区区七年纂述功不虚施，青莲华海香光无垠，一念归诚同登彼岸，不亦乐乎！”

该书之编纂特点，强调行解相应、儒佛融和。主要表现于三方面：（1）关于人物，彭氏认为宗门中冒滥者多，像夏竦、吕惠卿、章惇这些人原不足道，就是白居易、苏轼对于佛教也是别有所长，而和宗门无关。诸书所载一些禅机因缘，并无可取。至于韩愈、李翱、周敦颐、欧阳修等，“平生愿力全在护儒，一机一境偶然随喜，不足增重佛门，岂宜附会牵合？装点门庭，反成谬妄。此于教理违背非小。”他们大都是护儒辟佛的，不能拿其偶然随喜佛法的事就来牵强附会，替佛教装门面，所以采择从严。（2）关于言论，彭氏认为“护法之文，须从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为可贵。是书所载，非其真实有关慧命者，概弗列焉。”所以像王简的《头陀寺碑》、王勃的《释迦成道记》、柳宗元的诸沙门碑铭，以及元明士大夫的一些文字，“类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应始堪采择”。（3）关于行事，彭氏从儒家伦理的观点，认为学佛的基础在五戒，五戒就是儒家五常的体现，不能实行五常，就谈不到五戒。“登地证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体五常。不践五常，何有五戒？”彭氏以春秋笔法将历史上不明忠孝大义之辈一概削除。[13]彭氏虽专信净土，但其《居士传》则遍载教、禅、净三方面的居士，也体现了教宗、禅净相融和的指导思想。又该书只载男性居士，故彭氏另撰有《善女人传》一卷。

居士之净土修持法门除了素食、戒杀、放生等等外，诵持（读经）、写经、刻经乃至流通经典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彭氏就以诵持书写《普贤行愿品》作为日课。他在《书普贤行愿品末卷后》一文中说：“予自归心净土，即奉此卷为日课，持此愿王，自信临命终时，决生极乐。更欲流通世间，导诸群品，同归一乘。”[14] 他认为，“此十大愿王，要一切行门之终，实开一切行门之首。何以故？非行无以满愿，果外无因故；非愿无以起行，因外无果故。”并说：“云栖谓此一卷经，该全部华严，义在于此矣。其不指归华藏，而指归极乐者何？为大心凡夫开异方便故。”在彭际清看来，华藏庄严，像目连、舍利弗诸大声闻，犹隔听睹，何论其余？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十念归诚，便登九品。诚能信入普贤愿门者，法界与净土无异，就如水赴壑、如响应声。一得往生，便华开见佛，始知极乐不离华藏，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彭际清对净土三经也十分重视，不但刊刻了此三部经，分别写有叙文，还作有《净土三经新论》阐发净土宗未竟之旨趣。彭氏在《重刊净土三经叙》中说：“净土三经者，大小《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经》是也。此三经者，如鼎三足。不读小本，不入信门；不读大本，不入愿门；不读观经，不能成就三昧门。三经合，而净土之资粮备矣。” [15]

尽管彭际清热衷于学佛修净，举官而不就，韬隐于家乡，可是却没有遗世而独立。他化导乡党，团结一族的力量，投注于“近取堂”（内设有恤嫠会、施棺局、施衣局、及放生会等的同善会组织）及彭氏润族田（即日后的彭氏义庄）等的社会慈善事业，造福乡梓。[16]由此可见他诚挚地实践了净土教义，但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了生脱死”，而后者正是当世儒者批评士大夫溺于“西方之教”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许会理解彭际清在归心净土的同时为何要疏解儒释隔阂，强调儒佛融合。

三、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影响

彭际清居士佛教的影响延及后世，龚自珍、魏源私淑的学佛导师即为彭际清。龚自珍曾作《知归子赞》，称道彭际清说：“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17] 魏源以《普贤行愿品》与净土三部经合为一集，刊刻《净土四经》，亦与彭氏之推崇不无关联。清代居士佛教自彭际清而至于龚自珍与魏源获得一新发展，主要表现是龚自珍、魏源等作为今文经学家而兼治佛学，从佛学中求经世之本，开启近代维新一派之思想端绪。常州今文经学公羊学派[18]在清末衰世之中应运而生，强调通经致用，龚自珍、魏源均浸润于此，而龚、魏以来，公羊学派多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实彭际清以后八十年内所起之新现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就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自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文会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19] 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以魏源校刊的《净土四经》为首刻，从而开启他振兴佛教的事业；其对晚明四师著作多所刊刻，尤以莲池为净土本师，同样也深受彭际清影响。有研究者说：薛家三、罗台山、汪大绅“诸人既沾溉宋学，不甘以训诂汩天倪，丹铅没素朴，则茍于此世起舍离之心，陆王也，程朱也，皆足以引归瞿昙。昔人动辄指陆王为近禅，岂亦知程朱足以导向莲池乎？后数十年，石埭杨文会弘扬净土，广刻佛典，中国佛教稍形一振，实继二林（彭际清）未竟之业。则此数人当考据全盛之日，破儒释之藩篱，宣灵山之法音，亦可谓功不唐捐者矣。”[20]

彭际清专心研究并弘扬净土之教，竭力鼓吹禅净融和、儒佛融合，也许对近世佛教日趋衰落的状况触动并不大，但对近代居士佛教的运动无疑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对彭际清推展的居士佛教运动做出了高度评价：“其于净土教义阐微，贡献殊伟；其于佛法领悟之深，殆为当时知名儒士所钦仰。以彭二林为中心之居士佛教若龚自珍、魏源、俞樾等公羊学派之硕儒，实开中国佛教近代史居士佛教之盛况。其对清廷反抗意识，亦多寓于其著作中。” [21]

注释：

[1] 参彭际清《一行居集》卷六，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382页。

[2] 参彭际清《一行居集》卷三，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182页

[3]参《知归子传》，见彭绍升着：《一行居集》，民国十（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26页。

[4]参彭绍升着《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523页。

[5]彭绍升着，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307页。

[6] 杨文会：《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九》，参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1月版，第487页。

[7]彭绍升着，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7、83页。

[8]《华严念佛三昧论》，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30。

[9]王文治叙文见《华严念佛三昧论》卷首，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30。

[10]知归学人彭际清述：《一乘决疑论》，收入《续藏经》第 58 册，No. 1029。

[11]参彭际清《二林居集》卷六《体仁录叙》，“年二十五始持不杀戒”，“又四年忽自省曰：儒者恒言以万物为一体。……自是遂断肉食”，页1b-2a。又参《一行居集》卷一《受菩萨戒发愿文》，“弟子际清为救生净土故，敬于佛法僧前，稟受菩萨三聚净戒”，页1b。

[12]彭绍升着，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古籍书店印行，2000年1月第1版，第5页。

[13]彭绍升《居士传发凡》，又参陈士强《居士传采微》，《法音》杂志总第五十一期。

[14]此间几段引文，参彭绍升着：《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刊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91-93页。

[15]参彭绍升着：《一行居集》，1921年金陵刻经处本，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第149页。

[16]参彭际清《二林居集》（光绪七年版）卷九《近取堂记》、卷六《近取堂公产录叙》、卷一《彭氏润族田记》。《民国吴县志》卷三一、公署四《彭氏义庄》。

[17]参《知归子赞》，《龚自珍全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396-397页。又参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7月第1版，第三卷第三册，第493页。

[18]西汉初，朝廷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因所授经书均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因成书于汉初的《春秋公羊传》，即属今文经学主要代表，故今文经学亦称公羊学。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直到嘉道年间，几成绝学的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在晚清倡行于世。通过乾、嘉、道时期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学说尤其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来作为阐述其政治思想理论的工具。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标志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和终结，意味着学术思潮在汉宋之争中开始向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方向发展。

[19]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由是渐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着《仁学》……梁启超亦好焉，其所论着，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20]参陆宝千《乾隆时代之士林佛学》，收于张曼涛主编之《中国佛教史论集》六《明清佛教史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339页。

[21]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