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蒋寅
　　[苏州]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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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aochan Poetry Talks and Weilu Poetry Talks
　　JLANG Yin
　　【作者简介】蒋寅(1959-)，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研所，北京　100731
　　【内容提要】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英文摘要】Wuqiao,the significant poetry theoretician of early Qing Dy-nasty,had written two copies of poetry talks:Taochan Poetry T-alks and Weilu Poetry Talks.The former had been handed down i-n the form of manuscript ever since the begining,seldom know by people.The manuscript is now collected by Taiwan Central Lib-rary,though its photomechanical printing copies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many years,however,researchers on the poetry theor-y of Qing Dynasty rarely pay attention to it.I've checked the text and content of Taochan Poetry Talks against Weilu Poetry Talks carefully,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ormer is a rudimentary of the later,retaining the concepts on poetry t-heory of Wuqiao in his early years.This article ascertains the composing process and the revising purpose of the two poetry talks,points out the concrete development of Wuqiao's concepts on poetry theory,by analys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poetry talks.Further more,it advances a view on the origin and tendency of Wuqiao's poetry theory.
　　【关 键 词】吴乔/《逃禅诗话》/《围炉诗话》
　　Wuqiao/Taochan Poetry Talks/Weilu Poetry Talks
　　【参考文献】
　　[1]吴乔.围炉诗话[M].张钧衡刊适园丛书本.
　　[2]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刊.
　　[3]王士禛.国朝谥法考[A].王渔洋遗书[M].
　　[4]参笔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J].文学遗产1999,(3).[M].
　　[5]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雷国楫.龙山诗话[M].乾隆间味经堂刊本.
　　[7]钮琇.围炉诗活跋[A].匪石先生文集卷下[M].雪堂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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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豗甚，隐几偏知处士尊。”该诗次于是冬所作《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前，知当时吴乔在徐邸。[2]序已将写作动机和写作时间都交待得很清楚，似无问题。但自从1973年台湾广文书局编印《古今诗话续编》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吴乔《逃禅诗话》稿本影印出来，《围炉诗话》的实际写作过程就让人产生疑问了。因为向来只知有《围炉诗话》，而它在作者生前并未刊行，现在又出现《逃禅诗话》，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研究《围炉诗话》乃至吴乔诗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逃禅诗话》也未曾刊行，仅有稿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这部手稿书写相当工整，行文则未免粗疏，征引文献多凭记忆，时有错误。其中称叶方蔼谥文敏，考叶氏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二十四日得谥文敏[3]。则诗话撰写之时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将它与《围炉诗话》对读，可以断定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也就是说，吴乔先写作了《逃禅诗话》，后增订为《围炉诗话》。然则自序所述的都门问答并不是撰写《围炉诗话》的直接起因，它的写作动因也许要到两书的异同中去找。
　　广文书局影印的《逃禅诗话》稿本，前后无序跋，正文共241则，不分卷，有“变复”、“哀乐”、“诗中有人”、“体格名目”、“五言诗”、“三唐”、“李杜”、“五绝”、“宋诗”诸目。第27则论晚唐某人《剑客》诗，作者与诗第六句均空缺，显见是一时记忆不起，暂缺待补。由此可以推断它是作者的原稿。第一则谓“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末云“事有关系而话言颇烦，别具卷末”，可卷末并无论明诗之语，卷中也无申论此说的内容，想是作者计划中有这一节而终未写成，然则此稿当为作者未竣的初稿。再看书的编次，各目下或仅一则，或数十则，殊无条理。我怀疑吴乔起初撰写时拟每则标目，结果未实现。
　　将《逃禅诗话》的内容与传世之书《围炉诗话》比勘，内容大多重复，互见的条目计有169则，而且都在《围炉诗话》前五卷中。对比互见条目，则以《围炉诗话》文字为长。比如：第70则：“刘长卿云：‘诸城背水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一本作独戍，余意独树为是。有戍卒处堪泊船也。”《围炉诗话》卷三作“孤城背岭寒吹角”，此为改正引诗误记之例。第201则：“《隐居诗话》云：放翁好缀辑南朝人语成诗，故句虽新而不浑厚。”《围炉诗话》卷五放翁作山谷，此为改正人名误记之例。第183则：“人有自意，人自言之。宋人每言夺胎换骨，去瞎盛唐字仿句模有几？”第185则：“宋人翻案诗即是蹈陈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后人相似语以为蹈袭。诗贵见自心，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袭之，偷势亦是贼。”《围炉诗话》卷五将两条合并，此为编定文字之例。第193则：“义山诗被杨亿、刘筠弄坏，永叔力反之，语多直出，似是学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诗，盖取资于乐天耳。”《围炉诗话》卷五“盖取”一句作“何也？”此为删除不确论断之例。第221则：“山谷欲自成家，以生强为高奇，放翁轻浅无含蓄，皆违于唐。”《围炉诗话》卷五作“山谷专意出奇，已得成家，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陆放翁无含蓄，皆远于唐。”此为修改评判语之例。第234则：“宋人咏梅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而唐人思路不出此。”《围炉诗话》卷五作：“忆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义山《落花诗》‘高阁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犹少，何况后人？”此为修改论断、补充论据之例。
　　由此可见，《逃禅诗话》实际上就是《围炉诗话》的雏形与蓝本。试观其中对宋诗的批评仅限于宋诗本身，尚未如《围炉诗话》直斥学宋诗之人及学宋诗风气，可知吴乔当时对宋诗的态度还比较和缓，日后增订为《围炉诗话》时便激烈地大肆抨击，不假词色了。而《围炉诗话》既行于世，《逃禅诗话》遂湮没。
　　比勘两部诗话，《逃禅诗话》溢出《围炉诗话》之外者74则，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保留不少有关作者诗学观念及师承的内容。吴乔诗学奉贺裳、冯班为宗，人所周知，吴乔本人也不讳言。但他还曾受许学夷的沾溉，就鲜为人知了。《围炉诗话》屡屡称引冯班、贺裳之说，只字未提许学夷。但《逃禅诗话》表明，他原本受许学夷诗学的影响很大，而且在前辈诗论家中他最佩服的也是许学夷。他说：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见者，如温、李、苏、黄、高、杨辈，代不乏人。而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
　　他与许学夷时代不相及，只是闻而知之，于冯班、贺裳则亲灸其学，尤为熟悉。他认为“黄公详于近体，凡晚唐两宋诗人之病，其所作《载酒园诗话》一一举证而发明之”。“定远古体近体兼详，严沧浪之说诗，在宋人中为首推，而所得犹在影响间，未能脚踏实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为宗仰。定远作一书以破之，如汤之泼雪，读之则得见古人唐人真实处，不为影响之言所误”。而“伯清先生所见体制之深广，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间源流正变之升降，历历举之，如数十指，为古体为近体，轩之轾之，莫有逃其衡鉴者。不意末季澜浪之中乃有是人。”由此可见他对许学夷的评价之高。当然，他对三人尽管十分景仰，却也不盲目迷信，而是能在接受其学说的同时，洞见其不足。他说：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阆仙，铸金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黄公以重体制，反于伪冒复古之李献吉，而称为先朝大雅才。定远诗有体制，有才情，近代所鲜。而所见体制，不及伯清之深广，却以此故得伸其才情。伯清得于体制者，尽善尽美，至矣极矣，其作自作反束于体制，惟恐一字之逾闲，才情不得勃发。
　　又云：
　　杨基以其无题为艳情，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
　　这本是很好的议论，但不知何故，编《围炉诗话》时却悉数删去了。
　　相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吴乔诗话写作的动机在于重新确立诗歌的理想。其诗学的基本倾向，是奉许学夷、贺裳、冯班为宗，推崇晚唐诗歌。这在康熙中期的诗坛应该说是很独特的取向。因为从康熙十五六年代初期王渔洋倡导宋诗起，诗坛盛行的是宋诗风。到康熙三十年代，宋诗风受到广泛批评，王渔洋本人经过反思，也回到唐诗的路子上来，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倡导盛唐诗，所谓神韵诗风逐渐形成[4]。在这种情形下，吴乔倡导晚唐不啻是空谷足音。要了解他的思路，线索就保留在《逃禅诗话》中。他在比较了唐、宋、明诗的同异后，认定“唐诗有意而婉曲出之，宋诗有意而直出之，隆嘉诗唯事声色”，从艺术上说，唐诗作为诗歌艺术之理想是最可取的。其实，从理想上说，他也认为盛唐是最高的境界，但问题是不适宜取法。他觉得盛唐高妙不可学，比如七律，“盛唐七言律，舂容浑成，不求妙也；中唐乃妙，晚唐则巧甚，是盛中晚之界也”。不求妙而妙，所谓“天然高妙”是学不得的，只能从晚唐的巧入手。当然，吴乔对晚唐诗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以为“五言古温李而外无作者”，七律许浑至罗隐、李山甫以下也不足数，所以他的取法晚唐实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策略意识，是一种极为冷静的现实的选择，与王渔洋神韵诗论的积极取向出发点是不同的。
　　诗史流变论也是《逃禅诗话》中很有价值的部分。吴乔论诗以“正穷流复变”为基本宗旨，以为“变乃人所必趣，流乃势所必至，复则千古杰士之所为”。他强调诗史的时段划分应该以人为据，而不应该机械地以时代为限。他曾引钱谦益、阎若璩两家的说法，详细举证以年代论人的缺陷，从而得出“分之以人，不以时”的论断，即根据诗人的创作特征而不是他的生卒年来定其时代归属。这无疑是高出于旧说的。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开卷说唐、宋诗之别以诗不以时，正是这一意思。由于吴乔对诗史的发展具有很透彻的见解，所以他对诗史的流变和得失都有出自己见的极宏观的勾画，而这类论述都保留在《逃禅诗话》中。如论唐前的诗歌流变云：
　　诗道姑置三百篇而祖两汉十九首，建安已稍变，阮公又稍变，颜、谢又稍变，永明乃大变，以梁、陈视汉魏，犹江海之望泰山矣。唐以后之大势，沈、宋至大历为正，元和为变，晚唐至明初为衰，弘治、嘉靖为邪。
　　这种议论不像明人那样是由退化论的历史观导出的，而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其过人之处在于能超乎价值判断之上，细致地梳理诗史事实，唯其如此，所以他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就比明人更加清楚。比如在论选诗时，他曾说：“唐三百年人非一伦，诗非一种，愚意选之者，须分五时，行五法。五时者，贞观以下为始时，开元、天宝为次时，大历以下为三时，元和以下为四时，开成以下为终时也。”这一划分，我认为较高棅的四唐说更符合唐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这五时段相对应，吴乔又提出唐诗有五个类型：王、杨、卢、骆、陈、杜、沈、宋充实光辉为一类，天宝大而化之为一类，并钱、刘与大历清婉丰神为一类，元和五伯狭盟，唯力是视为一类，晚唐残山剩水为一类，因五个时段的特征不同，所以选诗者不能采用同样的标准，而应行“五法”，即一严二正三恕四宽五滥。初唐要严，其时作者都未脱陈、隋旧习，草昧之世，不将沿袭旧习者析之去之，则陈子昂、杜审言、沈、宋、王、杨、卢、骆八人开创之功不显。盛唐之诗久有定论，故曰正。大历以后力量稍弱，而气脉相通、清新圆转固在，因其从开、天之别派而来，不恕则失其气脉，而所见于盛唐者亦不全，故须恕。元和为唐诗之大变，变则情态百端，严与正必不可行，故须宽。凡《才调集》所有者多收之，以尽见八十年士人之才情，非滥则有所束矣。又论初唐有四种人、五种诗，谓：
　　四种人者，虞世南辈守旧习者为一种，陈伯玉复古为一种，王、杨、卢、骆变纤丽为雄壮者为一种，杜、沈、宋定唐体者为一种。人则于四种诗外有变而未纯，非古非律之诗，不特余人，即陈、杜、沈、宋亦有之，是五种诗也。
　　又论盛唐、中唐其人其诗大略相类，唐末则有二种人，一人有二种诗。二种人者，如赵嘏、韦庄之于皮、陆、杜荀鹤也。一人有二种诗者，如薛逢有“绛节几时还入梦，碧桃何处更骖鸾”、“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巾车十里香”，又有“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李山甫《公子家》云：“騕袅似龙随日换，轻盈如燕逐年新”，又有“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胡曾有“花对玉钩帘里发，歌飘尘土路边闻”。叙失意不寒陋，而又有咏史诗意也。当时《全唐诗》尚未行世，吴乔能有这般高屋建瓴的见识，诚属不易。最后，他说“昔之选者，尚体制则失中晚，爱才情则离初盛，皆以己意权衡唐人者也”，这是指的许学夷和冯班，尽管他夙心师承许、贺、冯三人，但爱之而能知其所短，也很难得。
　　吴乔又善于批评，论析颇有精致入微处。比如，他说：“不清新即非诗，而清新亦有病。清之病，钱、刘、开宝人已中之；新之病，大行于元和。”颇有见地。所谓清之病，就是清而不厚，带来单薄的感觉。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李端都不免此病[5](P217)。又比如，他说：“初唐诗似盛唐者即佳，出草昧也；中晚诗似盛唐者即不佳，堕残迹也。”这也很有意思。要之，吴乔诗学用功于唐，耳濡目染于明，故于这两朝议论都能中肯。至于宋诗，不免信口雌黄，出言多为模糊影响之论。引冯班语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别具心眼方知其好处。”此言应该说深有见地，但吴乔却不太以为然，道：“宋人之有好处者，不过是不违唐人者耳，未有得唐人深大处者也，况有胜过唐人与自辟世界者乎？”如此见解，适足显出他对于宋诗全未入门。后来《围炉诗话》卷五论宋诗之部多抄贺裳《载酒园诗话》，倒是避其所短了。他还说：“读宋人诗集，有披沙觅金之苦，苟读黄公之书，则晚唐、两宋之瑕瑜毕见。宋人诗集可以不读，大快事也！”这是什么话！再好的诗话，也是附庸于诗歌的，若读诗话可以代替读诗，那么还要诗人干什么？这种地方，特别显出吴乔见识、气局的促狭来。
　　然而最让人不能平气的是，吴乔论诗一以好恶为去取，非唯排击李梦阳、李攀龙不遗余力，至谓之优伶奴仆，不入士类；就是他崇尚的晚唐，也仅取温、李，对杜荀鹤、胡曾辈就颇为不屑，甚至将杜牧也列在“奇丑”之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吴氏只不过是一个村学究，却总是摆出一付极正统的面孔。比如他说：“‘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甲申、乙酉（指明亡的顺治元年、二年—引者）后目击者也。三国至隋末兵火多矣，而七子、阮公无此等句。天宝乱时亦不见此。人生境遇甚多，要以不违风雅者方可命句。如画山水，只画可居可游处。”这真是典型的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论调！如果它发自王渔洋一辈缙绅大夫之口倒也罢了，身居庙堂，言不由己。吴乔一个穷老村儒出此议论，这就让人对他诗家的品格有所怀疑，从而推想他的推尊晚唐，独取温李一派，是否有着西昆派的唯美主义动机。不仅如此，吴乔还以时代和诗体来论雅俗，说：“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这同样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总体看来，《逃禅诗话》里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也有许多轻率不可取的议论，在改编成《围炉诗话》时两者都有删削。后者被删去意味着作者见识的成熟，而前者删去就难以理解了。其中的缘故，需要进一步考察《围炉诗话》。
　　现存《围炉诗话》六卷，条理相对清楚，比起《逃禅诗话》来，各卷的内容明显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它从《逃禅诗话》241则中取了近170则，可以说基本保留了《逃禅诗话》的规模和核心内容。当时作者年七十余，编订此书，可以说是晚年的定论。由于有了《逃禅诗话》，使我们可窥见吴乔改编《围炉诗话》的经过及其改编的意图。阅《围炉诗话》，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序所述自己的师承：
　　一生困厄，息交绝游，惟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皎然《诗式》持论甚高，而止在字句间。宋人浅于诗，而好作诗话，迩言是争，贻误后世，不逮二君所说远甚。（中略）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黄公《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读之则宋诗可不读。此中载其精要者，而实尽读者也。
　　奇怪的是这里只推崇冯班、贺裳两家之学，许学夷的名字不见了。再看全书的改编，《逃禅诗话》中的许多条目被删除，而最有意味的首先是删去了那些论述许学夷、冯班、贺裳之学的条目，冯班、贺裳两家之说，因增抄《载酒园诗话》、《钝吟杂录》二书及自序的说明，得以保留；而许学夷，非但那些赞扬话全被删去，即其论述五七言流变的大段文字也被删削，论李义山“无题”时说的“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一句及“李杜”条所引述论李白两条也被刊落。于是，许学夷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围炉诗话》中，他与许学夷的师承关系也从而被抹去痕迹。如果不读《逃禅诗话》，我们就不会知道许学夷对他曾有极大影响。同样的情况是，《围炉诗话》还删去了引述阎若璩的两段话。《逃禅诗话》引述阎若璩论王昌龄籍贯之说，称“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博极群书，可敌顾宁人”，可见吴乔对阎若璩也很佩服的。可是为什么与许学夷一样，都要剔除他们的名字呢？如果说是发觉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的话，那么论四唐当别之以人而不以时，说“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经史澜翻，谈三千年事如指掌。其说诗曰：诗固有时代，然有不必分而分之，以致舛误者，唐之初盛中晚是也”这一说法与下引钱谦益之说互相发明，根本无须删掉，结果《围炉诗话》只保留了钱谦益的话，而无阎若璩之语。这表明从《逃禅诗话》到《围炉诗话》的修订，其中是掺进学术以外的因素的。
　　但不管怎么说，《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的取舍，还是可以见出作者在诗学上的进境与磨勘。《逃禅诗话》被删去的条目，有些是转抄别人的话，如“五言诗”首条抄许学夷论五七言递变之迹；有些是大而无当的议论，如：
　　唐诗初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诗开卷了然，而明诗有语无意，读之反不能测。
　　唐人诗以周室譬之，初唐，太王、王季时也；盛唐，武王、成王时也，受命制礼，超绝前后；大历、永泰，昭、穆时也。元和，五伯也，开宝之王纲已散。开成以后，则七国之维事诈力，小词出而杜绝，如封建之变郡县。
　　全部《史记》是《答任少卿书》之注，玄肃二朝国史稗官是杜诗之注，全部杜诗是《秋兴八首》之注。
　　也有些是强作解事的，忆不清的，遂将它割爱。
　　《围炉诗话》所增益的部分，主要是卷六论明诗之部及其他各卷所采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说。吴乔自言“一生因厄，息交绝游，唯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所以刺取、表彰二家之说独多。冯班《钝吟杂录》、贺裳《载酒园诗话》二书《逃禅诗话》已采多则，《围炉诗话》又续采多则，论宋诗采贺氏议论最多。卷五146则中，取《逃禅诗话》47则，新撰12则，而采贺书多至87则，可见其倾倒之至。康熙二十年代正当渔洋倡导宋诗之际，吴氏承贺、冯二家之论，素不喜宋诗。卷五首则设问：“朝贵俱尚宋诗，先生宜少贬高论。”答语即《逃禅诗话》第178则，而冠以“厌常喜新，举业则可，非诗所宜”数字。由此可见，《围炉诗话》之增订实有慨于当时的学宋诗风气，要公然独树一帜以矫之。其间多采贺裳之说，就是希望读者“读之则宋诗可不读”（自序）。然而吴氏终究不通宋诗，他比较唐、宋诗的得失仅持比兴为言，而批评宋诗又以唐诗为准绳，未见宋人佳处，徒自形其见解之狭隘而已。
　　也许是觉得《逃禅诗话》中的论述还不尽兴，在编纂《围炉诗话》时，他将写作形式改成了更能畅达引发自己见解的对话体。比如，他的主要观点“诗中有人”，在《逃禅诗话》中是这样表达的：
　　诗中有人，故读其诗，而心术之邪正、制行之纯杂、学问之深浅、境遇之得失、朋友之谅柔，皆可见焉。上而《文王》、《大明》、《楚词》，可以想见文、武、周公、屈子；下而温、李之集，可以想见飞卿、义山，乃至刘伯温、杨孟载犹然也。如是乃谓之诗，不悖于采风贡俗。若于身心无涉，而唯学前人，纵得酷似思王、子美，不过优孟衣冠。
　　问曰：此说古未有也，何从得之？答曰：禅家问答，禅人未开眼，有胜负心；诗人未开眼，不知有自心、自身、自境。堕于声色边事者，皆徇末而忘本者也。
　　《围炉诗话》卷一将两条及后鱼玄机、黄巢诗一条合并，改作：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中略）。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唯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可，非过也。
　　原文禅人未开眼云云，与“诗中有人”离题较远，有些牵强。改后不具体指实，笼统而言，使人思而得之，不落言筌。不过，其说终究有英雄欺人之嫌。
　　《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原有的文字，都有些修改，这些修改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饰，还常涉及到判断的斟酌与推敲。如开卷第一则，《逃禅诗话》原为：
　　诗道不出于变复。变谓不袭古人之状貌，复谓能得其神理。汉魏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初盛变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浑；变六朝之所靡而为雄丽，而能复其挺秀。晋宋至陈隋之古体，元和至明初之近体，唯元和至两宋，唯变不复，势必滔滔日下；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
　　《围炉诗话》除在前面加一段话，论述“诗道古今之大端”外，又将上文改作：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后难言之矣。宋人唯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唯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以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唯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改后文字更顺畅，逻辑性也更强，将变与复的辩证关系，以及古今诗歌复变的得失剖析得更为细致。
　　总之，《逃禅诗话》增删成《围炉诗话》六卷后，内容更具系统。卷一为诗本体论，泛论诗格、诗法、学诗之途径，其中有两个论点影响甚广：一是诗中有人，针对明人而发。谓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诗有境有情，自有人在其中。唯弘、嘉诗派陈言剿袭，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是谓无人。二是酒饭之喻，强调比兴。“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这一比喻从特性与功能两方面区别诗文的界限，相当深刻，后人“以为自来论诗文之分，无明划若斯者”（注：见林昌《河间先生试律矩》（道光三十年重刊本），赵执信《谈艺录》、姚椿《樗寮诗话》、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刘熙载《艺概》亦皆称道之。）。卷二自古诗十九首至唐近体，列论古今诗歌体制，兼论作品，基本上包括《逃禅诗话》“体格名目”之部，而多引冯班之说。卷三论唐诗流变，基本上相当于《逃禅诗话》“三唐”之部，但《逃禅诗话》中辨析很细致的几条反为删去。卷四乃是《逃禅诗话》“李杜”之部增以贺、冯两家之说而成，论李、杜之诗，下及明诗风气。卷五为《逃禅诗话》“宋诗”之部益以《载酒园诗话》而成。卷六专论明诗，排击七子辈不遗余力，至谓“诗人不跳过弘、嘉深没顶阃百丈之粪沟，终是四平腔戏子”，近于骂市，所以后人读其书，多致不满。雷国楫《龙山诗话》卷二就说：“其书大抵左袒冯氏，痛诋李、何、李、王以及弘正、嘉隆间诸子。其言诗准绳处颇有可掇，足备坛坫圭臬，其绎论唐诗处并无发明，徒增拘迂。”[6]钮树玉则称吴乔：“上下千载，其于诗学深矣。而持论要未得其平，失温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说而尽废其余也哉？”[7]
　　《围炉诗话》撰成后未能于作者生前刊印，仅以钞本流传，世罕见之。赵执信三过吴门，访之不得；雷国楫任官于苏州时，访之故老也不知下落。后来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书始得刊行。现今传世的版本有借月山房汇钞本、道光三年(1823)三槐堂刊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广文书局1973年版古今诗话续编影印本、清诗话续编本等数种，还有几种钞本存世。吴乔诗学的价值及其在清初诗学中的位置，诸家批评史与清代诗学研究的著作都有论述。本文从《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诗话的撰写过程，希望能在揭示其诗学的渊源及倾向性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