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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颜轩冕到云水高僧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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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颜轩冕到云水高僧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考 起源于唐代中叶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发展到宋、辽、金时期，已经成为士大夫的宗教了。当时冠以“居士”之称的“僧化”士大夫，和被赐以官爵的“仕化”禅师充斥朝野，成为一种延续数代的普遍现象。当然其中也不乏更为彻底的“逃禅”者：即弃官入山，落发为僧，布纳蔬食，游锡四方，成为真正的一心向禅者。 从内容上看，《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仅是一篇僧人传略，然而，因传主的特殊经历，而使这些叙述文字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折射出辽末至金初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史事，正史、补史的作用兼具。对这样一件重要的金石文献，不可不著录，不可不疏证。现就石刻残存的文字，结合辽金史籍，作初步考释，书之于下，祈方家赐正。 一、弱冠登第 由辽入金 塔铭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既是石刻的题目，又标明了墓塔葬主的国度、所在的寺院及法号、法名。其中“大金”，为金廷通行书例，是“大金国”的简称。此种书例，屡见于唐、宋以降各个朝代的文书、碑版，与在国号前加“有”、“维”、“皇”、“圣”同义，而加“大”者较多，如“大唐”、“大宋”、“大辽”、“大夏”，以至后来的“大元”等。以塔铭用“大金”，即循唐宋以来石刻文之常例。 “慧聚寺”即今戒台寺，位于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内马鞍山上。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年)，原名慧聚寺。该寺自辽、金至元代中期，一直被公认为是北方律宗的中心，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最高授戒寺庙之一①。“严行大德”，应是朝廷在墓主生前赐予他的封号。《大金国志》卷36《浮图》谓：“浮图之教(笔者按：指佛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师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据此可知，“严行大德”乃金朝皇帝赐封给墓主的法号，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是由哪位皇帝所赐，是否一并“赐紫”(即赐穿紫色袈裟)？因为石刻文字的剥蚀，而难以确知了。漆侠在《金代佛教》一文中说：“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②可知在有金一代，大师或大德称号，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另外，首题中的“闲公”，为墓主法号悟闲的一种尊称。古人有别今人，常在名讳后加公或先生称之，以示恭崇。“塔铭”，是一种文体，与墓志、碑文同多 异少，亦可视为一类。多包括志和铭两部分。首题中的“并序”，即是“志”的部分，志多用散文体，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平，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以示对死者的悼慰。志、铭在古代石刻中，有分用的，也有合用的，而后者较为多见。 此铭志文在前，首先简约的叙述了墓主的籍贯、姓氏和进士及第的过程： “严行大德悟闲，白人，姓张氏，初名伟，字保之。幼失所怙，而宿植善因，蚤(早)慕真谛。十岁，从天庆即伸大师受经业，日数百千言。十七，返亲舍，更读儒书。工辞赋，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
严行大德灵塔局部拓片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白”。此地名不载于《金史·地理志》，但见于《辽史·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大定县，白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又，《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奚、，国名。中京地也。”考辽之大定县，为辽中京大定府之倚郭县，辽统和二十五(1007年)置，地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此地金代海陵时期始，置为金北京治所。据《辽史》所记：“诸国俘户居之”可知，此地为五代十国以来中国北方一处多民族聚居之地，俗有“白”之称。另外，“白”也是古族之名，亦称“”，乃铁勒十五部之一，隋唐时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北，风俗与契丹相近，后迁潢水以南，与奚族合并，并于唐代末叶俱附契丹。今年，北京地区发现的一些墓志、碑碣中，曾屡见记有“白NB275”籍贯的人物③，反映了辽金两代中国北方多民族交融、流动节奏的加快。 据志文所叙，闲公“幼失所怙”(即失去父亲)，而“宿(夙)植善因，蚤(早)慕真谛”，而且十岁便到天庆寺受经业，笔者推定，“白NB275”只是张伟的籍贯，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许在他出生前，张家便移居到燕京(今北京)一带，所以他才能年方十岁便到天庆寺拜师受业。“天庆”即辽天庆寺，据有的研究者考定，始建于辽代，原名弥陀院，清代初年尚存，遗址在今北京天坛西北金鱼池一带④。另外，张家在燕京虽非大族，但张伟能在幼失怙宠的情况下，仍“植善因”、“慕真谛”，并能进寺院受经业、返亲舍读儒书，受到良好的教育，足见其家庭状况与区域人文背景的优越。 铭文赞张伟“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惜未言及其中第的具体时间，这就给今人的考释带来一些困难。但是，细审墓主生平，尚可推测一二。据志文后半部残留有“阅世六十八年”的文字推算，可知张伟应生于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他10岁入寺院授经业应在辽寿昌元年(1095年)，17岁返家读儒书应在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年)。志中说他一举中第，虽未及具体年份，但从语境上看，应在“弱冠之年”即20岁之前。如果此说不谬，那么，这位张伟，真可谓朱颜轩冕(服冕乘轩)、少年得志了。 “历官州县，繇北京都市令以选入枢密院通NB332。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更两考，有能声。先是，民间有冒耕官闲田，公被檄与府官捡括。时夏麦且熟，恐民不得获。既行，涉积水，阳(佯)失辔坠而溺，从者惊援之。及出，即移病归卧，请展期。比愈得报，再行则皆获矣。” 考张伟登进士第后“历官州县”，应是辽朝所辖之州、县，而具体职务，似是判官或县丞一类“佐贰”官。而“北京都市令”之“北京”，似应指辽中京路之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北)，因辽无北京之称，金代天眷元年(1138年)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至金贞元元年海陵迁都燕京，改中京路置，改大定府为北京。志文虽叙辽代事，但系金代命官所撰，且书于贞元元年五月，时刚刚改称，所以，此“北京”当指辽之中京大定府。“都市令”，《辽史》与《金史》百官志均不见载，推测当系留守官之属僚。 “枢密院”，亦为辽代之枢密院，而非金代⑤。《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载：“则枢密之设，盖自太宗始矣。”又“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太宗入汴时，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处兼尚书省。”再据《金史》本纪第二，记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上伐燕京，……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侍书刘彦宗奉表降”，可知辽末枢密院曾置于燕京。“枢密院通NB332”一职，《辽史》、《金史》百官志均不载，且“NB332”字不能识读，推测可能为“事”的俗体字——如果确为“事”，则“通事”一职见于《金史》百官志一“枢密院”条：“译史三人，通事三人……”。金承辽制，“通事”一职虽失载于辽史，但承辽而置，应不是妄断。枢密院乃要津中枢，能在其中“行走”，通事一职虽微，但也可证年轻的张伟确有“才誉”。 “邑户佃圭田，凡留守要人者，率藉形势免科调。问之，以例对。公曰：‘皆王民也，例谁为者？’一以法令从事，役以故均。而大忤权贵，至檄召诣府，屡加摧□，公执不改，卒依行之。其守如此，累阶至尚书郎。” “圭田”，古代卿大夫祭祀用的田地。《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宋朱熹注：“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可知这是事关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特权和礼仪，估计圭田也可得免纳赋税的优惠。但据志中所记，当时在中都大兴府各县，这种冒圭田之名而免征事役的土地很多，大都是身居高位的留守要人所有，且弊俗由来已久，官官相护，习以为常。张伟任县令后，则决心革除弊端，“一以法令从事”使“役以故均”。结果是大忤权贵，虽要人以公文形式“召诣”令改，但“公执不改，卒依行之”。不过，据志文所述，张伟的这种行为，虽惹了些烦恼，却未致祸，而“累至尚书郎”。尚书，指尚书省。金之尚书省建于金太宗天会四年(1138年)⑧，是金政权的中枢机构。尚书郎，应是“郎中”或“员外郎”的俗称。据《金史·百官志一》“尚书省”条：“郎中一员，正五品……员外郎一员，正六品，总察吏、户、礼三部受事付事……”可知尚书郎虽然品级不算太高，却是身居要津，总勘全局，可谓处于权力漩涡的中心了。此段志文关于辽、金易代之际，燕京权贵豪门以“圭田”之名，大多“籍形势免科调”的记述，不见于正史，而塔铭补其所阙，尤堪珍视。 “一日，读首楞严经十习六交因报之说，感悟发心，取香三瓣，炷於顶门及两肩。燃之，默祷自誓。又以诗寄平生友人兼平章曰：万缘躁恼丛如发，试看临时下一刀。从此不近妻妾。” “平生友人兼平章”，即为其死后立灵塔者张通古。据《金史·张通古本传》载，金天会四年(1126年)，张通古“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与张伟有同僚之谊。当时，通古尚非平章，海陵天德初，才“进拜平章政事”；因撰此铭是天德后的贞元年间，故称平章。志中说张伟因读佛经而感悟，厌恶俗世，准备“临时一刀”，斩万根烦恼丝。其实，这只是他遁入空门的起因和心理准备阶段，虽从此不近妻妾，却“犹身为榷盐官”⑨，勤政于国。也许就是在其以尚书省郎中兼榷盐官的这段时间里，由于他“遵於推捡故□”⑩，“疾恶如仇”，得罪了更多的当朝权贵和“奸吏”，也就遇到了更大的障碍和困难，终“抑不能忍”，谓自己“属世多故，复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所以“慨然欲求出世间，得自拔流俗。”铭志具体描述了张伟弃官出家的过程： “独念老母恩不可报也。来问，跪曰：‘言有为皆幻，惟一大事，可以於尘垢脱出，死愿允耳於亲，归近圣道，以答NB279劳。’母曰：‘汝志如是，吾顾不能耶？’欣悦听许。公拜谢，未几，先命二妻一子相继出家。乃以天会六年正月弃官入鞍山之慧聚寺。亲友闻者争劝止，朝省亦遣人趋召，竟不至。执僧悟柔，自言：‘伟误罹世网，崎岖半生，今喜亲许出家矣！愿从壤削，用道修典，惟师摄受，为我落发。’柔与其徒愕曰：‘府君学有闻，且通朝野，斯言谓何，岂绐我乎？’公曰：‘断之于心久矣，语一出口，天地诸圣实临之。’□选理□斋□诚书之制度。公乃取鞍山先师画像置堂中，焚香作礼，自称门人。而易”(下残)志文简捷而生动地描述了张伟辞亲的过程和入山受戒的细节，其中的一些人物对话很真实，蕴涵也很深，如张自言“属世多故”，自己又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则可折射出士子阶层对所处时代的真实看法。这对于研究辽、金两代的佛教史和思想史都是难得的材料。 三、韬光匿影 游锡四方张伟悬崖撒手、入山向佛后的具体行实，在铭中应有记述，但遗憾的是，由于以下两面石刻，磨蚀殆尽，仅存150余字，且只可分行连读，所以难窥其详了。然而，从残存的词句如“上京”、“尝访师之居”、“径山禅师弟子”、“太湖雨道院”、“韬光匿影”、“谒青州希辩禅师”中，可推断张伟受戒后，韬光匿影、游锡四方，广佛法而度世人。 据残留文字“日，趺坐顺化，阅世六十八年”，可知张伟死于海陵贞元元年初，僧寿二十五，其天会六年出家时应为43岁。 四、友人平章张通古 塔铭末尾款署“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标明了墓塔的建立者乃是当朝宰执级的人物。张通古，金初名臣，《金史》纪、传中对其都有记述。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今河北易县)人。辽天庆二年登进士第，补辽枢密院令史；辽、金易代之初，曾一度隐居。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军收复燕京后，经侍中刘彦宗推荐，召为枢密院主奏，由此仕金。天会四年(1126年)金廷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海陵天德初，迁行台左丞，进平章政事，封谭王，改封晖王，复拜司徒，封NB276王。正隆元年(1156年)以司徒致仕，进封曹王；于当年逝世，享年69岁B14。本传中说张“读书过目不忘，该综经史，善属文”，不仅颇富治世经国的才略，而且坚持正义，不惧强权，“天资乐易，不为表NB322，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因此，甚得人尊重，连平时御下严厉，亲王大臣未尝少假以颜色的海陵王完颜亮，“惟见通古，必以礼貌”B15。 五、文士右相刘长言 此石幢塔的撰铭者也是金代前期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就是以诗文名世并当过尚书右丞的刘长言。 塔铭中标其职衔为“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其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文官从二品上，《金史·百官志》：“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正二品……下曰银青荣禄大夫。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铭中“光禄”前加“银青”不见于史，待考。“翰林学士承旨”，为正三品，《金史·百官志》：“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 因刘长言撰铭是在贞元元年(1153年)五月，彼时尚未拜相，而其任尚书右丞是在7年后的正隆五年(1160年)了。据史籍记载，刘长言字宣叔，东平人(今山东东平县)。天德三年(1151年)以翰林学士使宋，正隆五年三月，除拜尚书右丞，十一月罢，其父刘NB333，仕至仪真令，工诗文，有《南荣集》行世。长言亦以诗文世其家B16。 六、正隆凿抹 石痕尚存 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二年(1157年)二月，诏令“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B18。这是当时海陵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件重大的政治举措。施行的也十分严厉：削降王爵之号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而且殃及死者；不仅公私文书中涉及王爵字样的必须立即毁掉或抹去，而且连埋在地下的碑志，也要掘出凿毁。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以海陵之威，当年这道诏令贯彻的肯定十分彻底，其波及面也一定会很大。那么，死于正隆二年前、又有王爵封号的张通古是否也被殃及了呢？ 此塔建于贞元元年，当时通古已进拜平章政事、封NB276王。在金代，平章政事从一品，为宰相，而从一品上是文官品阶，曰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塔铭通古官阶标“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则是勋封正二品B19。以上这些职衔，都与削降王爵的诏令无涉，所以都完好保存至今。但是，不能不写在职衔中的王爵和食邑，却属于应“立限毁抹”的字样，难以保留。今天我们细辩通古职衔铭文，仅存“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张通古建”16个字可识，而中间8个字被人为凿抹掉了。为什么会有人从中间毁去数字？其原因就是这些字表述的应是张通古的王爵和食邑。通古当时封NB276王，其食邑为万户B20。据此，可知被凿抹的8字应是：“国NB276王食邑一万户”B21。 七、小 结 经历了850个寒暑依然兀立于京西燕山的严行大德灵塔，是金代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它精美的造型，是金中都建筑艺术与石雕艺术结合的典范；由金初著名文士刘长言撰写的铭志是一篇情理交融的美文，既生动真实地反映出辽金之际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也代表了金代文学的创作高度；而灵逸疏朗的志文刻写，则形象显示出金初书法的水平B22。特别是正隆二年海陵诏“削降王爵”历史事实在石刻中保留了清晰的痕迹，为同类文物前所未有，其证史作用之巨，不言而喻。总之，这是一件考古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兼俱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尤须积极保护、深入研究。 《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 道无异致 教或因时 会其有极 ①《门头沟文物志》第二章第二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为辽金城垣博物馆研究员及馆长和工作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