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
　　中国佛教发展至唐代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同时随着中国其它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开始影响邻近各国，特别是对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交往，《后汉书》已有“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到了隋代，二次派遣隋使①。大业二年，(608)，又派僧旻、清安、惠隐、广济四个学问僧人与留学生一起入隋，学习佛教义理。他们学成回国后，都积极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唐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实现了国内史上著名的“文化革新”，此后中日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使中国文化的传入在日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文化方面，由于日本不少僧人通晓汉文，所以中国的佛教经典，成为日本佛教所汲取的唯一泉源。文化革新以后，日本入唐的僧人越来越多。整个唐代有名有姓的共有九十人。他们根据各自的愿望，分别去佛教兴隆的长安、洛阳、扬州、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拜师求法，全面的吸取和传承了中国佛教各宗的实学，回国后广事弘法，有的成为一宗的创立人，有的成为一宗的开山祖。如公元653年入唐的道昭，回国后创立了日本法相宗；公元702年入唐的道慈，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三论宗；空海、最澄回国后分别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和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学思想逐步成熟后由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所创立的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它用自己独特的学说，以止观为号召，对国内外的佛教徒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天台宗在天台山建有根本道场国清寺。在当时日本僧人的朝拜热潮中，国清寺是他们向往的圣地，许多僧人以到过天台山，拜过国清寺为荣。据统计，唐代的九十名入唐僧中，约有二十多人到过天台山。被称为日本“入唐八大家”，以及五位获得过“大师”称号的僧人中，就有四位是天台宗学者。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的弟子，也是日本天台宗入唐僧中唯一没有到过天台山国清寺的。他俗姓壬生氏，日本下野国(今枥林县)都贺郡人，生于日本恒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十五岁时入比叡山最澄门下习天台教观，深受传教大师赏识、最澄入灭后，他和义真一起成为日本天台宗的领袖人物，日天长十年(833)，他著成的《根本如法经》，是为横川地区如法经会的后端，还建立了根本如法堂。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圆仁随日本第十三次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到达扬州。原拟上天台山国清寺朝礼祖迹，学习天台要旨，并请天台高僧决释他带来的未决天台教义三十条。因为没有获得唐朝廷的允许，乃巡视了五台山、长安等地，从志远、玄鉴等学天台教义，又先后受学于元政、义真、法全、元侃等高僧。公元847年，因唐武宗会昌毁佛，圆仁被迫回国。回到日本后，他在比叡山的总持院、定心院、法华三昧院、常行昧院等处，广建塔堂，规制舍利会、天台大师供，不断念佛会等法会，进一步发展了传教大师开创的事业。他还为日本文德、仁和两天皇授菩萨大戒。日仁寿四年(854)，圆仁被敕封为延历寺天台宗座主。日贞观六年(866)，圆仁入灭。
　　圆仁在唐游学十年，不但在佛学教义上学有所得，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行记》)。《入唐行记》原书早佚。但据日本天台宗高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成寻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十月十四日谒见宋神宗时，曾呈“湛然《日记》四卷、慈觉大师(圆仁)《巡礼记》三卷，依宣旨进上。至《巡礼记》第四卷隐藏不进上，依思会昌天子恶事也”。可见，北宋时即已有《入唐行记》的写本传世，且颇受珍视。日文应元年(1260)，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在其所撰的《立正安国论》中也提到了《入唐行记》。此后，日僧宗性的《弥勒感应抄》、承澄的《阿（裟）缚抄》和《叡岳要记》、《元享释书微考》等著述，均引用过《入唐行记》。及至日明治十六年(1883)以后，养鸬彻定、三上参次等人先后在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所收藏的文献中发现了《入唐行记》正应四年(1291)的古钞本。这个古钞本因发现于东寺，故亦称东本。东本高23.5、宽14厘米，每半页7行，行18字左右，卷四末有“正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任本写之，后人以证本可校合耳，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的题记。按正应为日本伏见天皇的年号，正应四年即公元1291年。从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最早的本子。此外，尚有另一种钞本，简称津金本，系日本信浓北佐久郡津金寺住持长海所钞，书末有“文化二年二月十三日以比叡山饭室谷松禅院御本书写毕”的题记。据题记，可知该钞本写于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二年(公元1805年)。《入唐行记》东本自发现以后，即引起日本朝野的重视，并被定为国宝。日明治四十年(1907)，东本经排印出版，简称国本，这是《入唐行记》的第一次刊行。日大正三年(1914)，日本天台宗宗务厅又以津金本为底本，参校东本和国本排印发行，因附录《四明余霞》一书，则称四明余霞本。《入唐行记》的第三次刊行，是于大日本佛教全书中称全书本，时间在大正七年(1918)。大正十五年(1926)，又以东本为底影印出版。我国刊行的《入唐行记》一共有三个本子，一是1936年刊行的石印本，简称丙子本。二是1937年发行的一卷本(仅书之第一卷)。三是1983年由顾承甫、何泉达先生点校的东本影印本，这个本子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好本子。
　　《入唐行记》全书分四卷，共约八万余字，详述了，圆仁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藤原常嗣一行入唐，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国，身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省中州府治所20处，县治处35处的各种经历、见闻、遭遇。内容涉及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宗教，以及中日关系等方面，书的第一卷叙述日本遣唐使的组织，西渡入唐的航程路线、以及入唐之初滞留扬州开元寺受学与后来转由山东北上再准备西去求法的情况。第二卷叙述由山东经河北抵达山西五台山巡礼圣地的经历见闻。第三卷叙述由五台山巡礼，参谒名僧、抄天台典籍及西赴长安受密宗刚界大法、胎藏界法等经历与见闻。第四卷叙述唐武宗会昌灭佛及归国等情况。
　　总之，《入唐行记》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史料文献，一经发现，即引起世人的瞩目。美国拉因阿娃博士将其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介绍。日本的小野胜年博士则进行细密的译注，予以高度的评价。在我国，顾承甫、何泉达和徐冬昌等先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③白化文、李鼎霞、许德南诸先生则据小野胜年博士的校注本修订校注④。笔者仅就书中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略作探讨。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的高憎，作为请益僧，他入唐的目的就是要参拜祖庭天台山国清寺，求取天台教义及释决所带来的疑题。但遗憾的是，由于唐朝廷的原因，无缘参拜祖庭。因而只能自扬州辗转安徽、山东等省，历尽千辛万苦巡礼五台山，参谒高僧，获取台宗真谛。从书中看，其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行满的卒年问题。行满是天台宗史上有一定的影响的高僧，同时在日本天台宗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有关史料记载，行满为唐毗陵(今江苏武进)人，早年出家，初学戒律，旋师从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大师就学天台止观，深得台宗之大旨，后随同湛然前往天台，驻锡山之佛陇修禅寺，弘扬天台教义。唐贞元二十年(804)，传台宗教义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成就了最澄天台宗“始觉门”之学。关于行满的生平，《宋高僧传》卷二十二《大宋天台山智者禅院行满传》(以下简称《宋·行满传》)，宋志磐《佛祖统纪》等所记甚简，且多臆测不实之辞。
　　行满的生年，《宋·行满传》及《佛祖统纪》等其它史书均未记载，只有行满自己之《行满和尚印信》略有线索可寻。《行满和尚印信》云：“行满幸蒙嘉运，得遇遗风，早年出家，誓学佛法，遂于毗陵。大历中得值荆溪先师，传灯训物，不揆暗拙，忝陪末席”。又《佛祖统纪》说行满之师荆溪湛然“天宝、大历间……始居兰陵”，兰陵也就是毗陵。由此可见，行满是在大历(766—779)年间就湛然学习天台教义的。那么，行满师从湛然到底是在那一年呢?这在国内的有关史料中并无确载，而在日本《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书中，有确切的答案。该书卷二十二《天台法华宗相承师血脉谱》引《传法记》：说行满“二十岁出家，二十五岁具戒。学律五年，于大历三年，在浮槎寺依荆溪和上”。按以上的记载，行满师从湛然的准确时间，是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此时，行满正好三十岁，故以此逆推，可以推算出行满的生年是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六(738)。
　　行满的卒年，《宋·行满传》载“以开宝中(968——976)预向人说：‘我将行矣’而‘默然坐化，年可八十余’。”《佛祖统纪》也同上说，只是作“年八十八”。开宝为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佛祖统纪》作行满为荆溪湛然之旁出世家。宋晁说之说天台之学“……至于荆溪，于是智者之教悉载于书，而一归于正矣。荆溪传(行)满，满传(广)修”⑤。行满确系荆溪湛然之弟子是无疑的，湛然死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从《宋·行满传》及《佛祖统纪》等说，卒在宋开宝年间，即算是开宝元年(768)，两者相距也有186年，行满如此高龄，显然是不可能的。
　　按《宋·行满传》及《佛祖统纪》等有关佛教史书，均载行满卒于“开宝中”。但周叔迦先生以为“行满卒于开宝殊误，疑开宝为开成之误”⑥。开成一共五年(836~840)，系唐文宗李昂之年号，如果说行满卒子开成间。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就算是开成五年，距其师湛然之卒年，也仅仅只有五十八年。但事实上，《入唐行记》中已很清楚的记载着行满的卒年。圆仁入唐到达扬州后，留住在开元寺等待南往天台山国清寺的许可。当时，天台山禅林寺僧敬文“知日本国有使进献，有大和尚相从。故此寻访”，见到圆仁后，并告诉其说：“敬文又于童年时，随和尚满，见最澄阇梨来取天台教门……。先许，满和尚却来入天台山，满和尚已亡化，经十六年”(7)。敬文为天台宗第十一祖至行广修的弟子，系行满的法孙。故他的叙述应该是正确的。以此推之，行满当卒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八十四岁。此外，天台山真觉寺现尚存行满于唐元和六年(811)所立的《修禅道场碑铭》一通。江苏《如皋县志》，说行满曾在唐元和年间(806—822)于如皋延海村创立了国清寺。唐法聪的《无量寿经记》上，也有唐元和十二年(817)行满所作的跋。以上充分说明行满在唐元和间，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因此，《入唐行记》中所载的有关行满卒年问题。对于进一步研究行满一生的行迹，探讨行满对天台宗、日本天台宗所作的贡献，意义尤为重大。
　　第二，天台宗在五台山之地位与天台宗北传。《入唐行记》中涉及天台宗在五台山等情况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七点。
　　1、(开成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早期，……又见从天台国情寺僧巨坚等四人，向五台。
　　2、(开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停点院设百僧斋，赴请同僧。因台州国清寺僧巨坚归本寺，付书二封，送圆载上人处。
　　3、(开成五年五月)十六日早朝，……到大华严寺，……到涅槃院，见贤座主放高楼讲止观，讲第四卷欲终，有三十余僧同听，便见东远和尚在讲下听止观。……贤座主新从西京来，文鉴座主久住山，曾讲止观《法华经》数遍，诸听众是远和尚门下，不或有诸方来听者。……大华严寺十二院，僧众至多，皆以远和尚为首座。和尚不受施利，日唯一食，戒行清高。六时礼忏，不阙一时，而常修法华三昧，一心三观以为心腑，志超物外。遍山诸寺老宿，尽致钦敬者。其深意一生欲得见普贤菩萨，证法华三昧也。……次入般若院，礼文鉴座主，兼礼天台大师影。鉴座主相喜不已，乃云：“此寺开二座讲，弘传天台教……”。
　　4、(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呈上志远和尚，请决释，志远和尚云“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不肯通决，……到阁院，见玄亮座主。从四月始讲《法华经》及天台疏，听众三十余人，惣是远和尚门下。朝座阁院讲《法华经》，晚座涅槃院讲止观。两院之众互往来听，从诸院来听者甚多。当寺上座僧洪基共远和尚同议，请二座主开此二讲，实可谓五中山大华严寺是天台之流也。……敕置镇国道场，有天台宗僧讲《四分律》，亦是远和尚门下。
　　5、(开成五年五月)十八日，赴善住阁院主请，到彼断中，仍见台州国清寺将来书。
　　6、(开成五年七月)四日，……到大历法华寺，……次入法华院，见神道和尚影，此和尚在生，依天台法华三昧行法修行，长念《法华经》……。
　　7、(开成五年)八月一日，……入(汾州)法津寺涅槃院宿，……从州向西，去寺五十里，山中有广城院。有仙梧座主讲天台止观，门人五十余人，今见在州。
　　上述内容关系到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天台宗在五台山的地位与天台宗北传。我们知道，天台宗系智顗创立于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因此，它的势力范围也只局处于江浙一带，这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看出。然从《入唐行记》的记裁看，天台宗的影响已经波及北方，在华严宗的圣地五台山，也占有了一席之地。五台山的大华严寺，本为华严宗四祖澄观讲《华严经》之处，系华严圣地。但《入唐行记》中的大华严寺，似乎已为天台宗所占据。从记载中看，仅讲《法华经》与天台止观的座主，知名与不知名的，就有6人之多。而听讲的僧众就更多了，志远和尚一人门下就有近百人，志远和尚本人也以严格按照智者大师所制定的天台宗轨仪修行，而深受“遍山诸寺老宿”的敬重，圆仁入唐之际，正值天台宗的光大时代与沉潜时代的交替时期。此时的天台宗以及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在湛然道邃等复盛之后，又趋消沉。广修、物外等默默无闻，少有作为，天台山已失去了不少往日天台宗圣地与活动中心的风采。大量的资料表明，天台山国清寺中的天台宗活动，仅仅是守成而已。而按《入唐行记》所说，此时五台山大华严寺中天台宗的活动，却如日中天。同时，从书中的记载看出，国清寺与大华严寺之间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综上所说，笔者以为，当时五台山大华严寺，当是天台宗除却天台山以外的又一个活动中心。尽管这种情形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多的专家学者也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但应该说，这在五台山佛教史与天台宗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的。
　　五台山大华严寺天台宗的兴盛，表明天台宗的影响在当时已突破了江南一隅，向北方传播。笔者认为，天台宗北传五台山，首推澄观大师。澄观尝受学于天台宗九祖荆溪湛然大师习天台止观及《法华》、《维摩》等经疏，旋到五台山大华严寺行天台“方等忏法”，后因为对华严一字厥功尤作，为华严人推为“四祖”，天台人为此愤激，至詈为“叛出”。澄观弘扬的华严思想，其中掺加了天台的成分，他在解述华严教义上，也采用了天台宗的性恶说，所以说澄观为天台宗北传的先驱者，当不为过。真正在五台山大力弘扬止观，北传天台宗的，为志远和尚。《入唐行记》所记甚详。不过，在天台宗史上，及至许多学者，都遗忘了志远的存在，忽视了他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遗憾的。据《宋高僧传》记载，志远，俗姓宋，汝南人。年二十八出家，四十二岁时，闻天台一枝，遂学通妙理，解行兼运。后闻五台山圣地乃归隐大华严寺，专弘天台宗旨。以至门人遍山，影响扩大，大华严寺为台宗所有。天台宗 北传的问题，由于所见资料稀少，因而并不是现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它还存在着诸如北传的线路、时间、地域等问题。当然，《入唐行记》所记载的内容，开始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此外，《入唐行记》中关于大华严寺的记载，可以补充有关史料的不足，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八章、武安隆《遣唐使》第五章，均引《禅林僧正传》云，日贞观四年(862)，留学僧宗叡作为真如法亲王的从僧入唐时，曾受日本朝廷之命，前往天台山大华严寺举办千僧供养。按上所说，大华严寺当在天台山。但查阅《嘉定赤城志》、《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全志》、《天台县志》等，俱无大华严寺之记载，可见，《禅林僧正传》中的天台山大华严寺，乃为五台山大华严寺之笔误。
　　①《隋书·东夷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朗贡”。 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求。 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撰，(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许德南修订校注。 ④宋晁说之《明智法师碑论》。 ⑥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五。 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