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3点一过,寺里的学僧便聚集到辩经场,两人一组,一人站着发问,一人坐着应答,就藏传佛教的教义展开激烈的辩论。两百多名僧人把一千多平方米的辩经场占得满满的,彼此之间除了言语交锋,偶尔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场面甚为火暴
　　从8岁出家那天起,僧人晋美扎巴就一直住在甘丹寺。60多年来的每一天,他都和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一起,孤守在拉萨河南岸海拔3800米的旺波尔山上。
　　晋美扎巴把自己僧侣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僧合中苦读经书。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晋美扎巴升入了寺院里最高等级的学经班,藏传佛教显宗必修书目“五部大论”中的每一句经文他都烂熟于心。过去近20年间,晋美扎巴读经时照明用的酥油灯换成了从房梁上悬挂下来的节能灯,六行一页的长条形经书重印成了便于携带的书本样式,他自己也走上讲台,成了寺院扎仓(学堂)的经师。
　　在这20年里,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获得格鲁派最高的宗教学位格西拉让巴。
　　格西,藏语意为“善知识”,是格鲁派僧人学修显宗“五部大论”后,通过辩经考取的学位名称。格西学位共分拉让巴、措让巴、林斯和多让巴四个等级,拉让巴是其中最高的等级。这个近似于现代意义上博士学位的宗教学位,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学僧的最高目标。
　　2004年6月,一份出自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新闻通稿“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宣布:“格西拉让巴学位晋升制度正式恢复……藏传佛教界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晋美扎巴蓄积了多年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据中国佛协西藏分会的资料显示,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这一学位的僧人只有30余人,目前健在的不超过20人。
　　2004年6月,格西拉让巴学位预考在拉萨大昭寺举办,这项考学制度在中断16年后重获恢复。一年后,从预考中脱颖而出的6名僧人被授予格西拉让巴学位。这批等待了太久的学僧大都已迈人古稀之年,是“格西拉让巴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批”。
　　时年73岁的晋美扎巴也是其中之一。从此他的姓名前多了“格西”二字。
　　“在安定的社会形势下恢复格西考试,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也让许多普通僧人有了明确的目标。”晋美扎巴说。
　　“继承历史”
　　几乎所有和恢复格西考学制度有关的人——负责恢复事宜的政府官员、充当顾问的宗教学者,以及参加考试的高僧——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格西制度的恢复首先是在“继承历史”。
　　1409年藏历正月,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发起传昭大法会,通过大规模辩经活动遴选格西拉让巴。1625年,第四世班禅在当年的传昭大法会上正式开创格西拉让巴制度。
　　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这项学位制度主要为补充政教合一的高级僧职服务,考试也由噶厦政府直接操作,程序繁多。一名活佛的回忆录里,就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格西拉让巴考试中亲自把关、亲自监考的记载。民主改革后格西考试才剥离其“科举”色彩,成为纯粹的佛教学术学位。
　　甘丹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巴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上世纪60年代时通过考试的西藏惟一的格西拉让巴学位获得者——色拉寺的强巴益西,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非常受人尊重。“人人都知道色拉寺有位格西,政府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方面的会议者隧请他参加。”
　　“正因为有这些历史的积淀,学经僧人才对恢复格西考学制度有强烈的愿望。”负责格西学位恢复的自治区民宗委宗教二处处长向秋次旺说。
　　他告诉记者,格西考试中断后,他常常听到僧人抱怨“学习没有目标,缺乏追求”,“恢复格西考试也是顺应广大僧人的要求。”他说。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五大教派中最晚兴起的,但现在僧人和寺院的数目占西藏的一半左右,在拉萨更是占到七成以上。
　　“恢复格西考试能够提高僧人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学经气氛。”西藏社科院宗教所教授西尼崔臣说。
　　经由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提出申请,自治区民宗委从2002年开始启动恢复学位的准备工作,2003年1月自治区政府出台具体恢复办法后此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然而,问题出现了——16年过去了,现任政府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经历过往届的考试。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程序是怎么样的,怎么操作,可以说没有一点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向秋次旺说。
　　为此,自治区专门成立了一个由16名活佛高僧和知名学者组成的考评委员会,他们当中不少人经历过格西考试,为考试的恢复工作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对于恢复后的考试,我们有个目标,就是现在的格西水平一定要比以前的高,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向秋次旺说。
　　参加考试的僧人会发现,恢复后考试的内容除了铁打不动的“五部大论”外,新增加了藏文语法的笔试科目。
　　向秋次旺解释说,格西考试也要适应新的社会,不能把旧的一套照搬过来,以前对格西的要求比较单一,只需要辩经时能说会道就行了,现在我们还希望他们有能力著书立说,同时藏文语法也是僧人深入理解经书的必要条件,“藏语功底不好就不可能有深厚的佛学造诣。”
　　“辩”出来的最高学位
　　和学校课堂上正襟危坐的学生迥然不同,27岁的拉萨色拉寺僧人写然上课的时候几乎达到了手舞足蹈程度。
　　面对端坐着的同学,写然摆出一副击剑选手的架势,口中飞快地进出一连串没有语调的藏语句子。他一会儿摸头作苦思状,一会儿又冷不丁地猛拍一下自己的手掌,要是真正激动起来,他甚至会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
　　这只是色拉寺一堂辩经课上常见的情景。每天下午3点一过,寺里的学僧便聚集到辩经场,两人一组,一人站着发问,一人坐着应答,就藏传佛教的教义展开激烈的辩论。两百多名僧人把一千多平方米的辩经场占得满满的,彼此之间除了言语交锋,偶尔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场面甚为火暴。
　　“辩经的惟一目的是追求真理。为了真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六亲不认,这里没有人会介意。”写然说。这些僧人每日践行的信条像辩经场内参天的古木一样恒久不变。
　　与大学里的博士生通过论文展示其学术水平不同,格西拉让巴考试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辩经,这一佛学最高学位几乎是靠僧人的一张嘴“辩”出来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视辩经为学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学僧掌握佛法、明晰教义的主要手段。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每天都要练习辩经,除此之外,每年藏历11月最寒冷的时候,三大寺还会选派学习较好的僧人会聚在拉萨近郊的绛饶朵寺,展开为期近一个月的露天辩经。在这个类似武侠小说中比武大会的场合,三大寺最顶尖的僧人
　　通过辩经相互比拼,“谁高谁低,一辩便知”。
　　“白马是不是马”,“看到了远处的烟,能不能断定那里着火了”,“人脸上的器官为什么按照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的顺序排列”——甘丹寺僧人阿旺向记者举出了这些看似与佛法无关的辩题,而这些辩题恰恰是辩经中僧人们激烈讨论的内容。不少藏族小孩在观看辩经时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化的辩题一旦辩到深处,就成了在佛教哲学和世界观层面上的艰深探讨。经由这样一个辩论过程,学僧才能厘清义理上的犹疑,“以佛法的正见,破除邪见”。
　　随着格西学位考试制度的恢复,西藏僧人的学经热情也开始再度升温,各寺的辩经场面也更加热烈。
　　从经书到“铁棒”
　　色拉寺僧人洛桑林旦今年刚好40岁。3月22日,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殿前,洛桑林旦从中国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珠康·土登克珠活佛手中接过一个红封皮的证书,成为格西考学制度恢复后第二批格西拉让巴学位的获得者。
　　和他同批获得格西头衔的僧侣,平均年龄已经从第一批的70多岁下降到44岁。
　　从17岁出家到40岁获得这一藏传佛教显宗的最高学位,洛桑林旦一共苦读了23年。相比不少年逾花甲才获得学位的僧人,他的速度令人羡慕。
　　在色拉寺,学经班从低到高共分13个等级,僧人按照《释量论》、《现观庄严论》、《人中观论》、《戒律论》和《俱合论》的顺序依次学习“五部大论”,到一定的年限便自动升级,升至最高班需要20多年,格西拉让巴的候选人就在最高班中产生。
　　色拉寺管委会佛事室格列介绍说,虽然学经班不设留级制度,但因为跟不上课程进度自愿放弃多年苦读成果的僧人不在少数。
　　“另有一些僧人历经辛苦读到最高班,却没有机会考格西,在那里终老一生。”他说。
　　升入最高的班级之后,洛桑林旦多次通过辩经展现自己的佛学水平,在寺内开始小有名气。去年,色拉寺管理委员会开会研究后决定派洛桑林旦和另一名高班僧人坚材群培参加区内的格西拉让巴终考。
　　“僧人的佛学水平早已在辩经中为大家所知晓,获得推荐的候选人是寺内学僧中公认的最高水平。”格列说。
　　去年9月,洛桑林旦和其他6名候选人聚集在哲蚌寺,参加格西拉让巴的预考,结果七名实力相当的候选人全部获得格西拉让巴学位,并在今年3月大昭寺的立宗仪式上拿到了学位证书。
　　“考取格西学位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崇高的荣耀。作为一名僧人,更重要的是弄懂佛学经典的含义,求得对佛学问题的深刻理解。”洛桑林旦告诉记者。
　　洛桑林旦和他的一名学徒住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除了两张床和一个大书柜外,几乎没有其他摆设。
　　披着红色僧衣的洛桑林旦身上最显眼的就是戴在左手腕上的金属手表。获得格西学位之后,洛桑林旦威望大增,很快就被选为寺院宁抢的格贵。这一俗称“铁棒喇嘛”的僧职类似学校的教导主任,每天的任务是维持学经班纪律、惩戒违规僧人。他的手表就是用来掌握作息时间的。
　　“上课迟到的僧人,按规定要罚款10元,有时我还真不好意思下手。”洛桑林旦笑着说。这位熟读“五部大论”的高僧似乎还未完全适应从手捧经书到手持“铁棒”的身份转换。
　　虽然现在的格西学位制度已经与寺院僧职的选拔脱钩,但获得格西学位的僧人会因为其威望在寺内比较容易得到僧职。“就像外面领导干部的选拔一样,业务强就比较容易往上走。”格列说。
　　“苦修精神不能丢”
　　在色拉寺,记者从僧人赤列那里看到了需要花费二三十年才能学完的“五部大论”经书——五部书的合订本也只有300多页。
　　“书里字字珠玑,句句精粹,一旦展开论述内容非常繁复,需要很深的理解才能够看懂。”赤列用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
　　从这五本印度人编著的经书诞生之日起,后代的学者就不断对其加以注释、解读,“佛只要说一句话,后人就能作出一大篇文章来。”赤列说。这些解读当然也都列入僧人的学习范围。
　　色拉寺的学僧每天6点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就开始诵经,9点分班听经师讲经直到中午。下午3点至5点全寺僧人聚集在辩经场参加一对一的辩经,每周二、四、六晚上还要进行3小时的集体辩经。剩余的时间僧人就在僧舍里自学,或找经师为自己答疑解惑。每周只有周日才能休息,一年中,除了藏历新年放假3天,八月的雪顿节放假7天,其余都要上课。
　　当然,学经与否是僧人可以自己决定和选择的事。入藏访求藏传佛教的汉族人邢肃芝在其著作《雪域求法记》就这样写道:“(拉萨)三大寺的生活与汉地寺庙大不一样,这里没有人约束你,也没有人会督促你去上殿学经。学不学,怎么学,完全是你自己的事。”
　　渐渐的,佛学象牙塔内的学经生活开始受到外界社会的影响,“学经即人生”的生活模式也在哨然改变。
　　和外界接触多了,一些僧人感到知识面狭窄,就在寺外的夜校报了汉语班、英语班,给自己充电。僧人尼玛正珠就是甘丹寺里的一位英语高手,曾经专门去北京接受英语培训,寺院每次接待外国访问团的时候都由他充当翻译。“时间安排得好的话,不会对学经有影响。”他说。
　　家境比较宽裕的僧人还把电脑搬进了僧舍。在色拉寺,年轻的僧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
　　世界杯期间,哲蚌寺有电视的僧舍总是最热闹的场所。“世界杯后期的比赛,我几乎一场都没落下。”球迷云丹林措说。
　　“甘丹寺不少僧舍里有电视。按规定寺院是不能看电视的,但是我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是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甘丹寺寺管会副主任巴桑说。
　　拉萨佛协秘书长旦曲告诉记者,和以前的学经人一门心思钻研佛经不同,现代的僧人确实需要掌握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更好地与外面的人对话交流。”他说,“但是不管怎样,藏传佛教僧人特有的苦修精神是不能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