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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诗歌中的禅宗美学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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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诗歌中的禅宗美学意蕴 周坚 摘要：中唐时期的士大夫柳宗元怀抱济世之志，早年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积极为谋得仕途发展而努力，并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最终因“永贞革新”失败而遭贬谪远州。在备受贬谪的打击，阅尽世相人生后，流露出厌恶仕宦、避世离尘之念。由此，他更倾向于游历山水和体禅悟道，并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自己对于孤独、悲愤、凄凉、落寞等的体味，以期摆脱心灵的抑郁和现实的纷扰，获得暂时的慰藉，从而得到一定的解脱。他的诗歌意境开阔、冷气透骨、幽僻孤绝、远离尘世，透着一股空灵的禅境之美但由于柳宗元济世救时的儒家入世思想，他始终不能彻底地抛开世俗执著，借谈佛说禅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感，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思想在柳宗元的诗歌中相互融合，体现出凄清、幽寂、寥落的情绪。 关键词：柳宗元，诗歌，佛禅 柳宗元，字子厚，作为中唐时期的文化名人、政治家，他结交过许多朋友，不仅与统治阶层官员、社会文人志士交往甚密，而且与禅寺僧侣交流广泛，他不仅深谙儒家思想，而且通达佛禅道义，后者除了对柳宗元的思想有较深的影响外，还通过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来。 一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主要是贞元、元和时期，当时，经历“安史之乱”，盛世唐朝逐渐趋于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深刻化、尖锐化。柳家世代为官，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一个颇有政能文才，怀抱济世之志的人，他深通经术，善诗文，交友很广，时名甚高，“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1]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柳宗元早年奋斗仕途的鸿鹄之志是有影响的。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书香人家，通晓诗、书、礼、乐等典籍，教柳宗元读书嘱文，为其启蒙之师。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2]“弱冠游学，声华籍甚”、[3]“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4]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提到：“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十三岁的柳宗元曾随父亲服勤公务，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是个学习社会、增长阅历、吸收知识、开拓心胸的好机会。从这时开始，他已经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其中包括与崇佛之人的交往，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 柳宗元早年读儒家书籍较多，受到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又因柳家世代官宦，父亲柳镇胸怀济世之志与刚正不阿的品格的影响，所以，柳宗元交朋结友，企图像李白那样依赖自己的才华博得封建统治者赏识，以获得政治地位、实现政治理想是不足为奇的，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积极为谋得仕途发展而努力。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柳宗元考中了进士，时年二十一岁，[5]“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6]然而柳宗元不是那种为了做官而做官的人，不只是为了一官半职以谋生或光耀门庭，他的济世救时的理想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有所突现：“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由此可见，登科第、做高官，不是他的目的，取文名，为将相，也不是他所希冀的，“辅时”、“佐世”、“利安元元”[7]才是他的理想。 从柳宗元考中进士踏上仕途起，柳宗元在官场上的阅历逐渐增多，他的刚直与周围官僚社会格格不入，使他加深了对政治黑暗的认识，这与他怀抱济世之世是有矛盾的，他更希望有政治上的变革，能一展抱负。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自蓝田尉调入京题为监察御史里行，并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王叔文“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8]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王叔文政治集团执掌朝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为“永贞革新”。执政的时间虽仅半年，但他们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用贤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饥苦。这些“善政”受到广大百姓的热烈拥护，欢呼雀跃，“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9]由此可见，“永贞革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它打击了当时腐朽的政治局面，实是民心所向。但有些人对柳宗元参加的政治活动却不以为然，韩愈把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分子说成是“名欲幸而速进者”的投机分子，指责柳宗元“不自贵重”，不能“自持其身”。[10]柳宗元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朽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试图通过革新运动改变当前状况，推行善政，以济世救时、“辅时”、“佐世”和“利安元元”，所以，他绝不是韩愈所说的那种“附小人以求进”[11]的“速进者”。对于王叔文政治集团成员之一的柳宗元来说，“永贞革新”及其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政治命运，“八司马事件”把他从繁华的都城长安贬至荒僻的小城永州，远离朝廷，并死于柳州任上。柳宗元长居在远离长安的荒僻远州，其救世济时的远大理想无法实践，郁郁不得志，与此同时佛禅思想在精神上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二 自魏晋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唐代，佛教作为社会底层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而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所谓繁荣局面。武则天出于政治目的，将释列于道前，使得全国上下到处都大兴土木营建寺庙，佛教徒宣教讲经也颇为兴盛，信奉佛教便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许多不得志的文人士子，许多深感官场险恶的官吏，都纷纷走向山林，归向佛教，以追求所谓的超脱尘世。而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代，是中国禅宗发展史上最辉煌鼎盛的时期，以江西、湖南为中心区域的南宗禅，对中唐的士人心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世风所及，柳宗元很早就开始了与禅宗的接触。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里的“中丞叔父”，指柳公绰，他以元和六年为潭州刺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其时柳宗元三十九岁，故约十岁左右即受佛教熏染，加之母亲卢氏虔佛的影响，故云“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镇入洪州刺史李谦幕府，柳宗元随父来洪州，时年十三岁。中唐时代的江西洪州，是唐代佛禅最鼎盛的地方，禅宗史上著名的马祖道一禅师就在此开堂说法，培养出后来名闻禅林的大批人物，并形成了禅宗史上著名的洪州禅。“从佛教史发展来看，诸宗中最为发达的是禅宗，而禅宗中最为壮观的派系是洪州宗，它的思想代表了禅宗中晚唐的基本思想。”[12]李谦原本就是一位笃信佛禅的人，来洪州后，对马祖道一执礼有加，受其影响，“李谦幕府中权德舆、柳缜、杨凭等文人亦与佛门有交往”。[13]李谦的女婿杨凭也信佛，曾对如海禅师执弟子礼，而杨凭后来成了柳宗元的岳父。所以，柳宗元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郁奉佛修禅气氛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之下，他对禅宗也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不管此时的柳宗元是盲从家长还是附会时俗，禅宗都从此进入了他的人生。柳宗元历经的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没有一个皇帝是不崇佛的，他在长安应举和做官的时候，正是德宗李适搞“三教讲论”，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时期。他曾和文畅、灵澈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如在长安所作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一文，就是他与禅门交往的一个明证。柳宗元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又称赞过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的亦儒亦佛的人物。然而长安时期柳宗元少年得志，奋发上进，实践济世之志，佛禅对他的影响尚不明显。 “永贞革新”的挫败，标志着柳宗元“辅时”、“佐世”、“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也导致了他逐贬遐荒的生命沉沦。八司马事件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这对柳宗元来说是人生中最严重的打击，也是他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以前他是一帆风顺的，在此以后，则迭遭打击迫害，再也没有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投身南荒长达十年之久的柳宗元终于奉旨返京，心中无限感慨，作诗《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二月到达长安后，三月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病逝于柳州任所，终年四十七岁。 如果说年少时的柳宗元信佛是盲从长辈和周围环境，长安时的柳宗元信佛是落于士人与禅林交往的世俗时尚，那么贬谪期的柳宗元则是主观上以佛禅作为心灵慰藉。《送僧浩初序》中说：“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訾予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可见，言说佛禅，研读禅理，与禅门频繁、广泛的交流往来是柳宗元贬谪生活中的日常活动内容。 禅宗注重内省的观照意识和消解执著，导向空淡无我的处世态度，对柳宗元的贬谪心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尝试着以佛禅精神来对自己骚怨愤悱的谪臣心态进行抚慰和调适。当政治斗争失败、理想受挫、屡遭打击的柳宗元离开繁华的长安后，来到人烟稀少、荒僻的远州。初到永州，他寄住在龙兴寺，寺内“凫鹳戏仲庭，蒹葭生于堂筵”，[14]寺外一片丛林乱石，人迹罕至。龙兴寺的重巽和尚，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他对柳宗元的生活多有照应，给他创造了亲近经书禅堂的条件，并使他有机会阅读大量的佛教佛学经典书籍，柳宗元与他结交，谈禅论道，诗文唱和。这里还经常有一些过往僧徒，如游方僧文约等人，与柳宗元“联栋而居”[15]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熏染，在长安就与僧侣有交往，这时候精神正非常苦闷，每天相处的是僧侣，接触的是青灯梵呗，促使他到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 [24]以五言绝句《江雪》为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是柳宗元诗歌代表作之一，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九月被贬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十一月到达永州，这对三十三岁正当盛年的改革志士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政治上的暴风雪使他茕茕孤立，激愤感伤，这是形成了构思《江雪》的关键。元和元年(公元806年) 正月，八司马之一凌准因愤卒，母亲卢氏来到永州不到半年就病逝，柳宗元的住所连遭火灾，真是集国忧、家祸、身愁于一起。《江雪》写于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此时，柳宗元居龙兴寺，心态十分矛盾，失落感、负罪感、忧恐交加，他想从佛学中寻求寄托，又在游历中抒发抑郁。《江雪》仅简洁、凝炼，寥寥的二十字，明白晓畅，朴实无华。然而，正是这些字句，具体而细腻地勾勒出一幅远离尘世、意境开阔、冷气透骨、幽僻孤绝的寒江独钓图：大雪环抱的天地间，独有扁舟渔夫一竿在手悠然垂钓于幽冷的江心。全诗渲染了一种萧索荒寂的气氛，造成一种孤独不屈的情绪，蕴含着深刻的内涵，那抗寒斗雪的渔翁形象，寄托着诗人的理想、抱负，映照着诗人自己的影子。前两句用“千山”“万径”形容山多路重，诗人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用“千山”、“万径”作为广大寥阔的背景，极言背景的广阔。放眼一望，所有的山上都看不见飞鸟的影子，每一条小路上都没有行人的踪迹，南方的丘陵处于极端幽静、沉寂的背景之下，主宰世界的似乎是漫天冰雪。诗人用“鸟飞绝”“人踪灭”来渲染天地的寥阔，烘托天气的寒冷，鸟飞人散，只剩一片茫茫大地。“绝”与“灭”二字为背景增添生命罕存的极端冷漠与孤寂，严风盛雪间专心垂钓的渔翁是挣扎在这片死寂、幽寒的冰雪世界里惟一的生命活力的象征。后两句聚焦点落在一叶扁舟、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渔翁，在大雪覆盖的江面垂钓，用“孤”“独”来形容渔翁的清高孤傲，不管冰天雪地，不惧寒气逼人，专心致志垂钓，似乎凛然不可侵犯。渔翁不仅仅钓的是鱼，而是“寒江雪”。“寒江雪”像神来之笔，将“江”与“雪”有机联在一起，虚实结合，使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同时，也将渔翁的形象美化了，体现了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斗争精神。在写法上，以静衬动，冰冷死寂的画面，突出毅然垂钓的渔翁，以冷衬热，寒气袭人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不甘寂寞与恶劣的政治气候作斗争的赤子情怀，那内心世界是热烈而充满向往的。渔翁身上既体现了一尘不染的精神的写照，更寄托出作者深挚的情怀，那是沉于心底的痛苦挣扎与孤愤沉郁在暗默中的喷发，闪耀着作者坚韧顽强的执着信念和浦同孤傲、高怀绝世的人格风貌。鲁峡认为：“永州时期的作品《江雪》，虽素短短四句，却是‘人境俱夺’之绝唱，深深地体现了作者崇儒向佛的思想以及由此构成的禅机理趣。”[25]“《江雪》整首诗都表现出摆脱障碍的空灵自在”，“呈现一种不可言喻的禅说”。[26]陈琼光也认为：“真正代表柳宗元之禅悦水平的山水诗，当推《江雪》”，“在‘千山’、‘万径’之中，鸟迹绝了，人踪也灭了，孤舟孤翁在江雪之下‘独钓’什么呢？实在耐人寻味，其‘钓’得的是情味，‘钓’得的是禅趣，这是诗人对‘禅空’的一种诗解。”[27]徐伯鸿先生《柳宗元〈江雪〉诗寓意新解》，他认为《江雪》暗用了“姜太公钓鱼”这个典故，并依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将“渔翁独钓”与“姜太公钓鱼”进行对比，认为两者许多暗合的地方：“甲、柳诗中的渔翁和太公所作之事都是‘钓’。乙、‘蓑笠’与‘穷困’相暗合。丙、‘翁’与‘年老’相暗合。丁、二者从事垂钓的社会环境相近似。”故认为， “渔翁形象是柳宗元人格的自我象征”，“更重要的是寄托了诗人希望别人援引摆脱困窘，象姜太公一样早沐圣主春风以实现‘兴尧、舜之道，利安元元’政治理想抱负的思想情感。”吕国康认为，屈原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众人皆醉我独醒。”柳宗元也写过“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28]的诗句，可见他是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渔翁自喻的。雪中垂钓的渔翁还隐含着当年汉朝严子陵垂钓之意，柳宗元也曾寄一线希望于唐宪宗李纯——也能像汉光武起用严子陵一样起用自己。这从柳写的一系列呼吁求援的书简中可以得到印证，如《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等，希望“复起为人”，回到朝庭。他在永州虽然寄情山水，委废于世，恒与山水为伍，但内心仍希望得到为国效劳的机会，以实现“辅时”“利安元元”的理想，这是他“行歌坐钓”的夙愿，是在冰天雪地中怦怦跳动的一颗赤子之心。钓鱼动机不在鱼，而在禅悦，在超尘脱俗、人鱼两忘的审美境界。《江雪》诗中的渔翁形象，是艺术的珍品，是诗人人格的化身，呈现多元化的心态：既孤独寂寞，又清高倔强，既寒气透骨，又内心炽热，既感到失望，又充满希望。 又如《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及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此诗更是以渔翁为歌咏对象，在淡泊雅致、意旷境远的画卷中，渲染了山水绿的亮丽，流溢平淡闲适的情调。主人公独来独往，突现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汲清湘”而“燃楚竹”有着超凡绝俗的感觉，似乎象征着诗中人孤高的品格。“不见人”、“回看天际”等语，又都流露出几分幽清孤峭的情怀，结尾特意点出岩上相逐的白云，隐隐传达出诗人那孤寂无伴的心境。正如刘纲纪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的“禅宗情感……其根本特点就是我们前述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对自己在社会和自然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和思索，展现对人生的一种孤寂、凄清、冷寂、虚幻、无常的感受。……在大自然的极端的寂静中，在与人世无关的自生自灭的自然景象中，人感到他自身的存在是空虚的、孤独的。”[29] 四 然而，柳宗元始终不能彻底抛开俗世的执著和贬谪的骚怨幽愤。他作为一个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济世救时的责任感，远之屈子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并为之“上下而求索”，近之白居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更何况柳宗元政治抱负远大，胸怀改革谋略，一心报效朝廷，即使改革失自由诗，贬谪永州司马，十年苦难也不能改变其初衷。一旦奉诏入京，又惊又喜，他就盼望着“破笼展翅”[30]重归自由的一天：“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31]虽然他怀疑是否是梦境，但其心情之喜悦是不言而喻的。途经汩罗，有感而作《汩罗遇风》：“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十年贬谪的抑郁和禅门的修为尚不能使柳宗元看透执著，那么，是什么力量在促使着他时时流露出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呢？正是“上下而求索”的儒家入世思想。如前文所述，儒释两种思想都早在柳宗元少年时期埋下深根，只是在实践济世之志时佛禅对他的影响尚不明显罢了。 中国士大夫在与外部世界斗争的“兼济”不利时，往往退回到归隐和对山水田园欣赏的“独善”中来，有时甚至还把这种迁谪之痛苦和优游山水的暂时之乐有机地统一在其诗歌创作之中。柳宗元有诗《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在秋风萧瑟之时，诗人独游南涧，显然，诗人是为散心即排解迁客之郁闷而走向自然山水的，诗人向往自然欲离开喧嚣的社会而复归大自然。“羁禽”、“寒藻”等自然景观既使诗人悲戚的心境由此得到舒缓，由此体现自身“自由”的愉悦，而形成具有禅意、禅趣的境界，同时也使诗人感到自己“独游”和迁谪境遇的“寂寞”和“凄凉”之身世之悲，淡淡的“乐”和片刻的解脱又转为深深的忧愁。“命不过为柳州之牧，以谪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于溪谷，如千里之马，轭于辇毂，时耶命耶？”[32]也许这就是“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33]或说“柳诗哀而酸楚”[34]的缘故。柳宗元因“永贞革新”而遭受贬谪，使他感到忧伤愤懑，而南涧之游，本是解人烦闷的乐事，然所见景物却又偏偏勾引起他的苦闷和烦恼，所以曾有人评语说“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35]“何忧之深也”。[36]诗人那复杂而又统一的内心世界，正是儒家那种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形成其精神上沉重的负担，故他无法做到达观，也无法进入佛教要求的那种“宁静”境界。显然，诗人虽有佛家寻求解脱寂寞的暂时之乐，却又难以忘怀自身迁客处境的长久之融和整合。再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此篇多写静景：霜露、幽谷、黄叶、溪桥、荒村、古木、寒花、幽泉，写荒寂之景是映衬诗人的心境。《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诗人写自己优游山水之间的闲适之乐，表面上真有佛家忘怀尘世、高蹈山林之意，流露出佛家看破红尘、不为尘世纷扰的“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之回归大自然的思想，尽管他故作旷达，但还是不难感受到诗人心灵深入的孤苦与寂寞。他在《与雀策登西山》一诗中面对“重叠九疑高难度，微茫洞庭小”的自然寄观，颇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使人心胸开阔的境界与感受，却又念念不忘自己“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与崔策登西山》）的迁罪之身份与处境。佛禅之走向自然山水寻求解脱的愿望，儒家“身居山林，心存魏阙”的不能忘怀世事的情结，与诗人既优游山水寻求精神解脱，又寄幻想于帝王而盼望召回受重用的复杂思想情绪，相互交织、影响作用共存于诗人的诗作中。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冬，柳宗元到柳州不久，长乐和尚贾鹏慕名前来拜访，写有《郡内新栽松寓兴》诗赠给柳宗元，柳宗元即写《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诗二首作为酬和，其中一篇：“芳朽自为别，无心乃玄功。 夭夭日放花，荣耀将安穷。青松遗涧底，抉莳兹庭中。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茏。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风。”诗中，柳宗元赞颂了松树“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茏”的坚贞品格，并为青松从无人理会的远山涧底移植到幽雅的庭院受到精心呵护而感到兴奋，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也能被人赏识，得到提携的愿望。从这里也不不难看出柳宗元内心所希冀的重返朝廷的入世思想，虽然他已再度被贬，重新启用的希望不大，但他仍抱着这种幻想。所以，上面的诗篇表面上是写闲适优游山水，似乎是表现他对世事、政治的淡漠，实际上却是借写山水来转移和排解自己的抑郁悲哀愤激的思想情怀。表面上谈佛说禅，实际上却是抒写自己怀才不遇而遭迫害的冤屈牢骚。这在《构法华亭西》诗中有典型的表现：“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绝，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瓷披剪，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长升云间。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堕，凄鸟当我还。函萏溢嘉色，篑篑遗清斑。神舒屏羁销，志适忘幽潺。久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间”。诗写游览寺庙时“飘若升云间”、“志适忘幽潺”、“迨今始开颜”的愉悦心情，然此却是在首句“窜身楚南极”的特定环境、背景和基调下来表现的，“出世”之乐与“入世”之悲巧妙而有机地纠结在一起。迁谪已成为诗人始终排解不开的情结，虽然开阔而神奇的大自然景观也能给诗人带来片刻而暂时的快乐，但最终仍是为深重的忧愁所掩盖和淹没。诗人的诸多记游山水的诗篇都是以思之念之的“迁谪”之悲慨为发端，这表明其完全是为散心排忧解愁而登临、游赏的。这与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的闲适心境迥然不同，与王维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的享受春风白云的参禅体悟也颇为相异。 济世救时是士大夫柳宗元的人生理想，但时世弄人，然而政治上的失意却恰恰造就了文学上的成功。遭到沉重打击的柳宗元更倾向于禅门以寻求精神支柱，体禅悟道，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融入山水，“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37]显示出自己对于孤独、悲愤、凄凉、落寞等情绪的体味，企图将自己的身心沉浸于山林之中，为生命存在、心灵平衡寻找支撑点，以期摆脱心灵的重压和现实的纷扰，获得暂时的慰藉，从而得到一定的解脱，因而他的诗歌中大多体现这样的凄清、幽寂、寥落的情怀。 注释： [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十二《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182页 [2]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朱子校本考异，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407页 [3]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M]卷六《祭柳子厚文》，《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中华书局，1964年，第13页 [4]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北宋嘉佑十四行本、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六行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32页 [5]唐刘禹锡：据《刘梦得文集》[M]卷二十三《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中载“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9页 [6]唐刘呴：《旧唐书》[M]卷一百六十《柳宗元传》，清道光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3页 [7]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北宋嘉佑十四行本、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六行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34页 [8]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外集卷十《顺宗实录五》，朱子校本考异，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515页 [9]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外集卷七《顺宗实录卷二》，朱子校本考异，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504页 [10]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朱子校本考异，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408页 [11]宋陈善：《扪虱新话》[M]卷十二《柳子厚功过》，据涵芬楼旧版影印，上海书店，1990年，第139页 [12]段晓华 刘松来：《红土 禅床——江西禅宗文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13]朱国能：《柳宗元诗禅机理趣事探讨》[A]，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编，《唐代文学研究》[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1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二《闵生赋》，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36页 [15]唐刘禹锡：《刘禹锡集》[M]卷二十九卷二十九《赠别约师》，清朱澄结一庐馀业书刘宾客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5页 [16]印顺：《中国禅宗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7]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424页 [18]刘纲纪：《艺术哲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6页 [19]明吴宽：《匏翁家藏稿》[M]卷七《完庵诗集序》，《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222页 [20]宋范温：《潜溪诗眼·柳子厚诗》[M]，《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62页 [21]宋苏轼：《苏轼文集》[M]卷六十七《评韩柳诗》，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0页 [22]宋苏轼：《苏轼文集》[M]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4页 [23]《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931页 [24]宋黄震：《黄氏日钞》卷六十二，《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168页 [25]鲁峡：《从〈江雪〉看柳宗元的儒佛思想》[J]，洛阳工学院学报，1999年（3）， 第68 -70页 [26]朱国能：《柳宗元诗禅机理趣事探讨》[J]，《唐代文学论丛》1998年 (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90页 [27]陈琼光：《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28]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四十二《至前驿却寄相送诸公》，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694页 [29]刘纲纪：《艺术哲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5页 [30]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四十三《笼鹰词》，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737页 [3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卷四十二《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694页 [32]宋田锡：《柳宗元〈河东先生集〉》[M]附录卷上《题罗池庙碑阴文》，《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21页 [33]宋蔡启：《蔡宽夫诗话·子厚乐天渊明之诗》[M]，《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58页 [34]元方回：《瀛奎律髓》[M]卷四风土类《柳州峒氓》，明成化三年（1467）紫阳书院刻本，《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189页 [35]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前集引，据清乾隆耘经楼刻本校点，《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47页 [36]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引，据清乾隆耘经楼刻本校点，《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年，第47页 [37]李军：《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在山水诗中的表现》[J]，载《鹭江职业大学学报》[J]，2001年，（3），第39页。 考文参献 [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中华书局版，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2]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朱子校本考异，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3]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北宋嘉佑十四行本、北宋十六行本、南宋十六行本，中华书局，1975年 [4]唐刘呴：《旧唐书》[M]卷一百六十，柳宗元传，清道光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中华书局，1975年 [5]宋陈善：《扪虱新话》[M]卷十二，柳子厚功过，据涵芬楼旧版影印，上海书店，1990年 [6]《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7]吴文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M]，中华书局，1964 年 [8]孙昌武：《柳宗元传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9]吴文治：《柳宗元评传》[M]，中华书局，1962年 【教师点评】 刘方教授：作为中唐著名诗人,柳宗元已经被不断研究过了，而对于柳宗元的研究中,有关他的诗歌创作所受到的禅宗思想的影响问题，则是目前研究的相对比较少的，周坚同学的毕业论文<柳宗元诗歌中的禅宗美学意蕴>,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透视柳宗元的诗歌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问题。文章分析了柳宗元怀抱济世之志，早年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和最终因“永贞革新”失败而遭贬谪远州,在备受贬谪的打击，阅尽世相人生后，由此他更深入接受了禅宗思想,并影响到他对于游历山水和体禅悟道，并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自己对于孤独、悲愤、凄凉、落寞等的体味。具体分析了柳宗元诗歌意境所体现出的开阔、冷气透骨、幽僻孤绝、远离尘世，透着一股空灵的禅境之美.同时，文章也强调了由于柳宗元济世救时的儒家入世思想，他始终不能彻底地抛开世俗执著，借谈佛说禅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感，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思想在柳宗元的诗歌中相互融合，体现出凄清、幽寂、寥落的情绪。文章资料比较详实,能够比较好地吸收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有些认识与观点,文章思维清晰，论证比较充分,观点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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