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夫
　　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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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2003年9月在青岛所举办“为纪念法显西行回国1590年两岸佛学学术研讨会”上，本人以开幕词及专题发表的两篇小文结集而成，从中印交通、佛教传播之角度，比较他与玄奘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所作之贡献。本文指为：玄奘大师之“善巧”掩盖了法显大师之“朴拙”。从而加以廓清法显大师在中国乃至在佛教史上应有之地位。
　　关键词：1.玄奘　2.法显　3.中印交通　4.青岛　5.丝路
　　【目次】
　　一、前言
　　二、个人背景
　　(一)法显大师
　　(二)玄奘大师
　　(三)二者之比较
　　三、时代
　　(一)法显大师
　　(二)玄奘大师
　　(三)二者之比较
　　四、交通
　　(一)中亚陆上交通
　　(二)西南海交通
　　五、佛教
　　(一)国内佛教
　　(二)印度佛教
　　六、贡献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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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中国的史学家，乃至佛教界的人士，对于法显大师之研究，如与研究玄奘大师的文献比较起来实在很少。虽然玄奘在留印之成就上及在中、印两国所受之礼遇上来看，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显然比法显耀眼；但如从两人前后之主、客观条件来分析，法显所得来之成就，却远比玄奘来得艰钜。
　　也有研究法显大师的学者，把他的成就又抬得很高，有些已超出历史事实。[1]
　　所以本文以法显与玄奘两位大师之主、客观条件诸如个人背景、时代、交通、中印佛教等背景及二者之贡献作一比较，也许能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史上之真正地位。
　　二、个人背景
　　(一)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西元337-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县)人，兄弟四人，其中三人均于幼年死亡，父母也担心他长不大，三岁就将其剃度为沙弥，其实仍住在家中，八岁时因害了一场重病，就正式将他送入寺庙。十岁时，其父亲过世，其母亲要接他回家，他拒绝了。后来他母亲也过世了，就决心出家，二十岁接受比丘戒。
　　从此，他在寺庙中住了四十年，认为当时汉地律藏传译不全，所以立意到印度参访。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与慧景、道声、慧宽等人从长安出发。那时，他已是六十二岁了。[2]
　　(二)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出生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隋开皇二年(600年)；一说在仁寿二年(602年)，其先祖为小吏，但家道中落。因其兄长捷法师出家于洛阳之净土寺，自幼随其颂读经典。隋大业八年(612年)，师约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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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洛阳度僧，负责主考的大卿理郑善果，见他对答出众，破格以沙弥录入僧籍。
　　隋唐之际，天下大乱，奘师随其兄远避陇、蜀、荆、赵等地，曾随诸师习专论。因见论师所论有异，乃誓言亲往天竺参学，于贞观三年(629年)西行；或说系贞观元年(626年)，则为三十岁；即使以西元600年出生，626年西行时也才三十三岁。[3]而且在他之前参访过印度者，除了法显之外还有宋云等人。[4]
　　(三)二者之比较
　　法显是在一个全家恐慌其死亡的平凡家庭中出生；也没有亲情依恃，在寺庙中接受教育，自我成长，到了花甲之后才蓦然地想到汉地律制不全，决心参访印度。
　　而玄奘大师之童年享有平安之亲情，稍长受到其兄长捷法师之呵护，受到良好之佛学教育，在当时出家是受到限制的，能受考试拿到度碟并不容易，而奘师以童子之年得授度碟更是一件光荣的事，本已天资聪慧的玄奘大师从此更增加了其自信。以厘清佛法为职志，于三十三岁之青年，满怀抱负西行。
　　三、时代背景
　　(一)法显大师
　　法显大师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西安出发，那时长安正为后秦姚兴所据。西元383年肥水之战，东晋打败之前秦，符坚兵败，为兴所篡，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
　　在南方的东晋于安帝义坚二年(420年)亦亡于宋，沦为齐、梁、陈的几个短暂政权。虽然法显身处五胡十六国之纷乱局面；但胡人对于佛教仍是很崇拜的。所以除了兵乱之外，并未受到胡人政权的干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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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较之法显大师在时代背景上算是幸运多了，尤其在他去国与返国时期，都是贞观之治之盛世。一个盛世之国度，不但能提供国人发展的机会；更会激发国人发展之潜力与智慧。[6]
　　(三)二者之比较
　　虽然在两大师经过西域时代，佛教仍是很盛，也都受到沿途国王的礼遇，但玄奘大师所受之礼遇格外优渥，甚至大多要求其留住弘法；[7] 而法显一行大多只能受到短时间的接待，甚至拒绝参加当地僧侣之法会及早晚课。[8]
　　法显一行到了印度，印度人称他们来自“边地”，而他们自己也不便说来自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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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国，而权称来自边地、汉地；[9]而玄奘大师则大放厥词，其称： “我秦王(太宗为隋所封)圣德远洽(治？)，仁化遐被，殊俗异域拜阙称臣者众矣。”
　　甚至东印度的伽摩缦婆国国王拘摩罗说： “今印度国王多有歌颂摩诃支那秦王破阵乐者。”[10]
　　其实法显以“汉地”掩饰故国不堪回首；而玄奘尚珍惜秦王之令誉。两者相较亦显两人所表现之气魄。平情而论，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法显，正因为二者之时代背景有别。
　　四、交通
　　接下来分析两位法师旅印前之中印交通情况。
　　(一)中亚陆上交通
　　在汉武帝时代中，即西元前138～115年，张骞两度出使：第一次为匈奴所拘留十三年，并逼其结婚生子。后经逃脱继往西方诸国，返汉时故意避开匈奴故道，经羌地僭返。告以西域大宛有天马，武帝遂拜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众，人、马各二，牛羊万数，金帛万千。骞以其名列副使，分派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等国，以后各国先后使汉来贺，汉封骞为博望候，其继任者亦按例封博望候，[11]长期拥有撤马尔罕以东之地，以重视西域之经营。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以班超为假司马官职，随骞、宪、班固出击匈奴，而以班超分兵前击伊吾，以后他长期驻守西域三十一年，诸国时反、时服，直到他七十岁时“行须扶杖，四肢不仁”，他的夫人及其妹也专书向汉帝苦苦请辞，七十一岁时八月回到洛阳，九月即病逝。他固守了疏勒以东的领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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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到了东汉已丧失了撤马尔罕到疏勒以西之地，而总的来说在法显经中亚之前的陆路早就通了，这与先后时代之经略政策之改变并无关系。
　　朱士行为中国僧人西游之始(西元260年)，已早于法显一百四十年，不过仅及于阗；[13]甚至中印交通尚可溯及史前上古时期，在此存而不论。[14]
　　(二)西南海交通
　　汉元帝时(西元前48～33年)，“自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谌离国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步行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15]
　　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从月氏高(？)国(kabul)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起国(Bengal)皆身毒(Sind)之地，……其与大秦(罗马)通……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及四年(161年)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6]
　　从《前汉书》所记，自广东到印度约九个月零二十天；而法显从印度到牢山为整整十个月，由此可知法显时的海上交通已很平常了，而且航时相近。
　　至于两位大师由中亚到印度的道路，亦早已有前人开道，不足以掠前人之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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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佛教
　　(一)国内佛教
　　法显旅印前，除了《昙无德律部羯磨》与《羯磨》两卷为曹魏康僧铠与昙谛两所译外，另有后汉安世高《大比丘三千威仪》，此外似别无其他戒本，难怪法显对于当时之戒本甚感缺乏。即使一般佛典除了《四十二章经》与胡本《放光般若》外；也只有后汉安世高、支娄迦谶、康梦详、竺大力、昙果等小卷外；西晋竺法护、聂道真、法矩、法立亦译了一些小卷。这其间主要以安世高与竺法护两人贡献最大，但大方广的经典绝大部份尚未译出。[18]
　　再看看法显当时西行时，国内有那些大师级人物：道安已八十七岁，道生才二十七岁，慧永在卢山创西林寺，慧远在卢山创东林寺，罗什到姚秦一年法显即离开长安。中国僧人冠释姓始于道生，他那时还没有大成就，可说僧伽制度尚未确立，中国各宗派尚未建立。不过，已有六家七宗之潜在性。[19]
　　玄奘大师西行时，除了法相宗是他一手提携出来之外，其他九宗均已成立，而且，已有罗什译出之中观及《大品》般若经、论；道生已倡顿悟，及一阐提成佛说；玄奘大师已见过法显之《佛国记》，对他西行已有重要之参考价值；他应已知道云冈及龙门石刻佛像之事，虽然当时并不很兴盛。距魏武帝毁佛已有二百年，距周武帝反佛才五十九年，对于他西行求法多少亦有些警策及启示作用。[20]
　　在法显时代传译到汉地的大乘经典极少，也没有系统；但他却不是以经论法义不足而欲求西行；而是以戒律不全而西行。因此可以说，法显大师是重“随信行”；而玄奘大师则重“随法行”。[21] 这并不表示说两者独偏一行，而是指出他们两人西行之动机而言。实际上，玄奘大师在西行乃至回国途中，都严守戒律，唐太宗以利禄相供养均拜辞不受；而法显以愿力牺牲性命，而求保全所带回之经典，均足以说明他们在行持上是信行、法行都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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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印度佛教
　　法显大师到印度时距佛涅槃才八百七十九年，距龙树入灭才四十九年，距提婆入灭才二十九年。法显住印十四年，回到中国后三十六年，世亲才造《俱舍论》、唯识二十、三十等颂。[22]因此，他参访印度时的朝圣心情比玄奘应有较深切的感怀。[23]
　　玄奘大师到印度之主要目的是要弄清世亲一系之思想，[24] 他返回长安是在西元658年，距世亲已有一百九十八年，距觉贤过世仅一百六十八年，距陈那过世一百二十八年，距护法过世九十七年，玄奘到印度时他的老师众贤已是七十岁上下了。也可以说玄奘大师是印度唯识学派的末代传人。[25]因为在印度以后没有比玄奘法师更具影响力的唯识学家。
　　法显参访了三十个国家，在国外十四年；玄奘途经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在印度有一百零八个国家，费时十九年。他比法显法师在印度多参访之国家大都在德干高原及西南印度地区。[26]
　　除此而外，法显访印时代印度国家比较统一，所以看起来国家就比较少；玄奘访印时，印度较为分裂，看起国家较多。[27]
　　虽然玄奘访印时塔寺倾圮尤多，小乘佛教僧伽减少；[28]却有那烂陀寺独兴；[29]而法显大师游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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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圣迹历历在目，圣语犹言在耳，格外亲切；[30]可是圣师、圣典大都还在印度文化土壤中蕴存。这两位大师各有其幸与不幸。
　　六、贡献
　　中国古代在玄奘大师之前，留学印度的僧伽不下六十九人，[31]但其光辉多为玄奘大师所掩盖，尤其法显大师应有之地位也显得不足轻重。但我们若一一分析，在某些方面，法显西行，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佛教所产生之影响应更为深远。
　　他是中国第一位到达印度参访的僧人；以前朱士行参访到于阗，那时于阗还不是中国的领土，当然他才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32]如以现在来论，于阗已属中国领土，那么法显则又算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但这对朱士行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是中国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去印度前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在印度十四年，回国时已七十六岁了。三十多年前，前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望先生以五十多岁攻读博士，自称为“老童生”，比之法显更不可同日而语。[33]
　　法显所携回之经典以律部及涅槃来说是汉地尚无者，具有稀少性；[34]玄奘大师所携回之经典数量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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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唯识部份外多为增益性、补充性。[35]
　　虽然远在两汉已经营西域，朱士行也在西域抄写经典，教弟子带回国内；但经铁门、雪山到辛头河(印度河)则法显才是中国法师之处女行。[36]
　　东汉时期已与印度在海上有交通及商业活动，印度是罗马与中国交通的枢纽。[37]但由于法显之大愿力、大贡献，使得此一海路得以闻名，也使以后之海上交通更为繁荣，唐代之义净、弘智法师都是沿著法显航行到印度，也使得中国各时期之政府更注意海上之经营，明太祖时三保太监下西洋七次成果最为丰硕。[38]
　　法显是首先感觉到戒律对修持佛法之重要，甚至那时，中国僧团尚未形成戒律制度，例如：二祖慧可得初祖传法后混迹酒市。[39] 比法显晚于八十年之梁武帝还建立了一些戒律要僧众遵守。[40]
　　他并携回了《涅槃经》，证实了道生所说众生都有佛性；[41] 也使得南朝重门第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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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强烈之对比[42]与反省。
　　在法显之前，中国的传记文学有《穆天子传》，[43]在游记方面有《山海经》，[44]在怪异志方面有《搜神记》。[45]法显之《佛国记》之写作风格也具体地影响到《水经注》及《洛阳伽兰记》。[46]
　　法显生在北方，比他早十年的东晋文学家，如陶潜、谢灵运等人的散文、游记体都名重一时，他们的风格与《佛国记》确属不同；但当时南北朝文风都很盛，法显未必没有受到影响。
　　七、结语
　　由以上所论，可见两汉即有中印交通，法显不是第一位到达印度的中国人；但却是第一位中国法师经铁门到印度的人。
　　法显前有朱士行在西域传译经典老死在西域，所以法显也不是翻译印度经典成汉文的第一人；但却是承先启后从事传译经典最为艰苦的法师。
　　法显之前中国游记有《穆天子传》、《山海经》，所以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位撰写游记的人；但他是撰写印度游记的第一人。
　　我们可以说：法显在游记体裁上，在承上启下是很有贡献的；可是不能说他是中国游记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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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是撰写印度游记的第一人，他以后凡是西行之游记，包括玄奘在内无不受其影响。两汉之世南洋中早已有交通，中印海上交通虽非法显发现；但因法显而使得此一海上交通更为闻名全世。
　　以上这些虽然他都不是第一名，但以后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之发展、开花、结果都是以他为“临界点”。否则冰不会解冻；薪不至生火。
　　虽然他以六十二岁高龄西行，比他同行者不是中途折返、死亡就是留住印度，但他以七十六岁孑然一身负经度海返国，九死一生；可是他生前并未受到佛教、官式之礼赞；死后至今也很少有专著研究他。
　　虽然他一心西行求律，取得律藏返国；可是并没有有计画地传律、授学、立派。
　　法显大师不忮、不求的伟大精神就在“拙、朴”二字；玄奘大师尤多“善巧”，当然时代亦决定了他们两位大师具有不同的境遇。
　　孟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47]也即是所谓：“其始也简；其成之也钜。”由之可说，燧人氏发明火，比之今世发明火箭在时代上说更为艰钜。我们以此一态度来还原法显大师在中国历上之地位或许是公平的。
　　[1] 例如连云山〈法显评传〉，载于《佛学研究》第1-2期合订本，页143-168。其文中指出，法显创了六个第一。其中三项为：他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第一个撰写游记的中国人；第一个将外文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但这三者都有待商榷。
　　[2] 见《高僧传》卷3(T50, p. 236b)。
　　[3] 冥详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T50, p. 214)。
　　[4] 根据〈中国西往印度求法高僧传〉在玄奘大师之前者，至少有六十九位。本文参考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三版)，页274-363。
　　[5]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在西元441年，北周武帝灭佛是在西元570年，都是法显过世后才发生的。北方王朝各君主多信佛，如石勒、石虎礼佛图澄为师，其弟子道安受符坚及士大夫的尊敬，译经最力。鸠摩罗什受姚秦供养。其实北方王朝的国王都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物。参考赵翌，《廿二史札记》上，收录于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页99。
　　[6] 环观中外历史，凡国力强盛之国家必定是经济、文化、人才汇集之地，如中国之隋、唐、元、明，乃至清代盛世，以及古罗马帝国，及今之美国，莫不是世界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
　　[7] 沿途各国皆留请玄奘大师长驻。所受之礼遇如其所记有高昌国王，慰留未果，促结为兄弟后放行，并派人沿途送到中亚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再派人将他送到迦湿密逻，迦湿密逻国王并派十人为他抄经典。至于他在那兰陀寺更是“出行乘象，与二十人从，乳酪，石密日足有余一期之料。”
　　东印度拘摩罗王更派大批的象与船，溯恒河而上去见戒日王；戒日王为其召开无遮大会，让他发表〈制恶见论〉，有十八日之久，无人敢膺其锋。戒日王赏其银钱三万，金钱一万，留居七十五日才允其回国，并派象沿途送到于阗，再由于阗派人马送回洛阳。至于他回国受到相当之礼遇更不必提了。见冥详所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T50, p. 220)及其《西域记》(T51, p. 895b-c)。
　　[8] 法显在西域及印度途中只有受到“帮助”，看不到他所受“礼遇”之记载。如在高昌“蒙符公孙供给遂游西南”(T50, p. 857b)，他在印度均自称来自“边地”(T50, p. 860b, 864c)或称汉地(T50, p. 860c)。甚至九死一生舍命护经回到东晋，仅受到郡太守留住一冬一夏，到了京城建康译经，亦没有受到官式的礼遇、奖励，乃至八十八岁圆寂时，也未受到褒扬。这可能因为他系北方政权相关的人物，东晋不是他的祖国有关。
　　[9] 法显出国时是北方之后秦政权，亦即姚兴弘始元年，在那个年代北方政权交替频繁，是没有祖国可以依靠的。所以自称来自边地、汉地。
　　[10] 印度人当时尚不知隋之秦王已做了大唐的天子，仍以秦王〈破阵乐〉名闻全印。(T51, p. 927c, T51, p. 895c-896a)。
　　[11]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东汉与西北诸国战争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1984年)，页100。
　　[12]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张骞通西域图”，页40。及《后汉书》卷4，页2687。
　　[13] 朱士行为中国沙门西游之始，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早法显260年，虽仅及于于阗，未至印度，确为西行之先导。他译有《放光般若》，并遣弟子法饶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西域抄译经典，因为当地信奉小乘，禁止大乘经典流入中土，因为“惑乱正典”故。见《高僧传》卷4(T50, p. 346b-347a)。
　　[14] “西周之初……西封季缦于春山(今葱岭)……海外诸国旃涂(汉地亦称身毒Sind)……《庄子》〈山本篇〉之建德国……因只(Hind)……皆来贡献。”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集，第1册(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印行，三版)，页4。
　　[15] 见《前汉书》卷28，下，地理志；并见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页39，即印度西南沿海之shaliyat港。参考注17合浦船步。
　　[16] 见《后汉书》卷118；及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页40-42。
　　[17] 就法显言，前有班超、张骞、朱士行之北路开拓，2003年6月21日中央社电：广西合浦县，古城头村，发现了西汉时的船步(码头)，已经证实了《前汉书》所记。南海早有印度西通大秦(罗马)，东通两汉之商业往来。虽越葱岭，往“铁门”经雪山到犍陀罗则是法显之处女行。
　　[18] 从藏经目录即可对照出来，不必一一转述。
　　[19] 从佛教年鉴、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转述。
　　[20] 因周武帝灭法时，玄奘大师约二十六岁，以他求法之愿力，不可能无动于衷。
　　[21] 《解深密经》卷3，“我施设随法行，菩萨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地，毗婆舍那故；我施设随信行，菩萨是钝根性。”(T16, p. 698c)
　　[22] 从佛教年鉴、年表即可明白，亦不必转述。
　　[23] 他曾几度在瞻仰圣迹时，不禁悲从中来，如经祇园精舍遗址处(T51, p. 860c)，在耆阇掘山佛说《首楞严经》处(T51, p. 863a)。在狮子国，佛化恶龙之城北，佛迹大塔。(T51, p. 864-865a)。而且所参访之圣迹大都还存在著。
　　[24] “是时国(唐)基草创，兵甲尚兴，孔释之道，有所未遑……愿入蜀受业，……听基逻《摄论》，《毗昙》……又入常兴大觉寺就岳法师学《俱舍》……验之圣典亦隐、显各异，莫之能从，乃誓游西方。”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页321。录自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T50, p. 222a-c)。
　　[25] 在印度唯识学虽尚有其法脉延续，但均不如玄奘大师在中国传承之显赫另创法相一宗。
　　[26]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中国高僧入印路线图”，页46。
　　[27] 参考两位大师所述同一国度之地理大小即可得知，虽然表面上小国林立，但各有其宗主国，例如戒日王召集十八个国王参加无遮大会，召集十八国国王欢送玄奘大师回国，这些国家，都是戒日王的籓属。
　　[28] 两位大师所参访虽是同一国度，其前、后国家之兴衰，幅员之大小均不一定相同；所以在宗教之信仰上，也有变易，如以乌长国(乌仗国)为例：法显所记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T50, p. 858a)，到了玄奘所记则是“异教杂居，重佛法，教奉大乘，旧有一千四百僧伽蓝已荒芜。”(T50, p. 882b)
　　[29] 法显游印时代，印度已没有著名之佛教传习所，也没有有名的法师，他仅在巴连弗城，摩梨帝国及狮子国等三个国家学梵文，抄写部份经、律；适小乘渐衰，后期大乘复兴之时。玄奘大师游印时那烂陀寺已是人才汇集，为唯识学之重镇。
　　[30] 从其游记字里行间即可看出：法显西行之目的是搜集律藏；但其足迹所行均是循圣迹巡礼，以记载圣迹为主，他游印时与佛世相去不过是几百年，所游、所记很多处所特别指出“今犹在，今亦在”……可见其朝圣心怀之深刻。
　　[31] 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中国西行求法高僧传”，页274-421。北宋初，政府派遣僧人往印度求法，太祖、太宗欲仿唐太宗之盛业，特建译经院(页422)，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页423)此一时期印度佛教已衰，又无新的佛教文献及著名的佛教大师，所以毫无可述。
　　[32] 同注13，朱士行自己留在于阗抄写经典，先派遣弟子送回洛阳，已取得梵书正本九十章，他自己死于于阗，年80，弟子为其就地建塔，法益建塔后返回洛阳告知朱士行事。见《高僧传》卷4(T50, p. 274)。
　　[33] 梅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中央日报撰文自我解嘲地说：“只要有决心，天下无难事，包括做一个老童生在内”。
　　[34] 法显大师所携回之经典：《摩诃僧众律》、《萨婆多众抄律》(十诵律)、《杂阿毗昙心》、《方广般泥洹经》。在狮子国又抄得《弥沙塞律》，又得《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等。
　　[35] 玄奘大师携回经典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出之经典主要除《大般若经》六百卷外，其他如《瑜伽师地论》、《俱舍论》、《摄大乘论》、《阿毗昙论》已在国内流传，而且，他已在国内听讲过，甚至自己也讲过数次。
　　[36] 在法显前只有张骞到达中亚撒马尔罕，未能南下“铁门”，只有铁索，陡削狭窄的通道，仅能容单身通过，不适合军队通行。《法显传》云：“九驿所设，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又说：“其山唯石，望之千仞。”(T50, p. 858a)玄奘说：“石壁为铁色，故称(铁门)。”(T51, p. 872a)。
　　[37] 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6，说明在两汉时，中国早已与印度通航。页34-36。
　　[38] 张其昀监修，《中国历史地图》下册，“明代郑和航海图”其第六，第三次从东印度到狮子国至返国路线与法显是相同的，页53-54。亦参见同书，“中国高僧入印路线图”法显之路线，页48。
　　[39] “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屠门，或习术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至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见《景德传灯录》卷3(T51, p. 221a)
　　[40] 梁武帝撰有《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令全国寺庙一体遵行，因应仪律，命法超为都邑僧正，他到天监(502年)中，日唯一食，食止菜蔬，并作〈净业赋〉。摘自《南史》卷617〈武帝本纪〉。
　　[41] “佛告迦叶：真实我者是如来性，当知一切众生悉有，……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各各皆有如来如来之性。”(T12, p. 883b)
　　[42] 永嘉之乱后，中原失陷，北方各州郡大多先南迁，为东晋政权之支柱，如琅玡王姓、陈留谢姓、洛阳祖姓、谯国桓姓、颖川瘐姓，以后更有政权之中心人物桓氏(402-405年)一度篡晋未成。见林达礼《中华五千年大事纪》(台北：大学出版社，1900年出版)，页89。
　　[43] 《穆天子传》是晋人从战国魏襄王卷中发掘的先秦古书，记载周穆王驾八骏马北经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的故事。
　　[44] 《山海经》相传为伯益所撰，书中多有夏、商、周地名，一般学者认为成书于周、秦之间，记有山川、部族、物产、花木鸟兽、风俗，也多怪异志。《四库全书》列为小说家类。与《佛国记》多属游记性质。魏晋之世，文风均盛，法显生于当世亦应受到薰习，写出他的《佛国记》。
　　[45] 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河南)人，永嘉五年(311年)渡江传有《搜神记》。与陶渊明、谢灵运均为东晋之文学家，都早于法显数十年。法显西行前一直住在北方，是否能读到南方之著作不得而知。
　　[46] 法显以后，另有两部有名的游记：一为邬道元(？-527年)之《水经注》，一为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其中有二十余处引用《佛国记》。一为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北魏在洛阳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寺庙，记当日洛阳之繁华，亦如法显之情怀所记；但对于昔日帝王之腐化亦多著墨。
　　[47] 《四书》〈孟子先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