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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衰除弊 一代宗师——湛山寺开山祖、台宗大德倓虚法师略传
江南大学邓子美
自儒家汉唐经学参取佛教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形成宋明理学之后，便转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排击佛教。这种“软刀子割肉”的手法比“三武一宗”灭佛还厉害。佛教为了应对，外倡“三教合一”，内提“诸宗圆融”。由此带来唯识家所谓“笼统”之弊。①此情反映至清末天台宗内部，遂使富有中国特色与创造性的“一心三观”，解行一致的优良传统有渐磨渐消之势，因此教义信仰的吸引力、凝聚力难免降低。同时，儒家的排挤也是有文化有信仰的出家人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当时不少人出家都迫于家境贫困，想靠佛教“混”口饭吃，这也造成了有的台宗寺院僧人素质低下。加上随着宗法制度的没落，久已适应中国宗法社会的僧伽制度也逐渐僵化，既难以抵御社会腐败的侵袭，也跟不上社会剧变，其典型就是“房头患”。所谓“房头”，就是受中国家庭宗法制影响，各寺院方丈也往往不择贤愚，不问出家动机，滥行剃度，形成了类似宗法家族的“各房子孙”。其“患”即弊端，表现为他们之间相互凭势力，争寺产，不务修持，热衷“经忏”，以收单攒钱养老；僧规形同虚设，设私厨、私蓄香金等等违戒行为到处出现。这些行为虽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也因此败坏了佛教的形象，似乎先前儒家排佛，后起的所谓反宗教反迷信运动也由此得到了借口，僧人也由此被社会讥讽为：“朝中的懒汉，米中的蛀虫”，“老婆好打，和尚好欺”。比丘尼更低人一等，有些地区甚至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在正月里不能路遇尼姑，否则就会“倒霉”。这些，都是佛教的衰象，佛教要复兴，应首先从自身内部做起。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内部看，复兴佛教首先需要有一批人才，还要提高现有僧人的素质，这两者都要靠教育，是中国近代高僧大德的共识。近代天台宗复兴的领袖谛闲大师（1858-1932）早有先见之明。1907年，他就在中国第一个佛教的新式学堂——杨文会创办的南京祗洹精舍中，讲授台宗典藉。1909年，他参与创办了南京江苏僧师范学堂，后任该校校长兼总监。1912年就任宁波观宗寺住持，次年即在该寺创立观宗研究社，该社为天台宗的第一个近代教育研究机构。
倓虚法师（1875-1963），法名隆衔，法字倓虚，号湛山老人。俗姓王，河北宁河人。1885年，他十一岁入本乡私塾读儒家四书五经。十四岁以家贫被迫休学入商铺做学徒时，已有出家意。十七岁成婚，因当时多由父母作主而不乐，内心的出家意向愈明。1894年，他十九岁下关东，至沈阳经商，恰逢甲午战争国难当头，生意也做不成，只得返乡，然而其父已逝，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到他身上，于是只得谋一军队中的小差事，同时自学医术卜算等杂艺。不久，母又病逝。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爆发，王家又遭受了一次劫难，倓虚被迫辗转兵火中，最后逃难至辽宁营口，先任事于“宣讲堂”，锻炼了口才。后自己开了家“东济生”药铺，悬壶济世，倓虚在给病人把脉的同时，还研读《楞严经》。医理与佛理的结合，使他对万物的因果关系深有会心，因而在堂上也开始宣讲。1914年，他赴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听了宝一和尚讲经，深有感触之下想剃度，但又受阻。1917年，他年已四十三，终于下定决心，偷偷离家至天津，由清修院清池和尚介绍，拜涞水县高明寺印魁和尚为师剃度。后赴浙江宁波观宗寺受具足戒，以其才德，深受谛闲法师激赏和爱护。后随侍谛闲，在研究社弘法部专攻天台教理。
而早在1915年，谛闲大师应北京第一大乘讲习会之邀，曾赴京讲经，那时自政府官员、社会名流至一般善信均踊跃来听。以前天台宗的传播中心主要在浙东与湖北，此举则开了天台在华北弘传的先声。1918年，谛闲再赴北京讲经，倓虚随同。次年，谛闲往五磊山传戒，清池和尚也被聘为教授师同往，他住持的天津清修院请倓虚代管，倓虚由此得知如何管理寺院。回观宗寺后，待倓虚法师学成，谛闲遣他弘化北方。1921年，倓虚应邀至井陉讲经，深受信众欢迎，因而被沈阳万寿寺聘为僧学主讲，并回营口创建了楞严寺。1922年，他得朱庆澜等相助，在哈尔滨创建了现今远近闻名的极乐寺，在长春创建了般若寺，在沈阳重兴了般若寺。1925年，谛闲大师为其授记，付予天台教观第四十四代法卷。1929年，谛闲大师高龄七十二，犹应倓虚法师之邀远赴哈尔滨为极乐寺开坛授戒，为天台宗在东北传播的迅猛之势推波助澜。谛闲作为传统的师徒方式教育出的法师，尤其是在中年以后思想已成熟定型，此时还能适应时代要求，接受和提倡新式佛教教育与传播模式，殊为难能可贵。他教育培养了一批象倓虚、宝静、静权、仁山等后起之秀，均成为中华佛教天台宗的顶梁柱。
倓虚法师在东北，除主持沈阳万寿寺佛学院外，先后创建哈尔滨极乐寺等天台丛林九处，支院十七处，“其他尚有很多有联系的小的庵堂因之加入天台宗”。②他创立与兴复寺院明确地抱有为复兴天台，办好佛教教育而建寺的目的，与一般带有盲目性的单纯建寺造像的做法有很大区别。其中极乐寺佛学院、般若寺台宗佛学院都以研修台学为重点，为薄弱的东北佛教培养了大批人才。20世纪后期在美国、东南亚以及香港地区弘传佛教的许多法师都来自东北，得益于由倓虚转变的佛教风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倓虚离开东北，赴西安讲经，并任大兴善寺住持，开设佛学院，使台宗在西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33年，倓虚法师应叶恭绰、陈飞青等居士之邀，至青岛创建湛山寺。此前，因青岛曾被德国划为其势力范围，基督教盛行，而人们看到佛教的出家人居然成了希罕事。为扭转这一局面，周叔迦居士曾于1929年在此创办佛学研究社，为佛教在青岛的恢复传播奠定了信众基础，但始终缺乏真正的道场与法师的主持。倓虚法师来青岛后，首先凭道德人格与台学造诣修行，获得了居士的信赖与大力支持，光王金钰居士一人就捐资建了大殿和湛山精舍，承建工程的张杰臣居士也很发心，使得湛山寺成为倓虚法师所创建的几十个寺院中最令人满意的一个。
寺院还未完全盖好，1934年倓虚法师已办起佛学专修补习班，不久扩为有名的湛山佛教学校。湛山佛校以层次完备，师资优异吸引了大批学僧。该校不务虚名，不挂大学牌子，设有预（相当于小学）、正（初级佛学院）、专（中级）、研究（高级）四科，为不同文化的学僧开设不同课程，有效解决了甚至是近代佛教教育大师太虚也很为难的学僧层次不齐问题。尽管这样会给师资安排、教学安排带来许多困难，但倓虚认为，湛山寺是十方丛林，凡求学，应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为了使专科与研究科的学僧能更多地获得名师指点，他把能请到的各地大德都请来湛山，如弘一法师、慈舟法师等都曾在此常住一段时期讲经讲学。不能长住的，也可以住个十天半载，为学僧开设讲座。湛山寺属台宗道场，从此成为台宗在山东的弘传基地。因而湛山佛校也很重视学习天台三大部、五小部。但为了造就僧才，应当提倡学术自由，兼收并蓄。因此倓虚绝无门户之见，对学习其他各宗经论也予以鼓励，甚至那种认为他本人非常推崇的《楞严经》、《大乘起信论》是伪经的观点也受到了尊重。在湛山，学员多自愿组成学社，教学与自学结合，每周集中活动三次，交流心得，互相讨论。③这些，都值得当今佛学院效法。
在此前后，他又至北京、天津弘法，曾在京主持弥勒佛学院，重兴天津大悲院，使台宗在华北复兴。1948年4月，倓虚法师应邀赴香港，与香港佛教界人士议定创建华南学佛院。学校护法董事会由王学仁等五位居士组成，负责借出院址与承担经费。1950年该校在香港弘法精舍正式开学，倓虚任院长兼主讲，释定西、乐果也在校任教。学僧多为由东北与上海来港的僧青年，共21人。课程仿湛山佛校，前后两期变动不大。与湛山主要的差别是当时香港经济还很困难，华南学佛院的经费也很紧张，学僧必须于课后种菜砍柴，以节省开支。一年后，董事会仍感经费负担过重，学僧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2小时的课程也难维持，于是改为半天织袜，半天读书。尽管如此，因当时香港经济拮据，物质短缺，学佛院还仍然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北方僧青年还源源不断来投考，学校不得不谢绝。最后学佛院师生获吴蕴斋等香港佛教四众热心人的协助，议定每年启建水陆法会一次募集经费，继续办学。
1952年第一届学僧结业。倓虚可能对如此筹资办学不满，要求辞职，但在董事会极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并招收了第二届学僧20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届学僧结业。这时香港经济已恢复，办学经费也不再成大问题，可是生源却不行了。由此暴露出佛教界、特别是僧伽现状仍不足以吸引现代大都市一般青年的问题。倓虚法师对此很不满意，再次要求辞职，学佛院停办。华南学佛院尽管停了，但它也可说完成了使命：一是培养了释乐渡、宝灯、畅怀、智开、性空、诚祥、智海、圆智、智梵等僧才，他们不是成了20世纪60-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干，就是前往美国、加拿大弘法，都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为香港僧教育开创了传统。继此，20世纪60年代初太虚弟子敏智在屯门蓝地妙法寺创办了内明书院。70年代后期，倓虚弟子永惺法师继承倓虚遗志，在荃湾西方寺设立了僧伽培训班。
倓虚法师是中国近代站在时代前列的数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与创办佛教学校达10多所，大多办学有方。其中僧校达9所，培养的佛教人才遍布国内外。如果没有像倓虚那样的一批佛教教育家，中国佛教青黄不接的断层将更加严重，当代佛教的复兴也不可想象。
佛教教育既须先行，也是中国佛教实现现代转型阻力较轻的一方面。而太虚大师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僧伽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如同人们常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变好，制度不好也可以使好人变坏，制度好坏不仅涉及个人的成长，有了好的制度并得到贯彻落实的话，可以成批地改造人。相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也俯拾皆是，如真华法师在其《参学琐谈》中举的释乐禅、释仁善就是典型。前者“面相、谈吐、唱念都很好，”“道心也好得不得了”，但后来去赶经忏不到半年，“收入超过一般清众两倍以上，但后来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后者“人极聪明，长得又帅，喉咙也好。”但后来也为了赶经忏，“因为于唱念时好出风头，受了内伤，时常咯血”，后来就没有再得到他的消息了。④两例都说明许多寺院对经忏仍缺乏制度约束。在教育得到普遍重视的前提下，继承传统之优长的佛教制度建设就成为根本保障。如果没有这一层配套，进一步加强佛教教育的努力与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抵消，因为现实往往比宣传更有说服力。如果没有这一层的配套，发展佛教文化、生产、社会福利事业的成果也不能确保，因为正法以及寺院接班人的承继有序是这些事业不致蹈虚的基石。制度，本身也能起改变人、教育人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在比教育更深的层面上引导着、改造着一代代人。一般说来，青少年受教育的影响较大些，而中年以后的思想变迁更多的受制于现实，其中制度的影响更具有直接性。所以，尽管宣传教育都劝人为善，鼓励人精进向上，但如果在法脉与寺院主持的承继、职事的分派使用等具体方面不能与僧伽个人的管理能力、道行、修持努力的程度相应的话，教育的效果往往被抹煞；如果不能依靠建立并实行有序化的丛林制度给年轻僧伽更多的管理锻炼提高的机会、文化深造机会，口头的宣讲鼓励也往往落空。总之，在佛教的现代转型方面，教育先行已达成共识，但制度建设也应跟上。
倓虚法师在根本上也反对以经忏牟利，因而他创立的湛山寺不做经忏，但有些对建寺护法有贡献的居士一再要求为其追思已故亲属而变通一下。倓虚无奈，就从除弊出发，对经忏的制度安排作了重新考虑：1他把经忏服务的对象严格限制在这些有贡献的居士中，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办。2这些居士为此付的供养全归寺院公有，然后由寺方统一计发单钱给参与念经的和尚，不准争多嫌少。3在寺院内办的经忏佛事不得妨碍湛山佛教学校的教学，只有在课余时间才可考虑。4严格控制，防止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这点也恰恰是近代僧制改革的重点。至今这类情况仍与百年前差别不是很大。办经忏虽然也有寺院为从经济上增加收入的需要，但对僧人的毒害极大。当然，这也因为不少信众的宗教需求大多仍停留在超升荐亡诸层，但责怪信众的需求落后无济于事，因为信众可以通过僧伽引导，提高僧伽素质并从制度上防止好人变坏才是佛教根本所在。
倓虚对天台弘传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改革了传统的嗣法制度。他的基本主张与做法是“传法不传座”。他认为：“接法的人，只要他破参、开悟、有资格，合于接法的条件，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往下传都可以；甚至自己的徒弟、徒子，只要他是个法器，都不妨传给他一支法，让他到外面去弘扬佛法。”但是，凡寺院的住持则“或（由佛教会）特派或公选，不许私人授受，亦不定法嗣（指寺院继任住持）。任何法卷，与寺庙无关。所有天台宗法卷，原属弘法系统，非住持之左券，不与庙务及住持逊座相干。”⑤这就一方面能保持天台法脉不坠，甚至犹如细胞分裂一样加速弘传。法卷既是对接法者学识德行的肯定，也是让他能在社会立足的帮助。但不传任何寺产，反而能鞭策接法者去自谋发展。另一方面寺院住持公推，则保证了选贤选能，杜绝了所谓“房头患”，亦即寺院继承子孙制之弊被彻底根除。倓虚法师改革僧制的做法最为切实可行，把传法与传座分开，是鉴于传法兼传座形成了必会连带产生的流弊，即久而久之，寺院就变成了本宗子孙的“家产”。而分离制的内在依据是：传法指本宗历代法脉，即弘法特色的传承。受法者只要对佛学及本宗特色有相当的研究或悟解，具有讲经说法或针砭棒喝等启导后学的能力，就能担当使法脉绵延弘传的重任。所以，受法者可以凭传法师对其学问人品的考察而定。为了佛教各宗的繁荣振兴，这也是有必要的。千篇一律，则会窒息生机。传座指寺院新任住持产生的方法，凡任住持者，必须学问、道德、修持功力、办事能力兼具，为众望所归。所以，受座者则应由全寺僧众推选。
倓虚法师“在保守中带有新意”的做法⑥，实质上与太虚大师的改革相呼应，相促进。甚至可以说，象倓虚法师那样，从实际出发，对佛教衰落的主要原因与沿用的寺规僧制的弊端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同时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以此确定应革应兴，才是最有效的除弊兴利的方法、途径，才能真正使佛教与寺院得到恢复与振兴，而不是徒有其表而已。
倓虚法师晚年还在香港创办了佛教印经处、中华佛教图书馆、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极乐寺等，为天台宗的弘传拓宽了道路。他一生在各地讲经43年，以讲《金刚经》这部般若要藉贯彻始终。此乃恢复继承台宗创始人慧文大师的传统。倓虚法师学识宏通，所讲经论达数十种。净土经典如《阿弥陀经》亦为常讲之一。他著述甚丰，有关台宗者为《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等，汇为《湛山大师法汇》。他的自传《影尘回忆录》更为中国近代北方以及香港地区的佛教真实状况及其演变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不了解这些，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下，更不可能把握中国佛教的未来。
1963年6月，倓虚法师在中华佛教图书馆讲到《金刚经》第十七分“究竟无我”时，突感身体疲惫而终止。其时年已89岁，经医生检查没什么大病，只是衰老而已。同年8月11日下午，结跏趺坐圆寂。僧腊戒腊四十六，法腊三十八。一代宗师虽往生，“蒙其影响皈向佛门者，无虑数百万人。”⑦
然而，现实从来不能尽如人意。许多寺院的实际情况如中国佛协六届一次常务扩大会议所指出：“我国佛教在大好的机遇面前，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使佛教界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造成寺院道风不整，管理混乱，甚至有极少数人违法乱纪，刑事犯罪。个别寺院的执事人员与教外不法分子恶意串通，严重损害寺院的利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学修不讲，追逐名利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佛教的自身建设。”⑧至今，随着佛教寺院及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佛教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有的寺院存在着变本加厉之势。这些不良现象与弊病，在各地各寺院表现不同。既必须加强教育，也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健全与整顿寺规，加以克服。因此，倓虚法师一生为人行事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特别是他中年出家，因而处理人际关系相当老成持重，被谛闲大师誉为“虎豹生来自不群”。⑨这历来在社会上或寺院小社会中都相当重要。对佛教表面兴旺后面的衰象及流弊，一些青年特别敏感，有要求振兴改革的要求，但往往因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受阻于现实，导致或过或不及。太虚大师在《救僧运动》中曾批评那时要求改革的青年僧人：“不及者，亦腐化僻化于旧僧；遂欲以当寺职、充院主了之，或欲以逸居无事，念佛等死。太过者，则唯知以办学、宜传、服务、作工为事，而欲取僧之寺院事业，皆化为基督教青年会式而后快；无法以达之也，则自寻其新式之生活。殊不知其分内之所宜为者，固当以持戒、忍辱、苦行为本，深入僻僧中以自为出世之修证，而开发彼为法为众之悲愿；深入腐化僧中以潜行应世之教化，而引起彼求学求戒之惭愧。”这些话，仍值得发心振兴佛教者警醒，而倓虚法师之所以能够起衰除弊，终于成为天台一代宗师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后来者效法。
注释：
①欧阳渐《唯识抉择谈》，《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②释倓虚《影尘回忆录》，上海佛学书局1993年印行本。
③参见方兴《现代佛教的杰出教育家──湛山老人》，载《内明》第173、174期 1986年8、9月。
④释真华《参学琐谈》第102-104页，福严精舍1996年重版。
⑤释倓虚《影尘回忆录》。
⑥江灿腾《20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高雄 净心佛教基金会1995年印本。
⑦蔡运辰《倓虚大师传》，《影尘回忆录》附录，上海佛学书局1993年印行本。
⑧徐玉成《中国佛协召开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及省级佛协工作座谈会》，《法音》1995年第4期。
⑨蔡运辰《倓虚大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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