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作者: 释圣严
　　因为我们中国佛教界没有较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所以我要发愿奉献。
　　因为我自己早年失学，没有受到完整的佛教教育，所以我希望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一个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
　　因为中国佛教的衰微没落，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才，所以我要说：「今日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
　　因为国内的佛教界培养不出国际水平的佛教人才，所以我虽已近不惑之年，还要在台湾教界的一片反对声中，不顾一切地面对经费无着、语文障碍、基础学力训练不足等的重重困境，毅然东渡日本留学。
　　因为中国的佛教界，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宗派体制及组织结构，所以没有计划性的培育后继人才，没有以宗派的力量选派青年出国深造；也不容易结合教内各寺院来共同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办学方案。所以日本有明治维新之后西欧式的各宗佛教大学，中国佛教徒们则在各自为政、自生自灭的状态下，人人想做领袖，人人都不易成为时代佛教的伟大领袖，也都很难能为佛教开出可大可久的大局面来。
　　中国佛教界需要人才，却极少人真正愿意培养人才。若干寺院的负责人，为了维持道场的门面，所以办几年佛学院；有的大德虽然真想办好佛教教育，又苦于缺乏办学经验，也没有远大的方向感，所以多半的学院，若非由于经费短绌或人事变迁，就是因为受到内外的挫折和冲击，办了几年便生退志而停办了。少数寺院纵然很有毅力地办着佛学院，他们的质量却始终不容易提升到一般大学以上的程度。
　　因此，我在日本读完文学博士学位之后，没有像早期日本留学欧洲的佛教学者们那样好的运气，他们的各宗派已经准备了现代教育的环境。而我中国的佛教界，并没有人为我准备一个可以贡献所学的工作冈位。因此有一位昔年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同学幻生法师，形容我是考取了驾驶执照，却没有车子可开的人。我就发愿，我要在无车的环境中，造车给人开、给人坐。我常勉励自己：「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来吧！」我在山中掩关之后，会出国留学，是基于这样的心愿，学成之后又到了美国，也是基于这个心愿，再从美国回到台湾主持佛学研究所，还是基于这个心愿。
　　我在日本学到了治学的方法，接触到了现代教育及现代学术的新鲜空气。我在美国，虽然是传授中国的禅法，我却藉此因缘，应邀访问了美欧两洲六十多所大学，作了一百多场演讲，见识到了世界最著名的各大学府校园环境、教育设施、学术风气，尤其让我结交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帮我打开了越来越宽广的视野。这对于我们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办学内容，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们每次召开的国际佛教学术会议，都能请到当今全球第一流的佛教学者，与会发表论文，也能从国外邀聘到顶尖的佛教学者，来所里任教。这对于国内佛教教育质量及佛教学术地位的提升、佛教人才的培养、佛教形象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很感恩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前身，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的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过程，要我凭空创办一座佛学研究所，根本没有着力的起点。由于是设于大学的校园内，总还沾上了学府之名的光彩。先由该校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聘我担任哲学研究所的教授，再增聘我为佛研所所长，我授课的对象原先是哲研所博士及硕士班的研究生，当佛研所也招生之后，考生来源自然也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哲研所和佛研所的同学也可以同堂上课，尤其教育部对于佛研所的研究生虽不授学位，却亦要求我们比照一般研究所的规制。这就使我们在教育环境及师生质量的管制方面，和其它寺院办的佛学院相比，便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我在出国留学之前，没有护法信众。1978年，我初回国接任所长之时，也不知向谁去化缘来支持我办教育。1981年张其昀创办人鼓励我招生，幸得华严莲社的成一长老，屈就了副所长职，把他们莲社的数十位信众，和我所认识的若干位菩萨，组成了一个护法理事会，按月捐助佛研所的开支。1984年，由于张创办人卧病不起，学校人事更动，即命本所停止招生，并且计划结束。我为了佛教教育工作的延续，第二年便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北投的农禅寺招考新生，上课则仍在阳明山校园。1986年先师　东初老人遗下的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由我张罗重建落成，借给本所，我们便有了比较安定的校舍和师生宿舍，直到今年（2001年）的九月，我们又搬上了法鼓山，这是本所属于自己的永久性校舍了。
　　自第一届招生迄今，前后也满二十年。这期间，我很感谢李志夫及方宁书两位所长、吴宽及惠敏两位副所长，给我在所务行政方面助力极多，若无他们先后为我分劳，不仅本所不易成长如此快速，我也无法分身到国际上弘化，更无暇兼顾法鼓山的僧团及护法体系。
　　当然，我也要感谢历年来为本所担任教职及行政工作的诸位老师与同事们，大家都能把本所的理念看作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事，尤其是把历届的研究生视作自己的弟妹来爱护，使我没有后顾之忧。也要感谢历届的同学们，都能以本所的光荣为光荣；本所全体教职员，也以能拥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学为光荣。
　　二十年的教育工作，不算很长，但是在中国佛教界已不算短了，上了法鼓山之后的本所，又是另一个前瞻性的阶段开始，从此要走上研究多元化、视野世界化的里程了。
　　我很高兴被人称做傻子，因为办教育既不能有立竿见影的速效，也不见得有多少回馈。我的信念则是：播种重于收割。所谓百年树人，百年之后，一定会让后人见到丰收的季节。因叙所感，作为招生二十周年纪念专辑的代序。
　　圣　严
　　2001年5月18日写于纽约东初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