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第一】

　　公车上书那年

　　康有为公车上书时37岁，而立已过，不惑在望；而梁启超则年仅22岁。那一年，陈独秀16岁，鲁迅14岁，沈尹默12岁，周作人10岁，钱玄同8岁，李大钊6岁，胡适4岁。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

　　五四畸零人

　　1924年，林琴南逝世。1927年，李大钊赴刑场。1928年，辜鸿铭逝世。1929年，梁启超逝世。1934年，刘半农逝世。1936年，章太炎逝世。1936年，鲁迅逝世。1939年，钱玄同逝世。1940年，蔡元培逝世。1942年，陈独秀逝世。1950年，傅斯年逝世。1962年，胡适逝世。1969年，罗家伦逝世……

【革命第二】

　　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元培也只是尽校长本分，做做样子而已。

　　北洋政府的警察

　　被捕学生从步军统领衙门移送警察厅之后，待遇大为改善，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恭请学生出狱

　　教育部苦劝被抓学生出狱，学生们不听，徐世昌又派一名官员，偕教育部两司长，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理。到第二天，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学生出狱，学生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道：“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学生们这才离开拘留所，在欢呼与军乐声中，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园。

　　教授们在忙什么

　　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仁在做什么？李大钊每天往图书馆跑，跟学生商议事情；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写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陶孟和赴美考察教育不在国内；鲁迅为搬家到处看房子，忙得晕头转向；刘半农5月4日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在鲁迅家做客；沈尹默当天在什刹海吃茶，回家看见满街水流，才知火烧了赵家楼。在上海陪同杜威的胡适，则大汗淋漓地挤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的国民大会人群中听演讲。钱玄同，始终陪着学生游行。

【人论第三】

　　中国的苏格拉底

　　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当时的北大有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描述：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

　　学生眼中的老师

　　罗家伦评价北大老师：陈独秀好作惊人之语，聪明远过于学问；钱玄同新知识很少却满口新东西；刘半农为人轻薄；沈尹默过于深沉；陶孟和中文太差；胡适为人谦恭，小心翼翼，对学问颇下过苦功，白话诗很适合一般人口味。

【性情第四】

　　鲁迅玩弹弓

　　鲁迅与周作人住在绍兴会馆时候，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辜鸿铭到北大第一天上课，脑后辫子遭到学生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

　　黄门侍郎，胡说弟子

　　胡适初到北大，当时学生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因为傅斯年有威信，曾率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胡适照样轰走。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是黄侃的爱徒，他摇身一变，从“黄门侍郎”，成为了一名铁杆的“胡说弟子”。

【论战第五】

　　干不了，谢谢

　　黄侃有次对学生解释文言文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回’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一。”多年以后，胡适上课对学生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个字数最少的电稿：“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林纾无辜被拖下水

　　《新青年》杂志销路不广，向旧派挑衅得不到什么回应，于是就商量由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演“双簧戏”，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骂起，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真是足不出户，祸从天降，林纾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浑水中。

【识见第六】

　　要想活，一定要上马路

　　袁世凯复辟，恢复三卿士大夫，刺杀宋教仁，提倡忠孝节义，陈独秀忍无可忍，他生气地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你一定要上马路。”果然，陈独秀此后上马路散发传单，上马路组织群众运动，走上了一条“马路”———马克思主义道路。

　　对学生运动的成见

　　蔡元培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梁漱溟独持偏见

　　学生被抓之后，所有舆论都支持学生，但梁漱溟认为，即使学生们的目的是正义的，也不能作为侵害他人自由的理由。他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梁漱溟的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

　　五四运动的“副作用”

　　胡适评价五四说，“因为中年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但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大变化，他认为五四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了。

　　声明：本版内容摘编自叶曙明著作《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在此向作者致谢。 摘编者：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