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戒为师，精研勤修是李叔同佛学思想的第一个特点。这不仅促进了律宗的复兴，而且还表现了李叔同持戒苦行、宁静淡泊的宗教心态。

中国佛教律学古译有《四分》、《五分》、《十诵》和《摩诃僧祇》四大律，后三律注释甚少，几无一存，唯《四分》独行于世。义净自印度回国后，又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人称之为新律。李叔同出家时首先研讨的就是《有部律》，并撰著《学有部律入门次第》。他称颂义净“赅通三藏，而偏精律部”，“凡所行事，皆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泥洹而后，斯宗遂衰”，所以他以复兴《有部律》为己任。但鉴于《有部律》“章钞繁杂，条理纷糅”，“中下之徒，白首宁就”，经他“撮要编录”，尔后“乃获领悟”。因此他认为“编录之法，诚学律者扃钥也”。在他编写的《四分律戒相表记》的第一、二稿中，又“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二年之中，编写有《有部犯相摘记》、《自行钞》各一卷(李叔同《余弘律之因缘》)。不仅如此，对戒律他还能“躬履力行，轻重不遗，防护精严，闻者钦敬”(赵朴初《弘一大师·弁言》)。

尽管《四分律》和《有部律》都是小乘戒律，但南山道宣说《四分律》义通大乘，自古有“分通大乘”之说。它和《有部律》的“色法戒体论”相对，是以阿赖耶识所藏种子为戒体的“心法戒体论”，因此更适合当时中国佛学心性论的需要。李叔同自日本得古版南山三大律，深感南山律学的“心法戒体论”尤其符合中国近世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他说：“南山律师……首述事钞，统四藏，括两乘，区别异部，搜驳众说”(李叔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题记》)，对南山律学推崇备至。于是在友人的劝说下，改宗南山，终身奉持，不遗余力。他撰写的律学著作，不下三十一种，均以南山三大部发挥其精义。

律宗学说主要是戒体论。李叔同则把戒分为法、律、行、相四条。戒法为立戒的根本，实指戒体，这不过是为了突出“自知身心，怀佩而法”(李叔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题记》)的心法戒体而已。他所倡言的“惜福、劳作、持戒、自尊”，就是依据上述四科提出的具体要求。

“悲智双修”也是以戒为师的具体表现。他说：“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俱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李叔同《悲智颂》)而智慧的基础便是戒和定。因此他首先要求持戒、禅定，才能“断诸分别，舍诸执著”，才能净化自我。他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在自觉、自度的基础上，才能觉人、度他。

做为一个律宗大师，不仅在于他对律部的精研，同时也在于他对戒律的信守。马一浮《挽弘一律师》：“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说明李叔同学行兼顾，言行一致的特征。他惜时如金，以阅读、讲律、著书、礼诵为常课，居家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经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行脚僧生活。他视金钱财物为身外之物，尤其看得冷淡，由布施而来的钱财，除用于出版经卷外，绝不动用。丁福保曾寄钱给他，他坚持“佛制不可贪蓄”，原数寄返(李叔同《与丁福保书》)。凡寺院中公物，即使是一副碗筷、一个桃子，也决不侵损。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他的济世精神和道德追求，而且表现出苦修节欲，超然物外的非主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