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与许广平最初交往时的趣事：1925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的鲁迅收到该校学生许广平的信，鲁迅在回信中称“广平兄”，许广平疑惑不解，去信中问道：“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其实鲁迅并没有与其开称兄道弟的玩笑，“兄”在传统书信礼仪中，和“同学”、“弟”一样，也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普通称呼。许广平之所以不知晓这一点，是因为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以后，传统礼仪不再是通行的准则，传统的礼仪教育在学校里被弃置了。今天能够懂得在人际交往中使用传统礼仪的称谓和举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由此而闹的笑话经常发生。如介绍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夫人”，学生给老师的信封上写着某某老师“敬启”；殊不知称自己的配偶为夫人，是自大失礼的；信封上写“敬启”是要收信的老师恭敬地展阅此信，根本颠倒了师生的礼数。

普及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之义。近两年来，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国学”讲座和由其带动的通俗文史读物，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的学校缺少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传统礼仪教育在当代学校里几乎是空白。这就失去了从行为方式上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有力的抓手。

相传3000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由此奠定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础。春秋时期兴起的诸子中，儒学最为注重承继周代礼乐文化，因而传统礼仪主要与儒学相联系，成为儒学的重要教育内容。儒学的开创者孔子以礼仪作为行为方式的准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以此来训练和熏陶其弟子。人们要从呱呱坠地时的自然人成长为社会所认同的社会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不知礼，无以立”。随着儒学居于独尊地位，对礼仪的重视和教育就拓展到了整个社会。儒学最重要的典籍即《十三经》里有三部是讲礼仪的，就是所谓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不仅如此，儒学的学者还编撰了大量的日用乡礼、家礼著作。儒学众多的蒙学读物，也强调以礼仪教育来养成儿童的行为举止，如宋代朱熹的《童蒙须知》、明代屠羲英的《童子礼》，对衣着、盥洗、洒扫、行走、语言、视听、饮食等等的行礼之法都有详细的规定。儒学正是通过礼仪教育对普通民众从小进行规范，从而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一方面儒学传统由外在的行为方式得以显现；另一方面习惯成自然，儒学传统仿佛成了人们的天性。儒学在此意义上被称作“礼教”，实际上是道出了礼仪教育对于认同儒学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批判儒学礼教的封建性是完全必要的。传统礼仪不再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很快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退隐了。现在，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儿童甚至成年人更多的是从这里接受礼仪的熏陶，而这些行为举止常常是西方式的。因此，民间大众的礼仪正在急剧地西化。如果传统礼仪完全被大众所遗忘，那么认同民族文化传统就成了空话。所以传统仪礼重新走进当代学校的课堂是必要的。

不过，这绝不是要重新恢复传统礼仪。今天重建传统礼仪教育，首先要将传统礼仪中蕴含的合理思想提炼出来，如反对把践行礼仪当作外在的形式，而要以内在的德性修养为灵魂，即“德辉动于内”而“礼发诸外”的观点；再如强调礼仪的“节文”作用，即对情感、欲望起到有所节制和美化的作用。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应当在今天学校的礼仪教育中发扬光大。其次，可以借鉴司马光、朱熹等对传统礼仪简化、改革的经验，选择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礼仪，如家庭礼仪、书信礼仪、人际交往礼仪、公共场所礼仪等，融入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礼仪，使传统礼仪在与时俱进中得到延续。学校可以和社区联手，定期举行体验传统礼仪的课程。这方面韩国的经验是有启发的。至今韩国大约有234所乡校，每逢假期乡校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程，学生必须穿着传统韩服上课，学习传统的生活礼节；也为成年人举行传统成年礼仪和传统婚礼，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者和善行者。显然，这样的体验课程会加深人们对传统礼仪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