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山西境内除五台山外，其它地方的佛教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以太原为中心地区的佛教，发展迅速。太原古称并并州，为九州之一。唐开元十一年（723）以并州改置太原府。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复为并州，嘉佑四年（1059年）又改为太原府。这时在太原等地的寺院众多，据敦煌资料《诸山圣迹志》记载，“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限于研究情况与史料的限制，本文只择其中最重要的是崇福寺作一粗浅的研究。
　　一、崇福寺即为太原寺
　　太原崇福寺虽然已经有名，但是对它的建造时间还不清楚，我们有必要考证一下。不空是唐代著名的高僧，译经家、密教付法第六祖、开元三大士之一。他在玄宗开元八年（720）来华，随叔父至武威、太原，后师事金刚智。唐代宗时，不空被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曾于太原和五台山造密教道场，展开宣教活动。大历五年（ 770）十一月，不空在太原给代宗上奏折，说：“先奉恩命往五台山，修功德至太原。巡礼上件寺，因得瞻睹　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并在此寺。实为国家皇业所兴之源，固不合同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税。便回充。高祖太宗七圣忌日设斋行香，及修号令堂安置普贤菩萨。仍于三长斋月每月十斋日，令合寺僧奉为高祖至　肃宗七圣。转《仁王护国般若经》，庶得无疆之福，永资七圣，无尽法音，上符皇寿。其念诵僧，伏乞精加简，择具名录。奏先停俗客，望即发遣。”[1]朝廷回复曰：“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请安置普贤菩萨像一铺。净土院灌顶道场处，请简择二七僧奉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2]不空上奏文中所提到的“上件寺”因珍藏了“高祖太宗起义圣迹”，故他向朝廷请示，要求得到得到重视。朝廷复文说“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即是指的不空所说的上件寺的“高祖起义圣迹” 处。可见，崇福寺也称“上件寺”。此外，朝廷复文中又有“兴国太崇福寺”，可以简称“兴国大寺”，在《续高僧传·释洪林传》中曾称释洪林住“并州大兴国寺……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3]，因此崇福寺也极有可能有另一名称“兴国大寺” 或“大兴国寺”。
　　所谓“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就是指的唐高宗李治在太原揭兵反隋宣誓的地方。隋大业十三年（617），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讨隋，翌年消灭了隋朝，李唐王朝成立。这是唐朝建立的一件大事，所以当年高祖起兵之处被留下作为纪念地，亦即被称为“起义圣迹”。李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于“武德元年（ 618），诏为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躯，以沙门景辉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饥民，为立慈悲寺；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又诏并州立义兴寺，以旌起义方之功。”[4]其中“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应该就是有“高祖起义圣迹”的崇福寺，所以崇福寺亦即太原寺，而且因为有了李唐王朝的建立，太原寺才建立，那么太原寺应该在先，崇福寺则在其后，即先有太原寺，再有崇福寺。所以崇福寺应是一所官方道场，与那些民间的道场是有区别的。
　　太宗立太原寺是帝王崇佛教的典型事例。宋代的契松和尚就对此议论曰：“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者玄宗务佛清净，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韩子徒以梁武为尤，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此岂有识虑耶。”[5]
　　值得指出的是，唐太宗下诏建立的太原寺共有五处，它们是长安、洛阳、太原、荆州、扬州等地各置一所寺院。长安太原寺，于咸亨元年（670）武则天外氏侍中观国公杨恭仁舍故宅所建，后经重修，改名魏国西寺。载初元年（690），复改名崇福寺。菩提流志与般若三藏分别于该寺译出《大宝积经》及四十华严经，智升《开元释教录》、法藏《起信论义记》亦于此撰成。洛阳太原寺，先后改称魏国东寺、大周东寺，后称大福先寺。义净、善无畏、日照、宝思惟、菩提流志等相继于此从事译经工作，寺中有武则天所书福先寺圣教序碑。荆州和扬州二个太原寺，学僧云集，为当地大寺。
　　山西并州太原寺因是朝廷敕封，地位很高，非常有名，许多重要的僧人都出自此寺。然而并州之内的太原寺为名的历史不长，之后它被改名为崇福寺。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的资料现已不见，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按理说朝廷敕建的寺院，且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寺院不应该随便更名，而且没有很高级别的人指示，是绝对改不了的。但是它最后还是被更了名。太原寺被改成崇福寺，始于何时，不可而知。在当时留下的的材料中，不管是唐代佛教的典籍诸如《续高僧传》之类的唐代佛教资料，还是外书如新旧唐书等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宋高僧传》里直接使用了“唐太原崇福寺……”的说法，这是宋代人的记载，只是说明这时太原崇福寺还是非常有名的事实而已，并不能代表唐人当时的记录。现在见到最早称太原崇福寺的是不空的奏章，这是在大历五年，即770年，距武德元年已经过了158年，所以它只能说明在一百多年后，人们不再使用太原寺名了，不空称为“上件寺”，朝廷回复称“崇福寺”，可见崇福寺这时还有好几个名字同时并列。此外，“兴国大寺” 或“大兴国寺”在唐代《续高僧传》中有载，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这二个词作寺名亦未必不可能，它应该是与太原寺同期使用的名字，崇福寺改名后，就停止不用了。
　　在《唐会要》中有载：“（长安）崇福寺在休祥坊，本侍中杨恭仁宅咸亨二年（670）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687）十二月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689）五月六日改为崇福寺。”[6]这是说的在长安建立的太原寺的历史，时间在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亦即670年。咸亨年代是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期，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垂拱三年高宗已经离世6 年，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也不在位了，李唐王朝的大权直接旁落在武则天后的手上。武则天立垂拱年号的第三年，就急急忙忙的把太原寺改成魏国寺，又过两年，再把魏国寺改成崇福寺，这种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史背景，也许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高宗在世时，武则天曾经一度出家4年，还俗以后，逐渐揽得大权。高宗去世以后，武则天最终把大权弄到了自己手上，但是她不仅仅满意要做一个天后或皇后，而要做一名真正的女皇，将李氏王朝改为武氏王朝，建立大周王朝。为了这个目的，他一方面组织僧人伪造了《大云经》，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同时她还亲自撰写《改元载初文》，重新修改了历法， 按古代周朝的历法改朔，这不能不说在她的内心深处，意识到要改变李唐王朝的性质，必须要将过去的一些痕迹给抹掉，而所有这一切做法都集中在垂拱四年（688）到载初元年（689）两年的时间内，第三年，即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最终实现了武周革命，登上了皇位。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武则天在短短的2年内将长安太原寺连续改成魏国寺和崇福寺，是有目的的，因为长安太原寺作为“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带上了太多和鲜明的李唐王朝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武则天感到难受，是她大周王朝的一块心病，所以她要在两年之内将太原寺的痕迹抹去，把这座因开国纪念而建立的寺院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从根本上抹去这座寺庙最初的纪念意义。当长安的太原寺已经不复存在时，太原的太原寺也应该同时消失，所以太原的太原寺也应在武周革命的时期，改变了原有的纪念性质，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了，也就是说，在载初元年，太原的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了。
　　顺便提一句，像武则天这样改寺名的活动，并非仅是武氏一人所为，在唐代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唐会昌年间武宗灭佛，武宗逝世后，中宗即位，于会昌六年（847）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中宗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7]
　　二、崇福寺的僧人与事迹
　　武则天苦心积虑地将太原的太原寺改成了崇福寺，虽然他的建寺性质已经改变，但是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仍然是当地的一座最重要的寺院。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谈道：“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这也说明当时崇福寺在太原城内已经非常有名，为进城之后要第一礼拜的寺院。到宋代以后，此寺仍然是太原寺内最有名和最大的寺院之一。
　　唐代的太原崇福寺，曾经有过很多僧人住锡，并被书进了僧传。根据僧传，在崇福寺里的重要僧人有：
　　释洪林，太原人。少履释门，禀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并州大兴国寺，整畟贞严，希言寡涉，高众盛德，皆敬而奉之，为世重如此。独居一室积五十年，宾客送迎足不逾阈。至于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励力行奉。不以道德用亏时众，余则端坐房中俨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门者不觉毛竖。有问其故，则从容谈论，词义审当，而不测其心造也。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8]
　　释宗哲，西河平遥人也。稚岁而有奇相，聪颖天资。既寻师范，砥节饰躬，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凡几周星，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犹隋慧布之题目焉。后因讲唱厥义日新，时谓之为“法江”。哲曰：为吾谢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盖浮丘为沧溟也。哲悯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哉，乃著义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羡。其如说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师言：三点三目，强分上下，胜劣配属，太成巧诬。哲云：三事俱得，然无名师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号之得意，岂虚也乎。沼师所以成余师之说也。[9]
　　释浮丘，姓张氏，太原人。挺然奇表，慧悟绝伦，于《瑜伽论》差成精博，旁综群书，言分雅俗，四方学者，争造其门。然讷于宣剖，敏于通解，深藏若虚，庸庸品类，多所不知。于时哲公露其头角，博闻强识之者惧其抵触，岂况请余乎。哲惟神伏丘之义学，故谓为“法海”焉。[10]
　　释文爽，不详姓氏何许人也。早解尘缨，抉开爱网，从师问道。天然不睡，纵困惫之极亦唯趺坐，此行长坐头陀也。[11]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因能读通新译《大云经》，经中悬记武则天当道的事迹，武则天感斯圣莂，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则天帝大悦抚其顶，敕授紫袈裟一副，因而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12]
　　释崇政，姓侯，太原人。神气沉约，仪容整丽，秀眉广目，挺志高奇。虽通群籍，所精者《俱舍论》。相国王公缙躬请政宣讲，于时谈丛发秀，美曲流音，属听无厌。虽移辰历晷，谓如食顷焉。其剖判尤长，无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诏，征为章信寺大德，称疾不赴，终于本院。[13]
　　释思睿，姓王氏，太原人。夙通禅理，复贯律宗。慈悲仁让，忤无愠容。素婴羸瘵，乃立志法筵，专祈药上，恪勤不懈，寻见感征，忽心力勇锐，辩犹瓶注。因诵《十轮经》，日彻数纸，翌日倍之。开元中杖锡嵩少问道，时义福禅师禅林密致，造难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饮甘露，五载而还。趺坐居定日不解膝，远迩击问，求其玄理，如堵墙焉。卒于所住院。[14]
　　释文瓒，姓张氏，晋阳人。天姿整恪，幼事师于并州崇福寺，学该群籍，控带三乘，至若金版银绳之箓，龙韬象秘之文，罔不耰耘情田波涛口海，宣畅皇化对扬天休，一皆悦服，诏为翻译并河南佛授记寺兼京兆安国、荷恩、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设无遮一百会，凡圣混淆，一皆等施。纵风云连起，及至斋日，必晴明晏然，感动人只福无唐设。春秋六十余。卒于本院。[15]
　　释息尘，姓杨氏，并州人也。年二十三，文义斡通，于崇福寺宗感法师胜集传授。复学因明唯识，不亏敷演，学徒颖脱者数人。崇福寺辩才大师从式最为高足。于天佑二年，李氏奄有河东，武皇帝请居大安寺净土院，四事供养，专览藏教，修炼上生业，设无遮大斋前后五会。后被诸生就请下山，城内传扬《大论》，四序无辍，逐月设沐浴。后唐长兴二年，众请于大安国寺，后建三学院一所，供待四方听众。时又讲《华严》新经，传授于崇福寺继晖法师。由是三年不出院门，一字一礼《华严经》，一遍字字礼《大佛名经》，共一百二十卷。时晋高祖潜跃晋阳，最多钦重。洎乎龙飞尘每入洛京朝觐，必延内殿从容，锡赉颇丰。帝赐紫服并懿号，固让方俞。就楚伦法师学《俱舍论》，方经数日，微有疾生。平常唯衣大布不蓄盈长，六时礼佛未曾少缺，以灵骨归于太原。晋祖敕葬于晋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16]
　　释巨岷，姓任氏，西河人。《大乘理趣经论》精穷得其师门，则并部永和三学也。俾夜作昼，窗案是临不暇诸他，除研习义章，修六事二因也。于《大般涅槃经》兼《因明论》，末年逾切，又传《输金论》，尽屏余缘，各讲十遍，仍求辅亮，博览群书，得义最精。又扬具美，寻禀纶言，住城内天王院，与弟子俱供亿，不亏传持无替。干佑元年，汉祖以龙潜晋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赐紫衣号圆智大师。续有诏宣住崇福寺讲堂院，仍充管内僧正。汉主敕葬于西山天龙寺，凡事官供，起石塔，敕谥号曰达识焉。[17]
　　以上都是《宋高僧传》里专门点明的崇福寺僧人。从他们的传记中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有不同的特长，其中主要以佛学为其特点。例如宗哲法师，曾经参与了玄奘的译场，因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时谓之为“法江”。而与之同时的浮丘法师，因精通《瑜伽师地论》，四方学者争造其门，得意宗哲也膺服他，称他为“法海”。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从印度回到长安，开始在长安弘福寺进行译经的活动。贞观二十二年(648)移住大慈恩寺译经。显庆四年(659)冬，迁往玉华宫译场，龙朔三年(663)于玉华宫圆寂。宗哲法师何时在玄奘门下参与译事，这可从与他争论学问的沼法师处了解。沼法师即唐淄州慧沼，《宋高僧传》说他“少而警慧始预青衿，依于庠序诵习该通，入法修身不违戒范，乃被时谚沼阇梨焉。次攻坚于经论善达翻传，自奘三藏到京，恒窥壸奥。后亲大乘基师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沼预其选充证义。”[18]所以早在初唐，崇福寺的僧人就已经有名了，这得益于该寺是“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该寺僧人除了精通唯识之外，还有以其它经论为特长的僧人，如崇政精《俱舍论》，思睿夙通禅理，复贯律宗，曾向少林寺义福问禅。文瓒任翻译大德，息尘解《华严经》，宗感法师胜集传授，巨岷研习义章，修六事二因，于《大般涅槃经》兼《因明论》等等。崇福寺的僧人地位很高，如巨岷曾担任了管内僧正，管理一方僧人。武则天的“周武革命”，也有崇福寺僧人参与，慧警因能读通新译《大云经》，受到武则天敕授紫袈裟一副，因而出家，担任住持。同在这一期间，洛阳佛授记寺翻经大德德感[19]到五台山见文殊尊容，乃图画闻奏，帝大悦。御史大夫魏元忠，[20]命工琢玉皇帝的容貌，要求送到五台山供人参谒，皇帝不许，以雁门地连猃狁，但允许将御容留在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间供养。[21]此外，寺里也有僧人以修行为主，像文爽法师就是一名头陀行僧人。总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崇福寺并不是某一宗派的道场，是一个融汇百家的寺院，这符合它的官方道场的身份。而且其特点就在于佛学，讲经治学是它的主要特色之一，这也符合唐代的诸宗竞起，义学纷然的状况。
　　三、吴少微与《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
　　崇福寺至今给我们的记忆已经不多了，其基址似乎也不得而知了。史料上虽有零星的记载，但是很难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印像。不过，在历史文献中，崇福寺还是留下了它的资料，这就是唐御史吴少微撰写的《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一文。据罗愿撰《唐吴御史少微传》载，吴少微的生平如下：
　　吴御史少微，新安人。第进士长安中，累官晋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为宗，气调益弱，独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少微撰《崇福寺钟铭》，嘉谟作双龙泉及千烛谷颂，尤为作者推重。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时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亦以文词著名，时号北京三杰。中兴初，吏部侍郎韦嗣立荐少微、嘉谟同时为左右台监察御史，少微卧病，闻嘉谟死，恸哭赋诗，寻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后客死，文章遗失。少微子巩，开元中为中书舍人。 新旧唐书皆称少微新安人，祥符图经亦载于歙，惟唐御史台记称渤海志其望也。[22]
　　由上可见，吴少微是因文体清新而受到了时人的推重，其创作的《唐北京崇福寺钟铭并序》是当时文坛吴富体的代表作。可喜的是这篇“钟铭”被保存下来，使我们能够品鉴到吴富体的韵味与再现崇福寺的鳞爪。“钟铭”全文如下：
　　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23]
　　吴少微
　　夫钟者，梵场之信鼓也。聚万法者，莫大乎信鼓，是故佛置信鼓，所以穷远究微，一切贤圣恒河沙类者也；所以开教设敬，使天下之人善劝而YIN惧也。所以制鬼神之端，而魔魅不得闪。其人（疑衍） 奸义刹（一作杀），不得载其毒也。故以听则不惑，以念则受福者，信鼓之谓矣。洞夫树之而不朽，功（一作攻）之而不匮，扬言曰：皇后之旧业（一作叶）也。飞龙在天，载华厥号，殿赩翼庭，煌煌井甃，不改耽耽万构。有钟在堂，窕而不漏。越相公御史大夫钜鹿魏元忠，仗旄钺振金鼓发秦兵，河率利伐，猃狁钩车，逐而北之，于是休兵十月。入自禅关闻钟声，薄而观之曰：斯一鼓铁也。曷以昭苏群聋，光响皇梵，愿税金紫之秩，贾梁岷之铜，张而镛之，俾兵（一作碑丘）哮吼埏。周俶（一作叔字），字会，东郊不开公，于是再有卢龙之役。天子申命执金，吾南阳张公仁亶，以魏公之事端尹北京保厘府戎左右。梁叶纂铸洪器，庀工虑钧涂坯，堪劂壤象晞炭，坠宣火房□飞，廉扇回禄金光，轹铅液注煎，准沸渭烂烻，烘赫爇重云，焮宝界郁攸，而不可向者，句有日矣。乃撒乃相，制作可观，尝试而铿之，声闻于天，得未尝有。大而不槬敏也，长而不掉正也，周而无瑕忠也，扣之则应信也。大扣则粗厉而猛奋勇也，小扣则清逾而温韵仁也。刚而为圜天也，含章而贞地也，非夫虚疑妙纯粹，幽赞而不测者，孰能致于此。故良冶歔欷，群真恞跃自相，与建高台于西厢，殚土木之瑰峻赫如也，则俯绋以累之，攒栾以扛之，千人引万人唱，大力斯?，乃登夫悬焉。猛虎赑负以奋翣，长絙制（疑作掣）曳以縻□（疑），四缁用壮，是拒是考，始作也。锽锽乎，双城井陌震来，虩虩少纵也。惊远而惧迩山，讹而河泄蹶狂，故颜（一字鱼疑）啜尔，其乱也。天地殷雷霆斗，鱼脱渊羽膋雊虥，驳栗栗而汗涸，况貔虎与百兽夫，其终也。戢怒游威春，容将尽久，而不绝雄雄乎无间；北方之强能与（疑），罔不谛听而求时夜。于是旭旦之音达而人，用悛惕伐虞泉而人，悲衰老鼓昏定而人，误烦爱霄中哉，人释其病昧爽哉，人窒其意，欲总九围，而利万有者，勉是夫。初大夫之祷施也，人咸曰：休哉夫，美而不称君子，以为诬矣。若二公美莫不可歌也，则其畴离之。颂曰：
　　佛说撞钟本三声，昭?百众持六情，厥有咤王爱轮（疑）割，故我长击以护脱。因而作偈，演之曰：一救冥狱汤剑时。二救饿厉释缧饥。三救六畜报愚痴。四救修罗。勇且疑凡，铄坚刚十，耗一我金，再炼溢（一作滋）百，镒巍巍神，力谁其尸，大道至感，曰：诸佛（此铭序多不可解，疑有脱误）
　　唐和五代唐、晋、汉三代，都以它的发祥地太原府为北京，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因此这篇文章所说的“北京”就是太原。从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作为官方道场的崇福寺，既有高僧驻锡，还有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净土院灌顶道场处、皇帝御容像等等，但是这些建筑与图画随着战争的销烟和历史前进的车轮，早就灰飞烟灭了，不再出现，只有这篇现今所见的“钟铭” 似乎是最完整的一篇资料。吴少微在这篇“钟铭”里，用文学的笔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情感丰富、有血有肉的钟，使那个本来看上去冰冷、体积宏大的器皿，成为佛教之宝，成为正信，“昭苏群聋，光响皇梵”，“声闻于天，得未尝有”，“旭旦之音达而人，用悛惕伐虞泉而人，悲衰老鼓昏定而人，误烦爱霄中哉，人释其病昧爽哉”，整个活脱脱的把人生与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愧是大手笔的文章。这篇永久传世的鸿文，不仅给佛教增添了光彩，而且也使崇福寺在世上留下了最珍贵的财富，永远载入史册。
　　四、结 语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的宗教，自传入我国以后，在中国大地已经流传了二千余年。山西是我国的佛教大省，它不仅佛教流传历史悠久，名人荟萃，高僧屡出，而且佛教文物众多，古老的寺院与精美的壁画，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中国佛教中实数罕见。特别是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就在山西境内，使山西的佛教在世界佛教和中国佛教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谈到中国佛教，不谈山西的佛教是不可能的，同样，研究山西佛教对了解整个中国的佛教具有重要的意义。崇福寺由太原寺而来的历史上著名的寺院，它的的产生与衰亡，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缩影，说明了中国的佛教始终与社会是合流的，始终与官方的要求是保持一致的。佛教文化是寺院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内容，整个寺院就缺少了生机，崇福寺的僧人生涯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没有寺院文化，寺院的僧人也就不可能传世。而吴少微撰写的《唐北京崇福寺钟铭并序》，则又为崇福寺树立了一块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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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二，“请太原号令堂安像净土院抽僧　制书一首”。
　　[2]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二，“请太原号令堂安像净土院抽僧　制书一首”。大正藏卷五十二。
　　[3] 《续高僧传》卷第十八，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4]《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宋咸淳四明东湖沙门志磐撰。
　　[5] 《镡津集》卷十七。
　　[6] 《唐会要》卷四十八。
　　[7] 《旧唐书》卷一八下，“本纪”第一八下。
　　[8] 《续高僧传》卷第十八，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9] 《宋高僧传·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传》卷第四。
　　[10] 《宋高僧传·唐太原崇福寺浮丘传》卷第四。
　　[11] 《宋高僧传·唐太原崇福寺文爽传》卷第二十一，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2] 《宋高僧传·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卷第二十四，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3]《宋高僧传·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传》卷第二十四，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4]《宋高僧传·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传》卷第二十四，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5]《宋高僧传·唐京兆荷恩寺文瓒传》卷第二十六，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6]《宋高僧传·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卷第二十三，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7]《宋高僧传·汉太原崇福寺巨岷传》卷第七，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8]《宋高僧传·唐淄州慧沼传》卷第二十三，宋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赞宁等奉敕撰。
　　[19] 参见《宋高僧传·唐洛京佛授记寺德感传》卷第四。
　　[20]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盩厔江融晓兵术，尽得所学。高宗时上书言兵务授秘书省正字，圣历二年拜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相王为并州元帅,又以元忠为副，时，奉宸令张易之尝纵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杀之。权豪莫不敬惮，突厥与吐蕃犯塞，加大总管拒之。元忠在军，无所克获，然亦未尝败失。神龙初，复知政事，封齐国公，贬渠州司马道。，景龙中诏复爵，谥曰贞。参见《山西通志》卷八十三。
　　[21] 参见《广清凉传序》，朝奉郎尚书织局员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监兼兵马都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前勾当五台山寺司公事郄济川撰。
　　[22]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上。另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
　　[23] 《文苑英华》卷七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