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乘与小乘的根本区别

　　乘原指车乘，佛教之大乘喻指能救度更多众生出生死苦海，它把以前的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1]

　　大乘佛教脱胎于部派佛教，但二者有很大差异。“人们一直没有充分意识到，那改变了佛教世界的，是一场多么激烈的革命。直到公元1世纪，长时期以来一直隐伏在佛教运动中的新精神才成熟地显露出来……全部宗教历史上，人们很少能够看到，在声称源于同一创教者的整个教会的范围内，新派与旧派之间的差别竟有如此之大。”[2]

　　关于大、小乘之间的差别，宗喀巴认为在于菩提心、菩萨行，而不是在于空慧。他说：“般若波罗蜜多为母，是大小乘二子之母。故证空慧，不能判别大乘小乘，以菩提心及广大行而分别之。”[3] 宗喀巴大师所说的不能依空慧判别大小乘，并不表明二者智慧无差异，以宿命智为例，声闻仅能通数万劫，佛则能通无量劫。《大智度论》在空慧的角度也指出了二乘的区别：“欲辩二乘义故佛乘及声闻乘，声闻乘狭小，佛乘广大。声闻乘自利自为，佛乘益一切。复次，声闻乘多说众生空，佛乘说众生空法空。”[4] 以人、法二空界定大乘的智慧，来自般若中观学，后为瑜伽唯识学所沿承。

　　依缘起中道义，我们认为空不过是缘起的一个片断，与此相应，空慧也只是缘起慧之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所谓的缘起慧，是指正观缘起所得来的智慧。大乘之殊胜，就在于其无上的缘起慧和无尽的慈悲心。《华严经》云：“菩萨所行，顺六波罗蜜，不断菩萨行，不舍菩提心处无量生死而不疲厌，过于二乘名为大乘……无上乘，利益一切众生乘。”[5]印顺说：“大乘的真价值，大乘的所以可学，不在世间集灭的解说，却在这菩萨的大行。菩萨学一切法，有崇高的智慧。度一切众生，有深切的慈悲。他要求解脱，但为了众生，不惜多生在生死中流转。”[6]

　　二、大乘佛教的缘起论证明

　　人们对大乘佛教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大多探讨它兴起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也有从佛教徒的心理因素着眼，认为大乘佛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些看法可谓见仁见智，因为大乘的兴起，赖众缘所成。从义理的立场看，大乘的思想特质是大智和大悲，是对佛陀缘起论中本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开显。大乘本于缘起论，可从二点来证明。

　　其一，释迦佛的本生、历劫的行迹，如实地践行了大智大悲的大乘法门，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缘起标本。对于释迦的前生故事，如为求法为救护众生而不惜头目脑髓，也许会有人认为是弟子对老师的美化，但仅就释迦本生来看，从他离宫出家、雪山苦行、成正等觉后弘法度众直至舍寿，其智慧和慈悲不是重自利的声闻、缘觉乘所能比拟的。在佛教史上有这样的认识，龙树取出大乘经后开始弘传，于是就兴起了大乘佛教，也就是说大乘是新有的，始于龙树。其实，对佛乘（在因位指菩萨乘）的认识在部派佛教时期就有了，不同派别已开始争论佛与二乘的异同。[7]

　　对于佛陀的出世，证悟都不离缘起，如前文所述，可能没异议，那么，佛陀成正等觉入灭后也不离缘起吗？作为一种纯净的生命形式，佛并不存在于因果法则之外，《解深密经》说：“世尊！若诸如来远离一切加行，既无加行，云何有心法生起？佛告曼殊室利：善男子，先所修习方便般若，加行力故，有心生起。”[8]诸佛心法生起，仍遵循缘起律，非无缘而起，同时也说明，清净业力一味相续，至佛地不失。

　　其二，大智大悲本于个体生命的纵向和横向的无限延展。佛陀的十二因缘是个体生命延展的示意图。无始以来，不同的生命流都相互作用，他们汇聚在特定时空中，每一生命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都须借助其它生命的增上力才得以实现，由此构成了重重无尽的生命网络。每个生命都是网络中的一条线，一期生命只是该线上的一个点。因此，在重重无尽的生命网络中，个体生命的解脱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事，必须以其它生命的解脱为基础。正如大乘经中所说，诸佛出世成正等觉必须依赖其眷属的成熟，弥勒之所以迟于释迦成佛，就在于其眷属尚未成熟。大乘的根基就建立在互相作用的缘起关系上，强调了佛教的社会责任感。

　　大智就是对重重无尽的生命网络的如实了知，“般若无尽品云：菩萨坐道场时，观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9]菩萨成就了大智慧，同时也成就了大慈悲。无始以来，无量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于己有莫大的恩惠，而今他们仍沉沦于生死苦海，于是就生起了救一切众生出苦海的大愿大行！如此的大智大悲，岂能一个“空”字了得。

　　三、菩萨行大乘和玄学化大乘

　　并非任何大乘都代表了佛陀本怀。佛教中有二种大乘：一种是上文所说的大乘，代表了佛陀的救世本怀，名为菩萨行大乘；一种是背离了缘起论根本精神的梵本化的大乘，名为玄学化大乘。初期大乘典籍以《般若经》为首，成为两种大乘之源头。龙树弘传般若，思想随之也成两种：菩萨行龙树和玄学化龙树。但是，在佛教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玄学化龙树。他的《中论》、《大智度论》等论典奠定了如来藏学和唯识学的本体化思想根基，为中、印大乘各派所尊崇。

　　菩萨行大乘以缘起论的根本精神为指导，昭示了行菩萨道的津要，《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说“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持此善根，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10]一切智智就是智慧与福德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无所得就是不执着，也是《般若经》中所说菩萨行意义上的“空”。菩萨大行，以无上菩提为方向，以大智大悲为动力，以不执着为方法。菩萨知善知恶、行善去恶而不住善恶，对六度万行不起执着。内在无执即心无所得，心无所得即无所滞碍，不致落入三界因果和出世小果，这符契佛陀的缘起无常的教法。但是，因果规律并不因为人的主观执着与否而停止运作，故以无所得为因，才得以成就无上菩提。此如《心经》所言：“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符契佛陀的缘起无我的教法。

　　玄学化大乘以“空性”为诸法本性或诸法实相，其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与婆罗门教的梵本论非常接近。龙树对初期大乘经的这一倾向进行了着重阐扬。如《大智度论》卷十八：“云何是诸法实相？答曰：众人各各说诸法实相自以为实，此中实相者，不可破坏，常住不异，无能作者。如后品中，佛语须菩提，若菩萨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等，亦不作是观，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是义舍一切观，灭一切言语离诸心行，从本已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一切诸法相亦如是，是名诸法实相。”[11] 《中论》作为龙树的代表作，其以破代立的遮诠法，完全继承婆罗门教对大梵的论证方法，其精神实质代表着向《奥义书》哲学的全面回归。龙树哲学的胜义之空（第一义谛），后来也就演化成了覆灭佛教的商羯罗哲学中的“上梵”；龙树哲学的缘起之空（世俗谛），也就演化成了商羯罗哲学中的“下梵”。婆罗门教教义的核心是作为本体的大梵与万有不二，即梵我不二，故龙树也处处谈不二。因为不二故无须分别，故龙树开创的玄学化大乘以无分别为最高真实，以对缘起法的如理分别（如实知）为虚妄。佛陀的缘起论在玄学化龙树手里仅仅成了他开启本体论的敲门砖。

　　玄学化大乘对后世佛教思想影响巨大，如来藏学和唯识学都奠基在它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与印度佛教的消亡深有关联,因为缘起论是佛教的命脉。佛陀批判地继承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想，依其通达的智慧和深刻的体悟，发现了缘起之道，演示了缘起论，此为佛法之始。佛教之兴在于其缘起论，佛教之灭在于其丧失了缘起论。佛学界倾向认为印度佛教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密教的堕落和回教的入侵。戒律的废驰和武力的强制，或许能摧毁一个佛教组织，但并不必然导致佛教思想的衰灭。一种思想的衰灭往往表现为在演化中逐渐丧失自己的思想特质，否则，无边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腊烛的光明。也有学者认为是商羯罗从思想上挫败了佛教，成为佛教的最大克星。实际上，佛教的衰亡主要表现为在向以婆罗门教为主导的传统思想回归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特质。这一回归趋势在佛陀寂灭后不久的部派佛教就开始了，玄学化大乘佛教的兴起则大大加速了回归的步伐，运用《奥义书》哲学的根本精神，隐晦地给“梵”披上了如来的袈裟。商羯罗不过是以婆罗门教信徒的身份收获了玄学化大乘的理论成果，揭去其佛化外衣，如实地指出其“佛”本来就是“梵”，于是印度佛教就灭亡了。

　　注释：

　　[1]大乘经论，如《瑜伽师地论》和《显扬圣教论》以七种大性相应解释大乘的意义，即法大性、发心大性、胜解大性、增上意乐大性、资粮大性、时大性、圆证大性。《辩中边论》称菩萨乘是无上乘：“此大乘中，总由三种无上义故，名无上乘。三无上者：一、正行无上，二、所缘无上，三、修证无上”。《大宝积经》认为大乘是诸善之本：“一切声闻独觉，世出世间所有善法，皆依大乘而得生长。”《摄大乘论》总结了大乘的十种殊胜。

　　[2]舍尔巴茨基著，立人译《大乘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4页。

　　[3]《宗喀巴大师集》第一册，民族出版社，2001年，216页。

　　[4]《藏要》，第三册，236页。

　　[5]《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10/268.

　　[6]《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顺著，台湾正闻出版社，1992年，197页。

　　[7]据《异部宗轮论》，说一切有部认为：“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

　　[8]大正16/710.

　　[9]《中观论疏》，大正42/30.

　　[10]《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7/65.

　　[11]《大智度论》卷十八，大正25/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