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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贤法师:泯志入道令佛法倒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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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师书《永嘉证道歌》

  人心刚强好争有“奔竞之志”的原因,多是因为外物的引诱,“奔竞之志”在小人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在君子则鸡鸣而起孳孳为名,都称“强志”。若在上者不以声色货利外诱民心,则民自绝贪求,不起奔竞之志,其志自弱。弱志即泯志。自古以来,泯志入道,是一定之理。

  人的一生,从小到大,其志由弱而强;从壮而老,其志又由强而弱!寻常人习业轮转终身难于悟道。而泯志(弱志)入道的理念,提供了“从世间伦理基础而趋入道阶”的战略选择,这是一块理论基石。

  佛教虽然具备了完善周密的修行系统,但在个人修为选择的角度上,儒家与佛门同样面临危机:只求伦理会抽刀断水,只求出离会脱离现实。《道德经》这一章,对此情况作了全面的理念上的弥补。这一理念使禅宗的基础行持“不立文字,直趋上乘”变得十分妥当。

  此种理念的缺乏,使藏传与汉传佛教之间,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论争。西元786年,敦煌(沙州)被藏族军队占领,属于菏泽神会一系的汉地禅僧摩诃衍(大乘)论师被带至藏区,在桑耶寺宣说其“修无念,贯彻无作意,是证得菩提的捷径”的教义。

  此后,赤松德赞召集了辩论会,摩诃衍论师与莲花戒为首的印藏僧人进行辩论,据说从西元792年直到794年,持续了三年之久,在西藏的文献记录说是摩诃衍败,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藏的文化基础中难于找到“不尚贤,不贵货”而自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泯志入道思想。

  此后,不少西藏高僧的著作说是莲花戒胜。然而,明代的藏僧无垢光尊者的著作,则已十分明显地否定了摩诃衍论师的失败。至于近代,当敦煌藏经洞文献被法国人抢走,十四世丹津嘉措在法国博物馆看过文献以后说,不能将摩诃衍论师看作失败者,现在看来,以我们的智慧是无法使摩诃衍大师落败的。

  泯志入道而“选择世间伦理基础而趋入道阶”的这一理念虽然由《道德经》与佛教中观派共同提出,而它却成为了汉传佛法立足的关键之所在。西藏当时的文化环境无法接受,这十分合理。

  但是,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同属摩诃衍论师一系的永嘉玄觉大师的《永嘉证道歌》,随着《道德经》被还译成梵文传到印度以后,也被传译到了印度,为印人“亲仰”。这是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事。(季羡林《佛教的倒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出版。)

  泯志入道的由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思想,在唐代没有成熟在西藏,却被西藏佛教之源的印度所“亲仰”,绝欲弱志、虚心实腹的精神,曾经大大影响了唐代印度的大乘佛教。由此也更加确定了汉传大乘各宗的宗风。而且,此种精神没有成熟在唐代的藏区,并不说明其不能成熟在现时代的藏区。

  赞宁的《含光传》中,讲到湛然禅师见含光,含光则谈到一位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把智顗(yǐ,天台智者)大师的著作翻成梵文传回印度。智顗大师大乘中观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大正新修大藏经》,50,879,b~c。《含光传》云: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

  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流布也。光不知所终。)

  赞宁在《含光传》后,又加写了一个《系》(赞宁《续高僧传》之《含光传》之《系》云:“未闻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有诸乎?”通(即通慧大师)曰:“昔梁武世,吐谷浑夸吕可汗使来,求佛像及经论十四条。帝与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华言,既达音字,到后以彼土言译华成胡,方令通会。彼亦有僧,必展转传译,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均行五竺,更无疑矣。故车师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皆为胡语是也。

  又唐西域求易道经,诏僧道译唐为梵。”二教争“菩提”为“道”,纷拏(ná)不已,中辍。设能翻传到彼,见此方玄赜(zé)之典籍,岂不美欤。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

  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珮。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fǔ fú,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縿(shān)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懿(yì)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发挥自己对含光遇到梵僧一事的感想,他说:

  “……设能翻传到彼,见此方玄赜(zé)之典籍,岂不美欤。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

  “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珮。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fǔ fú,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縿(shān)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

  “懿(yì)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

  赞宁大师设问:“不知有没有在中华演述的佛教倒传到西域的情况?”回答是:“有”。

  通慧大师说:“在梁武帝时,吐谷浑的夸吕可汗派使臣来,求经论佛像。梁武帝将自作的《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的注疏一百三十卷送给他们。他们将其译成胡语,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便‘均行五竺’,直至远达印度。就像尼拘律陀或广东的榕树,枝入土即发新干又抽枝,不见得后后不如前前。像智者承于龙树,慈恩承于弥勒,因西域人利在念性,东人利在解性,因而未必智者慈恩是西域之所能及。关键看西域人是否‘善栽接’。”

  是什么使得中国这一佛教再传国拥有如此这般的底气?“好略”而“解性”殊胜是其主因,这使“泯志入道而由世间伦理选择而趋入道阶”的思想,成为了汉传佛教为他传佛教所望尘莫及的独特宗教成果。

  所以当时,永嘉大师著《证道歌》一篇,“梵僧归天竺,彼皆亲仰,目为东土大乘经……并盛传于世!”

  佛法的传播,俗称“文化交流”,既然是“交”,就不会只向一个方向流,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交流”,一方的新思想流向另一方,另一方又流向这一方,有时流来的经加工又流了回去,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们不能限定说,前者一定比后者强,也许,后者反而会一步一步比先前更为提高……中华本土成就的佛法,曾经倒传,也即将倒传。当年僧诤时代的西藏,最多算是一个“不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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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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