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而禅学在佛教中脱颖而出，形成禅宗后，禅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而对儒家及道家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
　　1、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禅宗在唐时达到全面的兴盛，一时间禅风大作，一时无俩。唐宋时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竞相探讨禅学，研究心性之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本是一介大儒，但其出入禅门甚密，并曾为六祖写了《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的铭。大诗人白居易居士曾问道于鸟窠禅师，宰相裴休居士曾依黄檗大师学禅。而在唐朝期间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王维(号摩诘居士)，由于对禅法领悟至深，使其山水画意境幽远，禅味甚浓。后人对他的画风赞誉备至，认为他是画界南宗之祖师，其地位亦如当初中国禅宗的实际开创者慧能。苏轼曾与佛印了元禅师过从甚密，并受到了禅师不少的启发。他在后来参访东林禅师时有省，并留下一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君?”黄庭坚曾参黄龙祖心禅师，并曾在禅师指点下悟人，成为其法嗣弟子之一。苏轼与黄庭坚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但他们游心禅观，具有较高的禅学修养，这从一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的风格，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推动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宋朝时，受禅宗的影响，儒家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理学”思想，代表人物是程灏、程颐、朱熹和陆象山。理学家主张，要使学问与道体合一，至于“极高明而道中庸”，提倡“主敬存诚”。理学较为注重师承。他们都以孔孟之学作为儒家“心学”而宣扬，实是受中国祖师禅重视师承、以心传心的思想的影响。而且，受禅门公案语录的影响，在理学界，也产生了“学案”与“语录”等文体，而根据彼此对“理学”的理解不同而分立门户。禅宗的坐禅观心学说也对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程灏曾云：“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心下无事，道理始出。”在这里，与禅宗在坐禅时要放开一切妄想执著才能体悟佛性的道理是融通的。元朝理学已成末落之势。迨至明朝，出现了一位重振理学的大儒王阳明，初习佛法天台止观，参过禅。其著名的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已接近禅法。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理学的这种“格物致知”的思想上确实已与禅法相近，因为禅认为，心性是无是无非的，无善无恶的，关健在于意识的善恶，既然能够知道区分善恶，那么就应该做好工夫，就是去恶扬善。这一理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儒学影响很大。
　　2、禅对道家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来，道家文化与禅宗之间一直是在相激相荡，互相渗透的格局中，道家文化由此而更加博大精深。
　　在禅宗与道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吕洞宾真人可以算是将道家文化与禅学相互沟通的一位重要人物。吕洞宾师从钟离权修道，在他的《百字铭》中曾有一名句：“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可见吕真人的工用见地，已臻奥境。一日过黄龙山，见黄龙禅师在讲经。乃问禅于黄龙，在禅师指点下顿契本心，并写下诗句：“弃却瓢囊掷碎琴，如今不恋汞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吕祖先前于修身之法已炉火纯青，后经禅师指点心性，才彻底获得解脱。道家以金丹为方便，以登真而证仙位为极则。正统的丹道学术，皆指禅定过程中种种觉受境界。吕祖悟道以后，强调了上品丹道应以心身为鼎，天地为炉的金丹大道修炼，进而与禅宗心法合参，最终以禅宗圆顿之旨为其皈依这一禅化的道家思想。所以，吕祖参禅而悟，对后世的道教思想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张紫阳的《悟真篇》、白玉蟾的《指玄集》皆以禅语传授丹道，直陈心法。清雍正皇帝，曾以圆明居士自号，对《悟真篇》甚为推崇，认为紫阳真人已将金丹大道与禅宗圆顿之旨回互阐出，丹道之学终归于禅。禅宗的丛林制度也对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元交替之时，道士丘处机师徒等，受禅宗的丛林制度影响，而创立了全真教。
　　综上所述，禅宗对道家的影响仍在于对心性学上的探究。前期道家强调登仙之术，对于心性学上少有提及。禅宗兴起后，道家始知向上仍有“一著子”，之后历代宗师皆游心于禅佛，对心性学则多有发明，从而构成了更为完善的道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