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2000级学员文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浅述(释法向)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浅述

　　释法向

　　在宋明理学中，“知”和“行”这两个属于认识论范畴里的重要概念，简单地近似于现代哲学所说的“意识活动”和“行为实践”。对于“知”、“行”两者间关系的描述，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两代宗匠有着重大差别。

　　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朱子家语》卷九)王阳明讲：“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船山全书》卷一＜传习录＞上)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抨击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王阳明提出“知”和“行”这两个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似乎已经觉察到前人理论的某种缺陷，假使能够循此路径，探讨知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规律，即使得出错误的结论(如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论)，在认识论史上也是很有价值的。可惜王阳明的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大凡以哲学论证伦理学，以天理良知论证封建道德律，是宋明理学的一般特点。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这种典型。这一点，他直言无讳：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实行了；发动处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根绝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次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基于这样的宗旨，他从三个方面论证知行合一：

　　一“知行之体本来如是”。

　　二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起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却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实笃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妄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实笃，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去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同上卷六＜答友人问＞

　　这里，学问思辩，就是《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概念。

　　三“知行合一幷进”。

　　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辩，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五而为一而已。”“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知路歧之险夷者耶？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结合上面的叙述，“知行合一”在命题上比前人进步在这些方面：

　　一．在理论结构上，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旨归，其间具有逻辑必然性。所谓“吾心即理，无假外求”，只要体认自心，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种认识论，虽然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是，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之良知)以推求万物万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却也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列宁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这样看，“吾心良知”属知，“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属行，“知行合一”便以其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从而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增加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唯物论者就曾从中得到了启发。例如，王夫之就曾从批评知行合一入手，总结出“知行相资以互用”的观点。

　　二．“知行合一”是为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提出的。朱熹《四书集注》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云“学、问、思、辩，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行，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这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知和行是截然分作两截的，知在前，行在后，二者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统一过程。朱熹虽然把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提出来了，但却割裂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是不恰当的。对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强调认识过程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但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认识论问题上，他和朱熹一样，都倡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幷由此相应展开的一套论证理论。他们所谓的“知”、“行”，不是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是知对于社会活动的实践，而只不过是对于“天理良知”的体认和对封建道德的践履，因而是纯属主观的心理活动，而不具有社会实践的客观性质。归根到底，他们的知行观，都是以割裂主客观的联系为归宿的。

　　2001年冬于戒幢佛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