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舆实验主义（念生）

　　现在谈哲学的人，差不多都要谈谈实验主义。这个主义，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哲学。在外国以杜威谈得最为起劲，在我国则胡适博士师承杜威，顿有发扬光大的作用。除掉了一切术语，直接了当来讲，就是不信没有证据的理论，对于任何理论，都是「拿证据来！」认为凡经不起实地考验，便不是真理。这个方法，在外国否定了宗教，而一般无宗教论者，并准备在中国否定佛教，甚至业已否定了佛教。

　　胡适博士，确是地道的适合于实验主义的哲学。因为他在十一岁时，读了南北朝范缜的神减谕，便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见所着「不朽」。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实验主义，已经由中国古籍而有了这项了解，当然是了不起的。至于范缜的神灭论，在当时只是用以否定佛教，在今日则可以否定一切宗教。究竟这篇文字的理论是不是适合于实验主义呢?在范缜自己的认定：是合于实验主义的。但是当时有许多人反驳他，大部份的理论，也是根据实验。换言之，就是在实验主义之下，双方发生论战。这一点便与西洋的反宗教论战，有所不同。西洋宗教家反驳反宗教者，是不用实验主义的，实验主义的成功，就是宗教的失败。而中国实验主义的成功，未必是佛教的失败。

　　神灭与神不灭，既然都是根据实验主义，如胡适博士等一些人，何以都倾向于神灭论呢?这一点是很微妙的。固然西洋的宗教家有时也举神不灭的证据，但是材料不多，传播信仰，也以宗教家为限，中国由有史以来，关于神不灭的事实，记载不胜其多，南北朝时代反驳神灭论者所举出，只是一少部份。到了后代，则每一个文人的笔下，差不多都有这项记录，而这些人多数不是信佛教的。主张神灭者说，这是落后民族必有的迷信与神话。换言之，那些文人，都是落后民族的代表者。请想这个评判，是合于实验主义吗?

　　而不但此也。中国正史，是历代相承，认为实事的记载。由于清人彭兰台所辑的二十二史感应录，可以看出神不灭的证据，车载斗量。这些豪华的记载者，也都没有佛教信仰。若说他们都是在那里闭眼造谣，则他们所记载的军国大事，也都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号称实验主义者，还根据他们的记载以研究中国历史呢?若说研究历史，正是要判别他们的记载的真伪，可以证明神不灭的记载，恰好都是伪的，为什么知道是伪的呢?因为在同一条件之下，不能使那些事重演。例如：世上有很多屈死的人，我们不能随意再看见如杜伯射王、彭生化豕那些事。那末世十不少渔夫，我们未见再有姜太公，世上不少樵夫，我们未见再有朱买臣，你为什么信有那两个人的事呢?若说那些事是理之所有，这些事是理之所无。这个理是根据推想呢?还是根据证据呢?

　　再退一步说，社会流传的事，史册记载的事，算他都是假的。可以由事实试验的事总得算是真的了。让我先举两个譬喻，会游泳的人，可以在十几里的海面泅过而不淹死；会雕刻的人，可以在不及一寸见方的象牙平面上刻几千字，你信不信有这样事呢?当然是信的。你能不能这样作呢?大约是不能的，因为你没经过这样的训练。训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假设你没经过这样训练而这样作，一定被水淹死或将象牙平面刻得一场胡涂。然而你承认有游泳雕刻这两件技术，就是虽然不是在你身上实验，也就等于自己实验。佛教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不但五眼六通，三禅九定，都可实验，就是净土一宗，号称舆西洋宗教的上生天国近似，而西洋的生到天国与否，只能在死后证明，佛教得念佛三昧的，乃是生前实验。这就是实验主义，不能施于西洋宗教，而能施于佛教的区别。反宗教者可以说：我为什么未见着这样人呢?那末街上来来往往的许多人，你能断定谁有奇能异材?这些人又不像前举会游泳、会雕刻的人，有求名求利的心思，他为什么拿证据来给你看呢?若说为了济世度人，则历代祖师，有过许多榜样。写在纸上的，你认为造谣，必须在当时找到才肯相信，那末你找一位能游泳十里海面，或在一方寸象牙上虽几千字的人，也不能随地都有，你也可以说没有这种事吗?举一个最浅近的事例，佛教中死后烧出舍利，不过是一件极微末的表现，但是不能用科学解答。从前反佛教的人，都是一口否认，认为胡说，认为伪造。近年谛闲大师、印光大师，还有许多大师，都有这样灵异，众目昭彰之下，事实俱在，现在在台湾还可以找出在场目击作证的人，能说都是胡说，都是伪造吗?又有人说，不学佛的人死后一样可以烧出舍利，那末台湾现在火葬之风，已甚普遍，我怎未听说有烧出舍利的?佛教的实验，不止死后的舍利为然，生前的事更多，绝不像西洋宗教，只有死后实验。如果向西洋反宗教的人说，请你试验一下，如果无效，再来批驳，就是滑稽之谈。因为到了无効时，他已不能批驳了。若向中国反佛学的人说这话，则是完全合理。学佛教的人，无论是禅是密是净，都可以计事程功。有的几十年生效，有的几年生效，那末现在许多僧人，为什么所学都不生效呢?因为他们多数只是讲讲说说，并未实在去行。而且你不是他们，你用什么方法，证明他们所学都是无效?若是只凭揣想，就不是实验主义了。

　　历代学佛有效的人，不胜枚举，我若列举佛教范围以内的人或事，你可以说是记载粉饰。若是记事的人与所记的事都在佛教国外，他为什么这样粉饰呢?例如：明朝的王阳明，他所学的定力通力，都已入门，后来弃而不学，就如学游泳的人，只能泅几步，学雕刻的人，只能刻几个字，虽然改学他事，但可以因此证明游泳雕刻是确有其事，不是妄谈。假设认为王阳明的事，还是记载失实，我还可以举出一件类似的事，为现在反宗教学者胡适博士所承认。胡适文存里有一篇「费经虞舆费密」，他记载费密的事，采取新繁县志说：

　　费密壮年时（一六五六），曾在静明寺和一班和尚学静坐。坐到半月余，心始定，他曾自言：始半月视物疑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复有履。久之，心中见红圈渐大，至肌肤而散， 颇觉畅美。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

　　费密是反对阳明的，但是对于佛教的浅尝辄止，二人完全相同。虽然浅尝，可因之而证明所尝之物，不是没有。胡适博士对于费密的评论，是说：宋儒的理学，所以能风行一世，也只为他们承禅宗的影响，居然也能谈玄说妙，一说「儒门淡薄」之风……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

　　请看这一位反佛教者，在字里行间，居然承认禅宗有些玄妙，又说宋儒也能谈玄说妙。宋儒的玄妙，固然限于谈谈说说。佛教的玄妙，乃是一步接一步脚踏实地的工夫，岂止谈谈。不但佛教的高深境界，无从谈说，即如费密所亲证的初步入门，也不是仅努力于谈说的人，所能办到。至于费密舍佛学儒，认为佛教无用，大为胡适博士所称赞，乃是另一问题。真与假是一同事，有用无用又是一同事，现在只研究真与假，至于有用无用，因为每人的观点不同，应该另案讨论。一般实验主义的人，都认为能由他人随时用见闻觉知证明的事算作真，否则算假。那末费密所得的境界，恰好不是他人能随时用见闻觉知证明的，只好算作假了。但是他人若用过费密那样学习工夫，也可以得那样境界，一个主张实验主义的人，是应该亲身实验而后断其真假呢?或者不必实验，只由自己的见闻觉知，不能立刻证明，即可断其真假呢?这是不待烦言而解的。

　　实验主义所根据的是见闻觉知费密所感觉的心中红圈渐大及鸭声水流，皆入身中，也是见闻觉知，费密的见闻觉知与普通入的见闻觉知不同，应该以何者为准确呢?有人说是从多数，那末若是十个人在一起，有九个人患近视眼，我们能说凡近视眼看不见的东西，都是没有，而认为有正常眼力者述其所见，乃是撒谎吗?天文家用仪器观测太空中无量星球，普通人多是不能看见，我们能因为普通人占了多数，便认为天文家是不可信吗?费密的见闻觉知，只是由普通人的见闻觉知转变方向而发挥作用（普通人对境生心是妄心，费密所得是心境合一，为真心初露现象，此理阅佛书自明）。佛的见闻觉知则是由费密的见闻觉知扩而充之，扩充到了极点，观密宇宙现状而加以说明，于是有了神不灭谕，乃至有了楞严经上说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普通人的见闻觉知，不能证明这些一事，又不肯依照有效方法，发挥其见闻觉知的作用而加以实验，只是武断的认为无有。犹之患近视眼的人，不信正常眼力者之所见。不会使用观天仪器的人，认为天文家所说太空中无量星球都是虚假。这正是不实验主义，如何能算作实验主义呢?从前美国迈格文博士，曾作了一部佛教通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本。内容专根据普通人的见闻觉知，以非难佛教的宇宙观。我曾写一篇文字，加以辨正。大意是说佛教的宇宙观，舆普通人所见不同，内中虽有一小部份是印度旧有传说，传译佛经者，失于拣择。而大部份则是佛的见闻觉知所实验。我由研究佛经，有了这种认识，但没亲证的工夫。迈格文博士，若能按照佛所使用的方法，扩充其见闻觉知，到了佛的境界，必能辨明何者是旧有传说，何者是实在现象，而对佛教的宇宙观有所修正。若未用过这种工夫，只凭普通人的见闻觉知，加以否认，则不是实验主义，乃是武断主义。像迈格文博士那样人，如果见了胡适博士所引述费密在佛教的亲证境界，必认为是帮助费密胡说，而摘了胡适博士实验主义的招牌。实际说来，胡适博士，读中国书尚多，有相当的理解，虽对佛教未能实验，受了西洋思想的浸润，由以实验方法否认西洋宗教。进而以实验方法，否认佛教。但是仍承认费密这一段事，并承认禅宗有其玄妙。换言之，在实验主义之下，很难否认费密这一段及禅宗的玄妙。若像迈格文博士那样一切否认，就不是实验主义而是非实验主义了。

　　岂但费密的事及禅宗玄妙，不能由实验主义否认：佛教的一切一切，除了一小部份传达错误外，都不能由实验主义否认。因为佛的本身，就是实验主义的实行者，他由出家而戍道，都是寻求实验的过程。印度外道六师：声势何等煊赫?都被佛用实验主义加以否定。佛由实验主义悟道，即用实验主义教人，所说的法，有当时认为不合实验，而后世知识发达，转证明其为合于实验的。如清水之中，含有千万小虫，六方世界中有下方世界，即是此世界悬于虚空，都不是当时普通人所能领会，今日已由科学证明其不悮。其余不能由科学证明部份，是否科学尚未达到可以证明的程度?若不经实验而加以否决，岂是实验主义所应有呢?

　　科学的实验主义，偏于对物，佛教的实验主义，偏于对心。近年世界科学，突飞猛晋，对于万物的穷极隐微，业已日新月异。而关于人心的见闻觉知，至多利用一部器械：在本体上，并未有何发展。佛教明明指示了见闻觉知的发展过程，是由实验方法而成立，岂能更被实验主义所推翻?西洋宗教的实验，其结论限于信教者本人知道，并且到死后才能知道，换言之，也就是无法实验，所以谈到实验，便是西洋宗教的致命之伤。佛教舆此不同，前举费密仅在半个月内得到实验，虽然所得太浅，终由于特殊天才。若是一般人假定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死心场地的作去，参禅不透消息，持咒不起感应，念佛不得三昧，乃是极少的事，若果如此，任凭他根据实验主义，毁谤佛法，否则是不配在佛法上谈实验主义的。那末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光阴不是可惜了吗?若知道科学家为了发明一件东西，白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的，很多很多；何况要证明这件关系人生重大问题的事呢?那末许多僧徒，为什么不这样作的，僧徒也有这样作的，但是大部份因为信了佛所说的结论，所以不这样作，也可有或深或浅的收获。若是不信佛所说的结论，必须从头宝睑一遍，那就非此不可了。

　　除了少数学者外，一般人反对佛教，只是为了不便己私，而假借实验主义以行之。佛教的基本思想，乃是三世因果与众生平等。关于三世因果，尚可说有待实验。众生平等，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佛教认为众生同有知觉，同解苦乐，反对杀生食肉，此理随时随地，可以实验。若讲实验主义，应该主张人不可杀，众生皆不可杀，或者主张众生皆可杀人亦可杀。而一般人不是这样，他在讲达尔文进化论时候，主张众生平等，到了杀生食肉时候，便不肯因不杀人而不杀众生，也不能因杀众生而并杀人，这怎么能算实验主义呢?若说不杀人才能维持人类安宁，那末不杀众生，减少杀害动机，不是更可维持人类安宁吗?若说杀众生才可增加人类享受，那末并食人肉，适合天演公例，不是更可增加人类享受吗?所以真正实验主义，不是走向一物不杀的纯善方面，即须走向杀人吃肉的纯恶方面。若再由佛教的教理，作更进一步的追求，只有纯善无恶，是实验的真正结果，而纯恶无善，乃是实验的错误结果。若能获得人羊转毂的实验，印知天演公例的错误。至于依违其间，首鼠两端，更是够不上实验主义的。

　　近数十年，佛教一方面沾了西洋宗教的光，另一方面，也受了西洋宗教的里惧。沾光的事，是西洋法律，多数主张信教自由，社会上承认宗教的地位，所以佛教在中国也有了信仰自由及社会地位。否则在盲人瞎马的大潮流之下，佛教已不存在。如共匪反对西洋的信教自由及宗教的社会地位，大陆上的佛教，因而扫荡无余。罣悮的事，是西洋一部学者，主张以实验主义，否认宗教，西洋宗教，本来经不起实地考验，多数人因此反对宗教。中国一部份学者，仿效西洋，也主张以实验主义，否认佛教；佛教本身就是实验主义，本来不怕考验，而多数人信了一部份学者的臆说，也因而反对佛教。由于以上所举沾光及罣悮两事，证明近数十年，中国一部份学者及羣众，已失掉了辨别力。若是一部学者及羣众失去辨别力，又岂止佛教的推行受其影响呢?讲到失去辨别力的现象，更有一点可以证明，就是前文所举胡适博士评论费密的话，曾说到儒门淡薄四字，并且加上引号这四个字是有出典的，古人曾说三代之后，所以无圣人，因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逊而入于佛门。可见古人认为佛门是不淡薄的，是另有一套作用的。淡薄两个字，由现代用语来讲，就是消极。现代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与古人的看法相反。像王阳明费密那样舍佛归儒，认为儒门也不淡薄，还有一套自完其说的理由。今人竟是以甘食悦色争名夺利为不淡薄，究竟所谓不淡薄者，乃是淡薄之至，可以说是已失掉了辨别力了。

　　仔细想来，西洋的实验主义，正是针对西洋宗教而发，世界上的理论，很少不由实验而成立的；有了不饿的实验，才证明了吃饭的效力：有了不渴的实验，才证明了喝水的效力。惟有西洋宗教的效力，是否可以实验，由每人的观点不同，而有殊异。胡适博士的藏晖室日记写着下列一段：

　　有人告我今夜天主教堂，有弥撒礼，因往观之。入门，座已满，幸得坐处。坐定审视，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稣裸体钉死之像，像后有四人，似系四使徒也。两庑各有像，右为耶稣之母，其左侧之像有髭，疑是耶稣之父也。此等偶像，与吾国神像何异?虽有识之士，切不以偶像祷祀之，然蚩蚩之氓，则因有尊敬顶礼迷信为具体之神明者矣 。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行礼，然后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跪其上，良久然后起立。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沓沓可厌。其所诵经文及颂祷之词，都不可解，久之，始辨为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无二三能解其词义者，此舆佛教中之经呪何异乎?（佛经中梵文名词，都直译其音，即如「南无阿弥陀佛」，今有几人能言其意耶?）始行礼时，已十一时，礼毕，则已一点半矣。子夜风雪中，坐此庄严之上，闻肃穆之乐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宗庙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古人知之熟矣。此为吾生第一次入天主教之礼拜堂也。

　　胡适博士举出了「宗庙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这是西洋宗教及中国儒教佛教共有的实验效力。但是这种实验，不能使胡适博士满意，他看了跪拜起立，觉得沓沓可厌，就是这个场所，能使民敬，而不能使胡适敬，西洋宗教的实验效力，至此而穷。胡适博士在他所作的「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里，举出詹姆士的几句话：

　　依实验主义的道理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是有满意的工用——此所谓满意，乃广义的——那假设便是真的。

　　胡适博士接着表明皮耳士及杜威，都不赞成詹姆士这个说法，当然胡适自己也是不赞成这个说法。詹姆士所说由假设而满意，就是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若能无人不敬，即是广义的满意，实验主义者尚不赞成，何况能使他人敬而不能使胡适敬，未能作到广义的满意，实验主义者焉能赞成呢?这是西洋宗教的实验效力，因每人观点不同而有差异。在一部份人，承认其可以实验而发生效力，在另一部份人，否认其可以实验而发生效力。实验主义者，对于西洋宗教所要求的，是实验上帝的有无，不是实验因上帝有无而发生的后果。在西洋宗教之内，要实验上帝的有无，类似在佛教内要实验各种神通境界。西洋宗教，并未指出可以实验上帝有无的方法，只说信则得救，乃是教条主义，有信仰而无研究。佛教恰好指出了实验一切神通境界，确见三世因果的方法，一步一步的，都可以实地试验。你若是不肯费工夫去试验，而闭了眼睛说是没有，就不是实验主义了。

　　因为近些年来，反宗教的气氛，弥漫社会有了许多名词。一般人既失掉辨别力对于这些名词，更不深求其所以然。如前述治极二字，是其一例。更有迷信二字，多数人更是不求其解。我现在举出一个故事，曾有一位久经世故的人，向我谈起北平凶宅的事，我表示不信，他遂举出种种亲见亲闻的事实，谈得绘影绘声，最后结论一句是「这都是迷信的事。」我听了这句话莫名其妙，问他是不是这些事都是你编造的呢?他说绝无一字虚伪。我说：「那末你为什么自称迷信呢?」他说：「人家说讲说这类事都名之曰迷信末!」妙呀!亲见亲闻的事，可以名之曰迷信，足见名词不但不能代表事实，而且与事实相反。我写这个故事，作本文的结束，试问今日所谓实验主义与不实验主义，果能有明白界限吗?我认为西洋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立竿见影的佛教；中国有立竿见影的佛教，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若以西洋的精神，求中国的佛教，必能大放异彩。胡适博士在所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说：「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汁，绞汗水，却开不出来。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我套这几句话说：人心的作用，是万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除习染，专心志却开不出来。只要你除一分习染，专一分心志，当然还你一分成绩。这叫作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有其大益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