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禅法，除了在民间流行的楞伽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禅法存在，重要者，在北方有玄高的禅法和佛陀一僧稠一系的禅法，在南方则有以宝志为代表的禅法。
　　玄高(402-444)俗姓魏，本名灵育，他十二岁辞亲出家入山，并改名玄高，以示背俗乖世。他十五岁就能说法，受具足戒后，专精禅学和律学。他听说佛陀跋陀罗在关中石羊寺弘法，就去拜他为师，仅十多天就妙通佛陀跋陀罗的禅法，佛陀跋陀罗见他有如此深的悟解力，不肯以师自居，不受师礼，玄高于是策杖游西秦，隐居在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玄高传》，《高僧传》卷十一)。组成了以玄高为首的禅学僧团，但他也因此被人以“蓄聚徒众，将为国灾”之名向西秦河南王乞佛炽槃告发，玄高被摈至河北的林阳堂山，他在此又聚徒三百，其中得神异者十一人。后来河南王闻其高名，非常后悔，又请玄高回到都邑，并崇为国师。
　　在河南弘化之后，玄高又游凉土，受到北凉沮渠蒙逊的重视。北魏拓跋焘占平城后，把玄高迎回平城，太子拓跋晃奉玄高为师。当时拓跋焘偏重于道教，寇谦之等人见太子晃参与政治，担心一旦太子得权，道士将失势，因而向拓跋焘建议诛除玄高，玄高被杀，时年四十三岁。
　　玄高的禅法，属安般禅，是安世高所介绍的那一类。他同时又是个神异僧，多有灵异的表现，亦善念咒。
　　佛陀—僧稠禅法是受到官方支持的。佛陀是天竺僧人，北魏孝文帝时来华，深受孝文帝敬重，孝文帝在平城特意为他修建禅院，凿造石龛，并对那些跟随他习禅的人提供生活费用，国内一些大富翁也为他别造禅院。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又为他设“静院”，并在少室山建少林寺供他静修。
　　佛陀禅师禅法的内容，已难以详知，他注重静修，“常居室内，自静道业”(《佛陀传》，《续高僧传》卷十六)。他的得道弟子有慧光和道房两人，道房传僧稠，僧稠光大了佛陀的禅法。
　　僧稠(479-560)俗姓孙，原籍河北昌黎，后居钜鹿，他二十八岁时从钜鹿景明寺僧实法师出家，学习各种经论，后来从道房禅师学禅，而道房向僧稠传授禅法，也是佛陀的意见，佛陀“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同上)。受法后，他曾在定州嘉鱼山修行，但并没有多大的成果，于是出山，依《涅槃经·圣行品》而修四念住，又从赵州漳洪山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禅法，悟入禅境后，他就到少林寺参见佛陀，呈其所证，佛陀称他为“禅学之最”，并留居少林寺向他传授更深的禅法。北魏孝明帝、北齐文宣帝都对僧稠恩宠有加，使僧稠的禅法在北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达摩和慧可一系的楞伽禅法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僧稠的禅法，道宣称“稠怀念处，清范可崇”(《习禅篇·总论》，《续高僧传》卷二十)。以四念处为主要内容，小乘佛教的四念处法是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大乘四念处则是观身如虚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善恶俱不可得。僧稠依《涅槃经》修四念处，《涅槃经》中的四念处突出了观身不净、观心非我。圭峰宗密把僧稠的禅法归入“因以彼修炼，功至证得，即以之示人”(《禅源诸诠集都序》卷四)一类。
　　南朝的禅修相对来说没有北朝活跃，宝志(或作保志)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但严格来讲宝志是个神异僧，所以《梁高僧传》把他归入神异类，宋代以来的禅宗类作品却把宝志抬得很高，不过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有关宝志的思想材料，并不一定可信。
　　宝志(？-514)，俗姓朱，金城人，少年时期出家，居京师道林寺，拜沙门僧俭为师习禅，到刘宋泰始(465-471)初年，他的行为举止忽然显得怪僻起来，“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保志传》，《高僧传》卷十)。他手拿锡杖，杖头上常常挂着剪刀或镜子，要么就挂一匹布。以这种形式开始为世人所知。萧齐建元(479-482)年间，他开始显现“异迹”，几天不吃饭，也不见饥容，与别人讲话，常带有预言性质。齐武帝认为他是以古异的行为来惑众，就将他逮捕入狱，但第二天却有人在街市上看到他，而回监狱查看，则又在狱中，齐武帝于是把他迎入宫中。梁武帝萧衍对这样的人是非常崇拜的，他下诏说：
　　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虎蛇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于此？自今行道来往，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同上)
　　这样一来，宝志就连皇宫中也可随意出入。宝志死后，梁武帝敕葬钟山独龙阜，并在墓所立开善寺，即今灵谷寺。
　　宝志的禅法，多体现为一些隐语，比如说，梁武帝曾问他，弟子我烦恼未除，该怎么办？宝志答：十二。又问什么是“十二”，宝志答：在写字时刻在沙漏上。又问，弟子我何时才能静心修习？宝志答：安乐禁。这些回答，辞旨隐没难解，极似后来禅宗的禅语，怪不得禅宗非常推崇宝志了。
　　圭峰宗密把宝志的禅法归入“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禅源诸诠集都序》卷四)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