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传译与译师介绍
　　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西元二六五～五八九），由于印度大乘佛教逐渐兴盛，西域印度高僧，凭弘传佛法悲心愿力，不辞艰劳，藉丝路东来者甚众，翻译出大小乘三藏三千余卷，奠定了中国佛教宗派理论发展及教义基础，以下就当时的翻译作品说明如下：
　　一、四部《阿含经》翻译完成，声闻四谛八正道等教法甚为完备，解脱道迹可资依凭。
　　二、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及其弟子，翻译讲说三（《中》、《百》、《十二门》）论、《成实论》，开启了三论及成实学派，南北朝时期，习者甚众，影响当时学风甚广，梁三大法师（僧旻、智藏、法云）皆受习成实之学。
　　三、律藏的翻译，《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及大乘《梵网》律皆已具足，与日后中土习律、传戒及律宗发展关系甚大。
　　四、《涅槃经》的翻译成立了涅槃学派，《十地经论》及《摄大乘论》之翻译学习，开启了地论宗及摄论宗学风，《妙法莲华经》成为智者大师一乘实相见地与判教根本。唐代贤首大师，则依据晋译《华严经》教法，开创了华严宗。
　　这一时期译经师，由西晋开始介绍如下：
　　西晋国运共五十二年，《开元录》记载译师，缁素有十二位，其中以竺法护影响最大，翻译经典最多，据《开元录》等描述<注1>：
　　竺法护法师，本姓支氏，祖先月氏国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以竺为姓<注2>，笃志好学，日能诵万言，博览六经，当时京城洛阳一带，虽然崇敬寺庙、佛像，然而大乘深经，仍流传葱岭外，于是“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西游，遍学西域三十六国语言，大赍梵经还归，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至晋愍帝建兴元年（西元三一三）约五十年间，翻译出《放光般若经》、《正法华经》等经典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教所以开始广流华夏，竺法护贡献良多。晚年立寺于长安，精勤行道，僧众数千人宗事之，时人称为“敦煌菩萨”，当时帮助竺法护译经笔受、校阅者，有信士聂承远等人。
　　西晋时期，重要译经师尚有无罗叉<注3>、帛法祖<注4>、法炬<注5>、法立<注6>等大德。
　　东晋时期，佛教划分成南北区域，北方五胡十六国，以前、后秦国都长安为中心，南方为东晋疆域，以建康、庐山为中心。
　　前秦建元年间（西元三六五～三八四），沙门竺佛念、僧伽提婆、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陆续来到长安，时道安法师住钖地襄阳为苻坚之兵攻陷（西元三七九年），道安被迎请至长安，甚受国主苻坚礼遇，在道安及当时苻坚秘书郎赵政之请下，前述沙门共译出经论百余万言，道安参与校正，并为所译出经论作序，现存诸序收录在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至十。略为介绍当时译师如后（据《开元录》）<注7>。
　　竺佛念法师，凉州（甘肃武威）人，弱年出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对于训诂之学及音律、文辞等，善能通晓应用，西域诸国语文音义，莫不兼解，虽未得义学沙门之誉，然而博闻之名声甚著。建元年中，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至长安，宣出梵文佛经，当时名德，除竺佛念外，无能传译者，大众咸推举之，可说是在苻姚二秦间译经的宗师，所单独译出者有《菩萨璎珞本业经》、《出曜经》等十二部经，传译有《阿含经》、《四分律》等。
　　僧伽跋澄（意译众现）法师，罽宾国（印度北方）人，博览众典，善能通晓禅观、法数、阿毗昙等部派经论，至长安共道安法师等译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等论集。
　　昙摩难提（意译法喜）法师，兜佉勒国（帕米尔高原西南古国）人，聪慧夙成，闇诵《中》、《增一》二阿含，常谓“弘法之体，宜宣扬于未闻之处”，所以远冒流沙，东游至长安，诵出此二《阿含》，当时义学沙门写出梵本，由竺佛念传语、慧嵩法师笔受翻译之。译出经论计五部一百一十四卷。
　　僧伽提婆（意译众天）法师，罽宾国人，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论》等，常诵《三法度论》，昼夜精勤。道安法师圆寂后，为庐山慧远法师所请，入山译出上二论，后游建康，晋琅玡王司马珣请讲授阿毗昙，并集京都义学沙门四十余人，重译《中阿含经》<注8>，《大正藏》中收录为此译本。
　　道安法师，东晋时代僧界名宿，为佛教初期发展中心人物，常山扶柳（今河北正定）人，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其师尝试予《成具光明经》一卷，近万言，朝出暮还，覆诵不差一字，后师事佛图澄，广习法教。晋哀帝兴宁三年（西元三六五），为避战乱，南投襄阳，尝谓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抵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人竞往师之，注解《道行般若》、《安般守意》诸经，于十五年中，每年讲《放光般若》两次，编辑《综理众经目录》，以表经典品名、时代等，为经典有明据之始。道安判经分科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甚为允当，后人称之为“弥天高判”。
　　晋太元四年（西元三七九），道安为苻坚请至长安，住五重寺，僧众数千人聚，大弘法化，护持经典翻译，贡献甚多，尝劝苻坚迎请鸠摩罗什东来，罗什亦闻道安名声，谓是东方圣人。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终，因其初生时，左臂有一皮广寸许，可得上下，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谓之“印手菩萨”，著名弟子有慧远、慧持等。
　　道安法师曾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注9>中提到，译外国语言为汉语，必须谨慎于所谓“五失本、三不易”，避免所译失实，说明如下：
　　一、胡言汉语，语法结构不同，将胡言尽倒语序而使顺从汉语，为一失本。
　　二、胡经崇尚质朴，汉人喜好文饰，传译经典若为悦可众心而文饰之，为二失本。
　　三、胡经在叹德歌咏、叮咛反覆处，或至三四次之多，嫌其烦覆而裁剪之，为三失本。
　　四、胡经有含义之注记文字，以为似乱辞，删除不存，为四失本。
　　五、胡经原文在叙述完一事，另傍及他事时，后文腾用前文，辞句重复，皆悉删除，为五失本（失去了原文本意）。
　　所谓“三不易”，为翻译上三点困难的地方：
　　一、圣人设教，必契合时节因缘，时节风俗流易，欲翻译古文适用于今时，此是一不易。
　　二、圣人凡夫，愚智差别甚大，圣位未阶，欲令千百年前圣人微言大义，翻译出流传于后世末俗，此是二不易。
　　三、佛经由大迦叶、阿难尊者等五百位六通大阿罗汉共集，兢兢业业审听结集而得，千年后生死凡夫，以近意量截而翻译，此是三不易。
　　于今时二十一世纪初，距道安大师时代，遥隔千六百多年，然而此“五失本，三不易”仍值得为有心译经为外文或白话译经者，作为谨慎翻译之参考。
　　注解
　　1.参考《开元录》卷二，及《梁?高僧传卷一》〈竺法护传〉。
　　2.东晋以前沙门，多随师称姓，后来至道安法师，方倡以释为姓氏。
　　3.沙门无罗叉，翻译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此经梵本为沙门朱士行西行取经，嘱弟子弗如檀所带回。
　　4.沙门帛法祖，译出《菩萨修行经》、《佛般泥洹经》等，尝与道士王浮等辩论邪正，王浮屡辩不过，嗔而伪作《老子化胡经》谤破佛法。
　　5.沙门法炬，翻译出《楼炭经》、《罗云忍辱经》等经典，多为阿含及譬喻部类。
　　6.沙门法立，与法炬共译出《法句譬喻经》、《福田经》等经典。
　　7.竺佛念部份，参考《开元录》卷四，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部份，参考《开元录》卷三，道安法师部份，参阅《梁?高僧传》卷五。
　　8.前所翻译之汉文，因战乱等因素，译文未尽其本旨，故重译之。
　　9.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