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峰：活佛的世界——金席大师贡唐仓（五）

　　一片佛心渡众生

　　结束了21载冤狱之灾，贡唐仓大师终于回到了天空碧蓝、白云悠然、雪山如象牙、湖泊似明镜、牛羊滚动、骏马奔腾、寺院金碧辉煌的广袤草原，回到了千千万万热爱他、敬仰他的信民之中。怀着一个颗慈悲佛心，大师在潜心修习、弘教扬法的同时，把大部分心血投入到兴办藏族教育、劝导牧民发展商品生产、帮助政府平息草原纠纷等等功德无量、感化众生的事业中。其救世渡人、为国为民的宏大善举，远远超越了宗教界而为社会各界广泛称颂……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草原是牧民的“金饭碗”。几百年来，甘青边界的牧民们，因争夺草场而冲突不断，械斗不已。为了边界地区的长治久安，两省政府邀请贡唐仓大师出面调解……

　　甘肃、四川、青海交界的地区，绵延着辽阔的草原。这里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居住着藏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是著名的安多藏区的范围。几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蒙古族牧民，为了争夺草山、牧场，省际之间、县际之间，草山纠纷时起时伏，武装械斗愈演愈烈，成为历代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以甘肃省来说，这个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的西北省份，与内蒙古、新疆、陕西、宁夏、四川、青海6省区边界线长达8700多公里，由于与周边省区之间的行政区域界限从来没有正式勘定过，历史遗留问题众多，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边界地区双方为开发利用矿藏、森林、草原、土地等自然资源，不断发生权属争议，引发规模不小的群众性械斗，且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边界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建设。

　　据甘肃省边界工作办公室统计：建国以来，甘肃与周边6个省（区）共发生较大的边界争议76起，已解决39起，至今未解决37起，争议地段2300多公里，争议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1%。省际争议涉及11个地（州市）的22个县，占全省界县（区）的45%。特别突出的是，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目前未解决的省际争议86%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与青海争议18起，与内蒙古争议2起，与陕西、宁夏争议各4起，与四川争议7起，与新疆争议2起。这些争议，时间久远，问题复杂，调处难度很大。尤其是甘青边界争议，线长，面大，历史遗留问题多，更难解决。

　　甘肃与青海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2600多公里，草山纠纷根子很深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曾发了许多指示、训令，想解决争议，但由于“青海王”马步芳大权独揽，势力范围延伸到甘肃河西走廊等不少地方，甘青两省边界不清 ，因而不仅争议未能解决，反而滋生了新的矛盾。解放初，两省边界比较平静，1958年以后，又开始恶化。严重的冲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先后进行了两次最高规格的调解 。

　　一次是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的调解下，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与青海省委书记袁任远达成了5条协议，其中第一条提出两省边界以1954年的地图线为界。但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即1954年的地图线把甘肃的三四个乡划入青海范围。牲畜、基层政权在向青海境内搬迁过程中，被周恩来总理发现制止。

　　另一次是1959年6月，中央内务部长钱瑛在兰州主持召开两省座谈会，确定原则上以1954年地图线为准，两省再具体协商调整。这两次最高规格的调解，均经中央批复，但其中有错误，经向中央统战部反映，1962年又进行了一次调解。问题明确了，但未能彻底解决。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玛曲县、碌曲县、夏河县，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县、久治县、玛沁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泽库县、循化县之间，长期以来存在草山纠纷，1960年和1962年曾经达成过协议，但未能真正解决。其中甘肃夏河县与青海河南县、泽库县、循化县三处的纠纷，1983年经十世班禅大师在他家乡循化县温都乡主持调解，达成了三个协议，经国务院向甘肃省方面做工作，1984年2月，甘肃、青海两省政府在西宁正式签字同意。此后，这三个地方平静了下来，再未发生冲突。

　　夏河县与青海三地的纠纷，由于具有崇高威望的十世班禅大师的亲自调解，才得以解决。而其它地方的纠纷，依然持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据甘肃省主管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91年底，甘南州内县际之间及甘南与青海的州、县之间，发生的草山纠纷械斗事件就有47起，死亡20多人，重伤80多人。械斗双方使用的武器，由过去的腰刀、长矛发展到猎枪、土炮、小口径步枪等。严重的械斗，不仅损害了藏族、蒙古族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了正常的畜牧业生产，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一场草山纠纷引发的械斗发生、制止、平息、处理善后事宜，各级政府要耗费数月乃至几年的时间和大量的人、财、物。经常是，旧问题未解决，新矛盾又出现。

　　美丽的草原，是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可爱的家园，生存的“金饭碗”。一大片草山，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互不相让，争来争去，只好刀枪相见。谁能使剑拔弩张的人们平和下来，谁能使美丽的草原不再阴云弥漫？数百年来，每一代政府都要为此做大量的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调解总是难以令争议双方心悦诚服，于是短暂的和平之后，械斗依然纷起。“十年动乱”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路线的共产党甘肃、青海两省的各级政府，在努力调解此起彼伏的草山纠纷中，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德高望重的贡唐仓大师。

　　还在贡唐仓大师出狱不久的1981年，被持续不断的草山械斗搞得疲惫不堪的甘南州委、州政府，就向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呈上报告，要求请贡唐仓大师出面调解草山纠纷。甘肃省委、省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得知甘南每年因草山纠纷都要死很多个人的情况后，贡唐仓大师十分焦急，他们欣然接受了政府的请求，表示“要在自己的晚年尽量为人民多做工作。”

　　甘南州内当时解决草山纠纷难度最大的一宗，是夏河县与卓尼县因扎尕梁的归属引发的纠纷。对于扎尕梁的争议，贡唐仓大师早就十分清楚。1993年月11月15日上午，在甘肃政协大楼贡唐仓副主席的办公室里，大师向笔者详细讲述了这段争议的来龙去脉。大师说：

　　“从历史上讲，扎尕梁在明朝未期是军队的马场。军队撤走后，夏河与卓尼两地的人都说是自己的，这样互相不相让，已经闹了400年，土官、头人不断地调解，争斗时起时伏。国民党时曾派岷县专区专员前来调解，结果更加火上浇油：这位专员到卓尼调查时，卓尼方面贿赂了许多钱财，他便表态把扎尕梁给卓尼；到夏河县美武地方时，给了他麝香、虎皮、鹿茸等名产，又表态给美武。这位大员两边许愿，调解书玩文字游戏，从字面看双方都认为给了自己，结果谁也不服谁，便打起来，美武的一位土官被对方打死了，最后引发了更大的械斗。从解放前直到八十年代，双方被打死的人累计多达100多人。

　　“对此夏河、卓尼两县政府及拉卜楞寺保安司令黄正清（现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卓尼土司杨复兴（现为甘肃省人大副主任）都进行过调解。兰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也去调解，但他离开后刚刚翻过前面一座山，双方就已打起来了。‘文革’时左派说人民群众是一家人，草山纠纷是土官、头人之间在争斗，便批斗双方的土官、头人，说：“这是社会主义一个地盘，你们今年吃（指放牧牛羊），他们明年吃，没有什么界线。在政治高压下，争斗暂时停止了。”

　　现在，“文革”结束了，老问题又死灰复燃了。甘肃省委希望贡唐仓大师的杨复兴前去调解。1981年5月，贡唐仓大师带着他的随从来到争议所在的乡，直接住到群众家里。人们听说贡唐仓大师前来调解，十分高兴，纷纷表示听佛爷的话，可当大师召集会议，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情况又有所不同，谁也不让步。大师便向群众了解原因，原来群众代表很多，有的人同意让步，但公开场合又不敢说，如果说了，大家便会归罪于他，于是谁也不敢说让步。大师掌握了这个情况后，便把10多个群众代表一个个叫来，说服、教育，先做通三四个人工作，让他们在公开场合一起讲，人多气壮，别的人也不好坚持不变。就这样，大师5月份去，到7月份才做通了群众的工作。在大师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协议：因山沟通向卓尼，扎尕梁的阴山划归卓尼；阳山双方一家一半。协议达成后，甘南州专门庆祝了一番。如今过去十多年了，双方不仅再未发生纠纷，而且关系很好。

　　夏河县与卓尼县，碌曲县与夏河县，夏河县科才乡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之间的纠纷，被甘南州视为解决草山纠纷的三大难点。现在第一个难点已顺利解决，州上又提出请贡唐仓大师解决其余两个难点，大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1981年整整一年，贡唐仓大师奔波在甘、青两省的草原，调解了政府心头这三个十分挠头的“难点”。

　　人们都在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仓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仓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贡唐仓大师调解草山纠纷并非始于80年代。早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师就调解了不少。不过那时候调解的纠纷大多比较小，而且一般大师不亲自出面，大多数情况下是派管家作他的代表前去。自从1981年一年调解了三起当地政府长期解决不了的纠纷后，此后大师年年都要应政府的请求出面调解，至今大师共调解大大小小的纠纷有10多起，这里向读者重点介绍一下贡唐仓大师调解解决的两起大的甘青省际纠纷。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围绕前滩和后山两处共约60万亩的草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争斗。解放后，为了解决这一争议，中央有关部门和甘肃、青海两省都做了大量工作。1960年8月，甘、青两省曾达成过“西宁协议”，但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969年7月14日，双方曾发生大规模械斗，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据两乡群众要求彻底解决草山争执的愿望，1984年7月，甘肃、青海两省领导在西宁会晤并决定，8月份在兰州由双方群众代表协商解决两乡草山争议问题。甘肃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黄南藏族自治洲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前滩草山划界的协议》中说：

　　“根据国务院（1984）国函字66号批复的精神和两乡群众的要求，两省省委、省政府分别委托青海省人大副主任夏茸尕布和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贡唐仓大师主持，由双方群众代表进行协商。两省代表从有利社会安定，有利民族团结，有利发展生产的大局出发，从8月11日至9月1日，经过20多天的反复磋商，充分交换意见，最后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签订了协议书，两省政府确认：

　　“一、完全同意夏茸尕布副主任和贡唐仓副主席1984年9月2日在兰州主持签订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柯生乡前滩草山划界协议书》，并表示坚决执行这一协议。过去签订的有关协议同时失效。

　　“二、为了保证本协议的贯彻执行，两省一致认为，各自要多做自己一方干部和群众的工作，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从大局出发，互谅互让，当前 双方共同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商品生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因此，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友好活动，不断消除隔阂，增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要教育双方干部和群众自觉地遵守本协议……”

　　1984年9月2日，在贡唐仓大师和夏茸尕布副主任的主持下，双方代表正式签订的《前滩草山划界协议书》这样规定：

　　“一、柯生乡与尼玛乡在前滩以玛曲县通往河南县的公路和俄尔瓦斯河（即吾尔哈斯河）为界，公路以北、俄尔瓦斯河以西属河南县柯生乡；公路以南、俄尔瓦河以东属玛曲县尼玛乡。

　　“二、为增进民族团结，消除隔阂，由双方县政府主持协商，对1960年以来，双方为争草山伤亡人员的家属应给予适当的一次性生活补助；双方互相驱赶的牲畜，应以民族的传统方式予以清退；对拆毁的房屋应予以适当的赔偿。

　　“三、……

　　“四、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自觉遵守。任何一方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违犯协议。

　　“青海省代表：

　　省人党委会副主任 夏茸尕布

　　柯生乡群众代表（项秀等共10人——笔者从略）

　　“甘肃省代表：

　　省政协副主席 贡唐仓

　　尼玛乡群众代表（热布吉加措等10人——笔者从略）”

　　贡唐仓大师这次调解，终于使面积达三万多亩的前滩草山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后山的纠纷，因问题更复杂，留待以后解决。

　　大师全权处理的另一起争议很大的省际纠纷，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拉仁关乡、尕海乡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自治县赛尔龙乡在夏尔子沟（又称安拉让）的边界草山争执。这是甘青边界纠纷中的“老大难”问题，1962年8月21日，甘青边界问题工作组南线分组曾认定了当时的河南县委书记尕布龙和碌曲县委书记马负图达成的口头协议。但由于双方对协议中“从夏尔沟（即安拉让）的水（即周可河支流）起”的界线理解不一，纠纷仍继续发生。特别是1988年7月16日和1991年9月7日，发生了两次大的群众性械斗事件，双方共死亡12人，重伤、致残13人，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1991年，甘青两省政府按照双方群众的意愿和两州、两县政府的请求，正式邀请贡唐仓大师全权处理这一地区的边界草山争议和两次械斗事件的善后事宜。为此，1991年11月6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派省民政厅副厅长血日布、省行政区划管理局局长白文彦等四名官员，甘肃省人民政府派省政府副秘书长赵胜勤，省民政厅副厅长、边界工作办公室主任胡培玉等四名官员，在兰州召开座谈会议，举行了正式邀请仪式。

　　根据经两省政府办公厅批转双方州县贯彻执行的《关于邀请贡唐仓副主席全权处理河南县与碌曲县边界草山问题座谈会议纪要》记载：

　　“双方一致认为，贡唐仓副主席在蒙古、藏族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为调处甘青边界纠纷作出了极大努力，两省政府表示感谢。贡唐仓副主席依据双方群众的意愿和双方各级政府的期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表示，双方政府这样重视，群众这样信任，我有信心，在晚年为人民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按照贡唐仓副主席的意见，经过座谈讨论，为确保调处工作的顺利进行，具体商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黄南、甘南两州要尽快派工作组下去，做好县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教育他们汲取教训，顾全大局，消除隔阂，增进友谊，转变观念，对边界草山问题都要作出让步，接受贡唐仓副主席的调处意见，使这一地区的问题尽快妥善得到处理。要求两州务于11月底前将两县的意见及群众对解决问题的态度向贡唐仓副主席汇报。

　　二、调处地点在兰州。调处时间从12月开始，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贡唐仓副主席主持双方群众代表协商，签订协议；第二步由双方政府办理有关手续。

　　“另外，对河南县与玛曲县的边界草山问题（前滩已解决，这里指后山纠纷——笔者注），两省拟请贡唐仓副主席做调解工作。贡唐仓副主席表示，愿意做群众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行解决。”

　　就这样，贡唐仓大师于1992年元月6日至21日，召集两县共22名群众代表在兰州进行了协商。经大师反复做工作，达成了有汉藏两种文本的《协议书》，划定了夏尔子沟地区的边界草山界线，对1988年“7•16”和1991年“9•7”年事件中双方死亡、致残群众的安葬、抚血和生活补助费，以及清退互赶牲畜和赔偿损失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决定各项补偿费、牲畜清退及损失财产的赔偿，在拉卜楞寺以宗教方式一次性处理。两省技术人员还协助标绘了协议书附图。

　　1992年1月22日下午，甘肃、青海两省夏尔子沟地区边界协议签字仪式在兰州举行，贡唐仓大师和甘肃省副省长穆永吉出席签字仪式并讲了话。甘青两省及有关州、县乡负责人代表各级政府，在《关于确认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贡唐仓调处甘肃、青海边界安拉让（夏尔子沟）地区边界草山问题协议书的协议》上签了字。两省政府要求两县人民政府“珍惜这次协商的成果，依照协议书附图确定的界线，按勘界的有关要求尽快商定划界栽桩实施方案，于1992年7月底前完成划界栽桩测绘工作，并逐级上报备案。”

　　1992年3月1日至7日，按照甘青两省政府签订的《协议》要求，碌曲、河南两县群众代表来到甘肃州夏河县，在德瓦仓、措卡哇仓、香扎尕布藏仓三位活佛的主持和贡唐仓大师的代表贡唐•特布丹的协助下，对双方伤亡人员及遗属的各种补助费，互赶牲畜的清退等具体问题，在著名的拉卜楞寺通过宗教仪式得到圆满处理。从此，夏尔子沟地区恢复了宁静与和平，人们无不称颂贡唐仓大师的慈悲与公正。

　　贡唐仓大师成功调解多起甘青边界地区长期遗留的草山纠纷问题，不仅使数百年来争为夺草山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的藏族、蒙古族牧民重归于好，更使几十年来为解决这些纠纷疲于奔命而未果的各级政府放下了久悬的心。人们的感谢之情是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就在夏尔子沟草山纠纷协议正式签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 日，甘肃省、青海省政府联名向大师送来一面致谢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话：“治界安民绘新图，造福子孙功千秋。”

　　至于民间，人们都在这样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仓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仓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对于调解草山争议这种涉及万千群众贴身利益、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贡唐仓大师不仅有成功的实践，更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大师说：过去的调解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调解者采取简单的一分为二、各打五十板的办法，争执双方往往手都伸得很远，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调解，必然造成谁的手伸得远谁就占大便宜，而老实的只能吃亏；二是权力不在群众手中，而在干部手里。为了拉选票，树立自己的威信，有的县由县长出面强争，争的越厉害，群众认为县长不错，为他们说话，便越支持他。有的县乡领导甚至把枪发给群众，背后支持大家去械斗。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贡唐仓大师调解时首先要求干部不要参与，大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干部们：“这是群众的草山，他们世世代代聚居在这里，应当由他们做主。调解时，大师既考虑历史，也注意现实，把这两种因素考虑到，群众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师常常是先给在群众中有威望、大家信得过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们带动群众。大师风趣地说：“表面看起来很厉害，态度强硬的人，并不是能做主的人，他们被幕后的人所操纵。而过去做调解的人不了解这一点，谁厉害，谁跳得凶，就做谁的工作，而这些人的工作是很难做通的，因为他们听命于幕后指挥的人。”

　　贡唐仓大师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对我很信仰，在他们心里，我去时大家和平相处，我走后如果再闹便是对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经我调解的，再未出现争斗。尽管如此，我调解也不是三两句话、主观武断就能解决的，经常要做三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左”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贡唐仓大师成功地调解几起草山纠纷后，竟有人说“怪话”：现在是活佛、土官、头人说话算数，群众不听共产党的话了。有的相当级别的领导也说：甘南是封建阶级代替党的领导。1981年大师调解了甘南的三起“难点”纠纷后，《甘南报》报道时竟说是两位老干部调解的，只字不提贡唐仓大师和杨复兴。甘南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大师却平静地说：“总的来说，问题解决了就好，报道不报道没有关系。”大师常说：“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内部的团结，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能在我的晚年为国家做些工作，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为了草原的安宁，大师的操劳是没有穷尽的。夏尔子沟的争议刚刚解决，1992年12月19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又联名向两省人民政府呈上报告，请求两省政府授权贡唐仓大调处玛曲县尼玛乡河南县柯生乡边界草山纠纷（即难度很大的后山争议）……

　　大师经常宣讲：“民族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为此，他把国内外信徒献给他的布施，大部分用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惠及藏族民众的事业中去。大师在兰州的府邸——“敦支尕察”，成了牧民们的“办事处” ……

　　1992年年底，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新闻：“讲经说法不忘捐资助学，广阔草原今日书声琅琅——著名活佛贡唐仓大师为藏区学校捐款15万多元。”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条简短的新闻，播发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报道中援引了贡唐大师说的这样一段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师说：“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关键是教育。我的钱都是群众给的，民众的钱就要用到民众的事业中去。尤其近年来，在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区过去被毁坏的寺院陆续恢复起来了，目前国家资金有限，地方财政又不宽裕，我要在晚年把资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中去，这是我的一桩心愿。”

　　大师自出狱重返宝座以来，就开始把心中这一造福草原民众的美好心愿付诸行动。在他不辞劳苦深入牧区讲经传法的时候，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发展经济，教育为本”的道理，劝导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看到基层边远牧区教学设施十分落后，办学困难重重的现状，大师常常慷慨解囊，并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大师还倡导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亲自出任名誉会长。

　　1980年，大师向甘南州夏河县桑科公社（现为乡）学校捐资500元，这是大师蒙冤21载出狱以来向藏区学校捐助的第一笔款。以此发端，大师每到一处，除了给寺院布施修复资金外，都要给学校和卫生院捐助资金。大师的钱，除海外信徒的捐献外，大部分来自大师讲经说法时信民们真诚的奉献。贡唐仓大师作为当世难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21岁起就在甘、青、川一带传法。大师第一次讲经是1946年夏季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二次是1948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松岗寺；第三次是1949年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第四次是1956年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五次是1957年在甘肃省卓尼县车巴沟；第六次是1958年在四川省阿坝查理寺。

　　从1988年6月2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玛曲县僧俗信众的请求，在阿万仓草原传授第七次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大法会，与第六次大法会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传出，万千如饥似渴的信民心灵为之震撼！藏区100多座寺院的一万三千僧人，十万信众自发云集草原，聆听大师讲经传法。在这次空前规模的灌顶大法会上，大师仍不忘宣讲发展藏族教育和加强儿童计划免疫的重要。大师把这次大法会中群众献给他的布施，分别捐助给了寺院（其中有格鲁派的寺院，也有红教的寺院）和学校，其中给阿万仓学校一次捐助达5万元，这是大师资助教育最多的一笔款项，充分体现了大师“群众的钱用于群众的事业中去”的意愿。

　　到底贡唐仓大师向教育事业捐助了多少资金，没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有收据的部分统计，大师近10年多来共向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62所中小学校、两家医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捐款达150多万元，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扶贫等方面的捐资达30多万元。

　　贡唐仓大师为民族教育所做的实事，有口皆碑。中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写给大师的感谢信中说：“在我州民族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您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帮助指导......面对县乡政府及群众在办学上的困难，您慷慨解囊，率先捐资，有力地促进了全州的捐资助学活动。您还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这对带动社会上层人士担任名誉校长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全州寄宿制学校已发展为54所，已培养毕业生10777人，已毕业小学生3893人，初中生2828人，高中生693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危房比例由1988年的16%下降为1990年底的5.2%。牧区没有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牧民子女上中学、进大学的新历史已经开始了！这一切，包含着您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我们谨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致意！”

　　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大师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他说：“共产党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非常好，但现在实际上并不平等，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反过来又制约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进步。因此只有民族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大师举例说：从生活方式来说，牧民们卫生习惯差，到城市来，由于皮袄脏，乘公共汽车，司机嫌身上有酥油味不愿意拉，姑娘们怕弄脏漂亮的衣裙不愿靠近。经济方面，至今还是老一套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意义淡薄，不懂得加工增值，不懂得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只知道放牧牛羊多多益善，却不知道草场有限，牛羊出栏率不高，造成草原载畜量过大，冬天大雪压境，春天缺草少料，肥畜变瘦，瘦畜冻饥而死……

　　大师经常感慨地对人们讲：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牧业的效益是很高的，而我们的牧区为什么这么穷困、落后呢？关键是教育跟不上，牧民的文化素质低，在牧区地方，至今文盲的比例还相当高，许多人想发展商品生产，却看不懂报纸，无法了解信息，学习技术。而要科技兴牧，进行畜产品的深加工，不掌握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师为了启发牧民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常常通过种种实例给大家算细账。他说：在澳大利亚，一头奶牛一天可产100公斤奶，而我们牧区的奶牛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挤奶技术好的也不过5公斤。外国的种牛与我国的牦牛杂交后，产量也明显提高，如四川红原县瓦切牧场的改良牛，一天可产10至15公斤奶。同样的草场，同样的奶牛，改良的牛与未改良的大不一样，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不过，要引进一头外国种公牛，价钱昂贵，得花万元以上，要没有政府扶持，牧民无力解决，还有奶渣，在国际市场上很值钱，可以用来制做化妆品等，上海的奶渣加工成颗粒出口，甘南这里也加工，但因技术不过关，达不到出口标准。牛羊皮加工中的差异就更大，美国人能把一张皮革分成10张，上海的皮革厂也能分成五张，皮鞋、皮箱、皮茄克、钱包等等无所不做。西北牧区虽说也办了皮革厂，一张皮却只能分出两张，加工的皮茄克柔软度、光洁度等远远赶不上先进地区的产品，在市场缺乏竞争力……

　　大师说：要改变上述落后状况，除了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外，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大办教育，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只有科学技术进入了草原帐蓬，牧区经济才能有大发展，也才能有藏区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怀着一颗赤热的爱国忧民之心，大师利用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做了许多有得于经济发展的实事，如为兰州市永登县的玫瑰油找销路，联系补偿贸易；动员在美国、加拿大、瑞士、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藏胞回国投资等等。

　　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七里河区小西湖，有一个叫柏树巷的地方。乍看起来，这里窄窄的街巷，拥挤的民居，就如每个城市都有的普通居民区一样，没有什么特点。然而稍加留神，人们就会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和在巷口设摊摆点的商贩，几乎是清一色的回族穆斯林，男人们头戴白号帽，女人们缠着各色盖头。贡唐仓大师在兰州的府邸，就座落在这个穆斯林群众聚居的柏树巷深处。

　　这是一处宽敞、雅致的院落，位于最里面的主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藏式楼房，楼高两层，一楼为客厅、随行人员住房、厨房、值班室等；二楼为大师的会客厅、书房、卧室、经堂、饭厅等。楼门两侧，植着几株修剪整齐的柏树，终年常青，暗香幽幽。楼房一角，还有一株生长茂盛快及楼顶的果树，每年春暖花开时节，青枝绿叶、繁花似锦；夏秋则果实累累，满树溢香。这座府邸原是个菜园子，是大师出狱后政府补发的7万元冤狱补偿，及原来在夏河的1000多间房屋的补偿款（一共4万元）等资金所建。大师给这座肃穆雅静的府邸起了个十分温馨的名字：“敦支尕察”，藏语意即“事成乐园”。的确，在兰州这个百万人口的西北大城市里，大师的这座府邸就象一处世外桃园，宁静、祥和，让无数的人心向往之：只要大师在家，从早到晚前来拜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生活在边远牧区的藏族、蒙古族牧民们，更是把这里当做“圣地”来朝拜。他们为了见到佛爷，得到大师的祝福，常常身着皮袄、藏袍等民族服装，背着酥油、炒面，扶老携幼，辗转数百里来到兰州。

　　这些虔诚善良的牧民们，为了见到贡唐仓大师，什么苦都吃得了：住旅店太花钱，又不习惯，他们便在从兰州穿城而过的黄河岸边石头滩上、东郊旧飞机场的空地上搭起帐蓬栖身，或者在小西湖公园、段家滩一带枕着行囊、盖着皮袄露宿。曾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年老牧民走不动路，被人背着来大师曾经居住过的一只船巷住所拜见大师。得知此情此景，大师又感动又不安。他曾动情地对牧民们说：“你们远道而来，在兰州又没个住处，太受苦了。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我去看你们。”一句话感动得牧民们哭了！

　　但大师社会活动多，实在太忙，不可能经常在牧区。为满足牧民们的心愿，在“敦支尕察”未建成前，大师四处联系，要在兰州建一处“牧民之家”。后来终于同甘肃省百货公司汽车队达成协议，大师付给对方7000元，在兰州西站南边的龚家湾建起了“牧民之家”。1981年刚建成后的冬天，大师曾在一月之内三次前往“牧民之家”看望牧民，问大家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藏胞们眼含热泪告诉大师：“托佛爷的福，我们总算在兰州有个落脚点了。过去住旅社，一天至少要花三四元，冬天用炉子还要另外收钱；在这里住平房一天只收一元五角，若在院子里搭帐篷，只收五角钱，各方面都很方便。”这年的冬天，先后有2500多名来自甘、青、川藏区的牧民住在“牧民之家”。

　　后来，大师在柏树巷建成了“敦支尕察”。这座名为“事成乐园”的府邸，很快又成了甘南牧民们的驻兰办事处。牧区的人来兰州，都要来“敦支尕察”，朝拜完大师，要办事、看病，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困难重重。大师就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帮他们办理。牧区医疗条件差，来兰州看病的人很多，大师让身边的人联系了医院，帮助办理了住院手续，还要经常过问治疗情况。大师了种种功德，笔难详述。草原的人们这样传颂：“在贡唐仓佛爷的心里，老百姓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

　　重建拉卜楞寺大经堂

　　中国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派，有著名的六大宗主寺庙，它们是：西藏拉萨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

　　始建于公元1709年的拉卜楞寺，座落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洲夏河县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曾经是甘、青、川边界地区乃至整个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寺建筑面积86万多平方米，共设有闻思、续部上、续部下、时轮、医药、喜金刚六大学院，僧侣修习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科学艺术的全部学科，佛经学业尤其久负盛名。

　　六大学院中规模最大的闻思学院（俗称大经堂），由第一世嘉木样大师俄项宗哲创建于1714年（清康熙53年），是拉卜楞寺全体僧众集会念经、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270多年来，大经堂以其丰富的宗教内涵和珍贵的文物价值，成为僧众、藏族人民至为崇拜、敬仰的地方。

　　不幸的是，这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群，10年前却被一场意外大火化为灰烬。在僧俗信众悲痛万分的时刻，贡唐仓大师与嘉大样大师一道，沉着冷静，遇悲不惊，在政府的支持下，全力以赴投入重建大经堂的艰苦工作，终于使大经堂在5年后再现辉煌......

　　1985年4月8日凌晨4点钟，当万千僧众面对化为灰烬的大经堂悲痛莫名、六神无主的的时刻，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大师等从北京赶到了现场。第三天，甘肃省委、省政府郑重宣布：重修大经堂

　　拉卜楞寺佛教徒虔诚的的心灵中，永远铭记着这个不幸的日子：1985年月4月7日。

　　这一天，拉卜楞寺与往常一样，敞开大门迎接四方来客。大经堂的广场前，商贩们照例摆开了各种摊点，旅游观光的人们或以佛殿金顶为背景摄下美好的瞬间，或在寺管会开设会的宗教、民族用品店铺前精心选购。大经堂的正殿里，400多位喇嘛举行佛事活动，浑厚的诵经声和法器的奏鸣声交相回响。进香拜佛的人们在佛殿中一遍又一遍地磕头祈祷，向无所不在的慈悲的佛诉说着心愿……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庄重，安宁自然。

　　临近下午两点钟，大经堂的法事活动圆满结束，喇嘛们锁上大门去用饭了。两点二十分左右，从大经堂的天窗里突然冒出股股浓烟，很快，浓烟从整个大经堂滚滚而起，火势借着高原4月依然凛厉的寒风，以及经堂里昼夜不熄的酥油灯、木结构建筑经年形成的干燥，象疯魔一样四处蔓延，同时伴着噼哩叭啦刺耳的爆裂、燃烧声。

　　发现了火情的喇嘛、游客失声呼喊着，把“救火“的呼叫立即传遍整个寺院、传遍街道两边和夏河县委、县政府领导耳中。无数的人不约而同地奔向大经堂，试图用各种方法控制火势。县邮局暂停其它业务，专线联络州上和省上。电话很快把失火的消息报告给甘肃省委领导和北京班禅副委员长府邸。兰州的消防队、甘南州的消防队、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消防队，一齐向拉卜楞寺风驰电掣而来。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副省长年得祥等领导迅急赶来了。各方面的力量汇成一支强大的灭火大军，终于在当晚控制住了熊熊的火势，使其没有威胁到邻近大经堂的藏经楼、大金瓦寺等大型建筑。

　　然而历经二世、三世嘉木样精心扩建、占地10余亩的大经堂，却几乎来不及扑救，三座巍峨的殿宇、数百间房屋、无数珍贵的文物，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喇嘛们失声痛哭，泪水不止。信教群众长跪在地、捶胸顿足。有的藏族老人哭诉：”经堂烧掉了，还有什么活头！”数百公里外的牧民连夜赶着牛羊来了，要求寺院收下他的全部家产，重修大经堂，他自己去讨饭。目睹惨状，许多汉族、回族群众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大经堂失火当天，贡唐仓大师与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黄正清一起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晚上，十世班禅大师在家中请他们吃饭。进餐时，接到寺院方面的电话，说大经堂下午失火，现在仍在燃烧。大师三人心急如焚，8日早晨向会议请假后，即坐国务院机关事务局订的飞机赶往兰州。下飞机后直奔兰州宁卧庄宾馆，与等候在那里的甘肃省省长陈光毅会面后，晚上10点即星夜赶往夏河，到达时已是下半夜4点钟。大师一行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人们。班禅大师也派他的父亲和经师，专程来拉卜楞寺了解情况。

　　贡唐仓大师回忆说：“我们赶到现场时，大殿已经倒塌，下面的废墟还在冒火。我们一边浇水，一边挖找一至五世嘉木样大师的舍利灵塔。一、二、三世嘉木样的遗体是肉身，四世和五世是骨灰。先挖出来的是二世灵塔。虽然塔已倒，但遗体肉身没有受损，只是头有点耷拉。三世最完整，衣服都未烧着。找到一世的灵塔时，里面的遗体已经火化。我亲自拾起骨灰。四世、五世灵塔基本完好。五世的舍利灵塔最为豪华，整个用银皮包裹，门是纯金做的，四周镶嵌珊瑚、玛瑙 、珍珠、琥珀、子母绿宝石、金刚石、松耳石、翡翠等珍珠宝石万余件。大火已将金银溶化，最后拾到约500公斤银子，而金子只有7两。”

　　一至五世嘉木样灵塔中的遗体和灵骨被及时抢救出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另外，大经堂中90%的展品、1300多件珍贵文物、1000多个铜佛像、五幅大型织锦挂毯式佛像也基本保存了下来。贡唐仓大师说：“值得一提的是，三楼展览馆有黄金、宝石、珍珠塔等宝物，失火后寺院喇嘛，藏族、汉族群众都去抢救，后来清点，一件宝物也没有丢失，真令人感动。”

　　大经堂何以失火，曾经流传许多毫无根据的猜测。其中有一种这样解释失火的原因：一只老鼠撞翻了经堂内的酥油灯，燃着了旁边悬挂的绸缎幢幡宝盖。喇嘛们发现失火后惊慌失措，面对大火念起《灭火经》，结果火越燃越旺……

　　贡唐仓大师说：“这是想当然的臆猜。其实火是从一楼北角的顶端燃起来的，那里没有酥油灯，也没有易燃的装饰物。有关专家经过调查分析，又完全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大经堂原来的室内电线装得很不规则，陈旧漏电，加之木质干燥，酥油供品助燃，这才导致了火灾。教训是十分惨痛而深刻的。连班禅大师也说：这个有名的文物古迹，在1958年没有毁掉，文革中也没有毁掉，现在却烧毁了，实在可惜！”

　　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上，也曾经遭遇过火灾。1957年，一场大火曾烧毁了拉卜楞寺仿拉萨孜南杰扎仓式样而建的喜金刚学院，后由国家拨款7万余元重建。现在，全寺宗教活动中心的大经堂烧毁了，整个草原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在大家悲痛万分的时刻，贡唐仓大师以其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与嘉木样大师一起成为僧谷群众的精神支柱。1985年4月9日，大经堂失火的第三天，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在现场向僧侣们郑重宣布：重修大经堂。喜讯传开，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为了尽快实施重修计划，贡唐仓大师与嘉木样、黄正清一起，先后三次赴北京，向国家计委、财政部汇报情况、请求支持。这年6月和1986年元月，主管民族、宗教事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委员习仲勋、班禅大师等中央、国家领导人先后两次接见大师一行，直接过问大经堂的修复工作，明确表示“大经堂不仅要修，而且要修的比以前更好。”

　　要以原来的风格和规模，重修这座有270年历史的文物古迹，需要较大的资金，较高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以及方方面面的协同配合。为此，甘肃省委书纪李子奇专门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制定了修复大经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1985年7月，甘肃省专门成立了由嘉木样大师和贡唐仓大师挂帅，有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甘南州负责同志参加的“甘肃省拉卜楞寺大经堂修复委员会”，负责整个修复工程。中央和甘肃省及时拨来了1200万元修复资金并分配来足够的金、银、铜、铁等物资指标。

　　为了使重修的大经堂达到现代建筑技术与民族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美奂美轮又不失宗教圣地的庄严神圣，贡唐仓大师不顾60高龄，亲赴西藏考察佛殿建筑，并写下优美的纪行文章……

　　1985年10月，贡唐仓大师亲率由寺院喇嘛、信教群众和勘察、设计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考察团，专程前往佛教圣地西藏，考察寺院佛殿建筑。在西藏期间，大师朝礼各圣迹，广为布施，特地去一世嘉木样大师和一世贡唐仓大师当年学经、传法的拉萨哲蚌寺郭莽扎仓夏扎康村、蔡贡唐寺瞻寺瞻仰礼供。在一世贡唐仓大师曾出任第50任大法台的甘丹寺讲经传法。大师朝拜大昭寺和三大寺时，出现多种奇兆，被拉萨信民广为传颂。之后抵达札什伦布寺，向班禅大师请授长寿灌顶。大师足迹遍及前藏和后藏的主要地方，尤其是宗教圣地，几乎都留下了大师的身影……

　　贡唐仓大师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不仅佛经造诣博大精深，而且善于写诗作文，其文笔之优美，说理之深刻，常使人心灵为之震撼！1994年7月，笔者参加大师于夏河县桑科草原举行、有40万信众自发倾听的第十次时轮大灌顶法会上，大师的汉文秘书贡却乎（藏族）用标准的普通话向海外客人讲述了大师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在现代社会里，物质生活愈益富足，人类日益被物质所羁绊，把自己变成物质的附属品，甚至成为物质的奴隶。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精神上的空虚、焦虑、吸毒、自杀等。总之，可以断言，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能使人们完全满足。人们不但需要物质生活，同样或更加需要精神生活。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才能使人们的内心更加自由和安祥呢？就让我们聆听至尊贡唐仓喇嘛的教敕吧！

　　下面是贡唐仓大师所写的部分箴言吉词：

　　“人无老少均有死，此无区别如你知，死期人人难预料，永生古来有几多？任有金银满山野，死时难带一分毫，念诵真言一句者，实乃死后之食粮。现在坏人头高昂，越临阴关无边隘，阎卒围拦受审时，照法行者自有乐。欲避阴关失魂威，更欲远离下界境，虔诚皈依我佛祖，昼夜旦夕求保佑。欲达上界涅磐境，或往下界三恶道，行将何处由已定，失今良机难超脱。死神降临到已时，世间名誉地位财，高低富贵皆无益，唯有我佛利无穷。财钱犹如蜂之蜜，苦积累蓄被它享，亲朋好友如商客，难得久居将别离……”

　　关于1985年在西藏考察的情况，贡唐仓大师曾亲笔撰写过纪行文章，1988年月10月14日开始连载于《甘肃日报》。笔者再另行记叙无异于班门弄斧，特将大师发表的文章转录如下：

　　高速度发展的日光城

　　—西藏纪行之一

　　贡唐仓•丹贝旺旭

　　一九八五年十月，我应邀去西藏考察历时四十余天。在这四十多天里，我参观了大、小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游览了罗布林卡、天池、江孜；凭吊了藏王陵、雍布拉岗；参拜了札什伦布寺、萨迦寺；追寻了甘丹寺及纳唐寺等，足迹遍及广大西藏地区。当我回到甘肃，静穆反顾时，内心却萌发了把亲身感受介绍给甘肃人民的想法。后来，几经思索，终于在今年动笔。

　　提起西藏，内地的同志总是把它与贫穷落后、高寒缺氧等概念连接在一起，觉得十分可怕。可是，当我漫步在拉萨街头，驰骋于南北高原，寻记大小城镇的时候，常常被那种意想不到的美好景色所吸引。特别是那金光闪耀，庄严肃穆，象征西藏的布达拉宫，以它诱人的魅力更会把人们送入几千年前的遐想中去。远在公元前五千多年，西藏地区从大海变为陆地、雪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吐蕃王朝”的第一代王——聂赤赞普的诞生，可以说是藏民族发展的开端。他传递了四十余代，历时一千多年。但最初的王府和王都均不在拉萨，而在雅砻河谷地带。到公元六世纪，吐蕃王朝崛起，松赞干布继位，进一步为王朝创造了鼎盛时期。

　　据藏族史料所载，卧塘地方即今之拉萨，早在一千多前曾是一片沼泽地，当时曾调集难以计数的白山羊，开始驮土填湖。藏语中把山羊叫“惹”，把土把“萨”。山羊驮土填湖的地方就称为“惹萨”，即今大昭寺一带。后来，人们出于爱戴和尊敬，将卧塘的名字也改称“惹萨”，但在汉文史书上，不知谁将“惹萨”释成了“逻些”。至于“惹萨”又如何演变成“拉萨”，学者说法不一。在藏语中“拉”是神的意思，“拉萨”则含有“圣地”之意。有人认为大昭寺建成后，东西方神像迁至此地，为尊崇神像，改称“惹萨”为“拉萨”。也有人认为，当时藏王就是神主，神主居住的王宫，尊称为拉萨。不论哪种说法，拉萨的称呼都是与宗教发展紧密相连的。

　　游历拉萨市区，我深深被现代的变化所感动。这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党的关怀下，尤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产生了飞跃的发展。拉萨市现在的建筑面积，据说相当于原城市面积的五十倍以上，并初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较现代化的城市，且又有鲜明的古代特色与现代技巧相揉和的美感。山坳里寺院金顶如群星腾空，围绕在布达拉宫四周，其间又点缀着数以千计的高楼大厦。由于这座古城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所以素有“阳光城”之称。拉萨饭店站在市区入口处，夜以继日地迎接着客人，它的对面就是新建的米黄色拉萨大剧院。一到午后，人流如云，热闹非凡。街道两旁，藏式楼房更是鳞次栉比，风采各异。新市区的商店、机关、学校乃至居民楼宅，伸延五公里之距，才到了旧市区即八角街头。在横竖交错的几十条大街小巷中，国营商店和个体商贾竟相排列，内地的各种商品几乎应有尽有。前来购货的顾客，有着藏装的，有着汉服的，而更多的年轻人，却穿着进口的时髦服装，动听的民族音乐又不时从四面八方贯入顾客耳中，给古城增添了无比美妙的乐趣。

　　我惊叹这时代的变化，有时脑海里仍会翻卷出山羊驮土的场面。是啊，在这同一块土地上，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几十年来，虽然历尽艰险，可中华民族还是迈开了自己前进的步伐，其速度比人们预料得更迅猛、更顺利。

　　气度威严的布达拉宫

　　——西藏纪行之二

　　贡唐仓•丹贝旺旭

　　布达拉宫是举世注目的城堡式建筑群。它依山而造，高耸入云。五座宫殿，顶部全用金瓦覆盖，墙壁衬以褐白两色，气度威严，浑厚别致，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开始营造时，它仅仅是松赞干布的王宫。但自五世达赖取得政教首脑地位以后，于一六四五年复修扩建了布达拉宫，他本人也从哲蚌寺迁居宫中，随之有更多的佛像、经文转入宫中，使住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随着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形成，布达拉宫成为每一位神王的驻锡之所，肩负着藏族宗教、政治、文化、军事等重大使命，其神圣的意念是难以言喻的。

　　布达拉宫占地十三万多平方米，高一百一十七点一九米，主体十三层，从开始营造，就严格以褐色和白色区分，所以又称红宫和白宫。红宫位居中央，白墙自山腰直插而上，环绕红宫参差分布。红宫的主体建筑，从一开始就属于历代达赖喇嘛灵塔及大小不一的佛堂所在地；白宫则是达赖喇嘛举行朝议、亲政大典，乃至起居、钦食、娱乐和大小执事的用房。我们几乎走遍了宫中各重要殿堂。措木钦厦就是历世达敕喇嘛的宝座，数不清的哈达垂在四周，看不倦的壁画布满全殿。八座灵塔中以五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的灵塔最为豪华。一六九零年修建的五世达赖灵塔，高达十四点八五米，全用五千五百公斤纯金色裹。灵塔周围又镶嵌了无法计数的珊瑚、珍珠、玛瑙、松绿石等，光彩夺目，满堂生辉。

　　从东大殿登上白宫顶端，我们进入了达赖喇嘛的寝宫。寝宫坐北向南，由许多房间组成，每间殿堂均有落地式玻璃窗、起居室、休息室、大小客厅等都保存得完好无损。由于居高临下，面向正南，空气清爽、阳光铺地，极为适宜。各种豪华的陈设以及金盆、玉树、波斯地毯，均显得富丽堂皇。尊贵的佛像在各种绫罗绸缎衬托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的参观受到热情接待，可随意往返于寝宫、客厅乃至卫生间。我们留意地看到床上的锦缎被褥，好像刚刚打开，卫生间里也还存放着毛巾，似有等待主人归来之意。

　　大昭寺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最神圣的地方。平日朝拜的人群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每月十五日称为“望日”。这天更是人潮如海，星夜不散。寺内最神圣的佛殿，就是供有释迦牟尼佛像的大殿。金佛慈祥安泰，光彩照人。脚下陈列着我国领导人和一些外国领导人历次敬献的哈达。这里每年主办的法会，已成为民族性的节日，川、青、甘等地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的信民，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前来参加，朝拜的人群绵延几十里之多，真是车水马龙、商贾云集。

　　当然，在解放前，大昭寺附近的八角街市区，很少有社会性的公共设施，如今方圆五十多公里，不仅有医疗、文化、出版及艺术团体，而且还有电力、冶金、化工、纺织、燃料、机械等工厂。

　　日喀则恭见大师

　　——西藏纪行之三

　　贡唐仓•丹贝旺旭

　　受班禅副委员长之邀，我们在结束拉萨访问之后，取道西行，前往日喀则恭见等候在那里的大师。

　　汽车翻过岗巴拉山，进入后藏地区，急奔六个多小时，便到达日喀则。

　　“日喀则”的地名，见于经传远在公元八世纪。噶玛王朝统治全藏时，便建都于此。我们住进日喀则宾馆。大师的经师及父母都在宾馆迎接，安排食宿。第二天清晨，我们赴寝宫拜见了班禅副委员长。班禅的夏宫在城西南约一点五公里处，这一带在历史上就是琪花瑶草繁茂之地。大师的住所是一个全藏式三层小楼，四周布满了参天古树和花坛，故走进大门即有奇香谧静之感。但由于历史的动荡，昔日夏宫设施、楼内的装饰，几乎荡涤无存，文物、佛像、经卷也大都散失。一楼大厅可说空空荡荡，二楼会客室内也只设置必要的待客用具。墙上的壁画虽有部分残存，但因乱写标语，许多地方只能用涂料覆盖。大师体谅群众疾苦，不许重修家园，不追究任何责任。我与大师在日喀则相会，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虽很忙，可仍抽时间同我促膝谈心，无论藏区建设、藏汉关系，以及历史演变，他都有许多独到的见地。大师身居国家领导行列，为昔日的忧患焦虑，为未来的发展运筹，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羁绊而勤奋工作。

　　告别大师之后，我们经过小憩，又开始了紧张的参观活动。日喀则海拔三千八百米，其西南的尼玛山即太阳山上，座落着宫殿如城、琼楼玉宇的札什伦布寺。该寺始建于公元一四四七年，占地面积为三十万平方米。寺的大经堂内有班禅大师的宝座。坐椅木质包金，背上雕以龙凤，加配的扶手屏风，珠玉镶嵌，金碧辉煌。经堂四壁全部是绘工精湛的壁画，其中各种飞天神女翔于云间树上，撒花礼赞。在各种本生故事画面之间，也以飞天穿插。

　　出了大经堂向西，我们又进入了大强巴殿，它高三十余米，共七层。殿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大铜佛。这是我国最大的铜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铜佛。其建筑工艺、设计图案都是难能可贵的。铜佛高二十六米，底座长十三点八米，佛手的中指长一点二米，脚长四点二米，肩宽十一点五米。强巴佛双眉间的“白豪”，使用大小钻石三十一颗，珍珠、琥珀、松绿石三百多粒。他是一百一十位工匠，花费黄金六千七百两，铜十万多公斤，历时四年才修成功的。

　　札什伦布寺也有光辉灿烂的金顶建筑物，其下则是豪华的灵塔殿堂。四世班禅洛桑曲吉坚参，是历史上一位很有名望，且博学多才的大师。他的灵塔兴建历时四年半之久，塔身高达十一米，用黄金一百五十公斤，白银一千六百五十多公斤，铜五万四千公斤，绸缎三千多米，珍珠、钻石、翡翠、玛瑙等近八千粒。作为历史教材和艺术珍品，长期保存是有重要意义的。

　　结束了札寺的参观，我们还走访了属西藏文库的纳唐寺，汉族形式的夏鲁寺，及素有艺术宝库之称的萨迦寺。在即将离开日喀则时，班禅大师为我们举行家宴送行。大家品尝着全属藏式的美味佳肴，回忆着日喀则之行的感慨，都频频举杯，从内心祝愿民族地区早日开发，展现新的面貌。并希望各民族间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发展，为祖国四化大业开拓前进而祝福。

　　临行时，大师亲自送我到大门口，大师的父母及经师均送出大门，互道珍重。

　　泽当凭吊藏王陵

　　——西藏纪行之四

　　贡唐仓•丹贝旺旭

　　西藏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号称西藏粮仓的山南专区首府——泽当。这里，确实是块迷人的地方，由于印度洋热风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个别地方无冬夏之分。我们到时，虽是深秋季节，但却绿树环抱，浓翠欲滴，一派南国情调。

　　泽当宾馆是由广州协助兴建的。技师、业务教师等，都在传帮带着当地藏族工作人员。他们身着考究的红边工作服，头戴大沿帽，彬彬有礼，热情周到。餐厅的服务员，一律穿翠绿色藏袍，鲜艳的围兜，别有一番情趣。室内空调设备齐全，大厅里灯明几净，豪华又不失特色。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小小宾馆虽只是一部分，但如果广泛引进技术，全国各地都给予支援，从点滴学起，改变藏区落后的状态是指日可待的。

　　藏族人民中流传着自己的祖先是从猕猴演变来的传说。我认为单纯从猕猴的故事来断定泽当是藏族的发祥地是不够的，更有说服力的是，这里是第一个藏王的诞生地，有藏王的第一座宫殿和藏族的第一座佛教寺院。

　　西藏自有了第一代“赞普”即藏王后，便开始建造王室。据考证：在此以前，各部落没有建房的习惯，只过穴居生活。为了寻觅真迹，我们从泽当沿贡布山向北行约三小时，来到建筑于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第一座藏王王宫处，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雍布拉岗”即王的宫殿。整座王宫占地面积不大，但造形奇特，底座围山顶而起，耸立山巅，然后沿石梯而上，进入王宫。王宫实则是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间，中间用墙隔成几间小房子，楼梯的顶端，是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即聂赤赞普的住房。塔楼的高度在三丈以上，顶部是如同汉式的屋顶和瓦脊。当我们扶窗下望时，才发现这里大有众生皆在脚下之感。雍布拉岗建成后，藏族先辈才纷纷给自己建造住房。藏族的社会发展无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在拜谒雍布拉岗的同一天，我们又凭吊了藏王陵。

　　凭吊藏王陵，先登上的是松赞干布的陵墓。这位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为藏民族的发展和统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我们怀着崇仰的心情，进入了他的陵地。

　　这是一个高约百米，宽约一百七十米的大土堆，底层四周以石块砌筑，分层而上。墓塌的上面是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平顶，中央耸立着一座古庙即松赞干布庙，并且是早年被周总理亲定为国务院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已被全部摧毁。目前的庙堂是粉碎“四人帮”后，依原样重新建造的。

　　走出方院，迎面又是一座殿堂，殿内正中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及大臣禄东赞等人的塑像。向导说，当时这座陵墓规模很大，墓内共有五间神殿。松赞干布墓门朝西南方向，表示他永远面向释迦牟尼的故乡。正殿供有阿弥陀佛、观世音等佛像，还有松赞干布的塑像等。左边一间是重要的随葬品，头枕的是用珊瑚制成的长约八寸的洛亚杰母神像，脚下铺着用锻子包裹的珍珠二克半，“克”是藏族古时的计量单位，约合今日十四公斤。墓的右侧有用纯金做成的骑士、战马、战车，以及松赞干布的卫队……这座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墓，现在究竟如何是很难知晓的，因为藏民族的传统习惯是不允许掘墓的。

　　另外，我们还参观了著名的桑耶寺，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一座雄伟壮观的大经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国内外一万多名嘉宾和僧俗群众慕名前来恭贺。贡唐仓大师神采奕奕，主持盛大的开光典礼

　　贡唐仓大师从西藏考察归来的第二年，即1986年6月10日，拉卜楞寺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正式动工兴建大经堂。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寺院喇嘛以其独特的佛事活动，祈祷大经堂早日顺利建成，这一天，300多名喇嘛和群众参加了义务劳动。经过5年精心施工，1990年4月大经堂修复工程基本完成。1985年从大火中请出来的一至五世嘉木样大师的遗体、灵骨，于这年4月25日（农历四月初一）举行隆重仪式，从临时供奉处迎请到新的大经堂，安放在灵塔殿内，随后举行了开光佛事活动。5月26日工程宣告全面竣工，5月27日起，正式使用大经堂，全寺僧众重又聚集在大经堂，进行日常佛事活动……

　　蓝天、白云下，重建的大经堂巍然屹立，向远道而来的朝拜者和旅游者展现着更加宏伟、壮观的雄姿：

　　原来大屋顶式的前殿楼，如今被宫殿式建筑所取代，飞檐翘角，绿色琉璃瓦铺顶，顶脊竖立的金色佛教教徽阴阳鹿、法轮，与石墙上部的紫色“卡回”（即多年生木本植物茴麻，藏式建筑用于压墙）相映衬，楼阁外悬垂图案华美的金黄色布幔，使大经堂的“门面”更加气派，民族特色更加浓郁。

　　青石板铺就的前庭院中，白色的煨香炉青烟袅袅。回廊墙壁上，绘满浓笔重彩而成的释迦牟尼生平应化图，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僧侣们坐在这里辩经考取学位的热闹情景。

　　拾级走进可容纳3000名僧人同时诵经的正殿，但见四壁绘满各种情态逼真的护法神像，大大小小的佛像庄严端坐，数不清的酥油灯闪闪发光。殿顶缀着蟒龙袍图案的缎幂，头顶悬垂无数绣绘五彩的幢幡宝盖，林立的柱子全部饰有华丽的绸缎柱套，高处则挂着刺绣精美的佛像。

　　站在高处远望，大经堂中心部分正殿与后殿，高低错落，丽阁巧廊，飞檐腾空。鎏金宝塔、宝瓶、宝伞、阴阳鹿、法轮等露天装饰品，造型生动、赏心悦目，高耸的金顶在高原温暖的阳光下，放射出炫目的光彩。在拉卜楞寺众多的佛殿中，新建的大经堂金碧辉煌，独具风采。喇嘛们啧啧称赞：“这么好的经堂，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位喇嘛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知道能修得这么好，早烧掉好了！”

　　建筑布局、规模、风格，保持了鲜明的民族、宗教特色，墙体仍以民间工匠传统方式，用石块砌筑，厚度达1.9米。内外门框为木质雕花。根据僧侣的意愿，主殿的140根柱子都在原来的位置。但新的大经堂又超过了原来的大经堂，它把民族传统工艺与现代建筑技术融为一体，把新旧建筑材料巧妙结合起来，开创了寺院建筑史上的先河。

　　贡唐仓大师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新修的大经堂在保持藏式佛殿原有风格的前提下，采用了新的结构、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主体框架，由过去的全木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柱子采用井桩混凝土浇灌，外包一层木板，上面油漆彩画，既坚固耐用，又避免了钢筋结构冬天冷、念经时回声大的缺点，可以说是土洋结合，扬长避短。桌子用铜片包裹，酥油灯装了玻璃罩。经堂内增加的通风、照明、消防、供水及避雷等设施，除了灯具，其余均不外露。毫不夸张的说，重建的大经堂在中国寺院建筑史上堪称一流。”

　　大师介绍说：“与传统结构相比，大经堂的平顶屋面变化很大。原来是木屋顶，为了防水，上面铺了一米厚的土，天长日久凹陷、漏水了，再填土加厚，这样建筑物顶部荷载很重。现在在钢筋混凝土屋面上铺了保温层，加了五公分厚的细石钢丝网混凝土，然后是防水材料，最上面铺设着红色缸砖。内部的电器系统、消防设施都很先进。拉卜楞寺院周围有400多口井，那年着火时大家都去打水，结果井里都没水了。现在我们在寺院对面的大夏河边建了一个泵站，水通过地下管子流到修在大经堂旁边的水池里（容量为200立方米），平时用于生活，万一失火则自动报警，河边、池里的泵房可同时启动，将水送到任何一个部位。”

　　大经堂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群，而是一项特殊的工程。它既要求突出藏式建筑的特点和藏传佛教寺院的风格，又要求比原来更坚固、科学、完美。修复工程因此荟萃了建筑行业的各路能工巧匠，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甘肃省第七建筑公司是省内唯一的全国先进施工企业。大经堂主体工程就由这家公司承建。他们深感责任重大，自始至终把修复大经堂作为贯彻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的一件大事。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公司建议嘉木样、贡唐仓两位大师从甘肃省勘测设计院聘请了一位工程师，作为寺院的代表，常年住在工地监督工程质量。公司派去了十几个工种的100多名“精兵强将”，他们克服高寒缺氧、气候不适、生活不便的困难，在施工期只有四个月的情况下，精益求精。整个大经堂共树立了262根柱子，公司领导在检查中发现有两根略有偏差，按一般情况，完全可以不返工，但他们从严要求，马上打掉重做。经过这样两年的精心施工，主体工程如期完成。建设部的专家实地考察后，经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经堂的油漆、彩绘、壁画、雕刻、采石、缝织、铸铜、流金等手工活，费时费力，工艺要求很高。这些工作全部由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的民间能工巧匠承担。如木雕部分由甘肃省永靖县民间工匠承担；石料的雕琢和石墙的砌筑，由青海省循化县民间工匠承做。这些汉、藏、回不同民族的民间手艺人，怀着修好大经堂的共同心愿来到草原小城。他们不分省内省外，当地外地，不分民族与信仰，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为修复大经堂贡献了宝贵的聪明才智。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动了寺院僧侣，为了施工安全，寺院管理委员会组织僧众24小时轮流值班，一直坚持了四年。

　　夏河县拉卜楞镇的回族群众，不仅向工程捐钱、捐物，还由阿訇（即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主持）带队，多次参加拉石、运土等义务劳动。大经堂的基础一共要打260多根井桩，其中有20多根就是由回族群众无偿挖掘的。贡唐仓大师对此感慨地说：“藏民与回民，信仰不同，过去彼此连念经声都不能听。现在互相帮助，患难与共，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当大经堂工程的施工进入最复杂、最紧张的时刻，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材料价格成倍上涨。到1989年，一克金子的国家牌价由1985年43元涨到89元，一方木材由160元提高到500多元，一名普工的日工资也由四五元增加到十几元，其它铁、铜、水泥等都大幅度涨价。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建设者们面前：1985年核定的工程预算已不敷支出。

　　面对资金困难，以嘉木样大师和贡唐仓大师为首的拉卜楞寺体谅国家的困难，决心自我克服。修复委员会办公室精打细算，严格财务管理，控制行政开支。僧侣和各族群众踊跃参加义务劳动，献工日5万个，节约资金30万元。大经堂的鎏金顶原来是双层，国家为镏金工程拨来50公斤黄金、600公斤白银。为了节省资金，大经堂修复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忍痛割爱，减少一层金顶。“双眼皮”于是变成了“单眼皮”，镏金面积由918平方米缩减为626平方米，减少支出249万元，其中约黄金近13公斤，全部上缴国家。所有柱子上悬挂的“龙头”，由镏金改为帖金，又节省了不少资金。

　　贡唐仓大师说：到大经堂竣工，全部费用基本控制在国家拨款1200万元左右，达到了我们开始提出的“让中央和省上放心，让各级各部门放心，让广大群众和僧众放心的要求。虽然个别项目简化了，但大家理解国家的困难，心甘情愿。”

　　大经堂终于竣工了！佛门圣地又恢复了昔日庄严肃穆、香客如云的景象。面对金灿灿、崭新的大经堂，人们喜笑颜开！

　　大经堂失火曾经哭着赶来的黄正清老人，拄着手杖看完新的大经堂后笑了！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来看望他的玛曲县欧拉乡的藏族群众说：“我活了87岁，经历了三个朝代，看到由国家出钱修复一座经堂，还是第一次。共产党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我们藏族人民要永远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跟着共产党走。”

　　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贡唐仓大师，思前想后，心潮很不平静。1990年7月19日，大师对开光典礼之前亲自到夏河他的府邸来拜访的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7月22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主任许飞青、省长贾志杰等也前来祝贺）一行说：“我们藏族人民2000年来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喝个茶也要念经。大经堂的火灾要是发生在解放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由群众捐资修建，将是十分沉重的负担。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下巨款修建大经堂，这在广大的藏族地区和信教地区，是最现实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1990年7月25日上午，拉卜楞寺隆重举行了大经堂重建开光盛典。庆祝大会会场设在新落成的大经堂前庭院内，两边厢房顶上，并排矗着五幢黄罗宝伞，各由五名喇嘛守护，长幅彩旗迎风招展。厢房的前殿檐下，挂满了党政机关和各族各界人士赠送的锦旗、匾额、唐卡画。厢房内陈列着众多的佛像、经卷、宝瓶及名贵的松盘茶、粮食、哈达等礼物，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117个座位的主席台上，坐满了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贵宾，主要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赤耐；甘肃省政协主席葛士英、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副省长穆永吉等14位领导；班禅大师的父亲尧西•古公才旦，母亲尧西•索朗卓玛；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英、多杰扎•江白洛桑；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王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茸尕布，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松布，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裴德安；中国高级佛学院副院长曹自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哲法师，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河北省佛协副会长那存宝音大喇嘛，青海塔尔寺却西活佛等。

　　出席庆典的各界来宾近2000人。除甘肃省内众多的代表外，四川省专门组成了由省政协、统战部、省民委、宗教局、省委办公厅、西南民族学院、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理塘县组成的祝贺团。青海省有人大、政协、省委统战部、省民委、政府办公厅、畜牧厅、教育学院、塔尔寺、海北洲、黄南州、海南州、循化县、河南蒙古自治县、岗察县、泽库县、同仁县的代表。西藏自治区代表团由自治区政协、统战部、民宗委、佛教协会、广播电视厅，日喀则地区政协、统战部、札什伦布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德庆颇章、拉萨雪林多吉颇章、刚坚公司等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统战部，江西省人大， 河北省承德市宗教局、承德普宁寺，北京民族出版社、雍和宫，南京中兴源丝织厂也派来了祝贺代表。

　　全国青年联合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局、四川省佛协、中国佛学院、云南省佛协、内蒙古佛协，甘肃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协会、甘肃省天主教爱国会等单位，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扎西泽仁、中顾委委员天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乌兰活佛、副会长刀述仁居士等知名人士发来了贺电、贺词、贺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专门向被他称为“挚友”的嘉木样和贡唐仓大师发来了亲笔贺信，信中说：“欣闻拉卜楞寺大经堂重建竣工，举行开光典礼，不胜欢悦。我因事不能前往，专此去信祝贺并通过你们向拉卜楞寺全体僧众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各界朋友们、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祝愿！”

　　中国佛教协会专门委托副会长明哲法师到会宣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贺信：“拉卜楞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驰名中外。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拨出巨金支持，致使大经堂迅速恢复，梵宇清静，法相庄严。这是宗教政策和民族的光辉体现，是民族团结与佛教隆兴祥瑞象征。道场宏开，贝叶拓显密觉路，功德广修，利益报祖国重恩。祝愿：经堂吉祥，法轮常转，佛日增辉，佛教常住。”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党委统战部长郑英也发表了贺词。

　　贡唐仓大师主持盛大的庆祝典礼。为方便各族、各界的来宾倾听，大师交替用藏、汉两种语言宣读他的主持词。大师说：“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宗教团体代表，不同教派的代表，参加我们的开光大典，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体现了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友谊，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芒。大经堂重建竣工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要求，调动群众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积极性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大师在讲话中，代表僧众特别表达了对十世班禅大师的怀念。他说：“尊敬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生前非常关心拉卜楞寺大经堂的重建工作，大经堂之所以能够修复竣工，与大师的关怀、操劳是分不开的。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开光典礼，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班禅大师，感激大师的恩德。祝愿大师的灵童早日转世，第十一世班禅顺利坐床，宏场佛法、普渡众生、庄严国土。”

　　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代表甘肃省委、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他说：“我们忘不掉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这一天，整个大经堂像一座火山很快化为灰烬。５年后的今天，就在这个化为灰烬的地方，一座雄伟壮观的、全新的、金光闪闪的大经堂，又矗立在我们面前。它是原来的大经堂，又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大经堂。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三种不同的泪水：当大经堂化为灰烬的时候，不少僧俗群众流下了痛惜的泪水；当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在这里宣布国家出钱重修大经堂时，大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今天，国家出钱一千多万元的大经堂竣工，召开开光典礼大会时，不少人又热泪盈眶。”

　　为祝贺大经堂重建开光，四川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等向寺院赠了款；有252个单位送了礼品；札什伦布寺送了唐卡画；四川阿坝州送了百部大藏经等；前来祝贺的大小寺院达148个。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送来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基金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亲笔签名的景泰兰宝瓶；甘肃省宗教局，甘南州宗教局、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夏河县清真寺赠送了“爱国爱教”、“古刹生辉”等题字的匾额；临夏回族自治州赠送了特制的挂毯。

　　开光大会的当天和26日、27日连续三日，甘肃省政协副县长主席黄正清、班禅大师的父母、班禅行宫德庆颇章、拉萨雪林多吉颇章、刚坚公司、西藏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和夏河县科才乡群众，为寺院供了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向僧众送了茶水钱。

　　广大群众也享受到了庆典的欢乐。25日大会进行的同时，举行了隆重的晒佛活动，27日进行了佛教艺术演出，全体与会代表还专程到桑科滩观看了全州民族运动会，游览了秀丽多姿的草原风光。

　　大经堂重建开光的消息，被新闻媒介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数的佛教徒从甘、青、川、藏，从中国各个省份，从海外纷至沓来。当他们怀着虔的敬意向大经堂顶礼膜拜时，无不惊喜交加。目睹这一切，贡唐仓大师欣慰地笑了：在政府的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大师圆满地了却了协助嘉木样重建大经堂的心愿；大师开始倾尽心力修复安多藏区著名的佛教宝塔——至为庄严、神圣的“贡唐宝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