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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也是一种媒体


发布人:站主【主站留言】    日期:2014/9/5 23:31:12    下载DOC文档    微信分享  正法护持     

 
 
     

  生于1960年的刘苏里做过很多梦。儿时他曾梦想当导演、教师、乐队指挥。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整个80年代,青年刘苏里读书、写报告、全国各处调查、折腾,“就是没想过开书店”。

  “因为那时我做的是‘中国梦’,饱含理想主义、有信念的中国梦。寻求一个公正、自由、机会均等、以达到人民通过制度能选择精英有效治理的社会,是我的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这梦,在1978年,如决堤的洪水,冲开了紧闭的大门。虽然自始至终有人试图关上,但终将是黄粱一梦。我有幸跻身其间,与有荣焉。”

  刘苏里的身上有很多矛盾的成分。在许多场合他声言:“不要和我谈理想、人生,太空了”,“我的主业是卖书,非学问家,亦非义士,说说话而已”。然而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法抹去,在特定的情境下,“家国”、“政治清明”一类的语词又喷薄而出。

  他说:“愤怒激发我们思考的热情。有一天,连愤怒都没有了,思考必定停止,思想随之消亡。”  

  醒客的营生

  1980年代末,一茬中国青年的命运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时年29岁的刘苏里就是其中一个。

  之后的1992年,这位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

  他决定开一家书店,下海了。

  “一个民族何以代代相延?大概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像鲁迅说的民族的脊梁,或者是民族的灵魂存在吧?我们怎样找到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脊梁,通过他们的言论和事迹去体察他们的心意,以给我们今天安身立命提供资源和信心?”谈及开书店的初衷时他如是说。

  他还引用刘易斯·布兹比在《书店的灯光》一书中的观点表示,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当媒体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时候,书店也是一种媒体。”刘苏里说。

  刘苏里的书店以“万圣”命名。“万圣”来源于西方万圣节,其标识“蓝鬼”的原型便是印第安的鬼面具。但诗人西川说:“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万个圣人’。这一万个圣人就是万圣书架上的作者。”

  万圣书园的经营特色透露出,书店不仅卖书,还卖文化和思想,在做商业的同时也表达着社会关怀和文化批判。万圣是最早设三农问题专架的,对称架是城市专架,特别是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居于两者中的是环境与发展专架,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问题相契合。

  万圣设知识分子公共读物台。“放一些我们认为必读和最近关注的社会话题在这架上,比如会有税的问题,比如会是蒙、藏、疆问题,最近就是30年改革反思问题,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关心和发言的问题,我们会随着其呈现而摆出。”刘苏里说。

  草创之初的万圣书园,在法律上不属于创办者。按照当时的政策,民营资本想涉足图书出版业,必须找一个国有单位挂靠。万圣书园找到了某部委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主管单位,带上了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这样,刘苏里必须每年向主管单位上缴“管理费”,而“它实质上又为你做不了什么,只是年检的时候盖两个章”。

  “更要害的是产权不明,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讲,那不是你的财产,是集体的财产。”因为这顶不得不戴的“红帽子”,“许多企业最后都完蛋了”。

  直到1997年,中共第十五大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圣书园才摘掉它顶了4年的“小红帽”。但“二渠道”(“一渠道”为国营书店)的帽子依然带在万圣头上,依然面临着“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以及你不能卖但别人能卖的问题”。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取消民营书业“二渠道”的帽子做出了努力。尽管如此,歧视性观念却依然难以破除。“直到今天,依然有出版社在供货单上写着‘民营书店,款到发货’。”刘苏里曾多次接到海外的邀请函,邀其考察,却都不被批准,因为万圣书园是一家民营书店。

  在一次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有关《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的讨论会上,刘苏里愤怒得差点儿拍起了桌子:“这个行业(图书出版发行业)几乎是最落后的行业!……在这一行里,民营企业遭遇的不公平太多了!”从“红帽子”到“二渠道”,再到今天的“民营书业”,万圣的头上一直顶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而这些帽子的背后则是无处不在的歧视性待遇。

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说:“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期望扶持和优惠,我所希望的,只是公平。”“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政策方面的空间一年比一年好,我看到了许多光明的东西,我很看好下一步的发展。”

  万圣书园16年的历史中历经3次搬迁。最早位于北京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1994年三环路改造,万圣被迫迁址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街巷内。2001年,成府老街再遭拆迁,万圣第三次搬迁至现在的成府路蓝旗营北大清华教师楼下。借迁址之机,万圣书园在店内开设了一间“醒客咖啡厅”。

  刘苏里这样描述醒客与万圣之间的互动,“到我们这里买书的人很多彼此认识,而书店没有呆着说话的地方,醒客则提供了闲聊的场所。很多买书人有这样的毛病,买来的书立即要翻翻,而挑书已经够累了,如果能踏踏实实地来壶茶,来杯咖啡,听着音乐翻著书,岂不惬意?还有万圣常年举办一些跟书有关的活动,醒客也提供了一个文化界交流的场所。”

醒客咖啡

  令他宽慰又有些不解的是,每一次搬迁都伴随著名声的显著增长。搬至成府街后,这条本就不宽的街道很快被自行车塞满,许多远道来京的爱书人千方百计寻找万圣,带走他们喜爱的书籍,一时间万圣声名远播,在它的周围聚集了大批同道。

  “一位读者不知从哪儿听说我因兵败有可能关了万圣去国远走他乡,质问‘你有什么权利把万圣当作私产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时,我已不只是震惊了。我知道万圣自它打开门的第一天起,已不是任何人的私产了,它有了公共的意义,我们能做的几乎就是替很多爱书人守候好它。”

  今天,这家位于海淀蓝旗营的书园已然成为京城的文化重镇。季羡林在一次文化沙龙上赞叹道:“万圣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何怀宏先生更用深情的笔触写道,“万圣不仅巷子深,门槛还高。要买书先得登上一个小平台,万圣好像还有点傻乎乎的理想主义,有时会按自己的理念做点跟生意无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万圣的事业却还是大大扩展了,人们也总忘怀不了那个傻得可爱的小蓝鬼。至少我所见到的万圣是小的,并谦虚地居于一小巷中,所以,我想借用舒马赫的一句话说:‘小的是美好的’,万圣也许正可以其不大而成其大。”

  读书人对万圣书园总不吝褒扬之辞,然而刘苏里对此却有另一番理解:“什么海内外学子的精神家园,太夸张了!毋宁说这个时代太过贫乏,以至一家小小的书店的价值也被无限放大了。”

  2008年6月,刘苏里花了一万元重新做了“万圣书园”4个大字。“这就像人一样,奥运来了,洗个脸,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迎接四方游客。”  

  想法不死

  在经营书店以外,刘苏里还与友人徐征、贺晓薇一道,创设了民间学术基金--正则基金,旨在“建设思想性学术评估的规范化系统;推动与现代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理论思考;促进汉语思想学术对现代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予以深切关怀的研究;表彰为达上述目标而进行的各种相关公益活动;特别奖励以严肃认真思考为背景的思想学术传播工作。”

  1998年11月8日,正则基金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首届颁奖仪式。这是建国以来首次由民间举行的学术评奖活动。获奖者包括刘小枫、何怀宏、何兆武和杜汝楫等学界名家。

  作为正则基金理事长的刘苏里代表这群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们宣称:“我们相信一个没有思想和学术的民族永远不能真正站立起来,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应生长在厚实的文明积累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之上,而我们个人的幸福正源于此。”

  这一奖项只举办了一届即宣告夭折。事后6名学术顾问中,有人受到警告,有人因参加该项活动,成为日后被修理的罪过之一。

  刘还尝试过开办书院。他认为,上一代人的价值在于“扶上马,送一程”,如果上一代人根本无法为下一代提供优秀的文化基因,下一代不可能有伟大的成长。现实却是“上一代人”几乎丧失了责任,既没有扶上马,更谈不上送一程。他对当前的教育体制颇有微词:“全国首屈一指的高校竟然让学生必修五门、六门公共政治课;我完全不能理解,纳税人一分分积攒的教育费用,本已少得可怜,却养活那么多讲这门课的人,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被糟蹋着。”

  刘苏里引用陈丹青的话,“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则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迫切,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

  “当时有人想办大学,有人想办民间图书馆,总的来说就是一些模糊的办教育的想法,想既恢复传统又能与现代教育体制衔接。”刘苏里回忆说。

  但刘的设想在书院选址阶段停了下来。1998年,当时他们已去北京北部城郊看过地方。因为要买 100亩以上的商业性用地,算下来启动资金在2.5亿到3亿元。如此一来,如何保持书院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他认为,相比古代书院,现代书院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要考虑的东西也多。“如果将来书院变成一个无底洞,就不可能有人投钱了。”刘苏里担心书院为了生存最后搞起MBA培训来,“与其那样,还不如不让它出生。”

  但他亦表示,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很有可能再试,“至少这个想法不会死”。  

   熬出伟大

  刘苏里特别欣赏老友冯仑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同时又知道自己只能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人就已接近伟大了。“我私下里想,我要用后半生实践这一诺言,让伟大再一次被熬出来。”

  在刘苏里看来,一代青年的可悲之处不在于失败,而在于连失败的机会也没有了,或连失败的机会竟也不愿意争取了。

  在他看来,年轻时候种下的反叛基因--更多源于文化因素--往往决定人一生的道路,也往往酿成不堪回首的悲剧。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但人变不应当等于顺从时代,被时代所裹挟。

  “比如我们现在恶俗不堪的时代主流,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享乐至上,别说什么理想主义了,就连起码做人的底线都被穿个底儿掉!”

  “我们还要怀着理想,否则活着有什么理由?怀着理想不等于忽视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有自己标准的日常生活啊,太乱时,至少还可观景,看潮起潮落,如果再能坚持做点什么,为潜伏在主流下的‘支流’添砖加瓦,那离伟大不远矣。”

  “但说句实话,我依然很悲观。为什么?远了不讲,从1905年到现在,整整104年,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是没有垂青过我们这个族群,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我们都没有把握住。怎么就能指望下一次可以抓得到?说到这儿您是否觉得我自相矛盾?我的真实想法是,即使肯定抓不住,我们都要坚定去抓它,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活着?”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如果事过境迁,你没做完的事情也不会有人去做了。”已至知天命之年的刘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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