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0年的刘苏里做过很多梦。儿时他曾梦想当导演、教师、乐队指挥。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整个80年代，青年刘苏里读书、写报告、全国各处调查、折腾，“就是没想过开书店”。

　　“因为那时我做的是‘中国梦’，饱含理想主义、有信念的中国梦。寻求一个公正、自由、机会均等、以达到人民通过制度能选择精英有效治理的社会，是我的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这梦，在1978年，如决堤的洪水，冲开了紧闭的大门。虽然自始至终有人试图关上，但终将是黄粱一梦。我有幸跻身其间，与有荣焉。”

　　刘苏里的身上有很多矛盾的成分。在许多场合他声言：“不要和我谈理想、人生，太空了”，“我的主业是卖书，非学问家，亦非义士，说说话而已”。然而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法抹去，在特定的情境下，“家国”、“政治清明”一类的语词又喷薄而出。

　　他说：“愤怒激发我们思考的热情。有一天，连愤怒都没有了，思考必定停止，思想随之消亡。”　　

　　醒客的营生

　　1980年代末，一茬中国青年的命运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时年29岁的刘苏里就是其中一个。

　　之后的1992年，这位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

　　他决定开一家书店，下海了。

　　“一个民族何以代代相延？大概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像鲁迅说的民族的脊梁，或者是民族的灵魂存在吧？我们怎样找到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脊梁，通过他们的言论和事迹去体察他们的心意，以给我们今天安身立命提供资源和信心？”谈及开书店的初衷时他如是说。

　　他还引用刘易斯·布兹比在《书店的灯光》一书中的观点表示，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当媒体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时候，书店也是一种媒体。”刘苏里说。

　　刘苏里的书店以“万圣”命名。“万圣”来源于西方万圣节，其标识“蓝鬼”的原型便是印第安的鬼面具。但诗人西川说：“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万个圣人’。这一万个圣人就是万圣书架上的作者。”

　　万圣书园的经营特色透露出，书店不仅卖书，还卖文化和思想，在做商业的同时也表达着社会关怀和文化批判。万圣是最早设三农问题专架的，对称架是城市专架，特别是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居于两者中的是环境与发展专架，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问题相契合。

　　万圣设知识分子公共读物台。“放一些我们认为必读和最近关注的社会话题在这架上，比如会有税的问题，比如会是蒙、藏、疆问题，最近就是30年改革反思问题，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关心和发言的问题，我们会随着其呈现而摆出。”刘苏里说。

　　草创之初的万圣书园，在法律上不属于创办者。按照当时的政策，民营资本想涉足图书出版业，必须找一个国有单位挂靠。万圣书园找到了某部委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主管单位，带上了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这样，刘苏里必须每年向主管单位上缴“管理费”，而“它实质上又为你做不了什么，只是年检的时候盖两个章”。

　　“更要害的是产权不明，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讲，那不是你的财产，是集体的财产。”因为这顶不得不戴的“红帽子”，“许多企业最后都完蛋了”。

　　直到1997年，中共第十五大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圣书园才摘掉它顶了4年的“小红帽”。但“二渠道”（“一渠道”为国营书店)的帽子依然带在万圣头上，依然面临着“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以及你不能卖但别人能卖的问题”。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取消民营书业“二渠道”的帽子做出了努力。尽管如此，歧视性观念却依然难以破除。“直到今天，依然有出版社在供货单上写着‘民营书店，款到发货’。”刘苏里曾多次接到海外的邀请函，邀其考察，却都不被批准，因为万圣书园是一家民营书店。

　　在一次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有关《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的讨论会上，刘苏里愤怒得差点儿拍起了桌子：“这个行业(图书出版发行业)几乎是最落后的行业！……在这一行里，民营企业遭遇的不公平太多了！”从“红帽子”到“二渠道”，再到今天的“民营书业”，万圣的头上一直顶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而这些帽子的背后则是无处不在的歧视性待遇。

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说：“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期望扶持和优惠，我所希望的，只是公平。”“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政策方面的空间一年比一年好，我看到了许多光明的东西，我很看好下一步的发展。”

　　万圣书园16年的历史中历经3次搬迁。最早位于北京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1994年三环路改造，万圣被迫迁址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街巷内。2001年，成府老街再遭拆迁，万圣第三次搬迁至现在的成府路蓝旗营北大清华教师楼下。借迁址之机，万圣书园在店内开设了一间“醒客咖啡厅”。

　　刘苏里这样描述醒客与万圣之间的互动，“到我们这里买书的人很多彼此认识，而书店没有呆着说话的地方，醒客则提供了闲聊的场所。很多买书人有这样的毛病，买来的书立即要翻翻，而挑书已经够累了，如果能踏踏实实地来壶茶，来杯咖啡，听着音乐翻著书，岂不惬意？还有万圣常年举办一些跟书有关的活动，醒客也提供了一个文化界交流的场所。”

醒客咖啡

　　令他宽慰又有些不解的是，每一次搬迁都伴随著名声的显著增长。搬至成府街后，这条本就不宽的街道很快被自行车塞满，许多远道来京的爱书人千方百计寻找万圣，带走他们喜爱的书籍，一时间万圣声名远播，在它的周围聚集了大批同道。

　　“一位读者不知从哪儿听说我因兵败有可能关了万圣去国远走他乡，质问‘你有什么权利把万圣当作私产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时，我已不只是震惊了。我知道万圣自它打开门的第一天起，已不是任何人的私产了，它有了公共的意义，我们能做的几乎就是替很多爱书人守候好它。”

　　今天，这家位于海淀蓝旗营的书园已然成为京城的文化重镇。季羡林在一次文化沙龙上赞叹道：“万圣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何怀宏先生更用深情的笔触写道，“万圣不仅巷子深，门槛还高。要买书先得登上一个小平台，万圣好像还有点傻乎乎的理想主义，有时会按自己的理念做点跟生意无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万圣的事业却还是大大扩展了，人们也总忘怀不了那个傻得可爱的小蓝鬼。至少我所见到的万圣是小的，并谦虚地居于一小巷中，所以，我想借用舒马赫的一句话说：‘小的是美好的’，万圣也许正可以其不大而成其大。”

　　读书人对万圣书园总不吝褒扬之辞，然而刘苏里对此却有另一番理解：“什么海内外学子的精神家园，太夸张了！毋宁说这个时代太过贫乏，以至一家小小的书店的价值也被无限放大了。”

　　2008年6月，刘苏里花了一万元重新做了“万圣书园”4个大字。“这就像人一样，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迎接四方游客。”　　

　　想法不死

　　在经营书店以外，刘苏里还与友人徐征、贺晓薇一道，创设了民间学术基金－－正则基金，旨在“建设思想性学术评估的规范化系统；推动与现代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理论思考；促进汉语思想学术对现代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予以深切关怀的研究；表彰为达上述目标而进行的各种相关公益活动；特别奖励以严肃认真思考为背景的思想学术传播工作。”

　　1998年11月8日，正则基金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首届颁奖仪式。这是建国以来首次由民间举行的学术评奖活动。获奖者包括刘小枫、何怀宏、何兆武和杜汝楫等学界名家。

　　作为正则基金理事长的刘苏里代表这群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们宣称：“我们相信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的民族永远不能真正站立起来，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应生长在厚实的文明积累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之上，而我们个人的幸福正源于此。”

　　这一奖项只举办了一届即宣告夭折。事后6名学术顾问中，有人受到警告，有人因参加该项活动，成为日后被修理的罪过之一。

　　刘还尝试过开办书院。他认为，上一代人的价值在于“扶上马，送一程”，如果上一代人根本无法为下一代提供优秀的文化基因，下一代不可能有伟大的成长。现实却是“上一代人”几乎丧失了责任，既没有扶上马，更谈不上送一程。他对当前的教育体制颇有微词：“全国首屈一指的高校竟然让学生必修五门、六门公共政治课；我完全不能理解，纳税人一分分积攒的教育费用，本已少得可怜，却养活那么多讲这门课的人，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糟蹋着。”

　　刘苏里引用陈丹青的话，“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迫切，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当时有人想办大学，有人想办民间图书馆，总的来说就是一些模糊的办教育的想法，想既恢复传统又能与现代教育体制衔接。”刘苏里回忆说。

　　但刘的设想在书院选址阶段停了下来。1998年，当时他们已去北京北部城郊看过地方。因为要买 100亩以上的商业性用地，算下来启动资金在2.5亿到3亿元。如此一来，如何保持书院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认为，相比古代书院，现代书院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要考虑的东西也多。“如果将来书院变成一个无底洞，就不可能有人投钱了。”刘苏里担心书院为了生存最后搞起MBA培训来，“与其那样，还不如不让它出生。”

　　但他亦表示，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很有可能再试，“至少这个想法不会死”。　　

　　 熬出伟大

　　刘苏里特别欣赏老友冯仑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同时又知道自己只能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人就已接近伟大了。“我私下里想，我要用后半生实践这一诺言，让伟大再一次被熬出来。”

　　在刘苏里看来，一代青年的可悲之处不在于失败，而在于连失败的机会也没有了，或连失败的机会竟也不愿意争取了。

　　在他看来，年轻时候种下的反叛基因－－更多源于文化因素－－往往决定人一生的道路，也往往酿成不堪回首的悲剧。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但人变不应当等于顺从时代，被时代所裹挟。

　　“比如我们现在恶俗不堪的时代主流，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享乐至上，别说什么理想主义了，就连起码做人的底线都被穿个底儿掉！”

　　“我们还要怀着理想，否则活着有什么理由？怀着理想不等于忽视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有自己标准的日常生活啊，太乱时，至少还可观景，看潮起潮落，如果再能坚持做点什么，为潜伏在主流下的‘支流’添砖加瓦，那离伟大不远矣。”

　　“但说句实话，我依然很悲观。为什么？远了不讲，从1905年到现在，整整104年，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是没有垂青过我们这个族群，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我们都没有把握住。怎么就能指望下一次可以抓得到？说到这儿您是否觉得我自相矛盾？我的真实想法是，即使肯定抓不住，我们都要坚定去抓它，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活着？”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如果事过境迁，你没做完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做了。”已至知天命之年的刘苏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