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江著「太虚大师前传」
　　（一八九O—一九二七）
　　李永炽
　　在传统到近代的转换过程中，革命、改革与保守的三边关系常显得复杂而多样；这段时期的历史也丰盈有致，颇能吸引研究者的兴趣。在中国，清末到民国，无疑是处於这段历史的转换时期。传统中国的一切，无论政治、社会或思想，都面临到种种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些挑战、传统中国不仅要从内部自我调整，也需跟外来的事物进行整合。其成败自然关涉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清末到民国，中国面临的局面跟往昔大不相同；往昔，中国的挑战大致来自内部，也就是内部异端的挑战，彼此的论理路数不会相差太远。可是，清末以来，向中国的挑战，在政治方面是自由民主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方面则是资本主义，思想上大体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跟传统中国相当不同，而其势又锐不可当。因此，知识份子在面对这股强势的思想力量时，有的以接纳这股力量做为自我改造之资，有的则动员传统的各种力量，加以组合，以抗拒西来的势力，其中甚至有人把西方的思想配置进去，形成更大的组合力。在这情境下，明末以来日益衰颓的佛教思想也被动员，而形成佛教复兴之局。灿腾以杨仁山、章太炎等人为线索，详加叙述，作为太虚诞生与成长的社会背景。
　　在这思想的大环境之下，一个伟大的佛教改革者出现了。这个改革者很意外地成为佛教僧侣，也跟外在环境展开密切的亘动关系，甚至由此型塑了他的性格。灿腾非常注意太虚性格的形成，因为他认为太虚的性格跟以後佛教改革的成败有密切关联；这点颇值得注意。太虚性格上的自信虽然在处世上不够圆融，却让他勇往直前，进行佛教改革。更源于他对思想的好奇与敏感，太虚虽受旧式儒佛教育，却能从中伸出触角，积极接触各类新思想。当然，有人接触新思想，只为了把新思想编入旧系统，为旧系统撑势，并没有让旧系统形成质变，等而下之的甚至以新思想为谈资。有人则让新思想和旧系统进行角力，或交融或重组，以创出新局：太虚似属後一系统。
　　在灿腾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普陀山闭关修行前，太虚已在佛教改革的思想内容与组织形式上著力不少。在思想内容上，他积极接触新思想，其至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不放过，显示他佛教改革可能内蕴的社会性——藉人间净土克服佛教出世与人世的矛盾性。更重要的，这些新思想在普陀山闭关思索中似乎已和旧系统的思想交融或重组，而展现出以佛教为主体的全新理念。此一全新理念正是他改革佛教组织的动力。
　　在佛教改革的组织形式上，太虚不仅关心丛林改革——作为佛教僧侣的必然性，也注意到与世俗相关的佛教组织之重构——克服人世与出世矛盾的可能方法。依灿腾看法，出关後，太虚对组织形式的见解几乎全集中於《整理僧伽制度论》，其组织架构类似西方的天主教组织模式。当然，这种观念并非起於太虚：事实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曾建议以天主教组织模式建立阶序性的儒教教会，民国後的儒教会也属抄这种模式。不过，太虚的此一组织架构具有由出世走向人世或两者交融的内在意义。
　　灿腾此书《太虚大师前传》主要著力点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太虚的佛教改革志业。这时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各种革命或改革论述纷纷出笼的时期，太虚在某一层面上也是时代之子，投入改革的时流之中，而灿腾不愧是佛教研究者，不会忘记佛教在这汹涌时潮中所扮演的角色。灿腾不是没入太虚思想中，而是寻绎太虚改革的内外关联，在这方面可以说相当成功，如果能够更深入太虚思想，观察太虚思想的内在转变，就更圆满。太虚的人间净土说主要展现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灿腾在往後论述太虚思想时想必会追溯到太虚前期的思想。
　　在硕士论文《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教诤辩之研究》中，灿腾追踪的是明末佛教的改革，当时的改革显然没有多大成就，所以在清代已完全没落：没落的佛教在西方思想的刺激下反而扬起了改革契机：灿腾抓住了此一契机，意图以太虚为线索追踪清末民国的佛教改革，以便跟以憨山德清为中心的明末佛教改革相对比。目前，灿腾就读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准备以日治时代的台湾佛教做为学位论文的主题。日治时代的台湾佛教极其复杂，有来自中国的佛教，也有来自日本的佛教如真宗系统的本愿寺派和曹洞宗等。中日两系的佛教在台湾交会，在台湾本上蕴生的面貌，一定颇具意义。灿腾以研究中国憨山德清和太虚的经验，来观照台湾佛教，必有一番新气象。这是我对他最大的企待。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
　　摘自《海潮音》第7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