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诸儒之出禅归儒
　　陈 兵
　　以简要直捷的瑜伽实践法门总摄了佛教禅学乃至全部佛学精髓的南禅，因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自中唐以来，风靡于社会，成为中土佛教的主流、代表。一时间，上至皇帝公卿，下至农夫村妇，谈禅说悟，蔚然成风。儒门人士，更纷纷被禅宗所网罗，或参叩禅师，或钻研禅语佛经，甚或如丹霞天然之削发去做禅师，从选官场入选佛场。儒士学禅的结果，不能不把禅的血液输入衰弱僵硬的儒学肌体，使其重振生机。
　　儒士学禅归儒而重振儒学者，肇始于韩愈、李翱。韩愈虽因反佛而遭贬，但其《原性》重申、发挥先秦儒学人性论，显然是应了佛教心性之学的挑战。他被贬到潮州后，曾参访当地著名禅师大颠，施以衣物，后来周敦颐还特作诗嘲谑此举。其徒李翱，年轻时曾参叩鹅湖大义、龙潭崇信、西堂智藏等名禅师，后来任朗州刺史时，赴药山谒惟俨禅师，叩问“如何是道’，经指示有省，赋诗二首纪此事。终而反求于儒家六经，依《中庸》作《复性书》，主张性无不善，情有善恶，其说源出天台宗梁肃的《止观统例》，也受有禅宗心性说影响。
　　延及宋明，儒学诸大家，莫不参究释老。理学奠基者周敦颐，与寿涯禅师、庐山归宗寺禅僧佛印了元相交甚厚，还参访过南昌黄龙山慧南、庐山东林寺常总等名禅师，自称：“吾此妙心，实得启迪于南老(慧南)”。他从寿涯禅师得“有物先天地”之偈，以此偈义为桥梁，主要依道教内丹太极图所示宇宙论，建立其哲学体系。其“无欲”、“主静”的修养说虽出道教，亦不无禅宗影响之迹。门人二程称他为“穷禅宗”。关学大家张载，21岁时读《中庸》，以为未足，“又访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而求之六经”。从21岁至37岁，究释老达十余年，曾与周敦颐一起参访过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问性理，得太极无极之传。他后来虽力排佛老，但也掩盖不住其学说所受佛老深刻影响之迹。洛学大家程颢、程颐二兄弟，少时泛滥诸家，出入释老者近十年，后反求六经而自成一家之学。明儒高攀龙曾说：“先儒唯明道先生(程颢)看得佛书透。”至其门下，参禅学佛成风。《二程语录》卷七云：“二程未殁，门人已半归佛，”《宋元学案》卷二五云：“伊川(程颐)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宋元学案》卷十三云：“程门高弟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稍皆入禅学。”谢上蔡终身常以禅之说证儒，《伊洛渊源录》卷九称他“终不离禅底见解”。杨龟山参乡人东林常总禅师问以性善恶义，东林总答云：“本然之性，不与恶对”。游酢(定夫)先从二程学，后又从诸师游。朱熹曾说：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禅。朱熹自己从少年时代起便沉浸于释老，《朱子语类》卷五自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十八岁应乡试时，箧中唯禅宗大慧语录一帙。后来参访过肯庵圆悟、大慧宗杲等禅师，自称“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四十多岁后，才开始排佛。其哲学思想，实多受惠于释道，作为其学说核心的“物物各一太极”说，即有得于永嘉禅师《证道歌)“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意趣。
　　心学创立者陆九渊，少亦崇禅，看佛经，参叩过大慧宗杲门下的得光禅师，《象山全集》卷二自称：“某虽不曾看释氏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其心学的核心命题“心即是理”、“吾心即是宇宙”，分明脱胎于禅。《朱子文集》卷六三谓“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饰”，并非过分。南宋另一理学家张九成，曾参大慧宗杲，所著论皆阳儒阴释，被朱熹称为“逃儒归释”。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苏辙兄弟，及黄庭坚、晁补之等名儒文士，无不交纳禅僧，或兼习道术。黄庭坚以僧自况，自称“似僧有发，似尘无俗”。晁补之自称年二十时即知归依正法，正不生疑。蜀派人物公开宣扬三教一致，“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白沙)自称形迹与禅无异。王守仁亦出入释老，少时曾学天台止观，其“致良知”说及“格物’说，禅的色彩颇浓。门人胡庐山、聂双江、罗洪先等，皆入于禅。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罗钦顺，亦曾从一老僧指示，参“庭前柏树子”话而有所省悟，之后出入儒佛间凡二十年之久，终归于儒。
　　除上述儒学大家外，宋明以来达官硕儒参禅学佛者不胜枚举，蔚成风气。如王安石一生交纳了元等禅僧，信佛不浅，诗文中往往见禅味。宋代名臣赵汴、富弼、张商英，杨杰、杨亿、吴居厚、陈瓘、金李屏山等，皆参禅有省乃至开悟，宋刘经臣参叩过东林总、慧林冲、韶山杲等禅师，于智海禅师处开悟，著《明道谕儒篇》会通佛儒。明儒高攀龙、李贽等，亦深于禅宗。清代钱伊庵、彭绍升、薛起凤、汪缙、罗有高等诸儒，皆相挽入佛，倡儒佛一贯，钱伊庵尤精于禅。直至晚近之熊十力、梁漱溟等哲学家，尚深入佛乘，融儒释之学，援西洋新说，以建构其“新儒学”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