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近日，一名多次被媒体报道的知名志愿者李兴（化名）很沮丧地说，在“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后，他可能会离开灾区。李兴在灾区坚持志愿者服务已近1年。他的只言片语透露，作为一名外来的志愿者，在他与受灾群众间，不时还会发生一些他难以理解的误会。在灾区，还有一些志愿者像李兴一样，遭遇了困境与尴尬。　　

A “逃”来四川后果无法预知

人物：小清（化名）山西太原市某县医院药剂师

小清两次到都江堰做志愿者，都是瞒着单位“逃跑”来的。每次在万不得已回山西之前，内心都很忐忑，她不敢想，如果院里知道了她的“逃跑”，会如何处理她。

小清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去年7月，她在网上报名想参加灾区的心理救助。通过之后，小清去向单位请假。她想得非常简单：“我不上班肯定没有工资，只要有社保就行。”但医院并没有通过她的请假，告知她要批假必须上报县卫生局。小清无法等到一切繁琐的手续批复，去年12月21日，她让同事顶班，悄悄来到四川。

小清唯一后悔的事情，是大年初三，她不得不离开都江堰回山西那天，央视正好在板房里拍片子，将队员们给她送别的画面播放了出去。“如果不上电视，院里不会知道我离开过。”事情曝了光，小清也就豁出去了，春节后写好请假条，再度要求到都江堰。她的要求再次被医院否决。小清说，还有同事私下里“忠告”她，如果还想在院里呆下去，就别明目张胆对着干，“我听说如果我再走，我的保险就全没了。”

2月21日夜里，小清再次出现在都江堰。“我又不是去干坏事，为什么不准假？也没有做过影响医院声誉的事情，我以后还要继续生活，没有社保怎么办？”小清说，走之前自己跟领导说想通了，不会再请假。事实是，她依然没办法等到办完请假手续，再次让同事顶班，悄悄地“逃跑”了。如果不想让单位发现，10多天以后，她必须回山西。但这么短的时间，做不了多少事。但她也很清楚，未来的生活要继续，不能没有社保。否则，自己会从一名志愿者变成一个需要救助的人。要有社保，就必须得有单位。

如今，小清已经回到了山西。在医院里正常地工作着，可她的心，并不安分，她仍然在寻找着下一次“逃跑”的机会：“我还会再回都江堰的。”

B 离开之后 不一定回来

人物：孟晓宇大连自由职业者

晓宇是个爽朗直接的人，从去年8月初开始，给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刘猛做助手，至今已超过7个月。她说3月底可能会离开四川，离开之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晓宇在大连的生活比较逍遥。四川发生地震后，考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的她，放弃了做“潮人”的日子，只身来到都江堰。指着板房里的床她笑道：“我刚来的时候，整天想在床前拉个布帘，把我和房间里的其他人隔开，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晓宇一个人在四川，她的朋友在大连、上海、北京，继续过着比较“潮”的生活。晓宇越来越不爱与朋友们通话。半年过去了，朋友们劝她该回去了，别让自己从义工变成了佣工；也有朋友说，“你默默地做那么多事，根本没人知道”；还有朋友在电话里很惊奇地问她：“你在那里干什么？政府不是把什么都解决了吗？”晓宇她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开始和最要好的朋友有了冲突，她会生气地质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第一线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她选择沉默。

自由职业，也就是手停口停，在都江堰的日子，晓宇断了一切的收入。3月底，她租出去的房子就要到期了，她得回大连去处理。不过，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如果说小清有单位的社保，她连这一点，也必须得靠自己。她说，每个人都必须想想未来的生活怎么继续下去。

C 那些中伤 会影响前途

人物：邹芳伟 湖北十堰人 失业中

邹芳伟是媒体中很红的志愿者，他一个人，直到2月底，还在省医院的过道上睡觉，照顾地震伤员。不过2月22日这天，他不停地跟每一个人解释，说话时会不停地浑身发抖：“你知不知道，有些无中生有的中伤，不仅是伤害我，还会影响到我的前程。”

去年5月底，邹芳伟从昆明一所私立学校辞职到了四川，睡在医院过道里，照顾地震伤员。从去年底开始，从早报开始，邹芳伟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充满褒扬。今年2月下旬，让他情绪激动最根本的原因，是某媒体关于他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东西：“他几乎将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搜索了一遍，但很多事情，他都没有来向我求证过……”

邹芳伟打开网上的新闻，每一张照片、每一句话，他都试图给大家解释是怎么回事。他将委屈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范围内的，比如在省医院。那时候，也会有一些误会，有时候是因为人多口杂，有时因为照顾不周，但对他来说，伤员打他骂他都行，因为他来四川，就是为了伤员跟灾区前线的人。邹芳伟受不了的，是第二种伤害，他认为这是大范围的伤害：“这种伤害我受不了。”

邹芳伟说，自己起码是一个好人。当某一天，他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如果招聘单位恰巧看过这篇报道，一定会有误解。“这是强加给社会，然后再给我的压力，我以后的生存怎么办？我不希望不认识我的人，在评价我的时候有误解。”

一个知名志愿者的呼声 草根出身的他们需要“名分”

人物：刘猛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健康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

无论小清、晓宇，还是邹芳伟，对全国心理援助联盟领队刘猛来说，这些跟他一样的“草根NGO”，遭遇困境与尴尬，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名分”。这个名分，只能来自官方，来自一部由国家制定的《志愿者法》或者《志愿者制度》。刘猛认为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才可以让更多志愿者有更长时间的坚持。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设在都江堰的工作站，经费是刘猛一人在承担，或者特别亲近的朋友在支持。他的太太曾两度从圣彼得堡飞往都江堰送钱。刘猛不让工作站的任何一个人承担一分钱费用，也不让他们接受来自外界的任何捐助。所有人的认知都很一致，作为志愿者，不能成为他人救助的对象。

尽管刘猛在承担工作站所有的经费，事实上，他认为这些经费是应该由慈善机构或者政府来承担。作为志愿者，付出的应该仅仅是专业与时间。小清的例子太典型，刘猛设想应该有《志愿者法》，应该规定志愿者所在单位可以停发工资，但不能取消医保、社保，也应该将员工做志愿者的时限，算入工作年限、晋职年限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志愿者坚持的时间更长，才能让他们不会从志愿者变成受助者。”

无法注册 期待未曾出现的东西

希望建立志愿者制度的人，不止刘猛一个。对草根NGO来说，最大的困境，是在现行制度下无法注册。

目前尚在灾区的志愿者团队，从地震发生至今，在援助着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也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这些团队，捐款捐物进行援助。但大多数团队不敢接受款项捐赠。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希望能注册自己的团队，但都未能成功。没有在政府部门注册的NGO就不会有合法的财务监管，如果他们公布银行账号接受捐款，就涉嫌违法。

刘猛所在的团队就拒绝了一切款项捐助，他们只能自掏腰包，直到掏空为止。他们都期待着，国家能出台一项制度，让他们这样的草根NGO可以注册，然后接受捐赠。账目有监督机构，有公示机制，可以由政府机构和资金资助方共同监管，出现携款潜逃或没有利用好资金，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刘猛说，在全国志愿者聚集得最多的四川，志愿者们都在期待一些从未有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