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的地方性
　　前言
　　本文所谓中国禅宗的“地方性”，主要是指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疏离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中心佛教势力的性质，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处在边远地区的佛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及中心佛教势力保持著一定的张力。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禅宗史研究始于胡适。他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重新勾画禅宗的历史，并从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角度解释佛教的演变，确立了中国现代的禅宗史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胡适的禅宗史研究虽然富有创新意义，但是他的研究结论也引来诸多争议，其中在南宗禅创始人问题上的神会创始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本文检讨胡适的禅宗史研究，目的是要从他的禅宗史观念引出问题，然后沿著这个问题探究南宗禅乃至中国佛教的特性。本文试图结合南宗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佛教史上的典型事例，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中过分看重中央或政治文化核心圈的价值的历史观加以检讨，从而揭示禅宗及中国佛教的地方性特点。这是本文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神会创始说与考据学
　　胡适的神会创始说最早见于他的《荷泽大师神会传》。文中通过解决《坛经》的作者问题来说明南宗的创始人是谁。为了说明神会是南宗的创始人，他从三个方面证明神会是《坛经》的作者：一是敦煌本《坛经》中记有惠能临终时的“悬记”，其内容是预言惠能死后二十余年将有人出来竖立宗旨；二是韦处厚的〈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里说神会的“习徒”“竟成坛经传宗”；三是“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胡适得出结论，认为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
　　胡适通过“内证”揭示了神会语录和《坛经》之间的一致之处，所谓“内证”，
　　是指通过两个文献在内容上的类似或一致来证明其中必有一伪。胡适说：“我以﹝禅宗﹞内部的资料，证明它是神会的伪托！根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因为《坛经》中的许多观念都和我在巴黎发现的《神会和尚语录》及其他有关文献，不谋而合。”
　　然而胡适的结论并不能排除相反结论成立的可能，尽管他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了一些佐证，但是那些佐证都经不住推敲，例如《坛经》中的“悬记”很可能是神会一系的纂入，韦处厚的〈碑铭〉也不能证明神会一系伪造了《坛经》。这在一向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来说，多少显得不可思议。
　　（二）神会创始说与中央中心主意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早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例如任继愈曾经指出，胡适之所以抬高神会的地位，除了因为他企图炫耀自己的新发现之外，还因为他欣赏神会的政治性格、政治策略以及神会的宗教观。葛兆光也曾直接探讨过为什么胡适根据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却得出无法令人信服的结论的问题，认为其原因在于疑古观念的作祟。
　　这些探讨其实都涉及到在考据本身之外而又对胡适作出神会创始说的结论具有影响作用的观念性因素，但是都没有切中真正的要害。要弄清导致胡适提出神会创始说的原因，考察的范围除了他自己提出的资料证据之外，还应该包括作为研究者的胡适本人的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构成了他在处理研究对象时的背景观念，无形中左右著他对考据资料的估价定位与分析取舍。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如果对胡适禅宗史研究的整个过程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直接影响他得出神会创始说结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心目中一直抱有一种观念，那就是重视中心佛教及人物的地位和作用，而轻视边缘地区佛教及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姑且把这种观念称为中央中心主义）。
　　以后，在胡适作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讲义和一九三四年的《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中，均有相当多的篇幅论及惠能与神会，其中每每把惠能称为“广东佬”或“不识字的和尚”。
　　胡适作为不信宗教的学者研究禅宗，本可以对惠能与神会平等对待，即便要强调神会的历史地位，也无必要使用轻蔑的口吻称呼惠能。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惠能在胡适的心目中不过是个局限于岭南一隅又没有文化的和尚，而神会则挺进中原影响中央，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无论从地理、政治、宗教、文化等哪个侧面来看都属于中心圈里的人物。从中心或中央的立场来看，惠能自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关于惠能与神会的对比评价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胡适反覆强调惠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师父”或“文盲和尚”，是神会把惠能的教义传入中原，于是惠能才得以“名满天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从知名度和文化教养的程度对二人所作的评价。
　　按照胡适的观点，似乎可以说不识字的惠能只能提出简单的教义，与此相应，他的影响也只能限于一个区域，而只有具备较高文化教养的神会才可以提出比较精致的教义，因而也才有资格进身中原。
　　二是他明确提出惠能是“一位区域性的和尚”，是神会把惠能的教义传入“中原”。关于惠能的地方性，胡适在此之前往往用“南方”这一含义具体的方位词加以表示，相对于唐代政治文化（包括宗教）中心地区的“中原”而言，这一用语的严格意义自然是指中央以外的地方或政治文化中心圈之外的边缘地区。
　　众所周知，所谓“中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其传统意义是指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它不仅在政治上是皇权所在的广义象征，同时在隋唐时代也是主流佛教集中的地带，因此，当胡适把“区域性”和“中原”对照使用的时候，这两个词的对举便不仅仅意味著它们所代表的地域范围的差异，而是同时还意味著它们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上的位势差异。
　　胡适强调惠能是一位“区域性的和尚”，实际上也就把惠能定义为处在边缘位置、只具有局部性影响、不具有正统性的人物；而他强调神会挺进“中原”并取代了北宗的位置，就意味著神会是占据了中心位置、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正统性的人物。
　　三是胡适明确断定惠能六祖地位的确立是由神会成为七祖而连带产生的效果，而神会的“革命大业”的成功──即“推翻了北派禅宗”、“奠立了南派禅宗”──的标志就在于皇家承认了其七祖地位。
　　在胡适心目中，似乎皇权的认可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神会不被皇家封为禅宗七祖，那么北宗既不会失去原有的正统性，惠能也不能被公认为禅宗六祖，南宗也不会取得正统地位。
　　小结
　　透过上述关于惠能与神会的对比评价，可以看出在胡适的心目中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禅宗克里斯马的标准，即有文化、处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得到皇权的认可和支持。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具备上述条件的恰恰是神会而不是惠能，所以神会才应该是禅宗的真正的克里斯马，那么当发现两者的语录具有相同的观点时，那就很自然地认为神会才拥有这些观点的发明权，也决定了胡适在神会与惠能的历史地位评价以及《坛经》作者归属问题上的判断走向。
　　那么，这样的观念是否符合南宗乃至中国佛教史的实际情况呢？这就是从胡适的神会创始说里引出的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判明胡适观念的正确与否，而且有助于我们对禅宗以及中国佛教某些性质的把握和理解。就目前的研究阶段来说，后一方面的意义比前一方面的意义更为重要。接下来本文即根据禅宗以及中国佛教史的实际情况对这种观念加以检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