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我国云南省西南边沿地区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属斯里兰卡的大寺派(楞伽宗)。其教义主张“三世实有”，应是历史上部派佛教的上座部中之一切有部。
　　自佛陀涅槃后一百多年，在印度毗舍离城的结集会上，弟子们由于对戒律的解释不同而发生分裂。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对部派佛教统称为“小乘”(希那衍那Hinayāna)或“声闻乘”(舍罗婆迦衍那syāvaka)，称上座部则为“长老派”(Th-eYavādaYāha)等，这些名称大多是他称，仅见于经书或有关佛教文献记载；而我国信奉上座部的各少数民族佛教徒，则普遍用巴利语的“佛陀之教”(布塔沙萨那Buddhasāsa na)一词来称呼自己所信奉的佛教。根据历史和我国现实情况，把这一系的佛教译为“上座部佛教”比较确切。
　　据云南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各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佛教早在一千多年前(约公元六至七世纪)就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省与缅甸毗邻的边疆地区，分布于今天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地区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和部份佤族，以及与上述民族杂居的其他民族的部份群众之中。近代以来，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各民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有佛寺和僧侣。
　　云南上座部佛教寺庙所奉之释迦牟尼佛像
　　历史概况
　　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该地区佛教发展变化的情况可以分为二个时期。第一，佛教初传时期，时间大致在祖腊历初期至六百年之间(约在公元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第二，佛教繁衍时期，时间约在祖腊历六百年以后至现代(约公元十三世纪至现在)。
　　第一，初传时期关于佛教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地区的时间，目前说法颇有出入，有的认为在公元六至八世纪，有的认为在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还有的认为公元前后即已传入。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直接记载这一事实的历史资料。加上傣文史料中的记载，前后年代多不一致。因此，关于佛教传入的确切时间，有待深入探讨。这里只能就部份傣文历史资料中有关佛教传入的记载简述如下。
　　流传在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记》(列洛龙LeLoLong)一书记载说，佛陀涅槃后244年(约公元前300年)佛的弟子们组成九个僧团，分别向四方宣教，其中到金地(Snvannabumi)、孟须那迦(Son ama)和郁多罗(utaYa)进行传教的是山梭那乌达腊天(Suvan-ua Wudalating)长老为首的四位长者组成的第八僧团。佛历580 年时，佛教已在今天的缅甸、泰国东北部盛行。五十年代保存在勐混总佛寺的《佛陀之教史话》(旦南布塔沙萨那dannanbutashas ana)一书记载，佛教自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取代本地原有祭祀祖先的社神，建立这里的第一所佛寺——瓦巴姐寺(vabujie)，其时为祖历(小历)纪元前23 年(公元615年)。
　　西双版纳所属的各勐地方志手抄本中，对于佛教的早期传入亦有记载，如勐遮、勐海两本勐志记载：祖腊历(小历)元年前后佛教开始由缅甸传入，当时还无傣文，佛经全凭口传心受方式流传，尚未正式建立塔寺，只有少数简易佛堂(阿朗Alangmu)，所供奉的小型木质佛像全从缅甸传来，本地无人制作。僧侣人数很少，只有雨安居期固定在一寺，其余时间多外出宣教，人们仍按古老传统习惯祭祀祖先。祖腊历330年至450年，缅甸蒲甘王朝和泰国发生了几次战争，连续多年，波及到西双版纳及附近地区，人们逃离家国，致使西双版纳及附近地区两次变成荒废之地，佛教亦随之衰落；战事平息后，随着商业的繁盛，佛教又再次由“勐润”(今泰国清迈一带)经缅甸的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僧侣们带来了“泰润文”书写的经书，正式建造塔寺，建立僧伽制度，一直相传至今。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修理勐海总佛寺时，发现大殿左边中柱顶端有一块刻有傣文的银片，文字内容大意是：“此总佛寺于祖腊历13年(公元651年)破土动工，33年落成，举行开光法会，以闷干丙(mengangben)君主为首的全勐百姓布施兴建，为护持佛法，求功德圆满。”据目前所知，祖腊历初期，西双版纳还没有傣文，显然，这块银片可能是后来某个时期修理总佛寺时，人们根据前人的口头传说刻制放入的。此外，勐海土司府相传下来的《地方大事记》手抄本，关于建立佛寺方面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勐海总佛寺于祖腊历33年完工，举行隆重开光法会时，特到景洪敬请宣慰府总佛寺大僧正长老亲自前来主持法会。同年，勐海城子佛寺亦在达谢海(dahehai今勐海老茶厂)建成。祖腊历75年，达谢海寺迁至靠近城边的新寺(瓦迈Wamai在今县委会所在地)，因同一城有两所佛寺，僧侣和信众常有争执，于祖腊历133年(约公元771年)撤销新寺，合并到总佛寺来，并扩建了该寺，换茅草房顶为瓦顶。在蒲甘王朝的劫掠战争中，总佛寺被毁。祖腊历375年(约公元1013年)全勐民众齐心合力，在原址重建砖木结构的瓦顶佛寺，扩大了范围，建立了布萨堂、两所藏经亭、两所鼓房、两院僧舍，随后又修建了两座寺塔。”
　　以上所引用的仅西双版纳地区手抄本傣文资料中有关佛教历史记载的一小部份，德宏、临沧等地的各种记述还很多，一时难以详细引述。仅这一部份历史记载，即可以说明上座部佛教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边疆地区了；从这些较为零碎的记载中，也可以知道我国上座部佛教早期的概貌。
　　第二，佛教繁衍时期时间约从祖腊历六百年至现代(即公元十二世纪以后)，这个时期佛教的特点是改变了原来由缅甸传入的状况，而由泰国传入。今天的泰国西北部以清迈、景海为中心的古代“孟润”(monying即兰那)政治势力逐渐强盛，佛教亦随之兴旺，“润派”佛教兴起。这一时期的“勐润”(兰那)君主怕雅莽来payamanLai与我国西双版纳宣慰使有联姻关系(怕雅莽来payamanLai之母亲是西双版纳第四代宣慰使匋陇建仔的女儿)，“润派”佛教与兰那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一整套符合当时实际的制度，用泰润文翻译或注释了大批巴利文佛经，然后在泰(傣)掸语文化区域迅速发展传播，润派佛教不仅传到老挝，还倒传入缅甸的掸邦，同时也传入我国云南省的边沿地区。
　　近代以来，随着缅甸独立统一国家的形成，缅语文作为国家统一语文通用，佛教亦作为国教加以提高完善，缅甸的佛教对地域相联的我国云南西部之德宏州一带影响较大。在云南德宏自治州及临沧部份地区，缅式的多列派佛教势力兴起，至解放前夕，有取代古老的润派(经缅甸掸邦传入德宏州的润派佛教，当地傣语称为“摆庄”(baitYa ng)佛教之趋势。
　　教派情况
　　云南上座部佛教分为“润”(Ying)、“摆庄”(baitYang)、“多列”(dulei)、“左抵”(Boudi)四派。其中润派又分为“摆罢”(baiba)、“摆孙”(baisun)两个支派；多列派亦分为“达拱旦”dagondan、“苏特曼”Suteman、“瑞竟”Yijing、“缅坐”menzou四个支派。但各派的教义教制基本相同，只是在持戒方面有较宽、较严之别，诵经声调有高低快慢之分，有些则纯属创始人的标新立异另立门庭而已。这些派别全都是在传入我国以前就已形成。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中，历史上有过山林派和田园派之分，但在传入我国前即已消失，仅多列、左抵两派中稍有山林派的痕迹。
　　各教派的情况分述如下：
　　1.润派　“润”一词是我国云南傣族对今天泰国东北部以清迈、景海为中心的古代兰那泰人的称呼，如称该地区为“勐润”menYing，称那里的泰人为“泰润”taYing，因而由那里传来的佛教也就称为“润派”了。根据傣文手抄本《佛陀之教圣事大记》一书的记述，润派佛教最初由斯里兰卡传入兰那，再由兰那(勐润)传入缅甸的景栋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云南省边疆地区。在兰那君主怕雅莽来baYamanlai)时代，佛教振兴繁盛，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兰那建立第一所正规佛寺——莲花塘寺(瓦罢诺波Wabayobo)，持较严的阿拉瓦西教律(类似山林派)。一说是斯里兰卡大寺派长老亲自到该地来宣教而建立佛寺。其后，又送以年达班雅(nendabahya)为首的另一批比丘先后到斯里兰卡和蒲甘学习。这批比丘学成回兰那后，另建立一所佛寺一一花园寺(瓦孙洛Wasunlo)。当初两个寺及两寺所属下的各小寺都同属一个统一的僧团，共进布萨堂。后来在戒律的解释上发生争执，莲花塘老寺僧侣主张保持固有的传统，花园新寺僧侣则主张在教化民众和佛事活动方面有所改革，因而分裂为两派，各自建立僧团和布萨堂。自此以后，凡是莲花塘老寺出去传教或建立的寺院都自称为“摆罢”(罢洛波——莲花塘之简称)可译为莲花寺派；同样，凡是花园新寺所出去传教而建立的寺院都称为“罢孙”，可译为花园寺派。由于傣语的莲花塘寺简称的第一个字发音为“罢”，而这个音在单独使用时的傣语意思又是山林的意思，所以许多人(包括傣族)误认为此派就是历史上的山林派，这完全是由于语音相同、只写简称、不联下文所造成的误会。现在云南上座部佛教润派中的莲花塘寺派同历史上的山林派完全是两回事。近代以来，属于这一支派的极少数长老，由于年事已高，把所住持的寺院交给弟子，自己在附近山林清静处建造小茅棚居住，过安静修持的晚年生活，如西双版纳布朗山的松迪长老即如此，人们也称之为山林长老。虽然他独居小茅棚，但并没有脱离所属寺院的僧团，戒日仍回寺同所属僧团共进布萨堂。如用现代语言讲，是属于老年退休的方式，与历史上的山居(山林)派性质完全不同。
　　莲花塘寺派(摆罢)，祖腊历720年(约公元1369)以雅那卡皮拉(Yandkapali)长老为首的七百僧侣自清迈来到缅甸景栋及附近地区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市内的第一所佛寺一一宝象寺(瓦章皎Vazhang-jiao)，接着进入西双版纳的西定布朗山区和勐遮、勐海、勐混等傣族坝区。
　　润派中的另一支派“花园寺派”(摆孙)，以西卡班若(hikabanro)长老为首的另一批僧侣，跟随莲花寺派僧侣来到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第一所花园寺派佛寺一一红林寺(瓦罢良vaba—lian)，于祖腊历734年(公元1373)传入西双版纳的大勐龙、景洪、勐罕等沿澜沧江两岸地区。
　　西双版纳傣文《泐史》记载，祖腊历819年(公元1457)第十三代宣慰使三宝历傣接受天王册封继位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官员们均诣总佛寺，面对三宝宣誓，誓毕除将誓词载入《大事记史册》外，还将该誓词抄文焚于咒水中而共饮”。这简短的记录可以使我们知道佛教在当时已相当盛行，虽不能说政教合一，但佛教已有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已有相当地位了。西双版纳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娶缅甸洞吾王朝的金莲公主为妻，洞吾国王曾派遣僧团随同公主前来弘扬佛法，同时带来了全套巴利语傣文三藏典籍和佛像、法器等物，为了留名于世，以金莲公主之名在景洪修建了一批塔寺，使佛教在该地有了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德宏自治州和临沧地区的润派佛教传入要比西双版纳晚一些，据临沧地区耿马县总佛寺住持朗德哥长老生前所提供的材料说：祖腊历835年(公元1474年)，耿马地方的四个傣族商人到景栋贸易，恭请雅那戛皮拉(Yanagabila)长老的二位弟子至耿马宏扬佛法，自此耿马及附近地区润派佛教相传至今。德宏州梁河县仅存的润派佛寺则又是从耿马传去的，时间当更晚些。
　　2.“摆庄”派　与润派有密切关系，主要分布于德宏州及保山地区之傣族、崩龙族、阿昌族等民族地区。“摆庄”(baizhz ng)一词是傣语，据考证，应译为“寺院派”较确切。但在傣语中的“派”和“逃”这两个字的发音非常相近，都叫摆bai。故在德宏州及附近地区民间传说就把这一派称为“逃离寺院派”，并编了一段故事说：在缅甸某一大寺院因师徒争吵，徒弟逃离寺院后择地另建立寺院，并自称为“逃离寺院派”。经查阅现有的缅甸有关佛教部派的资料，并无此说，可能是由于发音相似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据德宏州的伍古腊长老介绍，摆庄派佛教大约在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由缅甸木邦传入，是传入较早的教派之一，其经典、戒条和诵经方式都和润派相同，属于较宽的一派。
　　综上所述，云南上座部佛教中的润派和与润派有密切关系的摆庄派，其传入时间较早，分布区域较广，寺院和僧侣最多，经典基本齐全，教制更完善，是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主体。
　　3.多列派　“多列”一词是缅语，真实含义还不清楚，有人用傣语译为“止住”的意思。相传多列派始祖因违犯戒律，师父令以钵盛水，钵底通一针孔，挂于脖上往前行走，水滴尽处准许居住，行至一山林中钵水滴尽，即建寺于该山林之中，故称为“止住派”(多列派)。此派在历史上又分为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座(都是缅语)四个支派。
　　①达拱旦：此派僧徒所着袈裟摺叠搭于左肩上，故称为达拱旦。据目前所知道的材料，此派于距今四百多年前由缅甸传入，分布于德宏州的潞西、陇川、盈江、梁河及深山的潞江等县区，屡经变迁，已多改变为摆庄派，现仅芒市、遮放还有少数该派佛寺和信众，崩龙族中又多属此派。
　　②苏特曼：分布于德宏州的瑞丽、陇川两县，相传为三百年以前由缅甸传入，寺院不多。
　　③瑞竟：于七十多年以前，有缅甸瑞竞派教徒二人至德宏州盈江县宣教，于是盈江坝区十三个村子的摆庄派尽改学瑞竟派。临沧地区耿马县孟定区的瑞竟派传入时间要早于德宏州，相传祖腊历343年(公元983)，有斯里兰卡大力寺(玛哈戛拉寺MahagaLazha)之阿罗汉沙达、鸟、沙立三人至缅甸宣教，成为瑞竟派。公元1546年，有缅甸长老塔马沙拉tamashaLa、玛哈沙密Mahashami二人到孟定宣教，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分布于孟定区之元景等十多个村庄。
　　④缅座：何时传入不详，由缅甸传入瑞丽县的一个村子，建有一寺。据介绍，其教徒在受戒时将坐垫的麀皮摺叠于左肩上，故称为缅座。
　　4.左抵派　据介绍，“左抵”一词在缅语中是诚心的意思。相传此派是从多列派分出来的。传说为“左抵”派之创始人窄拉是缅甸芒海人，在曼德勒某寺出家为僧，于三百余年前创立此派。八十多年前由仰光传入德宏州芒市镇，现仅芒市有左抵派佛寺，无僧侣，有数十户信徒。亦说在祖腊历1225年(公元1894)左抵派佛教由仰光传入德宏州芒市及瑞丽县的少数崩龙族村寨。九年后，其僧侣返回仰光，此后就再无僧侣，由信徒推选出一名“管事”(召长)负责寺院及教务，每年将奉献收入款中的一部份及礼物送至仰光总寺。传说左抵派创始人自称是释迦佛转世，故诵经时僧侣上座，佛像置于下座，戒律极严，一般在家信徒不准吸烟，不能喝酒，亦不准从事烟、酒和铁器生产及贸易；不仅不许杀生，就连在家信徒饲养家畜家禽亦视为犯戒，只许养一双报晓公鸡而已，因此信徒极少。近三十多年来发生很大变化，除少数老人保持传统信条外，绝大多数信徒已饲养牲畜及家禽，与其他教派信徒一样积极从事各项生产劳动。
　　多列派及其派生的左抵派，目前所掌握资料有限，但从传入路线及现在所保留的某些教制痕迹看，早期可能属于山林派，但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早在传入我国以前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保留持戒较严、非时不食、比丘不亲手接布施、不与在家俗人同席用餐等传统习俗外，其它已全部改变，寺院都建在村落之中，并为信众做各项佛事。这一派佛教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出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近代变化，其主要特点是缅式佛教文化色彩较浓，除了研习用傣文写的巴利语经典之外，还出现了用傣文写的缅语经典，有少数经典直接用缅语缅文。近三十多年以来，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派别已逐渐淡薄，各派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情况很普遍，有不少寺院由于僧侣已有很大变化，因此派别观念已成为历史陈迹，有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
　　典籍
　　云南上座部佛教傣文经典包括：经藏、论藏、律藏和藏外四部分。其中经藏分为五部分：
　　1、长部经——共三编三十四经。戒蕴编十三经，大编十经，波梨编十一经。
　　2、中部经——共三编一百五十二经。根本五十经(篇)，包括五品，即根本法门品、师子吼品、譬喻法品、双大品和小品，每品各十经。中分五十经(篇)，也分为五个品：居士品、比丘品、普行者品、王品和婆罗门品，每品各十经。后分也分为五品，共五十二经：天臂品十经、不断品十经、空品十经、分别品十二经、六处品十经。
　　3、相应部经——包括的经典最多，共有二千八百六十三种经。按经典的内容分为五篇五十六相应，①有偈篇(包括十一相应)，②因缘篇(包括十相应)，③蕴篇(包括十三相应)，④六处篇(包括十相应)，⑤大篇(包括十二相应)。但傣文的相应部经，解放后所保存的已为数甚少，许多经仅有目录而已。
　　4、增一支部经——共分为十一集，每集又分为若干品，每品又包括若干部经，据说巴利原文共有二千三百多种经。但傣文译本并不多，从目录看，仅有百余种，可能没有全部译出。
　　5、小部经——是一部内容丰富、性质不同的经集，经文内容一般较短，共有十五种。傣文的小部经除了音译的巴利文之外，还有不少注释和傣语译本。最为人们熟知的佛教文学作品《本生经》就是属于小部经的第十种，共有547个佛本生故事。《本生经》中的《维先多罗本生经》流传最广，深受各族信众的崇奉，无论在佛事活动或日常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被当作宗教轨范来遵循。这一仅有13个章节115首偈颂的本生故事，被编成详略不同的三种本子，大本三十二卷，包括巴利原文音译和傣译文，以及疏释，是最为详尽的本子；中本二十四卷，是在大本的基础上的删节本；小本十六卷，是仅附有注释的傣文译本。按照习惯，每年的佛诞节都要讽诵这部经，寺院内的壁画及民间绘画、织帛等工艺美术品几乎全以这部本生经的故事为题材。
　　律藏——分为五个部份：
　　1.波多夷品(比丘戒解说)227条；拔腊已戛4条，与汉族佛教比丘戒四波罗夷法完全相同；
　　2.波逸提品(比丘尼戒解说)500条；
　　3.大品(包括有关佛传、雨安居、冬季住茅棚或大树下十天苦修、医药、僧服等十章)；
　　4.小品(包括羯磨、灭诤、卧具、仪法、佛典结集等十二章)；
　　5.附录(比丘戒、比丘尼戒解说，及大品小品的注释)。
　　论藏——包括七部作品：1.法集论，2.界论，3.人施设论，4.双论，5.发趣论，6.论事，7.摄阿毗达磨义论。
　　藏外典籍一一只有属于其它部份的《弥兰陀问经》、《岛史》、《大史》、《小史》、《清净道论》等(仅限于已有傣文本的)。
　　傣文南传三藏，除音译的巴利典籍之外，一般重要经典都有傣文的译本和注释。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各民族历代高僧学者的著述，包括的范围十分广阔，诸凡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以及来源于佛经的故事等，虽然不属于正式佛典的范畴，但都被视为佛典的形式而流传。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云南上座部佛教用于书写佛典的傣文共分三种，第一种是润派佛教所使用的文字，在西双版纳称为“傣泐”文，思茅、临沧地区叫佛经文，德宏州叫润文，这是佛典最多、使用地区较广的一种傣文。第二种是“傣纳”文，也叫德宏傣文，通用于德宏州，临沧和思茅的部份地区，使用地区也较广，在译成傣语文的佛典方面居于第二位。第三种文字称为“傣绷”文，国内使用范围不广，仅在耿马县孟定、孟连少数僧侣中使用，典籍很少。上述三种傣文佛典，全部是手抄本，还没有印刷本。历史上主要用贝叶刻写佛经，近代只有少数人用贝叶刻写，已普遍使用纸张书写佛典。
　　寺院和僧侣
　　上座部佛教分布于云南省最西边的德宏州至最南端的西双版纳州这样一条长形地带，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及社会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寺院组织和僧伽团体及其等级也略有差异。西双版纳州的寺院组织分为四等，最高一级的寺院，是建在宣慰使所在地的总佛寺，傣语称为“瓦拉扎坦龙”Valazhatanlong(大罗阇总寺)，但各种相应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在教务中没有掌握实权，仅只在僧俗信众概念上承认是最高总佛寺而已，有时也发布某些统一全州佛事活动日期及有关僧令的规定，形式上批准高级僧职的晋升；有时也负责与各方协商，安排分配个别高级僧侣。新继任的宣慰使宣誓就职，或者任命勐级以上土司时，须到这所总佛寺举行宗教仪式。
　　西双版纳所属各勐，设勐的总佛寺，傣语称为“瓦拉扎坦勐”Valazhatanmon(大罗阇勐寺)，勐级总佛寺在教务上掌握的实权更多些，例如有权召集全勐僧团大会，决定教务方面的事项，主持全勐性之佛事活动，决定下属中心佛寺住持人选，批准并主持祜巴级以上僧职的晋升，开除犯戒比丘等等，勐级总佛寺内设总布萨堂(戒坛)。
　　勐的总佛寺之下，以地域相联的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村寨佛寺组成若干个中心布萨堂(戒坛)佛寺，傣语称为“贺波苏”，一般与行政区划相对应。中心佛寺都建有布萨堂(戒坛)，所属各村寨佛寺比丘，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都必须到中心佛寺集中，集体举行自恣仪式，中心佛寺主持比丘负责监督所属各寺比丘的持戒情况，负责协作主持本区各寺较大的佛事活动；批准和考核沙弥晋升比丘，也是中心佛寺的权力之内的事。
　　最基层一级就是村寨佛寺。村寨佛寺除了日常的礼佛诵经外，主要是为在家信众做佛事，对学僧和青年僧侣进行佛学知识和文化教育，抄写佛经等等。
　　佛寺建筑，除了佛塔最高和总佛寺规模较大之外，其余规模都很小，也较简陋，一般由大殿、僧舍和鼓房三个主要部分组成，部分佛寺有藏经亭。中心佛寺以上设布萨堂(戒坛)。部分较大的寺院在大殿左侧或前方建有佛舍利塔，也有些舍利塔是单独建在寺外的。这类佛舍利塔是由附近若干个村寨共建，有的是属于全勐性的，不单独属于某一寺院。大殿前边或山门两旁，通常建有两个专为供奉寺院神和地方神用的砖砌小龛；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不论是群众的信仰或某些宗教仪式，都或多或少和原始宗教的鬼神、精灵崇拜有联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婆罗门教繁琐的礼神仪式在内，傣语的批师(鬼)就是毗湿奴(意译为“遍入天”，与梵天、湿婆并称为印度婆罗教三大神)的转音。
　　大殿是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只供奉释迦牟尼像一尊。此外就是悬挂在佛像背后或殿内列柱间的佛传和本生故事的绘画，某些较大的寺院还在佛像须弥座两边摆设王子仪仗，作为装饰。德宏、临沧、思茅等地的寺院组织和佛事活动大体相同，只有某些方面稍有小异。只是在寺院建筑方面，德宏州、保山地区多为木结构的楼房；临沧大部，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又多是砖木结构的殿堂式平房，有些地方僧舍是楼房，其余建筑是平房。
　　僧侣，男性儿童一般到了十岁左右就要到寺院去学经，傣语称为“柯勇”koyong或“戛比”gabi(汉译为学童)，穿俗装，白天回家，晚上和次日早晨在寺学经，不算出家人，经过半年学习，合格者可以集体或个别地举行剃度仪式受沙弥戒。出家时间有长有短，但最短不能少于三个月，一定要经过一个雨安居，有的数年或数十年，终生为僧的是极少数。出家时间的长短，主要根据家庭经济和劳动力状况、本人和父母的意愿而定。德宏和保山两地，近代以来青少年出家的已不太多，改变了凡是男性少年都必须出家一段时期的习俗。出家为僧，除了家庭或个人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外，也有些人是出于家庭或社会的各种原因。在过去，寺院是传播文化知识的唯一场所，少年出家为僧，除了宗教意义之外，还可以学习文化知识。到了接近成年期(二十岁以前)，大多数沙弥经过一定仪式后还俗离寺，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少数人也可能留在寺院里继续深造，到二十岁受具足戒后成为佛寺主持人和宣教者。受比丘戒后，根据家庭情况和本人意愿，经过一定手续，可以随时还俗；只有少数人长期为僧，在寺里修持深造，然后按照僧阶逐步晋升上去，不再还俗。
　　由于地区和派别不同，僧侣的职称和僧阶也有差异，西双版纳、思茅和临沧大部地区的润派基本相同，分为八级：1.帕(沙弥)；2.都(比丘)；3.祜巴(都统长老)；4.沙密(沙门统长老)；5.僧伽罗阇(僧主长老)；6.帕召祜(佛师、阐教长老)；7.松迪(僧正长老)；8.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帕”是对僧侣的一种泛称，年幼出家的儿童，通常被称为“帕诺”，和汉族地区的小沙弥或行童相当。对年龄较大些的年轻出家人(受比丘戒前)，则只可称“帕”，或尊称为“召帕”，或者正式称沙门(即沙弥)。
　　进入青年时期的“帕”，若不还俗，年满二十岁受过比丘戒后，则擢升为“都”。“都”的正式名称是“比丘”。取得“都”这一僧阶之后，方有资格主持佛事活动及担任寺院住持。当了住持的“都”，则被尊称为“都龙”(大比丘)。如果对佛学修养有素，深孚众望，“都龙”就很有可能被晋升为祜巴。每个地区或村寨以及寺院，都以有自己的祜巴为荣，但在同一教派和行政区域内一般不能超过四人。推选祜巴的手续非常认真，过去一般都由各勐土司亲自担任剃度施主，晋升时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看成是当地居民重大喜庆事件。
　　祜巴级以上的僧职晋升就更加严格了。祜巴的上一级是沙密，它的原意为“息恶行慈”的人，和汉地佛教的沙弥的意义相等，但在上座部佛教僧职中则是较高级别的称谓，和汉地佛教的“沙门统”职位相似，故译为“沙门统长老”。
　　“沙密”再上一级就是“僧伽罗阇”意为“僧王”。从傣文地方志和现行的某些制度来看，西双版纳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僧王制度，但时间不长，且相应的制度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到了近代，只是在僧职中保留着这个名称而已。因此，僧伽罗阇汉译为“僧主长老”较适当。
　　第六级“帕召祜”直译为“佛师”，意译为“阐教长老”。
　　第七级“松迪”意为“善慧”，意译为“僧正长老”。最高一级是“松迪阿伽摩尼”，阿伽摩尼一词来源于巴利语的“最高”和“髻”“冠”。可译为大僧正长老。
　　沙密以上的五个等级中，能够得到其中一个僧职称谓的僧人已很不容易，因人数的限制，一个勐或一个地区仅有一两人可晋升到“沙密”等僧阶；尤其是最高僧职的松迪或松迪阿伽摩尼，整个西双版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个职位只授予傣族和布朗族僧侣各一人。
　　德宏和保山地区(州)的僧职，多列派分为四级：召尚(沙弥)、召门(比丘)、崩基(长老)、希拉多(大长老)；摆庄派同样分为四级：戛必、尚王、召门、基召，与多列派相同。
　　云南上座部佛教原来没有比丘尼。近代因受国外某些地区女性出家风气盛行的影响，德宏州多列派佛教开始有少数“朗号”。“朗”是傣语对女性的尊称，“号”是白色，因此当地汉语称为“白衣尼”。身披白色衣，终身不嫁，持沙弥戒，无独立寺院，在比丘寺院或塔寺附近单独建立一小院居住。“朗号”因受沙弥戒，汉语应称为沙弥尼更确切，她们只能个人修持或从事慈善事业，不能主持佛事活动。
　　阿章：巴利语的原意是轨范师或导师。充当此种职务的系在家信徒，由在家信徒从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佛学知识的还俗比丘中推举产生，负责全村镇信众的一切教务，协助寺院住持管理教务和财务，并有权监督僧侣的戒行。上座部佛教僧侣，在办理教务中，凡涉及俗人社会的一切事务性事情都不能亲自去办理，必须由阿章全权负责办理，因此，凡是有寺院的村镇，阿章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每村设一人，总佛寺所在的城镇可设二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的“阿章”在德宏、保山地区称“贺路”，傣语意为奉献带领人。
　　居士：傣语称为“敖兴”。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各民族信徒，不分男女，年老而家务事可交给子女操作的人，在学会必要的经文和礼仪后，即可受五戒或八戒成为居士。居士身穿白色衣，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四天自恣礼佛；三个月的安居(傣语叫毫窄沙)；每七天为一戒日，须到佛寺住一日两夜，白天主要是礼佛诵经和听僧侣念诵(朗诵)佛经故事，中午、晚上和午夜三次坐禅。
　　主要节日
　　1、浴佛节：时间在傣历六月十五日(傣历以六月为岁首，按此顺序排列)前后(阳历四月中旬)。此节日是把佛陀诞生、成道、涅槃三个日期合并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同时又是祖腊历(小历)的元旦，因此也当作新年来庆贺，傣语称为“桑干”节(Sankan)；又因为要进行浴佛仪式，把寺院的浴佛活动扩大到的群众互相泼水祝福，所以又叫作“泼水节”。
　　2、入雨安居：傣语称为“毫窄沙”(xanlvatsal过去汉语译为关门节)，时间是祖腊历九月十五日，德宏、保山等地要提前一个月。仪式隆重，全体比丘要集中到勐的总佛寺，由大长老宣布雨安居守戒开始，集体自恣，地方行政官员全部到佛寺接受三归依、礼佛，在这三个月中，僧侣必须遵守传统教规，一般信徒亦不出远门，不起房建屋，不办婚事等等。
　　3、供养经书节：傣语称为“赕坦”(tauvtuann)，主要内容是信徒们自己或请人抄写佛经，送到寺院去供奉，同时也制作袈裟布施给僧侣并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中心意思是要信徒们护持佛法，藉以祈福。
　　4、出雨安居：傣语称为“敖窄沙”(caokIlatsa)，僧侣到总佛寺结集，举行宗教仪式，接受信徒布施等等。
　　5、豪干(xauikang)：二月上旬，以地区的行政区域为单位(一般是以勐为单位)，全体比丘集中到信众发起主办此种活动的所在寺院周围空地上搭小茅棚居住，持不非时食戒，每日早晚集体上殿诵经，中午集体进戒坛自恣，上午、初夜、午夜三次各自在小茅棚内坐禅，有的地方则在大树下坐禅。比丘们从戒坛出来后，左手持贝叶团扇，右手持禅杖，赤脚露右肩，胸前挂钵，结队到村边化斋，信众集中村边布施供养。此种习惯为润派上座部佛教所特有，衣、食、住、行及宗教生活完全模仿古代僧伽生活方式，时间为十天十夜，但有的地方为七天。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节期外，各地都还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及佛事活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结语
　　上座部佛教流传的地区，除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傣族、布朗、阿昌、瓦族等地区外，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在教义、戒律、宗教仪式和经典方面，基本上保持了部派佛教的某些特点，尤其是用不同的文字音译的巴利文佛典，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上座部的三藏典籍。其他各部派的三藏，除了汉译和藏译佛典中保存一部分之外，大都早已失传。因此，上座部的各种文字巴利三藏，不论是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研究和对汉传及藏传佛教的比较研究工作，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几种用傣族方言文字音译和意译的巴利三藏，更是傣族先民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巴利文大藏经体系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对傣族和其他几个信仰上座部佛教民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宗教、语言、文化、艺术、以及天文、历算、医药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参考资料。因此，系统地整理这些资料，无论对学术研究、佛教工作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