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临海佛教也不例外。经历了初传、发展、鼎盛、衰落四个历史过程。临海佛教起源于何时，史籍似无确载，一般均认为晋太康中（280—289）所创的涌泉寺，为临海佛教之始。但佛教到底什么时候传入临海，历来并无明证。事实上，佛教在临海的流传，应该早在晋太康之前。这不但能从一些零星的文献中找到一些线索，还可以在许多考古资料上得到证实。
　　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国的，据《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说明早在公元前二年，佛教就似乎已传入中国汉地。至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先有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以赎罪之黄缣白纨“以助伊薄塞（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继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西域，带回经书和佛像，建白马寺于洛阳，并且首译《四十二章经》等等。但这些事件的发生，都与临海所处的东南沿海一带无关。东汉灵帝时（168—189），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游历会稽（今绍兴），并传道于邑人陈慧。虽此举没引起多大的影响，但毕竟为稍后佛教的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献帝兴平元年（194），临海近邻的仙居石牛之北创建了佛寺，号“石头禅院”。这是东南沿海一带最早创建佛寺的记载。
　　三国时期的佛教比两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国孙吴时期由于江左的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上吴主孙权等帝王对佛教的支持，而刚刚开始发生的玄学思潮，也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教开始进入了广泛传播的阶段，其标志即为佛经的翻译和佛寺、佛像的大量出现。最具体的表现，为南来的康僧会在建业等地“设像行道”。这时，与临海相邻的天台和黄岩，均创建了数目不等的佛寺。黄岩在临海之南，天台在临海之北，临海居两者之中，佛寺与僧人之间的活动，临海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临海三国时期的佛教活动未可考于史籍。
　　西晋是临海佛教的初传阶段。西晋一代，临海有佛寺二所，即建于晋太康中（280—289）的涌泉寺和建于永康中（300—301）的灵穆寺。以有典可考记，这是临海佛教起始的标志。事实土，西晋的临海佛教不仅仅是表现在二所佛寺的创建，而在其它方面也有所体现，如临海博物馆所藏西晋初年的“魂瓶”。该“魂瓶“出土于红光镇下白岩村，虽只余顶部，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下层塑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具有典型的袜菟罗风格，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魂瓶”上堆塑佛像，足以说明佛教深入民间的情况。
　　东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更是临海佛教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时，佛寺已由西晋时的二所增加到十五所。许多著名的寺院，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如现存的法轮寺、证道寺、延庆寺、云岩寺，以及天台宗五祖章安大师出家的摄静寺等。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文献中绝少有僧人及僧人译经、弘化的记载。名号履里可考者仅应俊、法宗、慧明三人。应俊，里籍及生卒年代不详，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创建了临海惠因寺。法宗，临海人，活动于南朝刘宋时期。博通《法华》、《维摩》，长于弘化。初于临海出家，后居剡中（今嵊州）“法华台”，从其所学有士大夫及庶人三千余。慧明，康居人，世居东吴，南朝齐时僧人。幼年出家于临海章安东寺，潜心于“佛性”的研习和传播，影响颇大。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应俊生平无考，慧明时代稍晚，而临海人法宗则无疑是临海佛教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高僧。
　　隋唐五代是临海佛教的鼎盛阶段。大批僧人居住或往来于临海弘扬佛法。据载，隋末有智颉、智越、灌顶、智璨，唐有怀玉、思托，五代有景霄、宗清、可周、幼璋、彦求、德韶等，皆其著者。隋代著名僧人、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　　，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佛教中国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对台州佛教的发展更是影响巨大。陈太建十三年（581），应陈宜猛将军、临海内史计尚儿之请，至临海州府转法轮，讲《金光明经》至《流水晶》。并以身衣劝人赎沪一所，为放生池。经宜讲经典共赎得江溪沪业五十五所，三百余里江溪皆成放生池。自此开佛教寺院放生池之先河。智越、灌顶、智躁均系智　　弟子，同为临海人。智越为天台宗总本山国清寺首任住持，灌顶为天台宗第五代祖师，而智璪则为国清寺僧使，三人佛法高越，各具大名声。怀玉则是盛唐时代净土宗的著名僧人，居临海涌泉寺修持将近四十年，每日“念弥陀佛五万”，一生“诵净土诸经通三百万”。思托为唐临海龙兴寺（时称开元寺）高僧，其学兼通天台与南山。跟随其师鉴真和尚，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广弘佛法，撰写僧传，创日本雕塑“唐招提派”。又唐临海人清观，一生弘扬天台之学，为天台国清寺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唐昭宗曾宣赐紫衣，作为对他的嘉奖。景霄、可周、彦求，皆为五代律宗大德。景霄有《行事钞简正记》二十卷行世；可周著有《音训》五本，《解法华经序钞》一卷；彦求曾主临海六通院，为钱俶所重。宗清为青原行思下三世法嗣，出道后住临海六通院，吴越王屡问心要，并赠“大师”号。幼璋，传禅宗曹洞一派。唐咸通十一年（872），于临海静安乡创福田院以居，人称“增悲大王”。德韶，为禅宗法眼一派承先启后之领袖人物。曾居临海多福院弘法，并重建保宁广福寺，创白塔，同时为天台宗之中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隋唐五代，临海境内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律宗、禅宗之曹洞、法眼等，其中最盛者，当首推天台。
　　隋唐五代时期，临海建有大批寺院，总计隋唐三十三座，五代三十五座。主要有龙兴寺、宝城寺、祈圣寺、净信寺、崇福寺、广福寺、资瑞寺、真如寺、楞伽寺、延丰寺、妙缘寺、惠安寺、定业寺、多福寺、褒忠显绩寺、妙果寺、大安寺、福田院、振兴寺、多福院、法安院、普明寺、保宁广福寺、净土寺、慧门寺、资圣寺、昌国寺、保福院、澄灵寺、庆恩寺、鸿祐寺、龙华寺、顺咸寺、兜率寺等。最具代表性的为龙兴寺、资瑞寺、福田寺、多福院。龙兴寺原为唐中宗敕建的神龙寺，后易中兴，景龙三年（709）始改名“龙兴”。开元（713－741）中又改名“开元”。该寺是台州僧司的驻锡之地，亦是台、临佛教的中心寺院。资瑞寺在康谷，唐元和六年（811）僧重济建，高僧大德多以此为居。福田寺建于唐咸通三年（862），为名僧幼璋所创。多福院在白沙，后唐长兴四年（933）国师德韶创居之。
　　值得提出的是，临海佛教在当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首先是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时曾驻锡临海龙兴寺（时称开元寺）。而其弟子思托，即为龙兴寺（时称开元寺）僧，最终随鉴真东渡日本成功。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位赴日的临海高僧。其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十一月五日至二十一年（805）三月，在临海龙兴寺学习天台教义并抄写台宗教典。三月二日于寺之极乐净土院从道邃和尚授圆教三聚大戒。最澄入唐留学“天台”，大部分时间是在临海度过的。最澄的弟子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亦曾在临海龙兴寺（时称开元寺）挂单求学。可见，唐代临海龙兴寺（开元寺），不仅是临海佛教的主寺，也应该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之一。
　　宋元时期，同样是临海佛教的鼎盛时期。续有大批僧人住隐临海，知名者也不少。其中宋代最著名者为慈云遵式、神照本如、法真处咸、神悟处谦、慧因择交、楂庵有严、智涌了然等。遵式，宋代天台的著名高僧，通内外学，能诗文诸艺，尤精忏仪，于天台宗贡献颇巨，世称“百本忏主”，又称“慈云忏主”。著有杂著《金圆集》、《天竺别集》等。曾于宋咸平五年（1002），主临海东掖山，率众修念佛三昧。本如，天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之三大弟子之一。通台宗三观十乘之法，树山家大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出主临海东掖山承天寺，广弘天台学说达三十年。并结白莲社，创白莲寺，自成天台山家白莲一系。人所共仰。处咸，神照本如之弟子，曾代师讲论，道俗闻之，心容俱服。后主临海白莲寺五十年之久，著有《三慧论》、《光明十愿王》等。处谦，天台宗高僧神照本如之徒。曾主临海东掖山白莲寺凡十七年，法道大振。有《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显妙解》等著作行世。择交，天台宗高僧，师事于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礼，得其心要。宋天圣二年（1024）主临海惠因寺，大讲天台学说。有严，神照本如之徒，得师学，精通天台“一心三观”之道和“法华三昧”之行。宋绍圣中（1094－1098），拒主能仁寺，乃隐居东掖山东峰“楂庵”。二十年间，专事净业。有《心经注》、《法华文句记笺难》等行世。了然，天台宗高僧，世称虎溪尊者。一生博通经史，精弘台学，曾主临海白莲寺二十四年，学者归之约五、六百人。有著述《虎溪集》、《止观圆宗记》等行世。元代著名高僧有一山一宁、绝宗善继、无尽祖灯。一宁，临海人，临济宗著名高僧，曾为“江浙释教总统”。一生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又工书法。元大德三年（1299）受遣至日本传法，留居日本近二十年，在日所传禅学法系，为日本禅宗二十四个流派之一，号“一山派”。善继，天台宗高僧湛堂性澄之徒，嗣为天台宗第二十六世。元至正四年（1344）主临海东掖山能仁寺，提倡宗乘，学者归之。有《法华妙玄文句》等行世。祖灯，嗣日溪得道，传禅宗临济一脉，于元延祐元年（1314）住临诲云峰证道院，潜心苦行，影不出山逾五十年。此外，宋代尚有重机明真、明智祖韶、临海慧舟、超果惟湛、居士左伸、寿安良弼、净住思聪、真教智仙、白莲梵章、行人能师、普安惟德、山堂元性、虚堂本空、法照中皎、证悟圆智、牧庵有朋、石头自回、兜率善戒、月堂慧询、石窗法恭、拙庵德光、遂翁处良、月溪法辉、白莲法希、白莲法雄、浙翁如琰、退谷义云、妙峰之善、同庵允宪、嘉枯长吉、白岩日损等高僧，住临海弘扬佛法。元之雪岩祖钦、横川如珙、秋虚善人、筠岩太节、了堂唯一、舜田明孜、无旨可授等，皆尝居临海弘法。
　　宋元时期，临海又新建了一批寺院，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六座之多。主要有：弥陀院，钱俶建，创于宋建隆元年（960）。重元寺，建隆四年（963）建。资粮院，建隆四年（963）建。妙智寺，建隆四年（963）建。上方资国院，建隆中（960－963）建。云水庵，建隆中（960－963）建。普明寺，乾德二年（964）建。光相院，乾德四年（966）建，为傅光相道场。永福院，乾德五年（967）建。永庆寺，郡守钱昱建，成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法海寺，太平兴国七年（967）建。无量寺，景德中（1004－1007）建。普贤寺，大中祥符元年（1008）建，鹫峰寺，大中祥符元年（1008）建。永宁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小能仁院，大中祥符三年（1010）建。灵峰寺，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灵龟庵，大中祥符九年（1016）建。般若寺，庆历间（1041—1048）建。显孝南山寺，嘉桔八年（1063）建。其中能仁寺与白莲寺，是临海宋代地位最高，名声最大的佛教寺院。能仁寺，旧名承天，宋代所创，始建年代不详，为天台宗山家派白莲系祖庭，显赫一时。白莲寺，旧名白莲庵，庆历五年（1045）为能仁寺主神照本如所创。与能仁同为天台山家派白莲系祖庭，号“东掖两宋元时期，临海最兴盛的宗派为天台宗，次为禅宗之临济和扬岐，其它宗派基本上没有位置。天台宗以拥有大量的寺院和大批僧人，执临海佛教之牛耳。天台宗在临海的兴盛是有其原因的，一是统治集团的有力支持，二是名僧神照、本如的努力。神照在乃师知礼建立山家法统成功的基础上，继承了知礼的山家学说，成为了知礼的三大传人之一。本如在临海东掖山建立了弘扬天台学说的基地——能仁寺和白莲寺，以此全面阐发天台宗的固有观点。本如严格按照知礼之“代代须得素业天台智者教乘，实有戒行，学众咸愿者，住持此院，继续演讲”和“勿事兼讲”的要求，积极大力宣传天台宗的“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经本如的不懈努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能仁寺和白莲寺名僧云集，学者归信。成为了宋代弘扬天台宗的一个基地。并影响着整个宋代临海佛教的发展。禅宗之临济和扬岐，在这一时期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分别出了名僧横川如珙、雪岩祖钦、无尽祖灯、石头自回、无旨可授等。但比起天台宗的兴盛来，是不可同日而喻的。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临海佛教寺院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山林，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临海的僧尼为七百六十九人，而一百二十六座寺院所占有的田地和山林，达到了九万一千七百一十亩，其中田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亩，地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五亩，山林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亩。并有寺基六千五十二丈。以人均算之，为田五十八点七亩，地二十三点一亩，山林三十六点八亩。这些田地和山林，主要为一些大寺院所拥有。如拥有一千亩田地以上的寺院即有：报恩寺“田六千五百六十五亩，地四百七亩”；惠因寺“田二千六百八亩，地三百九亩，山林四百九十三亩”；衍庆院“田一千五百六十八亩，地一千一百五十四亩，山林二千六百六十八亩”；真如院“田一千一百一十四亩，地一百四十一亩，山林五十三亩”；能仁寺“田二千六百七十三亩，山林三十三亩，山林八百四十亩”；白莲寺“田二千四百三亩，地二百四十二亩，山林三十三亩”；灵鹫院“田一千四百八十亩，地一百二十一亩，山林十二亩”。寺院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则为租佃制。如南宋景定二年（1261）正真院就增“开田租十五石”。除田地和山林以外，寺院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园、林。如普济寺“侧有井，井口有亭，……地多梅花”。开福院“旧有白莲堂，……旁地号鹭鸶林”。瑞相寺“寺有牡丹甚盛，每当春融花雨，郡之文士必挈伴来游”。寺院的园林一般说来，它们更多的是作为玩赏的场所，但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成份。
　　明清时期是临海佛教的衰落时期，见于记载的僧人极少。明代尚有名僧全室宗泐和继起弘储，而清代则无可称者。宗泐，字季潭，别名全室，临海人。出家郡之天宁寺，精研佛典，造诣甚深。明洪武初（1368--1372），以品行高洁，诏主金陵天界寺，道法盛极一时。后奉使天竺，访求遗经。洪武十五年（1382），授僧录右善世。一生精通诸子百家，工书，善诗。其诗风骨高骞，被誉为“博远古雅，当代宏秀之宗”，朱元璋呼之为“泐秀才”。著有《全室外集》、《西游集》等。弘储，师事汉月法藏，得其宗要。明崇祯十五年（1642），住临海东掖山能仁寺，大弘佛法，东南衲子，俱为倾倒。清顺治七年（1650），主临海天宁寺法席，历时五载。弘储内外典兼通，能诗文，工书法，学者目为龙门。有<语录）百卷传世。
　　明清时期，临海佛教寺院大部年久失修，渐至废圮。但新建的也不少，计有：明代十一座，清代五十三座。只是这些均为民间的兰若和堂院，已无复往日的气象。
　　民国时，临海佛教更趋衰微。僧无名僧，寺无完寺。八十年代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旧存的一百零五座寺院庵堂才恢复了生气，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其中龙兴寺（天宁寺）、延恩寺、法轮寺、三峰寺、弘法寺、庆国寺、延庆寺、弥陀寺、锦云寺、小固岭堂等被列为临海市佛教活动场所，并有所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