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唐代僧诗中的文字观
　　萧丽华 吴静宜
　　内容提要 禅重视的是能所俱泯的体验，打破日常性的二元对立；而语言文字是
　　二元世界下的产物，历代佛经中的文字观有小乘禅的离文字相，也有大乘不二法，文
　　字与道合一的观点。禅宗初期藉教悟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仍可依傍经教，达摩之
　　后，教禅分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门宗风已然有不同的面貌，然而到宋代何以
　　产生文字禅?唐代诗僧的文士化，可能是其重要原因。本文纯以唐代诗僧的诗作作
　　为观察素材，探讨诗僧们如何促成诗禅合一的文化走向。全文分五节，主要集中在讨
　　论佛经中的文字观，以归纳大乘方便法与般若不二法的成因；其次分析诗僧的文字
　　观，以观察诗僧从诗禅相妨到诗禅融合的演变样态，唐代诗僧的努力，终于促成唐宋
　　两代文人与僧人在诗与禅的天地上安身立命。
　　关键词 文字禅 诗僧 诗禅融合 诗魔
　　一、前言
　　宗教语言面对的是“实在界”(reality)与日常性之间，正如维根斯坦(L. Wittgenstein)所说：“有些事物无法放人语词中；它们是神秘之物”。禅宗初期“藉教悟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仍可依傍经教，达摩之后，教禅分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门宗风已然有不同的面貌。禅宗如何不依傍文字来呈显“涅架妙心”、“实相无相”?所谓文字，其内含包括那些?在唐代诗歌文学发展臻于上乘，无论僧俗莫不吟咏诗作的时代，僧人如何看待与小乘律法歌咏声舞障相矛盾的文学创作?这都是禅宗发展史上耐人寻味的问题。
　　诗僧一词出现在中唐时期大历年间，《全唐诗》录诗僧115人，诗作2800余首，这反映中晚唐僧俗，已逐渐摆脱小乘戒律僧人不可歌咏的束缚。其中又以皎然、贯休、齐己为大家，三人的诗作多达1920首，居全唐僧作百分之七十。皎然本身也由一开始认为诗歌如小乘佛教所言会妨碍修道禅定，到调整心境，认为诗歌不会妨道，因而开始积极投入诗歌的创作。因此，以唐代诗僧之诗为观察起点，正足以看出“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是如何在同一禅师身上得到统一，有唐一代，这批诗僧是如何使禅与诗结下不解之缘。
　　本文纯以唐代僧人的诗作作为观察素材，探讨唐代诗僧们如何依违于不立文字与诗歌吟咏之间，如何在小乘佛教律法与大乘空义之间摆荡，藉以推测出此一现象对诗论的发展与北宋“文字禅”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从禅宗史来看，禅之不立文字，其“文字”至少有经典、名相、语言文字、世智外典与诗文创作等不同意涵，本文同时也兼为观察佛典与僧诗中此“文字”之指涉。
　　二、佛经中的文--T-观
　　禅重视的是能所俱泯的体验，打破日常性的二元对立；而语言文字是二元世界下的产物，学术界从1953年胡适与铃木大拙在《东西哲学》中的论战，已经开展此一道与语言，非逻辑与逻辑之争。足见二元性思惟走向概念建构与逻辑表述，确实与“直指本心”有很大的背离。然而，纵览历代佛经中的文字观，可以了解佛经传人中国后，经过酝酿，逐渐融合成中国式的佛教，其无相实相的根本思想，也由原本的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变。从经典传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期不管是古印度传统佛法典籍或从达摩到六祖间的禅宗文献，均认为文字、语言是体现道的障碍。
　　1．般若离文字相，文字为魔事
　　《杂阿含经》卷四十七中记载佛陀对比丘的叮咛：
　　当来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闻如来所说修多罗，甚深、明照、空相
　　应、随顺缘起法，彼不顿受持，不至到受，闻彼说者不欢喜崇习；而于世间众杂异论、文
　　辞绮饰、世俗杂句，专心顶受，闻彼说者欢喜崇习，不得出离饶益。
　　《杂阿含经》为古代印度的传统佛典，佛陀在其中表明了佛家一惯的文字观，认为追求文字易陷入文辞绮饰的迷障，不如专心领略佛法的真谛。《百喻经》卷四也认为佛法如苦药，应绝弃文字戏笑的表层，云：
　　此论我所造，和合喜笑语，多损正实说，观义应不应。如似苦毒药，和合于石蜜，
　　药为破坏病，此论亦如是。……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
　　之。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卷上也说：
　　波斯匿王白佛言：十方诸佛一切菩萨，云何不离文字而行实相?佛言：大王，文字
　　者，谓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有、论议，所有宣
　　说、音声、语言、文字、章句，一切皆如无非实相。若取文字者，即非实相。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指出了文字的多元样态，如言说、章句、音声、譬喻、偈颂等等，而这一切皆非道的实相，诸佛菩萨藉文字传道，然而并不由文字来现道。《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O九更认为执文字宣说书写是为“魔事”：
　　若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
　　波罗蜜多，彼依文字执着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何以故?于此般若波罗
　　蜜多甚深经中，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无文字，色乃至识亦无文字，广说乃至
　　一切相智亦无文字，是故不应执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言一切相智亦无文字，执著文字是为魔事，反而障碍般若的体悟。《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二说：
　　般若波罗蜜多非文字可得，所有文字但为显示此法门故，而般若波罗蜜多离文字
　　相，毕竟于文字中求不可得。若有人作是言：我书文字即是书写般若波罗蜜多。须菩
　　提，此因缘者，应当觉知是为魔事。
　　传统经教咸认为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书写，单靠文字是不能完全体现实相的，而且强调一落人文字反而离开道的本质，因而千万不可从文字中求道，若执着于文字，则是魔事。般若学本来就主张万法虚妄，世界虚空，“譬如鸟飞虚空无有迹，菩萨句义无所有亦如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句义品》)如此的般若观更是禅宗之基础。禅宗典籍中有关破名相，破执着，“涅架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观点更是不计其数。达摩祖师所侧重的《楞伽经》卷二说：
　　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
　　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若展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二祖惠可也有一段譬喻：
　　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
　　……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三祖僧璨《信心铭》说：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四祖道信曾言：
　　学用心者，要须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后乃当为人师耳。复内外相
　　称，理行不相违，决须断绝文字语言。唐法海和尚《六祖大师缘记外记》也说：
　　达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卢祖六叶正传。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日：此
　　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
　　传统佛教的文字观主要认为过于拘泥文字语言，容易落人文字语言的迷障，因而反对文字。然而大小乘经典，三藏十二部，文字何其繁浩!禅宗祖师早已意识到文字的局限性，因此从达摩到弘忍一直是禅灯默照，不出文记。慧能更是出以顿法，不落文字。学者认为，禅宗所修的禅是祖师禅，在一切经教以外，别树一帜，更是不藉文字以显说一切教法，与其他各宗教法迥然不同，因此独称“宗下”。然而从达摩到慧能也一直未曾离开经典文字，主要因为经典是佛与祖师“自性动用，共人言语”者。
　　2．不离文字，文字与道不二
　　在大乘佛典中也有不少借文字言说为方便法门的主张，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七：
　　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所谓文字算数，图书印
　　玺，地水火风，种种诸论，咸所通达。又善方药，疗治诸病，颠狂干消，鬼魅蛊毒，悉能
　　除断。文笔赞咏，歌舞伎乐，戏笑谈说，悉善其事。又卷五二：
　　佛子，诸佛菩提，一切文字所不能宣，一切音声所不能及，一切言语所不能说。但
　　随所应，方便开示。……知一切法，涅架性故。一切文字，一切言语，而转法轮。如来
　　音声，无处不至故。……佛子，譬如一切文字语言，尽未来劫，说不可尽。佛转法轮，
　　亦复如是。一切文字，安立显示，无有休息，无有穷尽。佛子，如来法轮，悉入一切语
　　言文字，而无所住。
　　《华严经》认为法不离文字语言，佛法藉由音声、文字来传达书写一切法，藉由一音或一切音来了解一切法。固然一切文字一切音声无法传达所有的佛法，然而为了方便开示，仍然藉由一切文字一切音声来传达。菩萨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应善加学习世间技艺，包括文笔赞咏、歌舞伎乐、戏笑谈说，以诠释佛法，为众生开出一条方便法门。《究竟大悲经》卷三云：
　　佛告水行天子树音天子日：一切言教心相是本，一切文字身相是体。身相为实。
　　寻教会理者，穷其心生住灭，名为寻教会理。文字即解脱用者。诸根真照圆寂，寂照
　　照寂，同尘无染，名为文字即解脱用。
　　《究竟大悲经》将文字视为道，认为文字是解脱用，虽然心是根本，但文字亦是实体，所以文字即可等同于参道的方式之一。《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卷一云：
　　般若即慧也，为显此法故，遗言成教。教即文字。般若即观照、实相二般若也。
　　今约佛论故，通法教俱名般若也。
　　《金刚经》般若智，因佛陀遗言而成宗教，佛之遗教即文字，佛论即法，通“法”“教”文字俱名般若。
　　除了经典本有的主张外，自从《维摩诘所说经》在中土广受知识份子喜爱后，一股文字与道“不二”的风潮已悄然在文人间展开。《维摩诘经·观众生品》说：“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又说：“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维摩诘经》认为解脱者无所言说，强调能够破除执着是无离文字。由此我们可知《维摩诘经》的文字观已由言语皆背道转变为文字与道不二。
　　这条大乘菩萨方便门与居士风潮不二门成为禅宗宗门走向“文字禅”的理论根据。禅林中从慧能已开出三十六对法，《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说：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通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 自性动用，共人
　　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
　　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
　　慧能指示人语言不着语言相，人空不着空的言说方式，“对法”无疑是不可说的接引妙法。慧能以后，一花五叶，南岳系强调“说是一物即不中”，但其宗门与白居易同时的惟宽禅师则认为“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至于青原行思一系，对文字的态度恐怕更是宽松，传行思法系的石头希迁著有五言偈颂的《参同契》、洞山良价留有《玄中铭》、云门文偃有“三句语”……，这也正是《宗镜录》卷一所石：
　　若云即文字无相，是常见；若云离文字无相，是断见。……但亡即离断常，四句百
　　非，一切诸见，其旨自现。
　　《宗镜录》开头便说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然而重点在“亡即离断常”。由达摩祖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来体道的方式，最后终于逐渐转为语言文字虽不等于涅架，但没有文字亦无法传达佛法，因而只要能够不落于言诠、不迷于文字，便可藉由文字而得道。宋代永明延寿禅师因此总结说：“言为人道之阶梯，教是辩证之绳墨”。
　　《碧岩录》代表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方向，由初期禅宗不立文字的参悟，走向大立文字的文字禅演变。慧洪的《石门文字禅》因此反对把文字与禅割裂开来，他的《临济宗旨》说：“言通大道”，《冷斋夜话》因而成为诗禅一体的标帜。《冷斋夜话》卷六云：“唐僧多佳句，其琢磨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谓之象外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由此可见慧洪得自于唐代诗僧诗之一斑。
　　三、诗僧文字观的三种样态
　　从经典的文字观及禅宗史发展的过程，来检视唐代诗僧作品中所透显的文字态度，可以看出般若与文字之间离合的样态。透过《全唐诗》中寒山、拾得、灵一、皎然、归仁、修雅、贯休、齐己、尚颜等僧人之诗作，可发现唐代诗僧的文字观由一开始的不立文字到慢慢转变为接受文字。而这之间的转变，实由于僧人在不同时刻，对于道的境界体会有高下之不同所致。其离合于文字与般若之间的心迹，大致可分别为：诗为外事、诗禅并举、诗禅合一三类。
　　1．诗为外事
　　所谓诗为外事，是指诗僧们认为文字无益于道。例如寒山《诗三百三首》云：
　　世有聪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艺越诸君。神气卓然异，精彩超众群。
　　不识个中意，逐境乱纷纷。(其105)
　　报汝修道者，进求虚劳神。人有精灵物，无宇复无文。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
　　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其177)
　　读书岂免死，读书岂免贫。何似好识字，识字胜他人。丈夫不识字，无处可安身。
　　黄连愠蒜酱，忘计是苦辛。(其205)
　　我见利智人，观者便知意。不假寻文字，直入如来地。心不逐诸缘，意根不妄起。
　　心意不生时，内外无余事。(其295)
　　从寒山的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寒山认为“勤苦探幽文”的聪明土，尽管“六艺”超群，毕竟只是逐境纷乱，并不可取。终究世智聪明，饱读诗书，仍无法超离生死，比不上忘怀苦辛的白丁。“利智人”常常在文字中钻营，心随境转，只有“不假寻文字”，排除“进求虚劳神”，才能善保道根。由此可知，寒山的文字观，文字包括六艺典籍及起落的外境，因此，文字相对于明心见性来说，有如尘埃。拾得也有一诗说：“世有多解人，愚痴学闲文。不忧当来果，唯知造恶因。”(《全唐诗》卷八O七)世人学文虽然见多识广，对出离生死苦海仍无帮助。
　　皎然《哀教》诗中提到“本师不得已，强为我著书。知尽百虑遣，名存万象拘。”(《全唐诗》卷八二O)这首诗中皎然认为文字会局限万象，只在文字上作虚功，无益于道。显然皎然眼中的文字是属于名相经典，因为他体认到释迦本师不得已而强著经书的意含。皎然另一首《杂兴》云：“吾观谈天客，工言丧其精。万物资广庇，此中何有情。若为昧颜跖，修短怨太清。高论让邹子，放词征屈生。请从象外推，至论尤明明。”(《全唐诗》卷八二O)诗中侧重象外的真理，对广资博论，高论放词的人间世智有超越之想。
　　唐代诗僧中反对经论与文化知识者也大有其人，例如贯休《长持经僧》诗云：“唠唠长夜坐，唠唠早起。杉森森，不见长。人声续续如流水，枞金挣玉。吐宫咽征，头低草木。手合神鬼，日消三两黄金争得止。而槁木朽枝，一食而已。伤嗟浮世之人，善事不曾入耳。”(《全唐诗》卷八二六)《怀二三朝友》诗云：“我昔读诗书，如今尽抛也。只记得田叔孟温舒，帝王满口呼长者。”(《全唐诗》卷八二八)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求朝列名位的反省，对只持经不见道的僧人的提醒。
　　综合看来，这些反对文字的诗作中，文字与般若都是相背相妨的，其文字有时指世间学问，有时指屈赋文词，有时指尘念心思，也有指经典名相者。
　　2．诗禅并举
　　前引寒山、皎然、贯休均为唐代僧人中的龙像，其修行境界想必已出尘象外，因此他们才持有诗为文字外事的视野。对唐代大多数的诗僧来说，诗禅一直是他们矛盾、犹豫、彷徨的二元世界。因此他们的诗作中，诗禅并举的样态颇多，透露出他们在文字和般若之间努力融合的痕迹。所谓诗禅并举，是他们在坐禅与作诗、禅玄与诗妙、禅心与诗情、禅空与诗寂之间的对比。
　　归仁《自遣》诗云：“日日为诗苦，谁论春与秋。一联如得意，万事总忘忧。雨堕花临砌，风吹竹近楼。不吟头也白，任白此生头。”(《全唐诗》卷八二五)《酬沈先辈卷》诗云：“一百八十首，清泠韵可敲。任从人不爱，终是我难抛。桂魄吟来满，蒲团坐得凹。先生声价在，寰宇几人抄。”(《全唐诗》卷八二五)诗中透露他对吟诗的喜爱难以抛却，苦吟白头和蒲团凹坐，均是他醉心以赴的两大胜事。齐己也有相同的心境，其《酬微上人》诗云：“古律皆深妙，新吟复造微。搜难穷月窟，琢苦尽天机。”(《全唐诗》卷八三八)《荆渚逢禅友》诗云：“闲吟莫忘传心祖，曾立阶前雪到腰。”(《全唐诗》卷八四六)《遣怀》诗云：“诗病相兼老病深，世医徒更费千金。”(《全唐诗》八四六)《寄蜀国广济大师》诗云：“禅心尽入空无迹，诗句闲搜寂有声。”(《全唐诗》卷八四六)这些诗中，齐己于苦吟穷搜或闲吟寂声之余，总不忘以禅心来自我提醒，有时感慨这种“诗病”恐怕越老越深了，这意味着齐己在诗禅之中的矛盾。另外如尚颜《自纪》诗云：“诸机忘尽未忘诗，似向诗中有所依。”(《全唐诗》卷八四六)也都留有诗禅融合中重要的痕迹，我们留在第四节再进一步讨论。
　　唐代诗僧中诗禅并举的型态里，有很多都与酬作有关，诗僧们用诗禅并举的方式来赞美文士，或者以禅胜于诗的方式来勉励文士，仍然留有般若离文字的心理样态。例如皎然《答苏州韦应物郎中》诗云：“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荡漾学海资，郁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吟之向禅薮，反愧幽松声。”《答俞校书冬夜》诗云：“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迥。子真仙曹吏，好我如宗炳。……诗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静。若许林下期，看君辞簿领。”《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上人房论涅架经义》诗云：“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翻译推南本，何人继谢公。”(前引皎然诗见《全唐诗》卷八一五)这些诗中，皎然酬答韦应物时，一方面赞美他诗作英郁，一方面又以“脱略文字累，免为外物撄”自持，恐怕吟诗会愧对幽松。答俞校书时，则赞美俞校书的禅法精深，诗中透显禅境，却又以“空性惟寂静”来招徕俞校书林下相期。秋日和卢使君诗中隐然有诗情难臻法性，文人之中难有第二个谢灵运的怅憾。在皎然心目中，其先祖谢灵运之诗与禅足为后世文士表率，有《述祖德赠湖上诸沈》(《全唐诗》卷八一六)为证。齐己《答禅者》：“吟莫学汤从事，抛却袈裟负本师。”(《全唐诗》卷八四六)也是持着般若超过文字的态度来劝勉禅者，不要如南朝的汤惠休般弃僧从文。
　　3．诗禅合一
　　从经典离实相言说的角度来看，诗是外事；从禅宗“借教悟宗”到“教禅分立”的角度而言，诗禅并举可能显示诗僧心中极大的矛盾；然而从大乘方便法与般若不二法的体现来说，诗禅合一正是诗僧们智慧的展现。所谓诗禅合一，指诗可以证道，道可以藉由诗来体显。文字与道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相一体的。唐代诗僧多数已有这方面的体认。
　　寒山《诗三百三首》(其141)：“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着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其302：“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拾得《诗》(其3)：“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缓缓细披寻，不得生容易。依此学修行，大有可笑事。”(《全唐诗》卷八O七)天台三圣中的两位圣者，显然已经把诗和禅视为一体，其诗如偈，只有上贤才能会解。再如皎然《酬崔侍御见赠》诗云：“儒服何妨道，禅心不废诗。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疑。”(《全唐诗》卷八一五)《酬秦山人赠别二首之二》诗云：“谁知卧病不妨禅，迹寄诗流性似偏。”(《全唐诗》卷八一五)《酬张明府》：“爱君诗思动禅心，使我休吟待鹤吟。”(《全唐诗》卷八一九)《支公诗》：“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全唐诗》卷八二O)《偶然》：“乐禅心似荡，吾道不相妨。独悟歌还笑，谁言老更狂。”(《全唐诗》卷八二O)皎然在破除小乘律仪束缚之后，也已经能说出诗与禅不相妨害的种种看法。特别在其评价支遁的诗中，推许支遁了无凡情，又能佳句纵横，是僧人中诗禅融合的典范。贯休虽然曾有诗魔的执着，但最终对诗歌能示禅，颇为肯定。其《偶作》诗云：“十载独扃扉，唯为二雅诗。道孤终不杂，头白更何疑。”(《全唐诗》卷八二九)《怀武昌栖一》诗云：“得句先呈佛，无人知此心。”(《全唐诗》卷八三O)《春送禅师归闽中》诗云：“傥为新句偈，寄我亦何妨。”(《全唐诗》卷八三O)《桐江闲居作》诗云：“诗琢冰成句，多将大道论。”(《全唐诗》卷八三O)《喜不思上人来》诗云：“瓶担千丈瀑，偈是七言诗。”(《全唐诗》卷八三一)《寄山中伉禅师》诗云：“万缘冥目尽，一句不言深。”(《全唐诗》卷八三一)贯休曾十年岩扉，却不废二雅诗，每得佳句先呈佛知，与禅诗道友，常诗偈酬作。他认为诗可以传大道，一句之中有不言的禅寂深境。齐己也有诗魔的挣扎，但最终也能肯定诗禅的一致性，其《寄郑谷郎中》云：“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全唐诗》卷八四O)《中春感兴》云：“诗通物理行堪掇，道合天机坐可窥。”(《全唐诗》卷八四四)《夜坐》诗云：“月华澄有象，诗思在无形。”(《全唐诗》卷八三八)《咏怀寄知己》诗云：“已得浮生到老闲，且将新句拟玄关。”(《全唐诗》卷八四五)《答献上人卷》诗云：“珍重南宗好才子，灰心冥目外无妨。”(《全唐诗》卷八四六)《酬光上人》诗云：“禅言难后到诗言，坐石心同立月魂。”(《全唐诗》卷八四七)这些诗中齐己显然已经体会到性灵与诗思无形无象的一致性，偶尔也以诗来拟玄关，以衲衣袖诗篇，他认为诗是不会妨害灰心冥目的禅修，这正是南宗禅的本色，而且也只有诗这种语言，才能传达禅难言的境界。
　　四、诗与禅融合的轨迹
　　以上我们得知文字观的转变随着佛教进驻人心越久，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便越深，而中国式的佛教观与古印度佛教并不相同。古印度小乘佛教视诗歌舞艺为魔事，强调追求个人自我解脱，认为惟有灰身灭智方能证得阿罗汉果。然而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后，小乘难以契合中土众生，大乘佛教反而广受欢迎。大乘佛教强调普渡众生，修持成佛，以建立佛国净土，菩萨道与不二门尤能接纳诵经吟咏，以助佛事。在此蜕变的轨迹中，佛典本身也由古印度小乘法否定文字的观点，过渡到中观大乘法肯定文字的方便门；禅宗宗门更有由“藉教悟宗”到“莫读经”、“不出文记”再到“不可离文字语言”的文字禅路径。其关键期正在中晚唐时期。因此，中晚唐诗僧与文人在此便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诗僧，他们常在不得不做诗歌文学的痛苦中挣扎。属于小乘佛法的观念使他们认为任何的语言文字都是障碍佛法的魔事，于是，诗僧们在寻求摆脱文字与解脱人道的过程中，作品里充斥不少诗魔、诗癖等自我省思的有趣现象。
　　何谓诗魔?佛教将人们任何欲求的念头视为魔(梵语mara)，因而要禅定以降魔。前引经典中也有视文字为“魔事”之说。诗僧徘徊于文字与离文字之间，对自身仍嗜诗之痴，也常有诗魔的省思。最近，彭雅玲曾全面考索此一问题，认为所谓诗魔所指乃诗文足以扰乱身心，障碍善法，破坏胜事，夺取慧命。其原因与小乘传统及僧人律仪有关。昭慧法师则认为《四分律》属原始佛教律仪，到部派佛教时期已有“以音声为佛事”的趋势。白衣居士习禅尚且每每有这种矛盾感，何况身被律仪的僧人。诗魔二字见于诗中，始于白居易《闲坐》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全唐诗》卷四四O)诗中提到诗魔是他学法以来唯一销蚀不去的心念，诗歌创作的欲求使他的内心无法平静，每逢风月，便忍不住一吟。《醉吟二首》中也表示“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全唐诗》卷四四二)。《与元九书》则曾提及“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何也?”在美景与心灵的感动契合下，爱诗的人每不得不吟咏。相对于体悟佛法中空寂的美感，常产生两相妨碍的疑惑。这也正是唐代诗僧心中常有的矛盾。除了诗魔之外，另有诗癖、诗业、诗债、诗病等词汇都产生了。
　　据僧传记载，皎然在贞元五年曾移居东溪草堂，“屏息诗道”，认为作诗“适足以扰我真性”而辍笔，后经御史中丞李洪开导“奈何学小乘褊见，以夙志为辞邪?”才又复笔。皎然虽然没有用诗魔二字，其诗禅离合的心迹在上节中，我们也已经看到。而唐代诗僧中，最早提及诗魔二字应该是贯休《读顾况歌行》诗云：“始觉诗魔辜负我。”(《全唐诗》卷八二七)《寄赤松舒道士》诗云：“诗魔不敢魔。”(《全唐诗》卷八三O)《秋晚野居》诗云：“诗魔象外无。”(《全唐诗》卷八三二)齐己《尝茶》诗云：“味击诗魔乱。”(《全唐诗》卷八三八)《自勉》诗云：“分受诗魔役。”(《全唐诗》卷八三八)《喜干昼上人远相》诗云：“只合听诗魔。”(《全唐诗》卷八三九)《静坐》诗云：“诗魔苦不利。”(《全唐诗》卷八四O)《爱吟》诗云：“又被诗魔恼竺卿。”(《全唐诗》卷八四四)从这些诗中，可见贯休有对治诗的高姿态，诗魔似乎扰乱不了他。而齐己虽然保持诗僧的醒觉，却常受诗魔干扰，不得清静。显然齐己仍不肯认同诗是余事而已，他一面埋怨诗魔，一面又肯定诗可以助禅。其《寄郑谷郎中诗》诗云：“还应笑我降心外，惹得诗魔助佛魔。”(《全唐诗》卷八四五)他一直在揣摩诗禅二者离俗、无形、无心的妙合关系。最后在其《寄文秀大师》诗中，提出诗与禅等事的看法。他还以诗禅与吟僧互勉，例如《寄怀江西僧达禅翁》、《寄普明大师可准》、《勉诗僧》(《全唐诗》卷八三九、八四O)等等。
　　唐代的诗僧在经过诗魔的考验之后，往往已能在诗与禅之间出入自得，在般若与文字之间相济为用，从而展开以诗僧的角色参与品诗、论人或借用诗语来传达禅境。
　　1．以诗品诗、论人
　　皎然《读张曲江集》诗云：“相公乃天盖，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颓靡，绎思何纵横。春杼弄缃绮，阳林敷玉英。飘然飞动姿，邈矣高简情。……理精识何妙，昔年歌阳春。”(《全唐诗》卷八二O)诗中皎然对开元贤相张九龄的诗思纵横，禅理精妙，有一番缅想。贯休也读唐人诗作，其《读孟郊集》诗云：“东野子何之，诗人始见诗。清刳霜雪髓，吟动鬼神司。举世言多媚，无人师此师。因知吾道后，冷淡亦如斯。”(《全唐诗》卷八二九)对孟郊谢世留下霜雪般的诗作，贯休有一番“道”的联想。对方外之士能诗者，贯休的悼念也很深，其《哭灵一上人》诗云：“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全唐诗》卷八二七)突显灵一上人是经论文章之俊杰，足以僧史留名。贯休对灵一的哀悼，也在齐己对贯休的肯定中再现。齐己《闻贯休下世》诗云：“吾师诗匠者，真个碧云流。争得梁太子，重为文选楼。”(《全唐诗》卷八三九)诗中推崇贯休是诗匠，足以抗衡昭明太子。《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诗云：“白莲塔向清泉锁，禅月堂临锦水开。西岳千篇传古律，南宗一句印灵台。”(《全唐诗》卷八四五)对禅月大师贯休留在当时的《西岳集》给予诗和禅结合的最高评价。对方内的宦者，齐己也常融合儒释诗骚相与推许，例如《怀金陵李推官僧自牧》诗云：“秣陵长忆共吟游，儒释风骚道上流。”(《全唐诗》卷八四六)《酬湘幕徐员外见寄》诗云：“诗同李贺精通鬼，文拟刘轲妙人禅。”(《全唐诗》卷八四六)齐己也嗜读唐人诗集《读李贺歌集》、《读李白集》(《全唐诗》卷八四七)，二诗均对李白和李贺诗作赞叹人微。齐己自己的诗也深得诗僧道友的赞叹，如尚颜《读齐己上人集》诗云：“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古雅如周颂，清和甚舜弦。冰生听瀑句，香发早梅篇。想得吟成夜，文星照楚天。”(《全唐诗》卷八四八)怀浦《赠智舟三藏》诗云：“岳雪当禅暝，松声人咒寒。更因文字外，多把史书看。”(《全唐诗》卷八五O)僧人以外典世学降服其心的样态于此可见一斑。
　　2．以诗说经、论禅
　　僧人藉诗示道，常有无言之妙，例如寒山《诗三百三首诗》(其51首)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全唐诗》卷八O六)心似秋月皎洁，显示出寒山证道的境界，这已非一般俗物、俗言可比伦，只有诗才能无形无象的显示出来。皎然《南池杂咏》水月一诗中也显现出这种禅寂的境界，其诗云：“夜夜池上观，禅身坐月边。虚五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全唐诗》卷八二O)僧人的示道诗往往表达出空灵的意境，展现了禅与自然相通的美感与寂静，这些僧人诗禅一致的论禅诗中更显示色空不二的境界。皎然《禅诗》诗云：“万法出无门，纷纷使智昏。徒称谁氏子，独立天地元。实际且何有，物先安何存。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全唐诗》卷八二O)《禅思》诗云：“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曾未喧。嗟嗟世上禅，不共智者论。”(《全唐诗》卷八二O)这正是前述般若不二法门的显现。修雅《闻诵法华经歌》诗云：“空王要使群生得，光辉一万八千土，土土皆作黄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犹自问弥勒。我亦当年学空寂，一得无心便休息。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驴乘匪端的。我亦当年不出户，不欲红尘沾步武。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行行皆宝所。我亦当年爱吟咏，将谓冥搜乱神定。今日亲闻诵此经，何妨笔砚资真性。”(《全唐诗》卷八二五，2022页)修雅以诗来论禅，论听闻法华经的殊胜，他不仅肯定笔墨可以资真性，更认为读经胜过禅坐。齐己以诗论禅说经之作也有《赠持法华经僧》诗云：“我闻念经功德缘，舌根可等金刚坚。”(《全唐诗》卷八四七)《赠念法华经僧》诗云：“心心缘经口缘字，一室寥寥灯照地。”(《全唐诗》卷八四七)《赠念法华经僧》“万境心随一念平，红芙蓉折爱河清。持经功力能如是，任驾白牛安稳行。”(《全唐诗》卷八四七)齐己绍继远公，其诗集定名为《白莲集》，对念佛法门推崇有加，把持诵法华经视为金刚舌，可以缘经一念万境平，这是他以诗论经的典型。
　　五、结语
　　禅宗以“不立文字”为重要宗旨，般若实相以离文字言诠为究竟法。然而大乘经典开出方便法门，禅宗也由不立文字的极端，反向归于不离文字，假文字宣说的路径。尤其到北宋初期，临济宗与云门宗人，大量采用诗歌偈颂来示道，临济宗的汾阳善昭(947—1024)，有《颂古百则》、《颂古代别》，被公认为文字禅风的开创者，文字颂古诗偈与中国传统诗歌汇流合一，终于有慧洪《石门文字禅》“借言以显无言”，诗禅合一的论见产生，这在诗歌史上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唐代诗僧在此中又是居于何等重要的关键。从东汉佛经翻译以来，经典的偈颂已经在文士的歌咏中结下不解之缘：马鸣菩萨的《佛本行赞》被视为影响中国《孔雀东南飞》一类长篇诗作的重要成因；僧人能诗者在唐前也有康僧渊、支遁、慧远等，唐代僧人自不能免俗于诗国的大环境，其徘徊于语言与道，诗与禅的心路，无意间成诗禅汇流的助力。藉由唐代诗僧文字观的转变，我们得知诗歌对佛教传播与士大夫化的影响深远。明白僧人在诗魔的挣扎与诗癖的余习中，如何汇注心力浇灌诗与禅的花园。也看见了印度佛教进入中国逐渐由小乘佛教转变为大乘佛教势在必行的过程。僧人藉由偈颂诗歌、以诗言理、以禅喻诗、以禅人诗之法表现自己在悟道上的体会。而经由唐代的开展，宋代的东坡、山谷、惠洪等人因而有了惊人的成果，禅与诗之间因而紧密结合而不可分，诗成为证禅最好的工具，可藉由诗情、诗境得以体会诗人是否悟道体道。而未能接触佛法之众生亦能藉由诗文来人禅，禅法于是无所不在，正式进驻中国士人的心灵，诗与禅终成文人安身立命的天地。
　　[萧丽华，1958年生于台湾。现为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大佛学研究中心主
　　任，《佛学研究中心学报》主编。发表有《论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唐代诗歌与禅学》
　　等。吴静宜，1974年生于台湾，现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研究生，萧丽华教授国
　　科会专案《北宋文字禅与诗学的关系》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