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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依据
那烂陀(Nalanda)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大雄(耆那教教主——编者注)和佛陀时代。耆那教经典说：那烂陀在著名的王舍城西北郊，地位十分重要，大雄曾在那里度过十四个雨季。巴利语佛教文献多次提到那烂陀：佛陀经常到那里游化，那烂陀繁荣富庶，人烟稠密，还拥有一片叫巴伐里迦的芒果林。从王舍城到那烂陀的距离是一由旬。
王舍城附近的另一地叫那罗(Nala)，据《大善见本生经》载，是佛陀大弟子大舍利弗的出生地。别的经典也称此地为Nalakagrama，说是舍利弗活动的中心地。但梵文佛教经典《大事记》却称为Naladagramaka，距王舍城半由旬，是舍利弗的诞生地。这在一些藏语经典包括十七世纪多罗那他的《佛教史》著作中，得到了佐证。因此，有理由认为Nala、Nalaka、Nalakagrama和Nalanda为同一地名的不同称呼。
名称的起源
玄奘说，传统说由于其地一水池有龙名那伽(Naga)，故取以为名。但他认为，是如来前生修菩萨行，当了国王，建都于此，乐善好施，世人便称颂他为那烂陀，意即“施无厌”，寺因以名之。
多罗那他所述的早期历史
据多罗那他说，阿育王曾祭祀过当时在那烂陀犹存的舍利弗塔，并立寺纪念。以故，阿育王被尊为那烂陀的创建者。多氏说，公元二世纪左右，著名大乘佛教哲学家龙树，在那烂陀开始学业，后来成为该寺的宗师。与龙树同时的一位婆罗门——苏毗湿奴，为阻止大小乘两派佛教的衰落，在那烂陀建寺108座。多氏又把四世纪初中观派佛教哲学家圣天与那烂陀联系起来，并说，五世纪瑜伽行派佛教哲学家无著晚年在那烂陀度过12年之久，后由更加著名的另一那烂陀大师、他的弟弟世亲所继承。
笈多王朝时期
多罗那他这些陈述使人相信那烂陀在龙树时已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其后数世纪一直如此。但必须强调：考古发掘并未发现笈多王朝以前的遗物。年代最早的遗物是笈多王朝的沙摩陀罗笈多的铜盘和鸠摩罗笈多的钱币，这为玄奘的陈述所证实：此国先王铄迦罗阿迭多(帝日)占卜选此福地，建立伽蓝，他的继承者佛陀掘多(觉护)、呾他揭多掘多(如来)、婆罗阿迭多(幼日)和伐罗(金刚)，又于附近建立一些伽蓝。这些名字中有几个已被证实为笈多王朝的帝王，则可推断他们应该全部属于笈多帝国。铄迦罗阿迭多就是摩诃因陀罗迭多，即鸠摩罗笈多一世(约413—455)，佛陀掘多似乎就是佛陀笈多(约476—496)，而婆罗阿迭多就是在六世纪初不得不朝贡嚈哒王糜醯罗矩的那位国王(那罗辛哈笈多)。
那烂陀寺为以鸠摩罗笈多一世开始的笈多王朝国王们所建，这一推断可以从五世纪中国僧人法显游天竺时未提那烂陀一事得到印证。法显只讲到那罗聚落，为舍利弗生死之地，还存留一塔。正如前面所推断，这个地方可能就是那烂陀。但在法显时，除了一塔外，别无其它纪念物，这颇耐人寻味。
戒日王时期
玄奘曾在这儿看见过一尊八十英尺(约七丈多)高的铜像，为六世纪初阿育王后裔摩揭陀之补剌拿伐摩王所立。杰出的戒日王(606—647)无疑给予这所大学巨大的慷慨帮助，他建立了一座铜寺，玄奘到达时正在施工。《玄奘传》(《慈恩传》)的作者说：“戒日王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由是学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艺业成就，斯其力焉。”
戒日王非常尊重那烂陀僧人，称自己是他们的仆人；约有一千名那烂陀僧人参加过曲女城的敕办法会。所以，国王的护助是那烂陀繁盛兴旺的关键，正如玄奘所说：“历代君王继世兴建，穷诸剞劂，诚壮观也。”
玄奘
玄奘描述了一些他所看到的寺庙，而且大都指出了方位。佛陀掘多在其父铄迦罗阿迭多所建伽蓝之南，建立伽蓝，“呾他揭多掘多，次此之东，又建伽蓝；伐阇罗复于此西，建立伽蓝。其后中印度王于此北，复建大伽蓝。于是周垣竣峙，同为一门。”玄奘还叙述了一长串其它寺塔名称，但把现存的遗址与玄奘所述一一对照，却发现一致之处很少。大概因为从玄奘时起到那烂陀被毁的六个世纪中，其地一定增加了许多新的建筑物，已把玄奘当时所见寺容改观。
玄奘受到那烂陀寺热情的接待，在那里留学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习课程有大小乘佛教、因明、声明、医方明，以及包括“阿达婆吠陀”等吠陀在内的纯梵书。从《西域记》中可清楚地看到那烂陀当时学术喧忙的景象：
“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徒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形影自愧矣。故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方流雅誉，是以窃名而游，咸得礼重。殊方异域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走者固十八七矣。”
玄奘在那烂陀被授予梵名“木叉提婆”(Mokshadeva)，离寺后很久，那烂陀同学还一直忆念他。玄奘返回中国多年后，那烂陀僧人慧天捎给他两端白棉布，并告说，玄奘的崇仰者每天还在对玄奘鞠躬致敬。
那烂陀大学当时作为佛学和教育中心扬名于东方世界，在玄奘归国后短短三十年中，不下十一名中国、朝鲜的游学者拜访了那烂陀寺。
义净
重要性仅次于玄奘的是义净，他于673年到达印度，在那烂陀寺学习了很长时间。他的著作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那烂陀僧人的生活，他认为那是全世界佛教徒应该仿照的典型生活。他说，那烂陀寺有三千多僧人，由国王所赐给的二百多个村庄供养，他还讲了学习的课程：除佛经外，有逻辑、哲学，还要深入学习梵语语法。他证实僧人严格遵守戒律，日常生活由一个水钟规定。
波罗王朝时期
波罗王朝皇帝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统治着东印度，他们以保护大乘佛教而闻名。其间，他们建立了许多寺院，如超岩寺、苏摩普利寺、飞行寺和迦达拉寺等。这些寺院可能起了分散佛教学者活动的作用，故多罗那他说，超岩寺住持控制了那烂陀寺，云云。但许多碑铭文字表明：波罗王朝不抱偏见，仍然对那烂陀寺慷慨地布施。
一些学者
一些著名的学者以他们的博学淳德使那烂陀赢得了尊严，保持了声誉。如前所述大乘哲学家龙树、圣天、无著和世亲，据多罗那他说，他们都是那烂陀的博学大师。按年代排下来，还有中世纪因明学的奠基人陈那，他是南印度人，应邀至那烂陀与一婆罗门学者辩论，驳败婆罗门，得到“论驳牛王”(Tarka-pungave)的称号。之后是著名的学者护法，玄奘到寺时他已离去。那时那烂陀的住持是戒贤，他的学识人品玄奘极为推崇，玄奘从其受学。戒贤的继承人可能是法称，多罗那他说，他曾辩胜婆罗门哲学家鸠摩罗立罗。
接下来的重要人物是寂护，他应藏王赤松德赞邀请到达西藏，在西藏生活多年，直到762年圆寂。大约同时，莲花生也到达西藏，他在西藏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为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这对那烂陀是一个不小的荣耀：她的一位学者给西藏宗教创建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样，那烂陀成功地吸引了杰出的佛教学者，他们的名声播扬远方、传越世纪。诚如为人们所称道的那样：“那烂陀的详细历史，就是一部大乘佛教的历史。”
碑铭文字的证据
我们可以依据下列碑铭文字等，重建那烂陀历史——
(1)在沙普尔(比哈儿附近)发现的戒日王66年(672—673)塑像铭文，属阿迪蒂亚犀那统治期，记叙此像曾立于那烂陀大寺。
(2)来自木得迦吉里的提婆波罗(约805—854)的铜盘，上面记叙着：提婆波罗应苏门答腊大王婆罗普得罗提婆通过使者的请求，在39年迦刺底迦月(昂月)第21天，答应巴特那郡王舍城区五个村庄供养苏门答腊王(在那烂陀)所建寺院的僧人，支持他们抄写经书。此铜盘发现于1号僧院地，现存于印度博物馆。
(3)在西尔洒(巴特那地区)发现的提婆波罗35年的多罗像铭文，提到曼殊室利提婆，一位那烂陀僧人。
(4)在瞿斯罗毗(巴特那地区)发现的铭文，属提婆波罗统治期，记录着一位叫费罗提婆的僧人的活动，提婆波罗曾指定他为那烂陀寺看管者。
(5)巴拉冈村耆那教寺内罗吉那波罗(约911—935)24年的石柱铭文。
(6)1862年卡宁汉在那烂陀发现的婆耆舍伐里像铭文，记叙噶波罗二世(约935—992)元年立此像。
(7)摩希波罗一世(约992—1040)六年在那烂陀寺抄写的《八千颂般若》尼泊尔抄本。
(8)1863年发现的摩希波罗一世十一年的那烂陀石柱铭文，提到那烂陀毁于火，其后又重建。
(9)罗摩波罗(约1084—1126)时期在那烂陀抄写的《八千颂般若》博德莱因图书馆抄本。
(10)十二世纪后半叶戈文达波罗时期抄写的《八千颂般若》皇家亚洲协会抄本。
那烂陀的尾声
那烂陀毁坏的记录不可能单独写出，它不过是印度佛教消亡史的一章罢了。
玄奘的记述表明，玄奘访印时，佛教正在慢慢衰败。早期佛教的重要中心已荒废，一些新的中心，如东方的那烂陀、西方的伐腊毗、南方的香至已出现。不久，佛教在其它地区失去统治地位，只在比哈尔和孟加拉等地流行，这里的王权成功地使这一垂死事业复活。但很明显，佛教已不再受到欢迎，它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寺院里，这些地区所奉行的佛教，既不是简单的小乘教，也不似早期的大乘教，而是一种大量吸入新思想的密教：相信咒语咒术，专注神秘仪礼，有许多地方似乎与现代道德意识相违背。
婆罗门哲学家和传教师如鸠摩立罗和商羯罗于八世纪对佛教的讨伐，是使佛教变得不得人心的另一潜在因素。据说他们行走于印度各地，与佛教徒辩论，挫败佛教徒，并迫使他们归顺。而给予佛教徒最后一击的是穆罕默德侵略者，他们的记录说：他们驱走僧人，捣毁寺院，断绝世俗的支持。而外护，昔日曾是佛教最雄厚的实力。在伊斯兰教徒的袭击下，佛教从此在印度本土消亡了。
穆斯林历史学家敏哈吉记叙了穆罕默德·巴克梯也·卡尔基如何袭击并摧毁了比哈尔东部的一个城市，他们叫它Bihar(梵语：Vihara寺)，发现是个学习的地方。这儿所指的寺院并非不可能是那烂陀。多罗那他说：“突厥人征服了整个摩揭陀，毁坏许多寺院。在那烂陀，他们破坏甚大，僧人全部亡命国外。”
不过，另一西藏权威著作《如意宝树史》补充道，那烂陀自突厥人蹂躏后，贤人木底他跋陀罗作过寺殿修葺工作。“未几，摩揭陀大臣库库塔悉多又建一寺，于其中举行讲经法会。其时，两个婆罗门托钵僧，面带怒色而来，任性的年轻新僧轻蔑地向他们泼去脏水，这使得他们非常生气。他们向太阳赎罪十二年后，进行了一次火祭仪式，将祭坑里的余火扔进佛寺，引起一场熊熊大火，把那烂陀的一个图书馆罗陀瑙陀底烧为灰烬。”
第一个叙述巴拉冈村为那烂陀遗址的欧洲人是布坎南·汉密尔顿，他于九世纪二十年代访问了该地，并找到一些婆罗门神像和佛像。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卡宁汉才依据中国访印僧人所述的距离和方向，以及他在该地找到的雕像铭文，确认巴拉冈村即古代的那烂陀。他的报告全面地描述了他所发现的遗址和他所收集到的古物，他曾试图把玄奘所叙的寺院与存留的遗迹统一起来。事实上，是他把学术领域的注意力引向这块重要的名胜地的。几年以后，布罗德利在12号殿塔地进行了一些非系统的发掘，并发表了关于该地的专题论文。从1915年以来，印度考古测量部门对该地进行了有规划的发掘，开始是由伦敦皇家亚洲协会资助，后来依靠自己的资金来源，指导发掘部门的工作，保护遗迹以免再遭损坏，收集遗物。这些努力已使那烂陀成为一个考古旅游者不得不光顾的地方。
【译后附记】
那烂陀大学兴盛于五世纪笈多王朝时期，差不多已成一般学者的共识；而那烂陀寺的初建年代，却有不同的说法。从现在那烂陀寺发掘的情况看来，尚未找到五世纪以前的实物；发掘出的遗址，也与玄奘所述不相一致。由于遗址没有全部发掘出来，人们还无法窥见那烂陀寺的真“面貌”。
尼赫鲁说：“当我看到发掘出的那烂陀遗址时，被它广廓的规模、宏伟的设计惊呆了！发掘出来的不过是一部分，其余的仍在村庄土地下面；但这一部分，全由庄严的石头建筑物围起的巨院组成。”(译自《发现印度》第174页)。
瞿室也说：“在巴拉冈村和白干普儿村之间，再往北，是一片广阔的丘岗地带，很明显，它是古代建筑群的废墟。那烂陀寺北面的边界线，或许就延伸到这里。看到这一景象，我们不禁遐想：往昔光荣的那烂陀，是何等宏大辉煌！在这片开阔的土地周围，还有一行水池，其中一些水池至今仍充满水。”(译自《那烂陀指南》第20页)
在未发掘的遗址中到底有没有五世纪以前的遗迹？那烂陀寺究竟始建于何时？人们能否依稀重睹玄奘、义净所记的那烂陀寺黄金时代的风采？……这些那烂陀之谜，随着将来发掘工作的进展，相信一定会彻底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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