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评董平《天台宗研究》
　　俞学明
　　天台宗之名始见于湛然之《法华经大义》，但其创宗立说，成立宗派，应于陈隋之际，由智顗即完成。是时，智者大师应和着佛教发展的真实需求，高举“教观并重”、“止观双修”之大旗，融会南北，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第一大宗派——天台宗。智顗的创宗活动体现出鲜明的圆融特点。他在思想上包纳百家，吸收了各经籍、学派的思想观点，以《法华经》为中心建立了庞大综合的理论体系；学风上，把南义北禅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止观双修”、“教观并重”的风气；创宗立说上，南北朝时期学派风行，智顗则进一步对中国佛教进行了宗派创建的尝试，率先构造了天台宗，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派；在思想的表述和阐发上，智顗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叙事方式，《法华玄义》用了七番共解(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五重玄义(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的讲述方式，《法华文句》则采用了“二门”(本、迹)、“三分”(序、正、流通)、“四种释”(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尤其是在代表其最圆满思想的《摩诃止观》中形成了“五略十广”(五略：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十广：大意、释名、体相、摄法、偏圆、方便、正观、果报、起教、旨归)的叙述方式，这些叙述方式层层嵌套，很好地表达了天台思想的圆融性。天台思想广渊而圆融，把天台宗表述出来有两大困难：其一，天台思想体系庞杂，其叙述层层嵌套，造成了抽一丝可动全身的丝网状系统，理不清则千丝万缕缠结在一起；其二，天台宗发展的历史绵久，且跌荡起伏，与其他宗派、理论的纠结深刻，加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更是为天台宗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国内天台学研究自80年代以来有了一些新尝试，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在各宗的研究中，天台的研究也算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除了论文集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梳理通史的著述，天台的脉络逐渐地呈现出来。人物传记类主要有潘桂明的《智顗评传》、张风雷的《智顗评传》、赖永海的《湛然》等，通史类主要有王志远的《宋初天台佛学窥豹》、潘桂明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朱封鳌的《中国佛学天台宗发展史》等。
　　董平先生的《天台宗研究》是近年来在天台学研究上的一部新作。全书共分七章，对于从北魏慧文、北齐慧思这些天台前期思想的传承一直到元明时期传灯、智旭等天台后学的天台宗源远流长的历史进行了简明的勾勒，时间跨度为1200多年，同时对天台宗哲学的理论构成、天台与其他宗派的关系、天台宗在日本朝鲜的流布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全书立足于现实的人生关怀，反观天台宗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与社会经济的历史运动的“相互缠结”、与其他宗派及中国本土之思想文化的历史演进之“相为互动”，试图令天台之基本学说在现实人生的“日常生活当中转换出其独特的现实价值”(393页)。站在这样的文化视角，这本梳理天台宗历史和思想的著作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首先，全书很好地把握了天台宗“会三归一”之旨。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骨。《法华经》之意图是“为令一切众生开佛知见”，因而“会三归一”，归根结底是会三乘统归于一佛乘，终究以一切众生所本具的佛之知见的终极开显为旨归。天台哲学思想体系的整体建构，自智顗始，除了理论体系的庞杂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上的融会。董平先生认为这恰恰源于作为智顗思想体系的宗骨的“《法华经》‘会三归一’之旨，在智顗那里实不仅仅体现为其教判上的某种根本主张，而且亦体现为其佛学研究上的某种贯彻始终的根本方法论”(140页)。董平先生不仅把这种深刻的领会表述出来，而且在其叙述中也尽可能地体现这种融通之旨。在董平先生的著述中，言诠时竭力以清晰为着力处，字里行间又试图透过言诠、超越言诠去表达天台教观之圆融。正如董平先生自己所说的：“所有这些分别，仅仅是为行文论述的方便而设，天台哲学的基本精神乃是圆融，分别论说的目的也仅为开显其根本的圆融精神而已。”(28页)
　　其次，在把握天台宗的理论精义的基础上，董平先生着力对一些有争议之观点进行了澄清和拣择，下面略举其中精彩之笔。
　　天台宗的传法世系，以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为二祖，南岳慧思为三祖，四祖智顗则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历陈隋两代，与陈的关系密切是有目共睹的。但与隋王朝的关系，则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董平先生以史实否证了天台宗是“智顗与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产物”，天台宗是“为统一的隋王朝服务的”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宗教的发展确乎与政治的现实需要及其兴废有某种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部机制”(26页)，那种简单地把宗教的发展与政治兴衰相对应的做法反而容易失去对历史真实的考察。这样，把一个个案的问题提升到了普遍性的思考，对于客观理性地把握宗教和社会政治的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判教理论是智顗理论体系中的一大特色，对于其他宗派的判教体系有深刻的影响，是研究天台宗思想不可跳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智顗的判教可以用“五时八教”来概括。但日本著名学者关口真大先生却认为，“五时八教”不是智顗思想的恰当体现，智顗所强调的仅仅是“五味”说教而不是“五时”，把“五时”判教归入智顗思想是有问题的。“化仪四教”的提法与内容也不符合智顗的原意，“秘密”不能作为一种单独的教法被纳入其教判体系。关口真大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有些中外学者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董平先生对原典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尽管“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五时八教”这些术语并未明确出现于智顗本人的著作之中，但传统上所阐述的天台“五时八教”的内容是包含在他关于教判的论述之中的，“五时”、“五味”之间的关系以及“化仪”与“化法”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可以于智顗的著作中得到文证。灌顶、湛然及谛观等天台后学提出“化仪”、“化法”及“五时八教”之名目，仅仅是智顗之教判学说的更为系统化与明确化，更便于后学入门以把握天台之基本教圆精神而已。
　　关于“天台宗与隋唐佛教诸宗派之关系”，此书着重涉及了天台宗与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三论、华严、禅宗之间的思想比较、会通之过程与内容。有关智顗与三论吉藏的关系是佛教思想史一直关注的问题。汤用彤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董平先生作了细致的考辨，并对于三论学僧与天台僧人的交往、三论义理和天台教观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三论学的畅行对于天台宗的教观并重之旨的宏扬扫清了道路，在当时南北交汇的形势下，也确实存在着思想上的契合，但是并不一定具有承继关系。这种说法应该更符合天台和三论关系的真实。
　　关于“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则讲述了天台宗与日本、朝鲜文化的交流，并说明了日本天台宗和朝鲜天台宗的创立状况。书中，特别对于五代时天台典籍的回传究竟是从日本还是从朝鲜作了考辩，并最后采用了从日本复归的说法。
　　这些宏大背景中的细致考辨，其中可以呈现出董平先生博学慎思的治学风格。
　　第三，智顗学说的传承和天台后学对于天台宗的发展，《天台宗研究》尤其对于元明时期的天台研究有所填补。
　　天台宗的研究，目前鲜活的尚集中于智顗、湛然和知礼三个重点人物，其中以对智顗的研究为盛，对天台后学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即使有所侧重的湛然研究也大多只集中于其“无情有性”思想的阐述和检讨。董平先生把对“无情有性”的检视放在当时繁盛的几大宗派关于此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已胜出有余。更为重要的是，董平先生利用其多年来对于儒家研究的功底，对于元明时期、智旭以前(含智旭)的天台诸师进行了梳理，把天台学的研究伸延到了17世纪，这在现有的天台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四，此书对于天台佛学的世间学的定位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出世的佛教本旨到与世间法“无违”进而到穿衣吃饭的烦恼菩提相即观反映着佛教中国化的真正落实，而天台在这种转向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董平先生认为“天台宗之佛学理论之整体建构，乃是一种宗教哲学的世间学”(139页)，可谓是人木三分的揭露。书中专门提及天台思想的各个部分都是如何以世间学作为其落实处的，并渗入于各个章节的阐释中。天台的实相论及以观止’为核心的止观学说的本质指向都是人生之此在的现实境域，并实际上改造了印度佛学中原有的以出世间为灵魂之永久栖息地的彼岸性，而融人了更多的在此岸世间中实现生命的根本救度的中国精神；性具善恶说在理论上消泯了佛与众生的本质差异，为众生之生命境域的本质转换开启了一条既为权便亦为究竟的捷径；性具善恶说最终落实于众生于其此在境域的止观实践的修持才使诸法实相获得终极开显并在其中充分展示主体之存在实性。
　　顺便应提一句，日语世界对于天台宗的研究颇为细致深入，尤其是对智顗和吉藏的关系等问题近年来有很深的研究，对于此部分研究成果吸收的空缺和应对的缺乏应是董平先生此书的微瑕。假以时日，相信董平先生在天台研究中必有更辉煌的成就。
　　(《天台宗研究》，董平著，33．2万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本文作者俞学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