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思考
　　曹自强
　　国内外藏学界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已有大量研究和专著。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活佛等等，也有诸多传记或年谱的研究。其中很多著作也涉及到了藏传佛教的经学教育和格西学位制度；然而对其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制度的创始，以及今天在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结合藏传佛教实际，如何使这一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与时俱进的作用方面，尚未引起更多重视和研究。
　　格西，藏文意为善知识或良师，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教派僧人学修显宗五部大论后考取的学位名称。按佛典《宝积经》所讲，善知识须具备能增长利他功德，能增长众生智慧，能增长出世善法，能增长证悟法益的大乘菩萨行者。
　　格西学位又分若干层次，其中最高者称“拉让巴”，藏文意即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俗称传大召)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显宗学僧，通过大法会中的立宗答辩而获得的、通达五部大论、佛学造诣高深的渊博之士的称谓。，由于格鲁派在甘、青、川、滇藏区和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这一学位在中国藏传佛教界及其广大信教群众中受到普遍的承认和尊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拉让巴格西的考取过程，不少资料均有详细的介绍，简而言之：
　　1．资格的取得。广义上讲，凡在拉萨三大寺(含外地来三大寺进修的僧人)七个显宗扎仓中按步就班学完显宗的《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戒律论》等五部大论的学僧，都已取得申请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考取拉让巴学位的资格。然而，实际上只有智慧资粮(学业)不行，还需具备福德资粮(考格西的费用)，达到福慧双全时，才能提出申请。
　　2．名额分配。拉萨三大寺共有7个显宗扎仓，每年每个扎仓有2个考取拉让巴格西的名额，计14名；加上三大寺学僧参加热堆寺因明学修者的2个名额，共计16名?(遇特殊情况，达赖喇嘛有权额外增加1－2名)。
　　3．辩经考试。通考：申请参加拉让巴学位的学僧，需于头年8月参加本寺堪布主持的寺院辩经活动，对五部大论进行通考，考生需向参加活动者发布施和供斋茶斋饭。通过这次通考，按参加者的水平和本寺分得的名额，遴选出考取明年拉让巴格西的名单，上报地方政府审批。复试：本来上报名单被批准后，即可参加明年大法会考得拉让巴学位。但民国初年达赖喇嘛外逃印度返藏后，为排斥异己，加强个人权威，于1923年增加了10月份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的罗布卡复试程序，用以最终审定16名参试者的资格及其中前6名的排名顺序。正考：正月祈愿大法会上，由甘丹赤巴主持对每位考僧各进行一天的五部大论答辩考试，届时主考人及与会高僧均有权向参试者问难，复核他们的学经水平。正考结束后，由地方政府颁布考取拉让巴格西的名单并给予不同的奖励；再由甘丹寺赤巴率领新获得学位者绕大昭寺游行一圈，向广大僧俗群众宣示其荣耀。新获得学位者则须向本寺以至三大寺全体僧众发放布施和供斋茶斋饭。
　　拉让巴格西学位的取得，标志其已圆满完成显宗学业。其中愿进修密宗者，可进入上、下密院，逐步取得格贵、翁则、堪布等职位。堪布任职期满，即可按任职先后进入甘丹寺的夏孜或羌孜扎仓，担任法王(曲杰)，等候甘丹赤巴缺位时，轮流晋升格鲁派教主的崇高职位，获得活佛称号，圆寂后按旧例可寻找转世灵童，衍生一个新的转世活佛世系。
　　现依所得藏汉文资料，着重就拉让巴格西制度的创始和对藏传佛教学位制度的思考，分别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拉让巴格西制度的创始
　　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的推广，信众日多，其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解决僧众生活来源和建立寺庙的资金，在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下，于藏历第七绕迥的土牛年(1409年)正月仿照释伽牟尼公元前511年在只园精舍城举办神变大法会之例创建拉萨祈愿大法会(亦称神变祈愿大法会)。
　　至于何一年代，由谁在大法会上增加了辩经活动，从而开创考取拉让巴格西的先例，历史资料记载较少，而且说法不一。多数学者将其笼统定位于五世达赖时期，个别主张创始于四世达赖末年。就笔者收集到的藏汉文资料，主要有以下四种比较具体的说法：l、1613至1618年由四世班禅创始说； 2．四世班禅担任甘丹寺赤巴或代理赤巴期间创始说；3．1642年格鲁巴掌权以后创始说；4．1625年四世班禅创始说。现分别谈谈笔者的看法。
　　关于1613—1618年创始说：藏文版《东噶藏学词典》中“四世班禅”词条称：水牛年(1613年)起6年间，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邀集色拉、甘丹、哲蚌三大寺院完成学业的格西中之水平较高者，参加大法会辩经，考取名次并给予奖励，从而首创拉让巴格西制度⑧。对此《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载：“1613年(水牛年)四世班禅应四世达赖邀请，赴拉萨主持传召大法会。”次年正月赴拉萨给四世达赖授比丘戒。四世班禅藏文传记中也确有1613年至1618年连续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6年之久的说法，但均无创始辩经活动和授予拉让巴格西的记载。特别是从当时西藏总体局势看，格鲁派正遭受藏巴汗势力的迫害，处境甚为艰险。1610年仁蚌巴已经占领山南亚郊，割断了拉萨三大寺与其主要支持者帕竹政权的联系。1613年大法会结束不久，仁蚌巴又开始了对拉萨周边地区彭波和柳吾的征服活动。虽然，1617年初，借悼念四世达赖圆寂之机，由支持格鲁派的吉雪巴和来自内地的蒙族军队，一度将藏巴汗的军队赶出拉萨：但次年七月，藏巴汗又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抢劫色拉和哲蚌寺，摧毁三世达赖灵塔，禁止四世达赖转世；就连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四世班禅，也不得不赴阿里地区传教“以避难”。因而，笔者认为1613至1618年创始说既缺乏具体史料依据，也为当时西藏总体局势所不容。
　　关于四世班禅担任甘丹寺赤巴期间创始说：《东噶藏学词典》“拉让巴格西”词条称：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曲吉坚赞在前后藏战争期间担任甘丹寺代理赤巴的数年中，将拉萨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学修好的格西，集中至拉萨祈愿大法会，就五部大论进行辩论，对其获得最好成绩者的称谓。这里说是“数年中”，而未指明起止年份和其前任及继任的人选。而嘉木样·协巴多吉著《教历》称：“法王阿旺曲吉坚赞担任甘丹赤巴二年之际，将赤巴之位献给四世班禅大师。”这里讲的阿旺曲吉坚赞即第34任甘丹赤巴，又称阿旺曲坚。
　　对此，虽然《黄琉璃》称：第34任赤巴名阿旺曲吉坚赞，1627年任赤巴。但是格西罗桑楚臣《文集》称：阿旺曲吉坚赞1623年任赤巴，1625年卒于任上。著名历算大师桑珠嘉措著、著名藏学家多吉杰博编著的藏文版《藏历运算大全》亦称：第34任甘丹赤巴法王阿旺曲吉坚赞任职于1623年(水猪年，拉萨附近彭波地方塔尔村人)。第35任甘丹赤巴贡觉群培上任于火虎年(1626年)，又名索朗群培，即林麦夏仲，后任五世达赖经师。同样《西藏通史》、《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和《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及甘丹寺活佛、中国佛协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波米·强巴洛卓在《甘丹寺及其建造者宗喀巴》及拉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甘丹寺史”(藏文)中所列1--96任赤巴名单中均五四世班禅担任过甘丹寺赤巴或代理赤巴的记载。特别是藏文手写本《四世班禅自传》中明确写有：“甘丹寺第34任赤巴法王阿旺曲吉坚赞向我申述过应该接任甘丹赤巴的种种理由。我认为就资格和地位而言，以前(指一世班禅克珠杰)早已担任过这一职务，而且近期在任或卸任的赤巴都是我的弟子，无需再去担任：就宗教方面而言，我也不可能做出超越前世的业绩，故未接受担任赤巴之请。然而为了不使宗喀巴大师的根本道场在此危急期间蒙受损衰，答应了接任甘丹寺羌孜扎仓法王的职位，于火虎年(1626年)正月初一在数百寺僧的隆重欢迎下来到甘丹寺，察看破损情况……。经筹备，于1629年出资对甘丹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⑩。上述资料表明四世班禅没有担任过甘丹寺的赤巴或代理赤巴，在“担任代理赤巴期间”创始拉让巴格西制度的前提已不存在。
　　至于第三种说法一仅见于《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第23页称：“明末清初格鲁派掌权后，祈愿大法会更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事，并增加了辩经考学位等一系列内容。”但未引证具体史料。
　　那么，拉让巴格西制度究竟由谁于何年创始的呢?笔者赞同第四种说法－－1625四世班禅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时创始说。具体史料根据和理由如下：
　　四世班禅和四世达赖面对仁蚌巴和藏巴汗的压制和迫害，为维护格鲁派势力这一共同目的，逐步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四世班禅成了四世达赖受比丘戒的上师，首次建立了二者的师徒关系。《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称：“四世达赖圆寂后，四世班禅1617年应邀赴拉萨，担(兼)任哲蚌寺第14任赤巴和色拉寺第16任赤巴(《西藏通史》称第18任赤巴)，挑起了格鲁派集团的领导重任。”1621年，青海的拉尊·罗桑丹增和鸿台吉率蒙军入藏，在拉萨击败藏巴汗军队，经四世班禅和甘丹赤巴调解，达成退还过去所占色拉、哲蚌二寺庄园，恢复被改宗的格鲁派16座寺庙，并由班禅大师派人接管大昭寺等协议。11从而为后来增加辩经和考格西活动创下了基础。《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称：“木牛年(1625年)，本年的祈愿大法会由班禅额尔德尼主持”。四世班禅自传藏文手写本称：“木牛年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在大昭寺的坛城殿院内首创学经僧立宗答辩制度。法会规模盛大，对僧人的供养亦超过已往，……。《五世达赖喇嘛传》称：“木牛年(1625年)按照惯例庆贺新年后，我参加了拉萨祈愿大法会……。祈愿大法会由班禅大师主持。”“在坛城殿设有三个能亲见本尊的宝座，南边是班禅大师，他的北边是我，我的北边夏仲强巴。我还看到由南向北坐着赤巴林麦夏仲和森康孔玛活佛为首的诸大活佛，各大寺拉章，各属寺的小活佛。这年由林麦夏仲具体负责组织学经僧的立宗答辩。被公认为精通经辩而又值得夸耀的却藏巴·官却曲桑、布达巴·阿旺贝桑、克尊顿聂·索南曲桑、桑洛·丹麻、达布噶居五人，巡回辩经，记忆正确，穷究教法奥意”。”会后的二月初三，五世达赖从四世班禅受沙弥戒。
　　《东噶藏学词典》在论述获得首批拉让巴格西人员时称：“当时获得第一名拉让巴格西的是哲蚌寺罗色林扎仓的格西珠达巴·阿旺贝桑和郭茫扎仓的格西顿聂巴·索南曲桑。其盛名传遍前后藏和康区，被誉为哲蚌寺顿珠二格西，且受到五世达赖的尊敬”据向西藏学者了解《五世达赖喇嘛传》所列参加辩经并被公认精通的5人和《东噶藏学词典》所称获得第一名拉让巴格西的2人，可以互为印证。克尊顿聂·索南曲桑系郭茫扎仓学僧，与顿聂巴·索南曲桑同为一人；同样布达巴·阿旺贝桑属罗色林扎仓学僧，与珠达巴·阿旺贝桑系同一人，只是写法不同而已。
　　通过以上史料，结合当时西藏的社会背景，拉让巴格西制度应该是藏历第10热回的木牛年(1625年)，由四世班禅大师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时创始。林麦夏仲具体组织考取了五位拉让巴格西，其中尤以哲蚌寺的索南曲桑和阿旺贝桑二人最负盛名。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1642年固始汗率军进藏击败藏巴汗政权，使格鲁派掌权以后，在清廷的大力支持下，五世达赖喇嘛逐步充实(之后七世、十三世达赖又有增改)了这广制度，使之基本上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中叶。
　　对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思考
　　拉让巴学位制度创始迄今380年来，以其加强记忆，锻炼思辩能力的特有作用，对推动藏传佛教格鲁派显宗教义的学修起到了积极作用：加之近四百年中对其它教派的正面影响，对整个藏传佛教乃至藏族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历史作用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制度是伴随着西藏三大领主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以及达赖喇嘛为首的拉萨格鲁派三大寺庙势力集团操控整个藏传佛教的总体局势，而与之同兴衰共存亡的社会大环境，从而使其无法摆脱它所处历史时代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加给它的烙印和缺陷。我们只有站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认真分析和剔除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缺陷和“糟粕”，继承和发扬其精华，趋利除蔽，应时契机，开拓创新，才能使之为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与时俱进的贡献。
　　笔者认为拉让巴学位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主要有：
　　1、时间冗长，埋没人才。一般的学经僧人，入寺后先要进入预备班“堆扎”，学习文化和日常经诵，然后才能进入正式学经班，开始五部大论的学习。哲蚌寺的正式班分为15级，色拉和甘丹寺分为13级。只有按级别年限，学完显宗五部大论，才能取得考取格西的资格。这个过程对少年僧人约需要20年，而对从藏文字母学起的幼童则要25年“。学僧升到最高一级“增扎当布”后，如希望寺僧对自己的水平有所了解，以便于考取学位，需向管理学经事务的“雄列巴”申请：得到同意，又需要等待二年才能参加扎仓或全寺的辩经活动，考取“林赛”或“朵让巴”格西。如欲考取拉让巴格西，因每个扎仓每年只有两个名额，更需向扎仓以至寺庙堪布提出申请，进行种种竞争和长久的等待。这样以来，以6-8岁入寺的学僧为例，从入寺到考取拉让巴格西一般要30-35年，从而使拉让巴格西学位获得者，多已失去最富创造力的年华。至于一直得在显宗最高班级，终生无法获得考试机会的人更无需再言。
　　2、僧差上的特权，彰显学僧的不平等。学经僧人在三大寺中一般只占僧人总数的1／5至1／7。就连这样少的学经僧人，在学经阶段仍需向寺院支服“宣差”和“根差”两种劳役差，从而占用了他们不少的学修时间。而具有特殊身份的转世活佛和通过付出一定金钱而“捐”得“群则”身份的人，则享有免除上述两种劳役的特权，从而专注于经典的学修，可以提早10年完成全部学修过程，而且基本上都可以无需等待而直接参加拉让巴学位考试16。
　　3、金钱贿赂对学位制度的腐蚀。所有格西学位的取得者，依例均需向自己所在的扎仓或寺庙全体僧人发放布施和供应斋茶斋饭，这已是不小的一笔开支；更何况随着封建农奴制度的没落，向有关掌权人员进行贿赂之风盛行，其经济负担决非一般僧人及其家庭所能承受。据调查，考一个拉让巴格西，一般需耗费藏银四万两(20世纪50年代折合银元2000元，等于500只绵羊售价)；若欲获得前几名的名次，有时则需耗费藏银二、三十万两(同上，折合银元1—1．5万元)”。
　　4、单一的辩经考核不利于全面人才的培养。显宗学位考取中，就五部大论的“立宗辩”和“对辩”，对促进僧人对佛教典籍的熟读背诵大有裨益；但辩论中的“宗、因、喻”程式和终结于先师大德名著名句的要求，颇有“辩八股”味道，并不能真正激发学僧的主动钻研和发展创新精神。笔者在藏工作40年所接触的众多格西中，在对五部大论引经据典方面多数可以有根有据，滔滔不绝，而在其所写便函中，却白字错字层出不穷。按藏传佛教对宏持佛法者应具备“讲、辩、著”三才的要求而言，其通过著作来阐释佛教经义的才能是很难达标的。至于对藏族传统十明文化的全面知识，则更难论及。
　　5、拉让巴学位制度的局限性与排它性。尽管广义而言，国内藏蒙地区甚至某些外国或地区的格鲁派僧人均可进入三大寺学经和考取拉让巴学位，可以说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实际上数千座格鲁派寺庙中的绝大多数僧人，由于交通和经费等原因已被排斥在外，迫使它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学位制度。比如扎什伦布寺的“噶钦”学位、塔尔寺的“麦朗绕江巴”学位、拉卜愣寺的“多让巴”学位等等都是相当于三大寺的“拉让巴”学位的。因而拉让巴格西学位制度，抛开已被废除的封建制权(如哲蚌寺“格规”在祈愿大法会期间接管拉萨市政等)，单就众多格鲁派寺庙来讲，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对藏传佛教其它教派的广大僧众而言，则更具有引起非议的排它性。
　　6、后期被达赖个人操控。民国初年，十三世达赖由印返藏后的一段时间内，西藏上层的主要倾向朝向英国，而英帝则乘机大力扶持亲帝分裂势力，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破坏祖国统一，并公然出兵在中印边境东段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十三世达赖继“驱汉事件”之后，以“亲汉”为借口，打击九世班禅，残酷镇压第穆呼图克图的丹吉林寺、杀害噶伦察绒·旺曲杰布父子和哲蚌寺罗色林堪布云典等爱国人士；由亲帝分子掌握军政大权，使抵御外侮的藏军，质变为东犯川、青，破坏民族团结的工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23年达赖在成立警察局加强警察统治的同时，刻意增加罗布林卡复试程序，直接控制拉让巴格西的考取，使这一制度脱变成加强达赖个人权威，受其政教需求所左右。这也正是目前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继续利用它进行渗透和企图破坏我国藏区稳定的制度根源。
　　综上所述，拉让巴格西制度，是在藏传佛教格鲁派蒙受压制和迫害的社会背景下，该教派当时实际领导人四世班禅，为维护和扩大本教派的利益和影响而创始的一项宗教学位制度，本身就带有先天的局限性。及至五世达赖掌权以后，在使其逐步规范化的同时，又渗入不少封建特权，用以压制其它教派。十三世达赖复注入个人专断，随之附生贿试腐败，丧失了宗教学位制度本有的公开公平竞争和宏扬显宗教义的积极意义。它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藏传佛教界对宗教学位制度的正当渴求，不能适应21世纪藏传佛教面临的发展需求。不能适应藏传佛教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和抵制境外渗透，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因而必需趋利除弊，建立起一套全面科学而又适应时代发展的藏传佛教学位制度。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各个教派的主寺大寺早已恢复学经制度，各地佛学院也已开办多年，目前已有一批学修有成的宗教人士迫切要求解决高级学衔的考取问题。如何建立藏传佛教新的高级学衔制度，属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藏传佛教各个教派，情况颇为复杂，只有广泛听取各派意见，在借鉴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达到共识，取得共赢。在此只能提出自己一些极不成熟的粗略想法，以作引玉之砖，供学术界和藏传佛教界爱国人士参考。
　　1、我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论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宗教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学位制度的各项法规，是新的藏传佛教高级衔位制度应该遵循的法理依据和政策基础。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宗教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杂性)和对宗教工作“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建立新学位制度的指导思想。
　　3、发扬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和显密双融、学修并重、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教风，结合现代知识课程，使各个教派均能在平等、团结、互尊、互学的基础上，共同宏扬新时期的藏传佛教是新的学位制度的目的。
　　4、因应藏传佛教界的心愿，在其最高学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按规定程序组成由各教派大德参加的考试委员会和学位评审委员会，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组织和实施兼融各教派特色的学位培养、评审和授予工作。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学院的硬件(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和软件(合格的教师队伍和精炼的教材、科学的教学规划等)建设。
　　至于学位的名称，我个人意见可以叫“妥让巴”(“妥”为“高”字的藏译)，它既相对于拉萨祈愿大法会授予的“拉让巴”，标明了授予的地点和机构(拉萨的“拉”和高级佛学院的“高”)；又说明是从各地方佛学院或各寺庙，经过考试选拔来的显宗博学之士，由高级佛学院再度深造以后，授予的高等学衔。
　　5、新的学位制度如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都有一个实践中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初创阶段它难免要受到国内习惯势力的阻力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对和破坏，因而建议先制定一个原则性的条例，在加大针对性宣传工作的同时，通过实践，逐步提高完善，达到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本文在构思阶段，曾得到我的藏文老师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指点。在藏文资料搜集中，曾得到西藏自治区民宗委研究室副主任张乐英、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阿南讲师、索加教授、联波活佛以及扎什伦布寺格西宗噶·云丹顿珠和扎什伦布、哲蚌寺民管会有关朋友的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
　　（摘自《宗教与世界》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