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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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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西方对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著名的怀疑主义者皮浪(?—前275)等哲学家也随军进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带回希腊世界。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传播“正法”,一些学者据阿育王石柱铭文13号记载认为,有些使臣曾到过小亚细亚以西,所传“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时期,希腊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达了摩揭陀华氏城,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婆罗门和沙门。当时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希腊犬儒学派非常流行,他们重视智慧,蔑视物质财富和人生享乐,与沙门思潮,特别是佛教的人生伦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希腊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长期建有国家,前2世纪后半期,希腊人国家弥兰陀王归依佛教,关于他的信教过程以及他与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那先的对话,见于《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弥兰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腊哲学和佛教哲学中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腊人并提,认为只有他们才开辟了“辩证思维”一途。像变化无常、因果轮回、“四大”结构等主张,也在这两种文化系统中几乎平行流通。很难说二者有直接关系,
  或谁先影响了谁,但佛教思想很早就为希腊人所知,且有少数人归依,当无疑问。欧洲学者希罗尼姆斯(347—413)曾讲到佛陀,说他生于处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干4世纪在欧洲流传。
  13世纪,蒙古人大面积地打通了亚欧的交通,增强了东西方的交流,罗马教廷也强化了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13世纪中叶,圣芳济会修士约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两次来中国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们的侄子马可·波罗(1253—1324)还担任了元朝官职,巡视内地,出使国外。现存《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他自喀什米尔所见的藏传佛教,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见到的西域佛教,也记述自北京到江南的汉传佛教;以及南行所见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一直到锡兰岛的南传佛教;对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马尔代夫群岛的佛教,也有所记叙。作为基督教徒和往来东西两大国的使者,他把佛教当作东方流行最广的特殊宗教介绍到了西方世界,尽管他的记述极其简略和肤浅。《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影响极大,包括著名的斯托弗尔·哥伦布部读过它。
  15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扩张,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传教士随同商船和兵舰大批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报告或游记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纪,已有出版物商世,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来源。由于殖民主义最先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经营,他们对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传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来说,他们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以欧洲文明中心说观察事物,对佛教采取轻蔑的排斥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客观的研究。
  此后,西方对佛教的了解日多,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对世界认识的开拓,西方有识之士不再那样妄自尊大。黑格尔(1770—1831)的《逻辑学》已经给佛教哲学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门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变”)之前,构成了他的理念自我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无”。佛教哲学开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与希腊哲学平等的对待。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又促使欧洲的文学开始从东方宗教,包括神话和寓言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中去吸取灵感和素材。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多角度地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奥地利学者J·维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与梵文的亲缘关系,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开发创造了条件。到奥登堡(1854—1920),德国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既是殖民主义者,又是东方学学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尔任英国公使期间,发现了381部梵文贝叶经,分赠给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亚细亚学会,并将其中的《金刚针论》译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欧洲对梵文经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到拉达克喇嘛庙住了7年,后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著文介绍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开辟了西方所谓藏学的研究领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约在此前后,俄国也从外蒙古和北京运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至于汉文佛典在19世纪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视,S·比尔于1871—1878年间,开始翻译介绍。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难,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终不成系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亚细亚,包括中国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地区,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特殊兴趣,尤其是来自英、俄、法等国,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汉文者以外,还有吐火罗文(焉耆—龟兹语)、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与和阗文等佛教文献。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间,三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带,非法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敦煌石窟,并盗走了大量佛经写本和佛教绘画及版画,由此开创了西方敦煌学一科。列强在中亚细亚和中国掠取的佛教文献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伦敦、柏林、列宁格勒和东京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
  随着佛教文献进入西方及对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学对于欧洲发生了影响。其中最早、且最显著的是德国叔本华(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静。他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他之视“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视意志为一切痛苦的源泉的观点,甚至于用以卑视妇女的理论,都浸透着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连尼采也称他的意志至上论为“佛教徒的虚无意志”。在近现代,佛教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们把人的现实品格规定为恐怖、厌烦、失败、绝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与佛教的出发点一致。法国萨特(1905—1980)发挥的存在主义著名原理“存在先于本质”,与佛教的业报思想在“人创造人本身”这点上,就是完全相通的。此外,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伟大作家。
  但是,作为纯信仰对象的佛教在西方流传,更多地受日渐增多的东方移民和侨民的影响。东亚诸国的人去西方走居或侨居,有诸多原因,但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精神需要,几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满足这种需要的重要成分。
  从19世纪末,东方文化主动加强了向西方的传播,佛教起着主导作用。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学院等,影响颇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国留学,后被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斯·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金刚》等经,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译《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杨文会(1837—1911)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同时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的事业,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为佛教西渐作准备。及至太虚(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19世纪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尔活佛(?—1975)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徒,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多,南美50万,北美近19万,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总数比十年前(1972)净增了5千万人,明显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东方移民和侨民为主体。二次大战以后,东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日益增强,西方社会中东方移民和侨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发展,使佛教干预社会的作用力和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伦理体系受到广泛的冲击,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观念向佛教倾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需要,本身所起的变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赢得信徒的更本质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禅的广泛应用,多种社会服务和心理咨询的开发,是两项最成功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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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与中国当代哲学

善导寺时期(1952~1957)的印顺法师

佛学与心理学:宗教中的宽心术

哲学与佛学

动态的宇宙

 

后五篇文章

佛教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一)

佛教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二)

佛教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四)

佛教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五)

从超个人心理学看佛教中的濒死经验及其灵性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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