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服饰不仅有御寒遮体及装饰的作用，而且也反映着古人的文化和价值的观念。古代的中国，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的称誉，反映了衣冠与礼仪文明的关系及礼俗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衣冠服饰又与人们的等级身份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关联，成为等级身份与民族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礼俗产生于道德观念，人们形成某些道德观念后，进而在社会生活的接触交往中，形成一些共同遵守的具有文明礼貌内容的行为习俗，也即所谓礼俗。服饰的产生、发展与它也有密切关系。人类所以要穿衣服，除了利用它御寒、护体及装饰美化自身外，另一重要目的，是为遮羞，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似乎更为讲究。最初的衣服只有上衣和下裳，这下裳类似于今天的裙子，既遮了下体，大小解也很方便。由于这种衣服在动作时容易露出腰部、下体，所以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新式服装……深衣，《礼记·深衣》介绍深衣的长短原则是：“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孔颖达作疏曰：“短毋见肤者，深衣所取复形体，纵令稍短，不得见其肤肉，若见肤肉，则亵也。”可见它的穿着目的。而且深衣是套在外边穿，可以将身体容易外露的部分遮盖严实。正因为深衣具有这种重要的功用，所以成为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服装样式。后来的襜褕、袍服等，都是属于深衣的品类或新样式。古人在公共场合或会客时，其坐姿所以都采取跪坐也与当时的穿着有关。因为跪坐便使下身全部被遮掩，对面的对方完全看不到了。“箕踞”而坐，也即两脚前伸形似簸箕，露出了下体，便是不雅之举，也是失礼行为，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坐毋箕”。古代也有裤子，如犊鼻裈，为连裆短裤，是下层劳动者所穿。还有带裆的长裤，谓之“穷袴”，都是在以后才出现的。

由于古代礼俗在蔽体遮盖方面特别讲究，所以不仅外套深衣长服，而且服装忌紧身窄小、单薄，时尚宽松肥大，官方礼制尤其强调这点。西汉武帝时，武安侯田恬便因穿较短而又是单衣的衤詹衤俞入宫，而被定以“不敬”之罪削爵。清代，夏日伏天是穿亮纱、葛纱的季节，但官员入宫见皇帝则不许穿，因“亮、葛二纱皆不足蔽体也”，因此要“以实地纱代之，致敬也”。如果裸衣露体，则是对对方的轻视或侮辱行为了。三国时曹操令祢衡更换鼓吏之衣击鼓以示对其羞辱。祢衡脱去内衣“裸身而立”，反而羞辱了曹操。曹操也只好自嘲说：“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中国古代的衣服不仅肥大，而且讲究齐整，不露体。这样的着装，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既是自尊，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官场上及士大夫之间对此尤为注重。陶毂为北宋翰林学士，一次被太祖赵匡胤宣入宫中议事，时值晚间，见赵匡胤只穿便衣内服，进去几次又赶忙退出来。宋太祖发觉后，也意识到了是衣冠不整，忙令人取袍带穿好。穿戴齐整，还为了保持仪容风度，不失礼数。清代的英和，为翰林世家出身，一次拜谒翰林院前辈窦东皋，当时虽是三伏天，但两人在厅中自早饭后谈至中午，“正衣冠危坐两三时许，汗如雨下”，即使出汗，谁也不敞衿脱衣，以至英和告退时，其衣服都湿透了。

穿衣与戴帽分不开，古人也常将“衣冠”二字相连，冠在人际礼俗中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古代的汉族人，视披头散发为不文明、不雅之举，对于周边少数民族，也常以“披发”、“索虏”来形容他们的落后，属于化外之民。所以汉族的孩童至十二岁左右要“总角”，《礼记正义》郑玄注：“总角，收发结之”，即把头发梳成两个结。到二十岁左右为成人了，贵族男子则要把头发束于头顶，外加冠套住，中间横插一笄来固定，并且还要举行郑重的仪式，谓之冠礼。同时为他在名之外再取个字，作为另外一个名字，此后人们便以成人之礼对待他。冠礼是我国古代的成人礼。冠者本人也要重视冠的作用，它成为与社会交往场合上礼节的重要内容。地位高的人，不戴冠，也有失身份。

衣冠关乎仪容、礼节，所以与人接交的礼仪场合，冠要戴正，衣要整好，以正仪容，所谓“正衣冠”、“敛衽”而后进见，都是为此。春秋时期，一次齐景公未戴冠散着头发出宫，守门人看见，对他说，您这样出去，哪里像我们国君的样子！景公也自知惭愧，赶快回去了。东汉时期的马援，与寡嫂共同生活，恪守礼法，《后汉书》记他“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说他不戴冠决不进嫂子的屋子。皇帝礼敬大臣也是如此。汉武帝对礼节有时不太注重，比如对待以外戚身份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大将军卫青，他有时竟在厕所方便时召见。为人圆滑的丞相公孙弘晋见时，武帝也常不戴冠。但对于刚直不阿、敢于犯颜诤谏的大臣汲黯，武帝一定要正冠相见，不敢随便。一次汲黯晋见奏事，武帝闲坐没有戴冠，远远望见汲黯走来，急忙躲到帷中去正衣冠。此后，这“不冠不见黯”便成了形容皇帝礼敬大臣的用语，这是君臣相见应有之礼。

穿着整、洁，也是社交场合的基本要求，更讲究的官绅，还注意衣服的式样、档次，衣服破旧、档次低，不仅他们自己怕被别人看不起，而且所拜谒的主家也觉得不光彩，有失颜面，尤其是宾朋众多的场合。所以外出拜谒，又需备有专门制作的礼服。在明代，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见：“当大臣或有学位的人(按：指进士、举人、秀才等)出门拜客时，他穿上一件特制的拜客长袍，和他日常穿的长衫大不相同，甚至没有荣誉头衔的人物出门拜客时，也要穿特别设计的袍服。如果他穿平时的衣服，就会被人见怪，……如果偶然碰到一位没有穿上他最好的礼袍，就不按习惯的姿势向他行礼。……通常一个人出门时总要带一个仆人为他拿这身礼服。”清代的礼服袍、褂，同时穿着，袍穿在内，褂套在外，又叫外褂，即“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惟制式不同耳。”拜谒会客之时，长袍之外须套外褂，是当时的礼俗，只有三伏天最热之时可不必套外褂，所以这段时间又称为是“免褂”时节。此外，官员“若因公出差，以礼服谒客，则行装，行装不用外褂，以对襟大袖之马褂代之”。

在衣服遮体上，古人认为整洁的服饰不但表现其个人修养，也反映了他的道德情操。三国时期，曹魏大将曹洪得胜庆贺，宴会上“令女倡著罗鄃之衣，踢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杨阜对此非常反感，起身厉声责备曹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在杨阜看来，曹洪让女倡穿透薄的罗鄃衣显露形体，既有违男女之别，于节有亏，而且这种作贱女倡人格自尊的取悦之举，也是和夏桀、商纣一样的不道德行为。面对杨阜的指责，曹洪也自觉惭愧而作罢。

古代社会是等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反映在社会对人们衣食住行的某些规定及礼制习俗上，特别是反映在衣冠服饰上，衣冠服饰又常代指某一类特定身份以及职业的人。读书人称为衿士，地方有地位的人被称为乡绅，衿与绅都与服饰有关。读书人考取功名得官后，要将庶民百姓常穿的褐衣脱掉，改穿官服，所以科举考试又称“释褐试”。庶民百姓不戴冠，故而俗称平头百姓，或称黎民百姓，黎即黑之义，指黑发的众生。平民虽不戴冠，也要束发以巾帻包头，战国时的“苍头”，秦朝的“黔首”，东汉末的“黄巾”，都是指用不同颜色之巾包扎头发，以致“黔首”、“黄巾”竟成了这一阶层人的代名词。汉代的董仲舒在上疏中数说秦朝暴政，“赭衣半道”是其中的一条，“赭衣”是指罪犯，因穿赤色的囚衣得名，以区别于普通民人。

　　衣冠的穿着，不但是等级的反映，也反映了民族的差别，中原汉族官绅士大夫乃至平民，甚至视本民族衣冠为其文明的表征，以此有别于披发、左衽的化外民族。清兵入关后，宣布汉民一律改变原来的宽袍大袖及结发于顶的发式，易以满族的衣冠、下披式辫发，并将剃发视为新朝第一要事，万不能更改，留头者不留发，留发者不留头。以致激起汉族人民强烈地反抗。其中的原因除了剃发易服命令的强制性及其作为区别顺逆的标志刺伤了汉人的自尊心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汉人把这种不同的衣冠发式，视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看做是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因而很多人宁肯杀头也不屈就。明末清初汉人的这种观念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春秋之时孔子就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庆幸有了在管仲治理下的强大齐国，而没有被外族征服，改变本族的衣冠发式。从这些史事又可看到，古人对衣冠发式所赋予的文明观是何等的强烈与重视。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服装及其穿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产生之时起，就不仅仅用作蔽体遮盖及装饰，又以它体现仪态风度。古人为了将身体遮掩严实，不显形体，衣服做得宽松肥大，所以在样式上追求美观，也不脱离宽松肥大的原则。在服装的遮体与美饰这两大功能上便不无矛盾，只是由于礼俗观念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服装审美观念而已。与此同时，社会不同等级间的区别、民族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别，也反映到衣冠服饰的礼俗上，形成礼俗文化的社会性内容，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它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