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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新，中国佛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
释尊出世，一代言教，化度众生，如日方升。至阿育王时，请宣教师出 国弘法，使佛教一跃而成国际性宗教。至于东渐震旦，在异说纷纭的许多传 入说中，也有提及那时的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但传入汉土最可信的史实， 当推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 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 松之注)。[1]此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正史明载。今年正逢传入二千年，值得 隆重纪念。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说法多种，除上述“伊存口授《浮屠经》”而外，还有沙门“赍经来化”说，“汉明帝时传入”说，“霍得金人说”(汉武元狩间(公 元前122—公元前117年)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金人。但未指明是佛像， 或许是西域天神亦未可知，不足为佛教传入之证)，“刘向见有佛经说”(西汉 刘向在天禄阁点杵书籍时，见有佛经。此说据考不足史实)等，还有其它种 种传说，不赘。在传入诸说之中的“授经”说、“赍经来化”说和“汉明帝时 传入说”三则，各有各的侧重点，各有各的代表意义，值得留意。下面逐条 叙述一些个人浅见，就教于佛教史的方家，请予指正!
一、伊存授经
“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出于正史的记载，可信性强。时间是在西汉晚 年，政权动荡，方技风行。此时此刻正式接受外来的宗教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是由经典教义、戒制、教徒组织、仪规和文化等等所构成，而经典 教义是其中首要的枢机。有了佛教经典就是有了佛教。因为佛经是记载和保 存佛陀言教的，是真正慧命之所在。经典的传入须赖翻译，如无翻译，人们 很难领会和研究教义，佛教的流通和发展就不堪设想。所以“伊存口授《浮 屠经》”为佛教的正式传入是理所当然。
有人说：伊存口授佛经以后几十年无声无息，没有有关佛教的记载是何 道理?这是因为王莽篡汉，农民起义，刘秀建立东汉，兵荒马乱，时运多艰 生灵涂炭等原故，几十年没有佛教记事是很自然的。至永平之际，国中升平， 佛教重新见诸史册，是合乎情理的。永平八年(公元65年)在汉明帝答楚 王英的诏书里，用了“浮屠”、“伊蒲塞”和“桑门”等佛教专用词，与伊存 口授佛经说的传入相当吻合。
伊存口授佛经，历史上曾经不为人们所注意，但近现代以来，学术界、 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发生共鸣，成为当前主导的认识。我们隆重举行佛 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扩大各界对佛教正式传入的确切年份的 了解，表明中国人尊重史实，尊重佛教。以上所述，伊存口授佛经为佛 教正式传入中国，是初传时期的正式传入，但不是初传。因为近几十年地下 出土发现了公元前的佛教文物，尤其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江苏连云港的 “孔望山石窟”，有释迦世尊的涅B231石像，也有道家的石刻像等。这 与佛教初来我国流行同道家不分彼此，相辅而行的情况相符。此窟最晚塑像为东汉晚年完成 ，创始年代根据考古考核，约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如以公元前二年 为佛教初传，对此石窟的创建就说不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比公 元前二年更早的佛教传入史载。
二、始皇时传入
《历代三宝记》卷一载：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 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2]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也有相似的记载：
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 帝以异其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 境(原注：《朱士行经录》)。[3]
此记载过去一向被人们(包括本人在内)所否定。其理由：1这记载原 出《朱士行录》。《朱士行录》非朱本人所撰，而是后人托朱之名所写，因称“伪 录”。这一伪，有关此书的一切记载全部“皆伪”，没有任何可信的价值。但 仔细考虑一下，书的作者虽伪，而书所载的内容未必全伪；反之，即使作者 不伪，其所载内容也未必都是不易之论。最主要的是要看它所载内容是否与 客观实际、历史背景相符，而后再来判定它的有无可信价值。2西汉张骞通 西域之前，西域关口是阻塞不通的，也就是说：印度的宣教法师秦始皇时根 本不可能来到汉地。但是，还有海路能不能设法通行呢?早在公元前四世纪， 中国的丝绸就开始运入印度。[4]张骞于汉武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第二次 出使西域与中亚大宛、康居和大夏等地通好，在大夏等地见到经由印度贩去 的蜀布、邛竹杖等，[5]是如何运去的呢?商人为了赚钱，可以冒险通商；弘法 大德为了光大法门，设法冒险旅行播教，从无数先贤为了求法和弘法的业绩 证明，是不成问题的。
始皇时传入说的史籍记载是否有意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说明：就 是阿育王请大德出国弘法的年代与始皇在位年代是否相符?阿育王于公元前 272年即位，后四年举行灌顶，再后第九年(公元前259年)攻打羯陵伽国， 死伤惨重，腥风血雨，血流漂杵，阿育王见而悔过信佛，后来日供鸡园寺僧 伽万人(一说：因得耶舍的沙弥弟子开导而信佛，后将耶舍尊者请至自己身 边说法，信心大增，日供比丘万人)。因而引起了一些异教徒混入该寺受供， 僧团失纯，意见不和，导致耶舍尊者领导一千比丘于华氏城进行第三次结集。 此后阿育王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教，时约在公元前250—公元前240年 之间。始皇是公元前246—公元前210年在位。因此，公元前243年室利防 等赍佛经来华播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里说到《朱 士行经录》称：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时也言：“当 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 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 通似已开(原注：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 其事非不可能”。[6]此外，在僧伽跋陀罗的《善见律毗婆沙》和多罗那他写的 《印度佛教史》里也都说到阿育王时有大德到中国来弘法。前者说是在阿育 王时，第三次结集以后，由摩诃勒弃多往臾那世界(汉地)播教，使佛法流 通，并且当时有人出家。[7]后者说是阿育王时，圣者善见在岛屿“创立佛教”， “在摩诃支那等地略弘教法”。[8]这几则记载，虽然人名各不相同，但都是说 阿育王时有大德来中国弘法。
根据以上所析，可见始皇时西域沙门赍经来化传入说并非捕风捉影，向 壁虚造。如果认此作为佛教初传中国，则对公元前开创的石窟，即成为合情 合理。
三、汉明帝时传入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载：
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 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以“世传”记载：
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 ，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9 ]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载：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 纨三十匹诣国相曰：“记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诸侯王国职掌教导诸侯王以德义的官)。[10]
以上记述总的表明是汉明帝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佛教初传一个新的国土，首先要有经典教义的翻译；再则就是浅近教 义的流传，为群众易接受和信仰；再其次就是要得到政府的承认，才能取得 合法地位。伊存口授佛经，虽然所授何经，后来起了哪些作用都不清楚，但 其代表初传时期的佛经翻译是肯定无疑的。伊存是大月支的使节，能否同时 算作我国朝廷承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接受伊存口授佛经的仅仅是 一博士弟子。博士在秦汉之际是学官，博士弟子是学官所教的学生，连朝廷 命官都不是，不能代表政府。始皇时的传入，有可能主要是使佛教先在民间 流传。记载说：始皇“弗从”，或“以异其俗”囚之以狱。是根据什么“弗从”， 或“以异其俗”的呢?一批没有国交的外国沙门，又无高官引线，要想晋见 始皇，是绝对不可能的。很可能是那批沙门来华后，就在民间播教，时间一 长就会被地方官发现，而后层报，最后秦始皇据报采取具体措施。如果是这 样，在一定范围内的民间，早就接受了佛法的种子。在汉明帝给楚王英的诏 书里有“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一说，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受持五戒的居 士和住持的沙门。英为帝子之尊，也是虔诚奉佛。可知在社会上不仅佛教早 已流传，而且已有一定基础。关于汉明时的传入，史载所谓“梦见”，与当时 谶纬风行有关。所言“问道”、“图像”云云，正是汉明帝承认佛教的表白。 尤其是回报楚王英的诏书，不仅下达楚王，而且班示诸王的中傅。这就不单 单是让诸王知晓而已，实是通过中傅嘉许和鼓励诸王信佛。同时，诏报班示 诸王的所在地，佛教在民间的流传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后汉书》以“世传” 而作汉明时的传入说，又是佛教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傍证。因此，汉明帝时传入说 的意义：既是说明佛教早已在民间流行，又是表明朝廷对佛教的正式认可。
说明：本文是从拙作《慈悲祥和，光照大千》一文中节录的一段。
注释：
[1]《三国志·魏书》第30卷，第3册，第8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2]《大正藏》第49卷，第23页，下。
[3]《B45A续藏经》第75卷，第592页中。
[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269页，世界知识社，1956年。
[5]《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61卷，第2689页，中华书局，1962年。
[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第19—20页，中华书局，1988年。
[7]《大正藏》第24卷，第685页下。
[8]多罗那他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第26页，中国佛教协会，1987年。
[9]《后汉书》第88卷，第2922页，中华书局，1965年。
[10]《后汉书》第42卷，第1428页，中华书局，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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