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补考
　　姜伯勤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05-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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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姜伯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本文是笔者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据新见资料续作的考证。据钱澄之《田间诗集》，发掘出大汕出卖绘画作品周济清初遗民志士的史料。文章分析了现存广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它与澳门普济禅院中现存之“大汕宗风”的牌坊一起，成为大汕在广州和澳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的杰出贡献。
　　【关 键 词】石濂大汕/澳门/禅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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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刘羡冰先生的主持下，澳门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澳门中华教育会著名史家王文达先生（1901－1981）的《澳门掌故》一书。
　　“文章憎命达”，文达先生以“章憎命”为笔名发表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嘉惠后学的上乘之作。
　　关于石濂大汕，文达先生指出：
　　大汕，普济禅院之开山祖也……
　　大汕，想是一个具有聪明才干的明末志士，不过隐迹佛门，观其既不落发，亦不剃头，不侍虏廷，亦不拘泥佛诫，诗文不避绮语，且曾游历海外，操习贸易经营。当时广东常有粮荒之虞，汕尝运安南谷米以救粤之不足。……
　　但其常与海外遗民义士交好，满清朝廷实深忌之，奈无证据，致终以别罪诬陷之耳。因汕交结名流士绅太广，若以谋抗清廷论罪，则株连必众。而当时之名流，亦有故意诋毁大汕，以求洗脱被累者。当地官吏亦以回护当时之一班名流士绅，不敢深究，故大汕当年之反清复明事迹，早被一辈名流仕宦毁灭尽净，已无可稽考也（注：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3页。）。王文达先生的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广东地区继康熙十年（1671）爆发的方以智“粤案”之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濂大汕笞刑并遣返嘉兴一案的一种解释。
　　这样，对于近乎“已无可稽考”的石濂大汕的志士史迹，我们仍将不遗余力地从现存文集、传世书画、传世金石及澳门文物中，尽力搜寻。
　　本文是继笔者于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后，致力于此一搜寻工作的继续。在这一工作中，得到中山大学吕永光先生、广东博物馆朱万章先生、收藏家梁永基诸先生的指教，谨致谢忱。
　　二、大汕与大杲、钱澄之的志士心结
　　饶宗颐先生为拙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题《序》有云：“浪上人门下则兼绘事。其时皈命者，多以‘大’排名……其著闻者，石溪之为大杲，龚贤之为大启，倪嘉庆之为大然，大汕正亦取大为名，故曾青藜序其诗谓‘灿（曾灿）与无可（方以智）同参浪上人（觉浪道盛），得知大汕为奇士’，其言非妄”。作者此书是在饶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出版以后，先生对作者优勉有加，谓“此书网罗宏富，立义公正”。又于台湾出版的《重印离六堂集小引》，饶先生谓作者此书“诸多创获，譬如搜尽奇峰，……诚大汕之功臣也”（注：饶宗颐：《序》，见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页。饶宗颐先生制序，《大汕离六堂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小引第1页。）。在饶先生鞭策下，本文继续进行大汕史事的考证。
　　考石溪之名为大杲，见于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一《传》之《髡残石溪小传》（注：《钱澄之全集》之六：《田间文集》卷二十一《髠残石溪小传》，第423～424页，黄山书社，1998年。），传云：
　　甲午（1654）再来白下，遂住锡长干。戊戌（1658）往谒浪仗人于皋亭，一见皈依，易名大杲。明年，杖人示寂于天界，师自祖堂奔赴，诸弟子以杖人亲书法偈及竹如意，遵遗命于龛前付授……。石溪大杲于1658年皈依觉浪道盛时，大汕年26岁，其时亦已师事道盛，并于江南开法。
　　钱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长方以智1岁。南明唐王时，授漳州府推客，桂王朝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知制诰。桂林陷后东归，一度削发为僧，仍还俗。隐居田园，坚持民族气节（注：钱仲联：《钱澄之全集序》，见《钱澄之全集》之一：《田间易学》第2页，黄山书社，1998年。）。钱氏为石溪密友，亦与大汕交结。
　　钱澄之《田间诗集》卷二十二《客隐集》（自丁巳至己末）有《酬石濂大师》（注：《钱澄之全集》之五：《田间诗集》第464－465页，黄山书社，1998年。），诗云：
　　穷途相见早相亲，天界威光藉汝新。
　　绝技满身通不碍，新诗落笔喜无尘。
　　能倾衣钵成师志，惯作丹青救客贫。
　　最妙写真谁乞得，雨中偏貌白头人。此诗作于1677—1678年间，或为康熙十六年（1677）于金陵，或为康熙十七年（1678）于吴门之作。
　　时大汕自京师及中州嵩山南返，与钱澄之相遇。钱氏为曾灿及石溪大杲的好友，因而与大汕亦有“早相亲”之谓。时觉浪道盛已去世20年。钱澄之认为，天界寺道盛一门的“威光”，此时藉大汕而日新又新，“能倾衣钵成师志”，把大汕看作杖人大师遗志的继承人。
　　钱澄之又谓，大汕“惯作丹青救客贫”，即以画作赠与聊倒的遗民浪迹者，周济其生活。“雨中偏貌白头人”，则描述了大汕为老者写真的情状。
　　钱澄之的著作，除《田间易学》、《田间诗学》采入《四库全书》外，其行世之诗文集，已列入四库违碍书目，原刻版籍，久已无存（注：钱仲联：《钱澄之全集序》，见《钱澄之全集》之一：《田间易学》第2页，黄山书社，1998年。）。 今从黄山书社重印本及《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44－145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我们重新追寻到大汕与此等遗民相交史事的一麟半爪，十分可贵。
　　三、陈生洲《秋林独酌图》所见大汕题跋
　　承广东博物馆朱万章先生指教，广东博物馆所藏陈生洲肖像之画卷有大汕的亲笔题跋
　　清人周道，画有陈生洲《秋林独酌图》。今广东省博物馆入藏，题名《诸名士题陈生洲秋林独酌图》，其后有陈恭尹、屈大均、大汕、王瑛、季煌、王世桢、吴道镕、桂坫、商衍鎏等十九人题跋。其中陈恭尹题跋纪年为庚午冬，亦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
　　陈恭尹为陈生洲《秋林独酌》题跋云：
　　诗篇间澹是传家，久客南中兴优嘉。
　　双眼未堪留俗物，一杯唯有对蓠花。由陈恭尹诗得知陈生洲系“久客南中”的诗人，是一位间澹传家的逸雅人士。
　　大汕题跋云：
　　半标凝而湛澹，襟期动以潇洒。游则醉乡，憩则林下。浪迹寄于高人，栖心出于静者，题为生洲先生并正。五岳行脚头陀大汕。而从大汕的题跋中，我们更得知，陈生洲是湛淡潇洒、浪迹林下的逸士高人。
　　有遗民情结的久客南中的陈生洲，亦出入于大汕长寿寺的诗社社集。
　　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一有《上元后二夕惠州韶州两使君暨诸公同集长寿精舍分得一先韵》，此诗列于《壬申元日作》一诗后，因而汪宗衍先生《屈大均年谱》将此诗系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
　　记载此日社集者，又见于陈恭尹《独漉堂集》之《唱和集》载《上元后二夕，长寿精舍雅集，同王惠州、陈韶州两使君，梁药亭、廖南暐、黄葵之、摄之集离六堂分韵》。所记亦为此次社集。“陈生洲”一名下，据吕永光先生所见，“‘生’，道光本作‘中”’。按，道光本误。世人熟知陈中洲即陈子升，易将“久客南中”的陈生洲误认为陈子升。今广东博物馆收藏此陈生洲独酌图，再次证明不可将陈生洲强改为陈中洲。
　　广东博物馆藏陈生洲写真画卷《秋林独酌图》的发现，不仅订正了坊间将岭南三大家诗集中陈生洲误会为陈中洲的谬误，而其中大汕亲笔题跋的发现，更使我们知道，1690－1692年顷，大汕在与久客南中的陈生洲的交往中，仍充溢着遗民情结。
　　四、康熙三十一年大汕撰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
　　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大汕在广州事业的顶峰时期，也是其航行南海赴越南传戒的前夜。
　　如前已述，正月十七日，在前记长寿寺离六堂社集中，大汕与林下高人陈生洲同席赋诗，说明其仍保持着同情遗民志士的心结。同年，他又与屈大均有多次往还。
　　说明此时大汕在广州佛教界持有崇高地位的例证，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光孝寺僧道永，恭请大汕为光孝寺撰写表彰前光孝寺住持无住上人赞公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的碑记。此碑刻于《光孝禅寺革除花卉供应碑记》之碑阴，碑高65厘米，宽35厘米。《光孝寺志》辑录此碑。
　　今光孝寺碑廊中，此碑记巍然屹立。碑云（注：参见《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 《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1935年广东省立编印局校刊《光孝寺志》卷十《艺文志》。颇疑该处应补正为“大［清康熙叁］拾壹年。”《光孝寺志》谓此碑刻于康熙四十一年，查该处四字已佚，据“康熙壬申”，当为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大汕已遭笞刑遣返。）：
　　光孝寺重建六祖殿宇拜亭碑记
　　1.后魏将末，初祖传法于少林，大唐聿兴，六祖应悬记于光孝。盖大法昌隆，必有预兆，所以前宋求那
　　2.跋陀罗三藏，航海到此，创立石碑于戒坛，云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授戒。至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
　　3.自西竺国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之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
　　4.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洎唐仪凤元年，祖至是祝发受戒，及与四众开示单传玄旨，
　　5.一如其记。明年春，辞众归宝林，演化说法，利生三十七腊得旨嗣法。首青原，次南岳，共四十三人。发
　　6.悟超常者，莫计其数，详在曹溪志乘。本寺思念慈容，缘塑法身于授戒之所，建兹祖殿。历代相沿，千
　　7.秋一日。奈盛衰有数，胜地何常，一自沧桑之变，殿宇倾毁，肯称维艰。幸有前住持无际赞公，发心广
　　8.大，竭力行门，就于康熙壬申，自捐衣钵净赀，一肩独任，重建殿宇。顿见茎草琼楼，人天瞻仰。余嘉其
　　9.行愿，中心好之。况厥孙道永，曾侍老僧多年，修持精进，继述殷殷，克承先志。因未纪序，乞为表章，余
　　10.欣然濡墨，叙其梗概云。
　　曹溪三十三代孙大汕稽首拜撰
　　11.总督两广部院石助银捌拾两　信官……
　　（中略九行）
　　20.大［清康熙叁］拾壹年　　吉旦本殿僧愿、僧道永同立按，坊间书刊有以大汕为“南宗第三十六代”者，即若以南宗惠能为第一代，大汕为三十六代。而此件碑记出自大汕手笔，自书“曹溪三十三代孙大汕稽首拜撰”。
　　据《南海百咏》有云：“顺治庚寅（1650）之役，王师列炮于西山攻击大城，寺背正当其中。雕甍绣宇，悉为瓦砾场矣。底定后，左右尽属兵房，数石金龛，委掷荒草间。”“而门堂隘陋，与山庙丛祠无异矣”。
　　又据《光孝寺志》，顺治六年己丑（1649），天然禅师复往诃林（即光孝寺）重修殿宇。据上引本件碑记，“一自沧桑之变，殿宇倾毁，肯称维艰”。自1650（顺治七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凡四十年，光孝寺之六祖殿始得住持无际修复。
　　又从大汕撰写此碑，得知1692年顷，大汕在广州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这就更证明了几年后发生的潘耒以《救狂砭语》和《救狂后语》向大汕发起的攻讦，是具有迫害性质的行为。
　　五、后论
　　郑培凯先生在大著《汤显祖与晚明文化》，指出其主旨“也就是在探索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次脉络时，专注文化意识史涉及艺术思维与创造的部分，以期通过此一特殊领域的材料及这些材料衍生的文化价值思考，来理解与评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2页。）。
　　《汤显祖与晚明文化》一书的《代序》又指出：“这一切探讨的方向与取向，都要有一个核心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注：郑培凯：《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3页。）。
　　石濂大汕生活在晚明文化的文化氛围中，在郑培凯先生大著的启发下，我们对大汕的研究，也是立足于“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并通过这一研究，积累文化资源。
　　郑培凯先生指出：“汤显祖对文学创作中‘骀荡游夷之思’的追求，显然是与思想中景仰‘狂斐’是一脉相承的”。
　　无独有偶，石濂大汕在诗歌创作中也在追求一种“狂斐”气息。大汕《离六堂集》有海门居士唐化鹏撰《离六堂诗序》，略云：
　　客有造于海门居士曰：某读石和上诗有疑焉。海门曰：何疑？……曰：其诗俱在，有言美人者、饮酒者、杀人者、嬉而笑者、怒而詈者、愁而怨者、悲而哭者、慨而叹者、嘲谑者、骇者、愕者、叫者、嚎者、叱者、喔咿者、狎慝者、泰者、倨者、倔者，果道耶？……海门曰：……昔有狂泉之国，饮泉者皆狂。有一人不饮亦不狂，国人群以为狂也，束缚之，薰灼之，饮之狂泉，必使其狂而后已也。有智人知之，故佯为诸狂者状，入诸狂人中，阴以已狂之药，杂诸饮食中饮食之，诸狂是由是得免，和尚之于诗亦犹是也。”
　　在广州长寿寺，石濂大汕主持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注：潘耒：《救狂砭语》，上海古藉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246页。），同样表现了其“狂斐”风格。
　　潘耒《再与石濂书》报导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壬申冬长寿寺上演戏曲的情况：
　　公（石濂）于壬申冬集众演戏，席半忽谓众曰：上将召我矣。众问何以知之？公云：顷得朝报，索大人、明大人奉命为诸王采选妃女，兼访山林隐逸，并谕广东有僧石濂，诗词书画无不精通，闻其著作甚多，可觅一二种追觅云云（注：潘耒：《救狂砭语》，第124页。）。案《离六堂集》卷五有《上明丞相一百韵》，则所谓“明大人”云云，不能视为无中生有。但这一报导种下了其后大汕悲剧的两个缘由：
　　一个酿成后来悲剧的缘由是，清朝曾明令于康熙十六年，禁止在寺院演戏、敛钱、酬神赛会（注：谈玄：《清代佛教之概略》，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5）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另一个缘由是，大汕与若干京官、尤其是宦官的交结，也酿成杀身之祸。
　　大汕《海外纪事》卷三，记其于广南（越南）为《寄丁常侍浛光榷使》五古一首（注：大汕撰，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中华书局，1987年，第49页。），诗云：
　　……眠花犀象多，齿角亦可取。孔雀啄花藤，龙脑奇楠树。以斯货四方，因之集商贾……问我中朝彦，承恩近谁溥。为述丁黄门，奉命来大庾。耳目寄亲臣，边关托肺腑。衣赐御袍新，天厨分玉脯。本朝清华士，如此不多数。浩浩恩波长，行将及海浒。使来正采风，旦暮还入辅。大越请贡心，归为陈缕缕。此浛光税厂之榷使丁常侍，又称“丁黄门”。黄门即宦官，可知明代以宦官为税厂之税使的陈法，在清初仍有所保留。“耳目寄亲臣，边关托肺腑”，则此丁宦官是皇家耳目。大汕为了把广南请贡的信息上报，不得不启用这一渠道。
　　关于浛光税厂的来历，可追索如后。康熙八年（1669），将明代设于南雄之太平桥厂，移至韶州府城，改名太平关，隶户部。设太平（东关）、遇仙桥（西关）、浛光厂三个分关。丁黄门奉命来大庾岭，公开的身份是“浛光榷使”。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一直利用宦官和包衣将各种信息集中到皇家。而反清志士的活动，犹为其所注意。康熙十年方以智“粤难”发作时，黄门宦官参与发案，“执法但言功令密”。大汕与丁黄门之类宦官的交往，也使他早已成为朝廷注意的对象。
　　当顾炎武的外甥潘耒因向大汕求贿不得而大肆攻讦时，钮秀已看出大汕已遭杀身之祸。钮秀《临野堂尺牍》卷三《复潘稼堂〈耒〉》有云：
　　（大汕）虽犯来颜，巷逆至邹乡处，以汪汪之度，何所不容！……奏之于朝，定膺方旦之诛；攻之于野，即化善卷之烬。奋椎请剑，也岂无人，其不足复芥锦心，而污采笔也明矣。果然，大汕的死于押解途中的悲剧结局，不出钮秀所料。
　　何芳川先生指出：“学术界一般认为，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开端。可以说，葡萄牙人乃是近代殖民主义扩张大潮的第一前导者。近代殖民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6世纪。葡萄牙人就是乘着这次浪潮绕航好望角，经过东非、印度、马六甲而来到东亚，又是乘着这次浪潮，在西太平洋地区经营起以澳门为中心的近代太平洋贸易网的”（注：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何芳川先生又指出；“亚洲各国的商人，早就在西太平洋海域建立了一个古代半环形交通网和贸易网。因此，我们可以讲，在太平洋地区准备世界市场时，西班牙人的工作，是独立进行的；而葡萄牙人的工作，是在亚洲古代各民族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注：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而大汕于17世纪末在南海及广南（越南）的航行，是顺应了清代海禁初开的潮流，为发展这一半环形交通网和贸易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在殖民主义来潮面前，坚守中国文化。而为了这一航行的顺利进行，大汕不惜结交掌管税关的宦官榷使、差官等，以致引来杀身之祸。
　　但是，大汕对历史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敬重的。而王文达先生在《澳门掌故》这一大著中，把《普济禅院之历史研究》列为专章，则是极有见地的。今天，普济禅院与“大汕宗风”，已成为在澳门这一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有力象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汕为历史进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