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公案，有的是禅宗内过来人之间的机锋往来，有的是用以接引那些尚未入门的人。但都有逼拶的功用。未入门的人见到这类公案，必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北宋首山省念禅师有一则著名的“竹篦子”话，最能表现这样的境趣：
山一日举竹篦，问曰：“唤作竹篦即触，不唤作竹篦即背，唤作什么?”
首山禅师手中拿着一只竹篦子，对他的学生说：“如果把它唤作竹篦子，那是触——太呆板了，谁不知道这是竹篦子呢?不唤作竹篦子，那是背——它明明是竹篦子嘛，唤作其它东西就与它的性能相违背了。若不触不背，应该把它唤作什么才妥当呢?” 这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逼拶。因为这是对思维的剥剔，离开了思维运动的规则。本来，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人为它安立之名，并受到人们共同的承认。这样的名——名词、概念必须有其稳定性，才不会在人们的思想交流中发生混乱。如猪是猪，牛是牛，狗是狗，人是人，彼此不能混淆。把人称之为狗，就会发生误会、引起是非和麻烦，挂羊头卖狗肉也会引起官司。因为名实必须相合，名实相合才有秩序和规律。
面对一只大家熟悉的竹篦子，不能用大家通用的名词来称呼它、判断它，也不能用其它的名词来称呼它、判断它，那该用什么作为判断呢?这里，首山禅师是把思维的道路堵死了的，他的本意就是设立一个思维的陷井，设立一个悖论，让思维在其中寸步难行。如同一头被缚住爪牙的狮子，尽管周围有许多獐麂兔鹿，只能眼睁睁地而不能捕食，憋足了一身劲也无处发泄。
人的思维——第六意识如同千手千足的章鱼，老是不停息地捕捉思维的内容，并且不知疲乏地运动着。佛教讲禅定止观，就是要使思维休歇。但禅定止观仍然是一种意识状态，也有其相应的精神内容，更何况一出禅定止观，精神和思维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所以，以渐进为程序的禅定止观与机锋棒喝参话头的差别是明显的。
“竹篦子话”不是禅定止观，却如同囚禁狮子的牢笼，让思维陷在其中寸步难行。如果参学者念念都处于这种状态、并明白这种状态，那就是开悟了，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早在唐代百丈禅师时，有个从湖南来的头陀对百丈禅师说：“我在湖南发现一座大沩山，是传法的上等道场，可以容纳千五百人，希望老和尚能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开发。”于时当众挑选。当时百丈和那位头陀选定了灵祐，但首座和尚不服，百丈说：“你若当众能下一句出格之语，那沩山就归你住持。”
百丈禅师指着净瓶说：“不得唤作净瓶，你唤作什么呢?”首座说：“当然不能把它唤作木子嘛。”百丈于是又问灵祐，灵祐却把净瓶一脚踢翻。百丈说：“首座输了一座山。”于是灵祐便到了大沩山，成了著名的沩山禅师。
这个“净瓶话”与“竹篦子”话一样，都是思维的陷井。人们的思维和念头，都是附在具体的内容之上的，净瓶和竹篦子都是对某个事物的判断，也就是一个念头。这样的念头是有色的、有规定的。无念的念被染上了这样的外在色彩，就成了有念，被规定、被限制的念头了。而禅宗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在这样的有念中还原到无念，也就是要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沩山灵祐踢翻净瓶，表现出对有念的超越——把净瓶这个思维的牢笼砸碎，就陷不住人了，若如首座和尚那样在概念中纠缠不清，哪里有精神和思维的自在呢！禅宗的话头，全是这样的陷井，思维面对这样的问题，根本无处下手，如药山禅师在石头禅师那里开悟后的感触就是：蚊子上铁牛，无下口处。南泉禅师有一则“瓶中养鹅话”，最能表现这样的情趣，也是一则有趣的思维游戏。
宣州刺史陆亘是南泉禅师的弟子，一次他问南泉：“有人在一肚大颈小的瓶中养了一只鹅，鹅长大了，出不了瓶。有什么办法既不伤坏瓶，也不伤害鹅，使鹅安然无恙地从瓶中出来呢?”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答的思维难题，在实践中也根本办不到。没有舌头的人能说话吗?没有腿能走路吗?碗里没有吃的能饱肚子吗?思维处于这样的状态中真是麻烦之极。而南泉禅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叫了一声：“大人。”陆亘说：“在。”南泉幽默地说：“这只鹅不是出来了吗?”陆亘因之而开悟了。钥匙是开锁用的，把钥匙锁在锁内，就失去了钥匙的作用。思维本身是超然于思维对象的，如果陷在了具体的思维对象之中，思维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体性和优越性，其功能也受到了限制。禅宗的方法，就是从单一的念头上下手，使之在其对象上超越，并成为经验，运用于万事万物之中。这样彻底自由的精神状态，本身就不是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所能规范的，但又不离第六和第七意识，从而显现了全体精神的力量。
为了对思维进行锤炼，为了杜绝在参禅中的一切“后门”和“假冒伪劣产品”，禅宗在话头上用了许多功夫，如“竹篦子话”在大慧宗杲禅师那里经常使用，并加了若干防范。大慧宗杲常持一只竹篦，说：“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不得棒，不得喝，不得作女人拜，不得作绕床窜，不得造妖捏怪，装腔作势，一切总不得，是什么?”这就把对思维的限制，扩大到一切行为活动之中。因为机锋话头用久了，一些禅师就不用语言，而用行为方式来表达，如沩山踢翻净瓶那样。这种行为方式，如棒、喝、打、摔、掩口、掩耳、圆相、女人拜等等，用久了也成为窠臼，使人有迹可寻。大慧宗杲把这一切都否定了，在这样的情境中，思维又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大慧宗杲还说：“看(话头时)不用博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里，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说处领域，不用掉在无事匣里。”在大慧宗杲的“话头”里，思维完全是被架空了的，不允许附着于任何内容之上，包括空——无事匣子在内。这个思维既不空，又不有，什么内容都没有，又不是没有内容，这样的思维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这种状态，就是禅宗开悟的入门通道——超越一切精神的现象，契入精神的本体。而机锋棒喝和参话头，就是以逼的方式，把精神和思维强行推入这样的状态之中。
参话头的话头，是宋代禅师对前代精彩公案进行筛选后用于典范的教材以让学生们去参。这样的参，如上面大慧宗杲禅师所作的规定那样，思维在其中是寸步难行的。而作为话头的公案，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如：
狗子有无佛性的话头。有个和尚问赵州禅师：“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云：“无！”云：“上至诸佛，下至蚁子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在。”又一个和尚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曰：“既有，为什么入这个皮袋里来(为什么变成了狗)？”师曰：“知而故犯。”对一条狗有无佛性的问题，赵州的回答是矛盾的，一时说无，一时说有。在禅宗内，赵州是不容怀疑的，这里也不必用逻辑来鉴别，因为一使用逻辑，这则公案和话头的意义就失去了。话头的意义就是要超越逻辑，让精神和思维在超逻辑中亮相，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说”的，也说不出来，说出来也不是那种意义了。马祖和西山亮座主的那则公案，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座主是对专精某门经论法师的尊称，如同现代哲学博士、物理学博士一样。亮座主参马祖时，马祖问他：“听说你很会讲经？”亮座主谦逊地说：“不敢当。”马祖问：“你用什么来讲经呢？”亮座主说：“当然是用心来讲了。”马祖不以为然，说：“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心怎么有资格讲经。”——心如同一个工匠，意如同凑热闹的，与根本的佛法不沾边。亮座主不服，掉头就走，马祖在他后面高声唤他：“法师”，亮座主一回头，马祖问他：“这又是什么呢？”亮座主豁然大悟。忽然被人呼唤时所引起的对自我刹那间的那种绝对存在的感受，是非思维、非逻辑、没有对象、没有内容的。这与讲经说法时使用理论、逻辑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一是本，一是末；一是体，一是用。禅宗的方法就是要让学禅的人得本得体，参话头“剿绝情识”，“斩尽葛藤”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所以，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再如“吃茶去”，“庭前柏树子”，“我不会佛法”，“不知最亲切”，“问取露柱”等种种话头，都是不容半点思维活动在其间展开，因为在这类话头中，思维是无路可走的。如同四面是墙，思维在其中东碰西闯，头破血流也无路可通，只好无可奈何地认输。当思维收回其触角，放弃对外在的追逐而回归自己时，它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它那些种种外在的影象了，这样就得体得本，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不然，面对“生前死后，在什么处安身立命”一类的话头，谁说得清。
佛教认为烦恼、分别心是心灵的枷锁，而机锋棒喝和参话头则是解脱枷锁的钥匙，把心灵的枷锁开了，心灵就得到了解脱，所以禅宗的方法，可以说是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具体说来，就是对念头的剥剔。念头被剥剔得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就达到了“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并不需要在心性上增添一些奇特的东西。一般人认为开悟成佛，必然神通广大，总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力量。禅宗反对这些认识，用禅门的行话说，修行的方式是“无须求真，但得息妄”。求真，就是求佛、求神通等种种对超人力量的追求，但这恰恰是妄想，而且是大妄想。如果能在心中把种种妄想息灭下去，自己这个清净的心本身就是真，就是佛了，哪里还另外需要去寻个佛来拜呢？
圆悟克勤禅师是宋代禅宗的巨匠，他的开示、语录、著述、评喝都极为老到精彩，下面我们从他的《圆悟心要》中选出一则文牍，看看其中的精神所在：
示华严居士
平常心是道，才趣向即乖，到个时正里脚踏实地。坦荡荡、圆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发知见。倒底放下，澄澄绝照，壁立万仞，唤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见，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长剑，孰敢撄锋？养得纯和冲淡，透彻无心境界，便可截死生流，居无为舍。端如兀儿拍盲，罔分皂白，犹较些子。所谓绝学闲闲，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乃绝渗漏。
自然与向上人不谋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聪明，立知见，怀彼我，分胜负，则转没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断，悬崖撒手，弃舍得性命，便当下休歇。只大休处是究竟合杀处尔。
不论机锋棒喝参话头，总之禅宗内的种种方法，都是为达到圆悟克勤禅师所说的这种境地。圆悟禅师，当然还有许多禅师已经说得太多太明了，再多说一些，禅宗就不是禅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