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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遍和时宗
一遍（1239—1289），伊予（今爱媛县）人，名智真，13岁出家，从圣达学净土宗西山派教义，致力于称名念佛的修行。他曾到信浓（今长野县）的善光寺静修数日，在此依据唐代善导所著《观无量寿经疏》中的一段话绘制出“二河白道”
图，回到伊予后把它当作本尊图挂起来供奉，十余年间闭门潜心修持称名念佛。他把自己的心得用颂文写在图边，曰：“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意为众生靠自力修行经十劫（意为极长的时间。“劫”，长时）才有可能达到觉悟，但如果称名念佛，一念即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在称名方法上，一念与十念没有区别，都可使众生达到摆离生死的境界，在极乐净土，对一切佛国世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一遍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他念佛的旨义，周游全国，参拜各地的神社和寺院，祈求神佛的佑助。文永十一年（1274）他到纪伊（今和歌山县）的熊野神社参拜，在这里静修百日，据称从神那里接受颂一首，曰：“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花。”“六字名号”即“南无阿弥陀佛”，“一”为阿弥陀佛，“遍”为众生，意为佛与众生相即不离，共以名号为法；“十界”（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众生（正）和居住环境（依）是体相圆融的；最好的修行不是靠自力修持万行，而是称名念佛，由此念佛即可往生；修行者有九品（类），称名念佛者可以作为“上品上生”的修行者往生净土；花，为莲花，据《观无量寿经》，往生者在莲花中化生。
一遍从此自称“一遍”（原名智真），写了很多“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的念佛札，又携带“劝进帐”（化缘薄），到各地进行传教。他到过九州、四国和本州的广大地区，前后经16年时间，据说在他的“劝进帐”上记名及授予念佛札的人数达25万多人。他被时人称为“游行上人”。死时，他把过去抄写的佛经全部烧掉，说：“一代圣教今日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
一遍的“时宗”实属净土宗的一支。“时宗”的“时”，是依据《阿弥陀经》的“临命终时”的经文而起的。本宗有以下特点：
（1）以《阿弥陀经》作为净土三部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并用《法华经》、《华严经》发挥净土宗教义。
（2）否定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地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修行者应舍家室财产，断除一切世俗欲望，严格持戒念佛。强调绝对尊师（称“知识”），说师可决定信徒能否往生。
（3）受神道教影响，相信神灵，以熊野神社的所谓“神谕偈颂”作为成立宗派的根据。
此派创立初期重视游方传教，依据《无量寿经》中“欢喜踊跃”的字句舞蹈念佛，伴随一遍游行各地的信徒称“时众”，意为六时念佛之众。开始本宗没有固定传教场所，到一遍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而心在游行”。中心道场在相模（今神奈川）的无量光寺，后移清净光寺。
4.日莲和日莲宗
日莲（1222—1282），安房（今千叶县）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16岁出家，游历镰仓和平安的各寺，学天台、密、净土诸宗的教义。开始曾重视净土宗，后因读《涅槃经》中“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的经文，决定选择一部佛经作为自己修法的依据。建长五年（1253）宣布归依《法华经》，认为只有此经才是成佛之法，并对净土宗进行批评。为此他受到净土宗信徒的迫害。他逃到镰仓，建草庵居住，日夜诵读《法华经》，有时到街上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们以“狂汉”视之。他对净土、禅、密、律诸宗笑骂抨击，提出“四个格言”，译成白话是：“念佛是无边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法；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他对各宗进行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幕府以《法华经》信仰为正法，不要支持其他派别。他在这个期间写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对治钞》等。他的传教逐渐发生影响，有人投到门下为弟子。
公元1 257—1260年，日本关东地带发生地震、疫病等天灾，社会动荡不安。日莲著《立正安国论》，上呈幕府的实权把持者北条时赖（前执权），说灾厄的发生是因为国家违背正法，崇信“邪法”，如果不早日制止净土念佛宗，就会发生《药师》、《大集》诸经中所说的“七难”、“三灾”，特别是“自界叛逆难”（内乱）和“他国侵逼难”（外国侵略）。幕府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以“诳言惑众罪”把他流放到伊豆（在今静冈）以东，二年后才得到赦免。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派使者向幕府送国书迫使日本称臣，并着手准备侵日，在至元十一年（1274）出兵攻上九洲北部肥前（今福冈），后虽败归，但仍准备再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日莲与弟子们认为《立正安国论》中作的预言已经证实，并上书幕府，说如果不依靠《法华经》正法，国将不保，他为降伏元军进行祈祷。但他又受到迫害，被流放到佐渡。在这里他写了《开目抄》、《观心本尊抄》等。三年后受到赦免，回到鎌仓，后又到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建久远寺，作为日莲宗的中心道场。日莲除前述著作外，还著有《选时抄》、《教机时国抄》等。
日莲宗全名是“日莲法华宗”，虽从天台宗分出，但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日莲反对日本天台宗把真言密教的教义吸收到教内，特别反对圆仁、圆珍把《大日经》置于《法华经》的同等和之上的做法（在所谓“事密”中更重视《大日经》）。日莲认为在一切佛经中唯有《法华经》才是真实之教，其他皆为方便之教。他说《法华经》28品之中前14品是“迹门”的教法（所谓“应身”说教），后14品为“本门”教法（法身说教），中国隋朝的智和日本的最澄虽然也依据“本门”立教，但没能阐明本门的真义。他认为他所提出的“三大秘法”最圆满地表达了本门的真义。
所谓“三大秘法”是日莲宗的基本教义。它包括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日莲在《报恩抄》和《观心本尊抄》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第一，本门的本尊。所谓“本尊”是信奉的最高对象，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本尊。日莲宗信奉的本尊是《法华经·如来寿量品》中所说“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的佛（即法身佛）。日莲绘图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即为“十界曼茶罗”。他在文永十年（1273）绘制的“十界曼茶罗”，也叫“大曼茶罗”，中央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作为“总体”，左右画各种天部、诸尊作为“别体”，横的方面表示遍于十方，竖的方面表示涉及三世，以此表现十界互具的道理，日莲宗奉之为“法华本门的本尊”。日莲绘制曼茶罗显然是受了密宗的影响。
第二，本门的题目。此为皈依本尊的修行方法，即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日莲认为“妙怯莲华经”题目概括了一部《法华经》的奥义，加上“南无”（意为归命）二字，用口唱诵就成了皈依本尊的修行。只要行此唱题妙行，不管是否懂得它的含义，也不管是善人恶人，都可即身成佛。
第三，本门的戒坛。日莲宗也讲戒、定、慧三学，但与其它佛教各派不同。日莲规定：“定”是本尊，“慧”是题目，“戒”指戒坛。所谓“戒”不是小乘的五戒、十戒、具足戒，也不是大乘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只要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本门无作的圆顿戒”。戒坛也不是特指受戒的场所，唱诵七字题目即为戒坛。
日莲吸收了日本神道教的某些信仰，例如他把日神、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农耕神八幡大明神也列入法华信仰的保护神之中。
由于日莲宗教义简明易懂，在修行方法上又只重视口唱经题，因而在日莲晚年已有不少人信奉。在他死后，经弟子的努力传教，日莲宗逐渐深入到京都、关东、北部广大农民、渔民及中下武士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多有信奉者。弟子们之间为争夺正统，也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分成很多支派。
5. 荣西和日本临济宗
荣西（1141—1215），备中（在今冈山）人，俗姓贺阳。14岁在故乡出家，青年时到比叡山修学天台宗教理和台密（天台宗系的密教）。仁安三年（1168）随商船入宋，登天台山巡札，带回天台宗章疏30余部。仍兼修显、密二教，开创“叶上派”密教。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在天台山从虚庵怀敞学禅宗，经五年接受印可归国。虚庵是临济宗黄龙派禅法的第八代传人。荣西在博多（在今福冈）建圣福、报恩二寺，弘传临济宗黄龙派禅法，此后到将军源赖家在京都为他建的建仁寺去住。他固宣传禅宗，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为此他著《兴禅护国论》，对禅宗进行介绍，说“即心是佛为宗，心无所著为业，诸法空为义”，又强调“参禅问道，戒律为先”，并认为禅宗与天台、真言二宗皆为“禅师”之教；对于禅宗与国家的关系，说兴禅可以“护国”。此后应将军源实朝的邀请到达鎌仓，建寿福寺，后又回京都建仁寺。鉴于天台宗势力的强大，直到他死为止，仍兼传真言宗、天台宗和禅宗。他还著有《出家大纲》、《日本佛法中兴愿文》等。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介绍了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对日本普及饮茶有很大影响。
荣西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明全等人。在荣西之前，从奈良对代以来，禅宗已陆续传到日本，但皆未独立。荣西虽兼传天台、真言二宗，但也系统介绍中国禅宗，因此一般以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的创立人。荣西的禅派，后世称临济宗建仁寺派。鎌仓时期传到日本的禅宗门派很多，据称有派之多，其中属曹洞宗的有3派，其他皆属临济宗；而在临济宗中除荣西属黄龙派禅法外，皆属杨岐派，这些禅派的区分属于禅法不同的原因很少，主要是由于它们出于不同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宋代，临济宗杨岐派传到圜悟克勤（1063—1135）时大盛，他著的《碧岩录》风行天下，弟子大慧宗果、虎丘绍隆比较有名。大慧著《大慧书》倡“看话禅”。虎丘活动在今苏杭一带，后继弟子中著名禅师不少，有的东渡日本受到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欢迎，在鎌仓、京都传法。
也有不少日本僧人慕名前来从虎丘一系的禅师学禅，回国后成为很有地位的禅师。宋末元初，一些禅宗僧人为避战乱东渡日本，他们推动了禅宗的传播，一时之间禅宗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荣西之后，仍兼传天台宗、密宗的禅僧有圆尔辨圆（1202—1280）和心地觉心（1207—1298）。他们都曾从荣西的弟子行勇、荣朝学法。辨圆入宋从杭州径山兴圣万寿寺的无准师范学禅。无准是虎丘禅系的禅师，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辨圆回国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在京都为他建东福寺，此后应请为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在朝廷与武士之间传授禅法。著有《圣一国师语录》。他的禅法称为“圣一派”，后称为临济宗东福寺派。著名佛教史学者虎关师辣（1278—1346）是他的第三代弟子，著有日本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心地觉心也是行勇、荣朝的弟子，入宋从临济宗杨岐禅派的无门慧开（《无门关》作者）学禅，回国后受到龟山、后宇多两位上皇的皈依，弟子很多，死后諡“法灯国师”。后称此系为“法灯派”。
鎌仓时期在日本单纯传播禅宗的是中国临济宗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是虎丘弟子崇岳的门徒，宋淳祐六年（1246）赴日，受到鎌仓幕府的欢迎，执政北条时赖为他建建长寺，闻风前后参禅的据说有200多人。他说：“参禅如孝子新丧父母一般，念慈在兹，不忘所生，一念若如此，自然道念重，世念轻，久久明白时，入大解脱门也”；“参学如猫捕鼠，先正身直视，然后向他紧要处，一咬咬定，令无走作”。他对持戒的看法是：“戒即是心，心即是戒，心无形相，宁有戒而可持！”著有《语录》、《坐禅论》等。死諡“大觉禅师”。弟子中名僧很多。他的禅系称“大觉派”，后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宋朝无准师范的弟子中还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来日。普宁在日本6年回国。祖元（1226—1286）住建长寺，不久执攻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终生在鎌仓致力于传禅事业。在公元1281年元军再次入侵日本时，他向时宗赠言“莫烦恼”，并讲授禅法。他的禅法在武士间产生不少影响。死谥“佛光禅师”。著有《佛光语录》。弟子中以高峰显日最有名，他把临济禅传到关东一带。祖元的禅派称“佛光派”，后为“临济宗圆觉寺派”。
元代赴日的禅僧有一山一宁（1247—1317）。他本是元朝派来的使节，劝日本归降，先被幕府拘留，后来执政北条贞时请他主持建长寺，又从圆觉寺移住京都的南禅寺，受到后宇多上皇的崇敬。一宁是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的禅僧，对儒学也有颇深的造诣。有《语录》行世。弟子中以梦窗疏石最有名。
以上各禅派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成为后来日本临济宗主流的是所谓“应、灯、关”的禅派。“应”指南浦绍明（1235—1308），死后諡号“大应国师”，故简称“应”。曾入宋从虎丘一系的虚堂智愚学禅，回国在九州博多传掸30余年，此后应请入京都及鎌仓授禅法，弟子很多。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死后諡“大灯国师”，简称为“灯”。他曾与天台宗等宗派的学僧辩论，扩大禅宗影响。后住京都大德寺，尝与花园天皇谈禅，天皇说：“佛法不思议，同王法对坐”，他答：“王法不思议，同佛法对坐”，受到天皇赏识。弟子关山慧玄（1277—1360），受到花园、后醍醐两天皇的皈依，花园天皇舍出离宫建寺赠关山慧玄，此即妙心寺。他的禅法以冷峻、枯淡著称，不重读经，接引学徒常棒喝交驰。这一派后称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在室町幕府时间，与以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相对应，主要在民间传播。
6. 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道元（1200—1253），号希玄，俗姓源，是皇室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13岁出家学天台宗，后从荣西的门徒明全学禅。贞应二年（1223）随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天童、育王、径山诸寺，后从天童寺（在今宁波）的如净（1163—1228）禅师受传曹洞禅法。如净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禅僧。道元跟他修行3年。回国前如净赠以曹洞宗第三代芙蓉道楷留下的法衣以及洞山良价著的《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和自赞顶相（肖像）。道元回国后先后在京都的建仁寺、兴圣寺等地传法。约1243年，到越前（今福井），当地领主波多野义重为他建立大佛寺。此寺后改称永平寺，是道元传曹洞宗的中心道场。他曾应执政北条时赖的邀请到鎌仓为北条氏授菩萨戒。曾得到后嵯峨上皇所赐的紫方袍，但终身不穿用。道元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永平清规》等。
道元所传的曹洞宗的禅风重“默照”（禅观实相）。道无认为他从如净禅师所受的禅法是正宗禅法，承自佛祖以来嫡系相传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种禅法的基本要求是“坐禅”，“抛却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永平广录》卷1）。他一生不好交接权贵，认为修禅者应在僻静山林之处一心坐禅，说：“不近国王大臣，不贪檀那施主，轻生而隐居山谷，重法而不离丛林，不以尺壁为宝，寸阴是惜，不顾万事，纯一辨道。此乃佛祖之嫡传”。直到道元去世后很久，曹洞宗传播范围不大。
道元的弟子怀奘（1198—1280）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把道元的《正法眼藏》等著述笔写出来传世，自己写了《正法眼藏随闻记》。怀奘的弟子义介（1219—1309）曾入宋求法，看到宋地寺院礼乐之盛，回国后建立了永平寺的礼乐制度。后来离开永平寺而到了加贺（今石川县）的大乘寺传法，到其弟子绍瑾（1268—1325）时对曹洞宗有很大发展。绍瑾改变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把被道元否定的祈祷、修法仪式等也吸收进来，致力于禅的民众化。他的禅法受到当时信徒的欢迎。在能登（今石川县）开辟原是真言宗、律宗寺院的永光寺、总持寺为曹洞宗禅寺。总持寺成为以后曹洞宗的另一个传教中心。绍瑾著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莹山清规》等。相对临济宗和幕府上层武士密切关系而言，曹洞宗注重在地方上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
二、禅宗和日本文化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隋唐至宋元明对日本的影响最大。隋唐文化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文化，宋元明文化对鎌仓、室町乃至江户时期的文化都发生过直接的多方面影响。在宋元明文化输入日本的过程中，中日禅僧起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中国宋代不少僧人提倡三教合一，契嵩（1007—1072）写《辅教篇》推崇儒家孝道，主张佛儒并重，说“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此后大慧宗杲等人也提倡儒佛一致论。不少中国禅僧对儒学有很深造诣，他们东渡日本，在传禅之余也讲儒学。日本入宋求法者也受到这种影响，除学禅受法外也学儒学。
最早把宋学传入日本的是京都泉涌寺的俊芿。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除带回大量佛典外，还带回大量儒书。此后，日禅僧圆尔辨圆从宋带回朱熹注的《大学》、《孟子》及《中庸或问》、《五先生语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语录）等。他曾应诏给龟山天皇讲“三教微旨”和“禅要”，为后嵯峨上皇及文武官员讲《宗镜录》，并为掘河源太师写《三教要略》。他还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大明录》。《大明录》是宋未居士圭堂编的，引禅宗语录80余种，从禅宗的立场系统论述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辨圆对日本朝廷、武士及禅宗界重视儒学及三教一致思想，影响很大。
中国入日本传禅的僧中，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学最有影响。兰溪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常借用儒学《四书》中的思想进行发挥，现存《大觉禅师语录》中有的地方讲“天下大事非刚大之气不足以当之”，“世间之法既能明彻，则出世间之法，无二无异”（卷上）：有的地方对周敦颐《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观点进行发挥，说：“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妄，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卷中）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揉到佛法之中。一宁在传禅之余还就“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行记》）等方面回答僧俗信徒的谘询。后来著名的汉学僧人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曾从他受学。
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谓“五山”禅僧的贡献很大。“五山十刹”是在全国禅寺中选出五个规定为最高位的寺院，在它们之下再置十所禅院。据说这种制度是仿照南宋的做法。鎌仓末年在嫌仓开始设立建长寺、圆觉寺等为五山，此后又扩大到京都，把南禅、建仁、东福诸寺也列于五山之中。但“五山”未必是五寺。到室町幕府足利义满时才正式制定“五山十刹”之制。至德三年（1386）规定把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以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和鎌仓的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共同作为全国的五山。所谓“十刹”，是地位仅次于五山的十座寺院，虽有建置，但变动次数很多，到15世纪末已达46座。在五山之上设“僧录”一职，负责任免五山十刹及著名禅寺的住持及有关诉讼裁判、接受寺田、缴纳税金等事务，后来还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的文书。所谓“五山禅僧”泛指在五山十刹及在它们影响下一切官寺中的禅僧，一般不把临济宗中的“反主流派”的“应灯关派”和曹洞宗包括在内。
祖元的佛光派禅系在高峰显日之后出了梦窗疏石（1275—1351）非常有名。他受到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皈依，并为“七朝帝师”而受到朝野尊重。他劝幕府建天龙寺，为解决资金问题，派贸易船入元经商，以其利金充造寺之用。著有《语录》、《西山夜话》、《梦中问答》、《和歌集》等。弟子有无极志玄、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是五山禅僧中的重要人物。春屋妙葩（1311—1388）首任僧录，以京都相国寺为中心，在全国盛倡临济禅风，著有诗文集《云门一曲》及《语录》等。他主持出版了多种佛书和外典著作，对五山文学的发展促进很大。从他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书籍，后世称为“五山版”，其中有《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百丈清规》、《圆悟心要》、《黄龙子世录》等等。所印《辅教篇》十分流行。
虎关师鍊（1278—1346）前后从一山一宁及东山湛照学禅，善写汉诗汉文，除用汉文写了日本最完整的一部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外，又写了《济北集》20卷。此书前6卷为诗稿，7卷以下为文稿，11卷是诗话，最后2卷是论述宋学，对《大明录》及朱熹、司马光的观点作了批评。继其学的有中岩圆月，他写有《东海一沤集》、《一沤余滴》、《中正子》、《文明轩杂谈》等，被认为是当时朱子学的泰斗。师的另一弟子雪村友梅所著《岷峨集》也颇有名。
义堂周信（1325—1388）对汉学很有造诣，认为孔孟之书属“人天教”，可作为“助道”的参考，从这个意义讲“儒书即释书也”。因此他钻研儒学，写有《空华日工集》及《空华集》。他的同学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稿》也是五山文学的代表著。到室町中期以后，出了一些从事汉籍注释的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精于苏拭的诗，收集诸说撰《脞说》25卷、《补遗》1卷。又写有《善邻国宝记》、《卧云日件录》、《刻楮集》等。《善邻国宝记》是日中、日朝往来的外交文书集，其中也对幕府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后以抄释著称的有桃源瑞仙（1431—1489）。他好读儒释之书，抄《史记》、《周易》、苏轼诗文等，著有《史记抄》、《百衲襖》（抄《周易》）、《蕉雨余滴》等。此外，桂林德昌撰《史学提要抄》。天龙寺的策彦周良（1501—1579）曾作为遣明正史两次入明考察贸易，写有《谦齐杂稿》、《谦齐诗稿》、《南游集》，又写入明游记《初渡集》、《再渡集》，是研究室町时期中日交通和中国当时佛教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方面，五山禅僧在传播和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东福寺的岐阳方秀（1361—1424）对朱熹新注《四书》加以“和训”，即在汉字旁用日文假名译出大意，使不懂汉文的人可以大体读懂。他还著有《不二遗稿》。门下惟肖得岩、云章一庆等弟子比较有名。得岩为幕府掌外交文书，一庆以讲学著称，曾讲《百丈清规》，想整肃禅林，弟子笔录为《百丈清规桃源抄》（或作《云桃抄》），对程朱学说多有介绍。桂庵玄树（1427—1508）曾在建仁寺、东福寺学《四书》新注，应仁元年（1467）随遣明使入明，在苏杭之间留学7年，精《尚书》，回国后到萨摩藩（今鹿儿岛），受到该藩领主岛津氏的厚遇，为他建寺请他讲学。桂庵在此讲授宋学，并刻板印行新注《大学章句》，此为日本刊行朱熹新注之始。他把方秀的和训方法加以改进，授与门人，后人称为“桂庵和尚家法和点”。各地前来听玄树讲学的学人很多，据说明朝有人赞叹：“萨都新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他著有《岛阴渔唱》、《岛阴杂著》、《南游集》等。五山禅僧对宋学的宣传和研究，为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奠定了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出身于相国寺，林罗山出身建仁寺，山崎阇斋出身妙心寺。
由于中日禅僧的往来，水墨画也开始盛行。在禅宗内部，师傅传法于弟子时往往授以自己的“顶相”（肖像）作为印可的证明，上面还提上赞辞。日僧辨圆、绍明、道元等人都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禅宗崇尚自然，也推动了以山水自然为内容的水墨画的盛行，禅僧中的默庵、可翁是早期的水墨画家。东福寺的兆殿司（吉山明兆，卒于1431）以画佛画人物著称。周文不仅善画。而且精干雕刻，他的清雅的笔法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最著名的画僧是雪舟等杨（1420—1506），曾入明跟李在、长有声学画法，所绘《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十分有名，对后世狩野派、云谷派、长谷川派很有影响。此外，禅宗对日本的书法、雕刻、造园艺术以及花道、茶道、能乐、俳句等也有很大影响。
室町时期，禅宗名僧受到幂府和各地大名领主的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他们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外交文书由禅僧起草。从公元1401年到1547年的近150年之间，与明的正式十多次外交，几乎全派禅僧担任使节。
三、江户时期佛教的停滞和世俗化
镰仓和室町时期，社会上常发生动乱，室叮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1467—1573）。在战乱中，佛教的大宗派也拥有自己的武装，称“僧兵”。僧兵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主要是保护寺院的庄园，也用来进行宗派斗争。进入鎌仓时期以后，僧兵仍然存在，以天台宗和法相宗的僧兵最有力量。战国时期，真宗、日莲宗、真言宗也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佛教各宗派的武装集团或联合某些大名诸侯反对另外的大名诸侯，或互相残杀。战国末奶的著名武将织田信长（1534—1582）曾攻破天台宗据点比叡山，烧毁寺院，杀戮僧人，没收寺田。他又对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净土真宗进行镇压。真宗也称“一向宗”，在教主显如（1543—1592）率领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组织，与地方大名联合对抗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从元龟元年（1570）开始，用了11年时间与以石山（在今大阪）为据点的真宗武装集团作战，最后在天皇的斡旋下才达成和解。他下令收回由朝廷卖给及施赠寺院的土地。在他死后，丰臣秀吉（1536—1598）继续采取削弱佛教势力的政策，曾率兵攻破以根来寺为据点的真言宗武装集团，收回领地。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没收僧人、农民的武器（刀狩），制定要僧人守戒、专心修行的法令。到他统一全国（1590年），佛教各派的武装已经基本解体，大部分领地被没收。
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另一战将德川家康把持政权，1903年他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直到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史称江户幕府或德川幕府时期。
天皇仍是只拥有虚位，大权由幕府把持。幕府对从将军到大名、家臣和一般武土的上下从属关系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布“武家诸制度”、“诸士法度”，对大名及各级武士提出应遵守的法则。对全国居民按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秽多、非人”（二者属贱民）的次序制定严格的“身分制度”，武士享有特权。为了巩固封建等级秩序，幕府重视文教。在以前儒学、神道都依附于佛教，此时从佛教中逐渐分离出来。京都临济宗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是日本早期朱熹学说的著名学者。他们受到幕府的优遇，林罗山及其子孙历代为将军、幕臣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幕府起草政法文书及提供咨询等。在织田信长时为了对抗佛教势力，曾一度支持新传入的天主教，至丰臣秀吉时因为担心天主教被西南大名和农民用来反对幕府，改而采取禁教政策。德川幕府继续禁止天主教传播，对教徒残酷镇压。1639年幕府采取锁国政策，除允许中国、荷兰在长崎通商外，禁止与外国贸易，各国商人和传教士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一方面对佛教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蘗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应在江户设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番”、“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在幕府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需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在幕府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很有名。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蘗宗。黄蘗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蘗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禅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字治受赐土地建黄蘗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已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为方册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蘗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佛教内部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僧人鼓吹诸教合流，主张吸收世俗伦理道德，肯定现实封建秩序，提倡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的思想。天台宗敬光《山家正统学则》要人学儒书；真言宗宗慈《十善法语》、《为人之道》等书，说“十善”为“做人之道”，说“有人即有此道，不假外求……人人具足，物物自尔”；净土真宗本来就采取世俗生活形态，此时更强调孝行论；曹洞宗铃木正三著《万民德用》、《盲安杖》等，主张在度世日用、万事万善、五伦之道、法度、武勇的世俗生活中应用佛法，士农工商尽其职分，即为修行佛道，日莲宗知足庵《一心常安》主张“知足常乐，知止不耻”，“世事之中即有一心三观之理”。
随着儒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神道教在社会上的独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不少儒者和神道学者对佛教提出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弃家州世主义，认为背离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二是建寺造像，浪费土地财物，僧侣不劳而获；三是佛教教义中地狱天堂之说的虚妄性。针对这些批评，一些学僧著书提倡儒道佛三教一致论。他们的著作受到了中国禅僧契嵩、宗果以及袾宏、智旭、德清等人的影响，但有的结合日本国情有新的发展，如在宣传三教一致时也把神道包括进去，提出神、儒、佛一致。禅宗慧训《三教论衡》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虚无论，本无二致。白隐《三教一致之辨》说儒教的“至善”，即道教的“虚无大道”，与佛教禅的“白性本有”相同。净土宗大我《三教鼎足论》以五戒与五常的一致说明佛儒关系，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儒教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和神道的剑、玉、镜三种神器的一致，来说明神道与儒、佛的关系：又用佛教的般若、慈悲、方便，儒教的智、仁、勇，神道的明镜、灵玺、宝剑的一致，论述神道教与儒、佛具有一致性，说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二教也“辅翼神抵，益吾灵国”。这些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僧人对佛教以外各种知识的学习，为明治维新以后僧人从事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四、日本近现代佛教
1.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佛教
1868年至1873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地主资产阶级拥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所谓“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由于在“王政复古”和倒幕运动中神道教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被定为国教。明冶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完全脱离佛教而独立，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神祗官”（后改神祇省）。接着又下诏置“宣教使”到处宣传“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义，明确实行“祭政一致”的制度。废除因皇室、贵族出家而形成的特权寺院（御所、门迹、院家等），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在维新过程中，不少地方发生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寺院佛像被毁，经书被焚，僧侣被迫还俗。由于农民信徒的激烈反抗，“废佛毁释”没有在全国展开。此后，在民部省设寺院寮管理佛教事务。1872年政府置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共十四级）向全国人民宣传“三条教则”，即：“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为巩固立宪制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此后在东京成立“大教院”，各地成立“中教院”，各宗寺院成立“小教院”，混合吸取神道和佛教、儒教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教导职”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注“神德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和“君臣、父子、夫妇”等说，佛教也就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敬神忠皇”，维护新政的宣传。
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在1872年曾到欧洲视察，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仰自由。明治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除“大教院”，在各宗设置学校，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明治二十二年（1889）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此后，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下面从5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寺檀关系的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管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由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在有限的“信教自由”范围内允许基督教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2）佛教宗派在组织上的中央集权化。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派都设“管长”。规定各宗设“总本山”，各派设“本山”，各宗各派都设有“管长”，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管长”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座主”，真言宗称“长者”，曹洞宗称“贯首”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3）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1926）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曹洞宗的驹泽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花园大学，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学和由真言宗智山派、丰山派、天台宗、净土宗四宗派联合创立的大正大学，日莲宗的立正大学，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创办哲学馆，后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当然，由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负有讲授宗教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它学科，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4）佛教和社会政治活动
在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现尤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团”。在国家日益法西斯化，向外推行侵略扩张时，一些传统教团表示“护持天皇制，战争协力”。1940年为适应战争体制，政府公布《宗教团体法》，对各宗派进行合并统编，把原来的十三宗五十六派编为十三宗二十八派。神道教、佛教、基督教联合组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运动”的一环，开展拥护战争的宣传和资助活动。
然而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就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认为“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在《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灵界的社会主义者”，以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真谛”之道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
这里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日本佛教团体所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一些寺院也举办济贫、治病施药等社会事业，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带有新的意义。传统佛教教团根据“王法为本，镇护国家”的说教，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1911年召开“大日本佛教大会”，宣言“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有些传统教团，如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展救贫、救灾、军事援助、医疗护理、保护儿童，以至到军队传教、到监狱教诲等等。1928年召开了以神道教为主的“日本宗教大会”，佛教、基督教也有代表参加，决议提出以宗教教导国民思想，使宗教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防护堤”。佛教界一部分上层追随政府的侵略政策的言论和行动，受到教团内部和广大人民的批评和抵制。
（5）日本近代以后的佛教研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历史、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南条文雄在英国马克斯·缪勒帮助下所编的《英译明藏目录》，高楠顺次郎主编日译的《南传大藏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人主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先后问世。在佛教史研究上，村上专精、鹫尾顺敬等人编辑《佛教史林》杂志，宣传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历史；村上所著《日本佛教史纲》比较有名。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井上圆了的《外道哲学》、《印度哲学纲要》，本材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等，字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有多种著作）等。在辞书编纂方面，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佛教大辞典》等在佛学界受到好评。此外，不少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日本的佛教方面也做出很多成绩。
从明治中期（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等开始海外传教活动，在夏威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日本移民和土著居民中传教，设置传教场所，派遣专职传教人员，随着年代的推移取得很大进展，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获得的信徒最多。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美国军队占领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1945年颁布《废除对政治、民权和信教自由的限制》和废除神道教国教地位的《神道指令》；
1946年让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公开否定天皇制神话，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不久又发布法令实施有偿农地改革，废除封建租佃关系；1947年颁布《日本国宪法》，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作了明文规定。1945年公布《宗教法人令》以代替战时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信教自由，使佛教在战时被强制统编的宗派，又重新分离，成立新的教团，登记的教团达270个。1951年公布新的《宗教法人法》。1964年登记在册的佛教教团为165个，以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势力最大，其次为真言宗、天台宗，教徒最少的是奈良佛教系的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
战后宗教也发生很大变化。神道教（神社神道）降为民间宗教之一，原先对文化、教育和其他宗教的强制指导地位被取消了。原设在内务省管理全国神社的“神祇院”改为民间宗教团体“神社本厅”，由国家管辖的陆海军宗教设施“靖国神社”也改为民间的宗教设施之一。由于美国占领军总部积极支持基督教，美欧传教士大量进入日本传教，同时以物资援助。在六十年代以前基督教得到迅速发展。在佛教方面，由于城市寺院在战火中受到破坏，农村寺院在农地改革中失去旧有的土地和租佃关系，再加上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传统佛教无论在信徒数量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曾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大量僧侣还俗从事教育、文化和国家公务员工作，有些僧侣虽未还俗，也兼职其他工作。此外，不少佛教团体、寺院积极兴办托儿所、幼稚园、旅馆、学校和各种观光事业。随着50年代日本经济的恢复，传统佛教开始回升。战后日本宗教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新兴宗教崛起，它们大都是根据传统宗教的某些教义吸收西方宗教以至哲学的部分思想创立起来的，既有神道系的，也有佛教系的，有的在战前已经存在而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全是战后的新创。佛教系统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和立正伎成会等新兴宗教，以其新的教义和生动活泼的传教方式吸引了大量信徒，对社会影响较大。
据1986年日本文化厅《宗教年鉴》统计，日本教徒人数总计有2 亿2300多万，其中神道教徒1亿1500多万，佛教徒9200多万，基督教徒168万，其他宗教信徒1400多万。不少居民兼信两种以上的宗教，因此教徒人数远远超过人口总数。在佛教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宗系教团，有3473万人，其次是净土宗系，有2005万人；此外，真言宗系是1542万人，禅宗系是937万人，天台宗系是312万人。佛教系的新兴宗教主要出在日莲宗系，其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有1729万人，其次有立正佼成会，信徒有620万人，灵友会有信徒299万人。
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简称创价学会，是日莲宗派别之一的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组织。创立于1930年，原称“创价教育学会”。创始人是东京的小学教员牧口常三郎（1871—1914）和户田城圣（1900—1958），创办会刊《价值创造》。牧口著有《创价教育体系》和《价值论》，把新康德主义“真、善、美”的价值论加以改造，认为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是价值，只有“利、善、美”才构成价值的内容。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的价值来实现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利、善、美”价值的人才。牧口是虔诚的日莲正宗信徒，说信仰日莲正宗是创造和获得价值的最好方法和途径。学会刚创立时人数很少，主要是小学教员。1943年会员发展到8千人。此时正值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对内实行高压统治之时。牧口和户田由于拒绝接受神符和批判神道被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神社”的罪名逮捕入狱，学会被取缔，牧口死于狱中。
战后，户田出狱重新开展活动，1946年恢复组织，改名“价值学会”，自任理事长。1951年任会长。户田提出“折服大行进”（传教大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组织上成立“青年·男子部”（四部队）和“青年·女子部”（五部队）作为传教的骨干力量。学会发展极为迅速，1951年末有信徒5700户，1955年达30万户，近70万人，并通过参加竞选，进入地方议会，第二年又进入参议院，学会成为政治性宗教团体。
1958年户田去世，学会实际由青年部长池田大作领导。他继续推进传教活动，1960年就任第三任会长，对创价学会的理论和组织部有很大发展。1961年学会号称有信徒300万户，800万会员，1970年达到750万户，1000多万会员。池田重视参与社会政治，1961年成立“公明政治联盟”，在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有九人当选，组成“公明会”。1964年正式建立“公明党”。1965年公明党在参议院中已拥有20个议席，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三政党。1969年在众议院选举后又成为众议院内第三政党。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本山的矛盾以及学会内部的矛盾，再加上社会上对学会某些政教合一言论（如成立“国立戒坛”、“王佛冥合论”）的批评，教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0年池田宣布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实行“政教分离”，但同时表示创价学会仍是公明党的“支援团体”。此后公明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开展活动。
创价学会重视向国外传教，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它的信徒。会员最多的是北 美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国外的创价学会一般称“日莲正宗”，信徒估计在30万人以上，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日裔居民，但当地居民近年也有增加。创价学会为加强对国外组织的指导，1974年在东京设立“日莲正宗国际中心”。1975年在关岛举行第一次日莲正宗国际会议，有51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国际佛教徒联盟”，秘书处设在美国。在这次大会上推举池田大作为世界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
创价学会的基本教义是日莲正宗的“三大秘法”和牧口、户田的“价值论”、“生命论”以及池田的“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池田认为，这套学说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而称之为“第三文明”。
日莲正宗奉《法华经·寿量品》中与宇宙共存的“成佛以来，甚大久远”的法身沸为最高佛（本佛），以《法华经》为一切沸法的精髓。认为进入所谓“末法”时代以后，世人仅靠《法华经》已不能成佛，要靠日莲创立的佛法，即七字的“法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成佛。此七字的教义由“三大秘法”构成，即：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三大秘法”与日莲宗所主张的“三大秘法”基本相同，但认为，作为“本门的本尊”即“大御本尊”，是供在日莲正宗总部大石寺中的书有“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的楠木板制的曼荼罗（相当于牌位、供像），说它是日莲当年亲手所写（日莲宗其他派别认为是伪造），是“宇宙生命”的体现者。信奉这一曼茶罗并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题目”，即可改变不好的宿命，祛灾治病，生活无限幸福。又据“十界互具”的教义，说信奉并称念《法华经》七字题目，可以引发自己内心先天所具有的“佛界”，达到觉悟，使“人性”（“人间性”）圆满实现，与宇宙生命合一。
“生命哲学”和“价值论”是创价学会的哲学理论基础。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所谓“色心不二”的生命，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永恒的生命体。人死之后，生命复归宇宙生命之中，“遇缘”再生，成为新的生命。宇宙生命的本质用佛法来表示，就是“妙法莲华经”，日莲用一幅“大御本尊”把这个原理显示出来。只要人们信奉它，就是归依宇宙生命，就会改变由前生的“业”带来的宿命，充满力量去创造和获取“利、善、美”的价值，得到幸福。
创价学会以“王佛冥合论”作为它的社会政治理论。所谓“王佛冥合”是说政治与佛法合一，国家政府和个人幸福一致。认为通过王佛冥合，贯彻生命哲学和慈悲精神可以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给合的理想社会”，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佛法民主主义”。而所谓“人性社会主义”据称是“以王佛冥合思想为基础，以尊重人性为基调，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创价学会的“地球民族主义”，就是建立以日莲正宗教义为指导的，世界各民族作为“统一地球民族”的“世界联邦”。在国际事务中创价学会主张裁减军备，废除核武器，反对战争，积极开展和平运动。对中国表示友好，主张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睦邻关系。
灵友会，原于1919年由东京的一位木匠久保角太郎（1892—1944）和日莲宗信徒若月妙心、户次贞雄创立，但为时不久发生分裂。1925年久保又与小谷喜美（1901—1971）合作重新建会，自任理事长，小谷任会长，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结束不久社会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大力传教，到3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据1934年统计教徒达1000余人，设有5个支部、8个法座（教徒基层组织），而到1937年教徒达1500人。在这期间灵友会发生分裂，原来的传教骨干冈野正道自立“孝道教团”，高桥觉太郎组成“灵照会”，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组成“立正交成会”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灵友会拥护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强调“国家主义、天皇崇拜”，鼓吹“忠君爱国”，因而受到政府的保护而继续得到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困难，广大人民衣食不保，精神空虚，各种新兴宗教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开展传教活动。灵友会提出“思想善导，社会净化”的口号，并在中小企业主、家庭妇女和农民中利用祭祠祖先、各种巫祝方术，祈求开运得福、工商繁荣以及治病等等，信徒增加很多，到1948年信徒达到30万户，一年之后增至50万户。此后，从灵友会又分出“博爱同志会”、“妙智会”、“法师会”、“佛所护念会”等新兴宗教。灵友会为此进行了改建工作。1954年，灵友会成立青年部，由久保继成担任部长，推进传教活动。1964年在伊豆建“圣地弥勒山”
作为青年信徒修行和教徒朝拜之所。1971年小谷死后久保继成担任会长，教团又有较大发展。久保重视向国外传教，在总部设海外传教局，在欧美和东南亚一带积极传教，扩大信徒。
灵友会的教义是法华信仰和日本民间巫术、密教咒术以及祖先崇拜的混合产物。认为《法华经·见宝塔品》中的“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分别广说”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奉的经典有“法华三部经”：《无量义经》、《法华经》、《观普贤经》和《南无弥勒菩萨经》。信徒朝夕讽诵的是久保角太郎节录“法华三部经”编的《青经卷》。本会发挥“佛所护念”的思想，提倡“在家佛教”，把佛教信仰与祭祠祖先的习俗密切结合。认为祭祀供养祖先的亡灵也就是修持佛法的“菩萨行”。自己的灵魂和祖先的亡灵与三界的万灵相通，供养自己祖先之灵也就是供养三界万灵。由此可以得到三界万灵的保护，达到家庭幸福，国家安泰。灵友会总部授予会员的祖先之灵以“总戒名”，书写颁授给会员作为供养祭祀之用（相当于牌位）。
立正佼成会，1938年由灵友会的干部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脱离灵友会而创立，总部设于东京。开始称“立正交成会”，含义是“立于正法，与人交往，成就佛果”。成立时只有会员30人。庭野出身于农民家庭，后到东京做过煤店工人，经营过咸菜店、牛奶商店。他学过日本民间流行的以五行、日历和姓名笔划占卜吉凶的方术，加入灵友会后又接受《法华经》信仰和供养祖先亡灵的说教。长治是位妇女，原是天理教信徒，卖过冰和烤红薯，会巫术（“灵能”），通过跳神感灵附身传教。
1941年立正交成会发展到1000人左右，战后发展迅速，1950年会员600oo户，1955年会员100万人。1957年长治去世，庭野日敬会长在教理方面进行改革，去掉一些巫术成份，对教义作了新的解释，在组织上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并积极参与政治，动员选民支持自民党和民社党的竞选活动。1960年为了表示对长治的纪念，把会名改为“立正佼成会”。到70年代会员达300多万人，全国设有20个教区，170多个支部，并积极向国外传教。立正佼成会发展成为仅次于创价学会的新兴宗教团体。
立正佼成会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以此经中所说的“久远实成”的释迦牟尼佛为本尊，以实现“寂光土”（佛国）为目的。在会员应遵守的“纲领”中规定：“认识佛教本质的济世教法，立足于在家佛教的精神，为达到人格完成的目的，应勤于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学二道的研修，指导他人并致力于自己的修习，为达成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平环境（常寂光土）的建设而努力从事菩萨行。”教义受佛教、神道和民俗信仰的多方面的影响，提出“妙、体、振”的神佛与人的互相感应的宗教理论。认为“妙”是看不见的神佛，“体”是神佛显现的世界一切现象，“振”是万物的运动。说人通过“振”而知“体”，进而感到“妙”的真实存在。构成人行为成功与失败的因缘是“体”，而要摆脱坏因缘，得到好因缘，就应信奉神佛，祈求保佑。受灵友会的影响，强调祭祀祖先，并相信所谓“九字”（“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六曜”（在日历中按“大安”、“赤口”等六项排列的吉凶日）、“方位”、“七神”（谓人体有“七神”支配）的占卜方术。
立正佼成会在1951年与日本PL（“完全自由”的英文编写）教团等新兴宗教团体联合组成了“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此后发展到有81个团体参加的新兴宗教联合组织。由于立正佼成会是其中最大的宗教团体，故一直对该联合会掌握支配权。它通过这个组织在竞选中推荐和支持自民党、民社党议员。立正佼成会响应梵蒂冈提出的“教会一致运动”，主张世界上各个宗教对话，积极支持“世界宗教徒和平会”（WCRP）的反对战争、主张裁军、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庭野日敬是该国际组织的积极发起者之一，现为该组织的日本委员会的委员长。
第三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一、斯里兰卡佛教的衰退与复兴
从7世纪到11世纪约5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一直是大乘密教的天下。由于信仰印度教的注辇人入侵，大寺、无畏山寺，以至祇多林寺等都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已是气息奄奄。及至维阇耶跋护王一世（1055—1113在位）击败注辇人，便着手整顿人民的信仰。他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使往缅甸向蒲甘王朝延请上座系长老，重建僧伽。传说这些长老在王都最胜城将巴利文三藏再译为僧伽罗文，并积极搜集散失在各地的佛典，抄写并送回蒲甘。他们还建立了译经和讲经的机构，培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学者。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交流，达到极盛。
由于维阇耶跋护王一世的努力，大寺恢复了昔日的权威，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也复活了。但这种繁荣相当短暂。他死后，国内大乱，佛教再度陷入黑暗。著名的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1153—1186在位），平定了国内战乱，扶植佛教发展，并着意净化佛教教团。他结束了锡兰三大寺的长期争端，使他们遵守同一戒律，增强团结。他还建立了祇园寺、楞伽提罗寺等。同时，他也建造了一些印度教寺庙，可能是为了满足泰米尔人的需要。
帕拉卡马·巴护王以僧伽的监护人自居。鉴于以往僧团的腐败，他主张严肃僧纪。明确出家人若不能持守戒律，便勒令其还俗。在大寺萨利普特拉长老的支持下，由国家颁布了包括褫夺僧籍在内的戒律法令。此法令以大寺规定的戒律为依据，不允许对僧纪有别的解释。于是国家再次确定大寺是斯里兰卡的佛教中心，人们也将大寺视作楞伽岛上的法灯护持者。
在帕拉卡马·巴护王治下，以大迦叶波长老为首的千名比丘再次结集，搜集并确定了巴利文和僧伽罗文的三藏及注疏。从觉音以来约500年间，斯里兰卡的学问僧几乎不见史册，至此，佛学有了新的发展。从10世纪到13世纪，学问僧辈出，最有名的有优波提舍、法上、僧伽拉吉塔、佛陀纳加等，12世纪中出现了律藏疏本和中部经典疏本等巨著。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原因不详。师子国尼众本来发达，南朝宋时以铁萨罗为首的诸尼曾来中国为300余女弟子授比丘尼戒。至此，尼众消失，直到本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受尼戒，发展尼众。
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死后，斯里兰卡又一次遭到印度的入侵，帕拉卡马·巴护王二世（1240—1271在位），再次赶走泰米尔军队，并打败了爪哇王子的海上进攻及印度槃度国和注辇的进攻。二世也是佛教的支持者，他从南印度延请比丘，建立寺院，奖励学僧。此后维阇耶跋护四世王（1271—？在位）带头护持沸教，被佛教徒称作菩萨。帕拉卡马·巴护四世（1325—？在位）时，请僧人将巴利语的《本生故事》译为僧伽罗文。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摄精要》、《摄正法》等。15世纪下半叶，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在位）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振兴佛教，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并依大寺传统受戒，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东南亚佛教中罗曼那派即起源于此。
从16世纪开始，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严重影响佛教的发展。先后由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英国（1796—1947）殖民者的统治和占领，他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而佛教也逐渐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抗拒西方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意味，在困境中挣扎延绵。
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继之，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暹罗迎请佛法。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再次从暹罗延请阿瑜陀（大城府）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轨仪，传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
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开展，斯里兰卡的上座佛教日趋活跃，僧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加显著。从19世纪初，在暹罗派之外，又形成两个新派别。1799年，斯里兰卡有些在家的信徒，前往缅甸阿摩罗普罗城，从那里的长老受戒，参加僧团，回国后从事弘法和立宗活动。这一系统的僧侣于1802年组成缅甸派，创始人是达摩觉提。从下缅甸罗曼那国的勃固迎回来的又一批传法僧人，建立了斯里兰卡的罗曼那派。
暹罗派和缅甸派、罗曼那派都是从楞伽岛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教理、教义并无原则区别，但在衣著、戒律、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这也表现了社会层次上的区别。例如，暹罗派只承认高级种姓可以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缅甸派社会地位较低，认为前三种姓均可出家，僧人着衣不应袒肩。这两个派别下边还各有分支。暹罗派下分6部，缅甸派下则有30几部。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经过了改革，它注重戒律，反对寺院蓄财。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拥有财产和土地，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瓦拉斯基夫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5年后，又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此后，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1864—1933）访印，巡礼佛迹，1891年发起“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摩诃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除斯里兰卡、印度之外，尚有中、日、缅等国的佛教代表出席。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一直到至今。
20世纪开始，佛教成了提高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存。1908年成立“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1919年成立“全锡兰佛教大会”。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到1978年6月，已拥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该党的口号之一。1960年，他的夫人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1978年，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佛法化社会”的设想。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从1956年开始，组织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计划陆续出版。
今天的斯里兰卡有70％的人口是佛教徒，有僧侣近2万人，其中暹罗派最大，拥有僧侣1万3千人，寺庙6千座。
二、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他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绝，遂发兵破城，俘获包括国王、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继续四处征战，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由阿罗汉作了校读。为供奉佛舍利，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塔的结构为实心，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精灵）环绕，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时期，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1067年，阿奴律陀应维阁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在1077—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
江喜陀时代（1084—1113），壮丽的瑞寿宫塔终于完成了，塔下供藏着维阁耶巴护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庙的缅甸王。另一块铭文记载，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依然广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1173—1210），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参加了锡兰僧团。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作法，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
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也称大寺派。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进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老挝及柬埔寨，意义深远。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相对而言，马来群岛诸国，不论湿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在元帝国的攻击下，蒲甘王朝崩溃。此后国内动乱，持续了200年，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继续奉行佛教。信修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塔，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按大寺法受戒，并研习经典。
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势力逐渐强大，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描绘伽耶寺的图样，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当时的佛教共有六派，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系统。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统一起来，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从15到16世纪，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从18世纪开始，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袒肩派”和“全衣派”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先后争论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到了东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整个雍籍牙时代（1752—1885），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众，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对《摩奴法典》及阿毗达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时，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展开了对星象、医学和文法的研究，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
从蒲甘王朝开始，历朝君主大都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孟云王时代，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拨250名战俘给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在缅甸也史不绝书。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虚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曼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YIN祀，但效果极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水祭”的泼水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塔伽王”（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的，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男孩长到7、8岁，都要到寺庙中过一段出家生活，时间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个月。届时举行出家仪式，男孩效法佛释迦和达摩悉提王故事，身着王子打扮，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习俗认为，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
在家的佛徒，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佛徒追荐先祖，要请僧众在家供养，饭后僧众唱颂佛偈，与此同时，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称作“滴水咒愿”。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4天持斋的布萨日，夏安居结束有灯节，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还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戏等活动。
16世纪以来，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吴沙威绝食死后，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直到60年代初，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国家出面，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有7个国家、2500比丘参加。1961年8月，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1962年8月以后，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全国佛寺约2万所，佛徒占总人口的80％。
三、泰国佛教的国教化
从11世纪开始，泰人逐渐向湄南河流域迁徙。1222年，在素可台建起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泰人的原始信仰属萨满教性质的精灵崇拜，到素可台王国，它又接受了存在于6—11世纪的堕罗钵底上座部佛教影响。11世纪吴哥王朝吞并堕罗钵底以后，高棉人又带来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此外，8、9世纪之交，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传来了大乘佛教；
11世纪缅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国北部地区后，还从蒲甘传来锡兰僧伽罗佛教。
素可台王朝在拉玛甘亨（1275—1317在位）王时变得空前强大。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古老的堕罗钵底，并争取中国的支持，与高棉人抗衡。他曾多次派使朝贡元朝，并带回了中国的制陶手工业技术。拉玛甘亨特别鼓励佛教，在征服马来半岛上的六坤之后，延请在那里的锡兰僧人到素可台传法，还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高僧建造阿兰若寺。大批僧人涌向斯里兰卡求学受戒，使僧伽罗僧团在素可台很快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
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约1317—1347年在位）继续支持佛教发展，曾建造佛陀脚印供人瞻仰，被佛徒尊为“达磨罗阇”（法王）。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在宫内自讲佛经，1361年放弃王位，在芒果林佛寺出家。所著《三界论》保存至今。他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
素可台王朝时期，塑造了大量的青铜佛像，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铜佛和善见寺铜佛。成为泰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
14世纪后半期，拉玛蒂菩提（约1350—1369年在位）在阿瑜陀耶（大城府）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国，到14世纪末，臣服素可台，并几次向柬埔寨用兵。1397—1431年两次攻陷吴哥城。长期的战争使阿瑜陀耶衰落下去了，1767年被兴起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所灭。
阿瑜陀耶诸王都崇拜佛教。被缅人破毁的阿瑜陀耶城内到处都有佛寺废墟；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官佛寺则免于兵燹。1361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统正式成为国教。拉玛蒂菩提王由楞伽岛请来大德高僧为泰人僧王，要求泰国的比丘统一于巴利语圣典，一切威仪行事遵从大寺派规定。波隆摩罗阇王应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的要求，向那里派去了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比丘的传教使团，建立了优波离教派，即暹罗教派。
阿瑜陀耶王国同中国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洪武十年（1377），暹罗王的侄儿那空膺来朝，明廷颁给“暹罗国王之印”。1408年那空膺在位，出使南洋的郑和率船队经过阿瑜陀耶。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暹罗国“崇信佛教，国人为僧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
阿瑜陀耶时代的佛教上座部，主要在宫廷中流行，社会下层信奉的佛教仍然侧重在符咒法木，上层社会的信仰也带有祈福的性质。1458年戴莱洛迦纳王铸像500尊，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样的饥荒。
阿瑜陀耶被缅甸人攻破不久，华裔披那·达信领导人民收复了失地，1768年在曼谷对岸的吞武里建都为王。达信王原籍广东，起兵时任达城太守。幼年曾在佛寺读书，13岁入山昆诃罗寺为沙弥，熟悉巴利文和佛典，通汉语、印地语、缅语和越语。建都以后，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大兴佛教。1778年，他率军征服万象，继之占领琅勃拉邦。从万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供养在吞武里。据传，王佛造于佛灭后400年的印度，通体由7块翡翠绿玉组成，内藏佛舍利真身。尔后经楞伽岛、素可台，辗转移至万象，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为泰国佛教瑰宝。达信王晚年时常自称佛陀再世，对佛教的兴趣远胜于对国家的关心，1782年被弑。
新王拉玛一世（1782—1809在位）将都城迁至曼谷，是谓曼谷王朝。其历代国王都奉行佛教。拉玛一世清洗了亲达信的僧团上座，整顿僧伽，组织高僧校订三藏佛经，编纂巴利语词典。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为拉玛四世（1851—1868在位）。此前，他做过27年比丘，精通三藏论释，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法宗派，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学习巴利文经典，成员主要是贵族阶层；
1932年后始允许平民参加。法宗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宗派，构成泰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鼓励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此后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进行校勘。1919—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佛典。
从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侵略，1941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暹罗古名，1949年又一次改为泰国。 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原则上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但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以取得成年人资格。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寺院2万5千多座，佛塔在10万座以上。此外，尚有大乘佛教在华侨和华裔中流行，有寺约30座，属中国律宗法系。1950年，泰国佛教徒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69年，这个联谊会将总部设在曼谷。
从历史上看，泰国佛教的基础在农村，僧伽供养者主要是农民，僧侣则是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传统的医药、天文、历法、文学、语言等等都以寺院为活动的中心，受佛教的制约，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担。许多世纪以来，每座寺庙都有穿袈裟的儿童，称作“寺子”，由指定的僧人指导学习文化。今日泰国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尤其在城市，僧侣一般不再从事寺子教育。但如果父母坚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区，孩子们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启蒙教育。此外，寺庙还接受部分学习雕刻、油漆等手艺的学徒。
佛教在民间的宗教活动，主要从事趋福避祸、求财祛病等法事。这些法事又与婆罗门教及土著的万物有灵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其中常见的是念护咒经，经文有《小王护咒经》和《大王护咒经》两种，都是巴利文的。前者用于新房上梁、佛像开光、为死者慰灵、死后七日供养等；国家庆典、僧众忏悔等则念《大王护咒经》。此外，僧人还代人诵经，如用符咒祝成圣水，绕圣线，为人们佩带的护身佛像作“入魂仪式”等。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国王也以“正法”的护持者身份，扶植佛教的发展。历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财物布施僧伽，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1824—1851在位），仅佛寺就建立三十余座，称作“王立寺院”。国王施给僧团以土地、农民，称作“御供养施舍”，成了“寺领地”和“寺院奴”。一块碑铭记，1361年，素可台王卢泰在雨安居期，施金1万、银1万、蒟酱（一种植物果实）1千万、三衣400套、铁钵400具。
与此相应，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466年，戴莱洛迦纳王曾比照“武官地方官官阶授田法”，给国内“精通佛法的比丘”2400名和“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弥”200名分六等授田；在政府设立宗教事务司，维护僧伽纪律，指导僧侣行为，直至勒令不轨僧人还俗。1859年拉玛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还俗，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沙弥的年龄限制等。1902年泰王签署了“僧伽管理法”，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庙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僧伽官职表”，1913年颁布“常施食标准表”，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到朱拉隆功时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础》等。
四、柬埔寨佛教的兴衰
在9—10世纪之际建立的吴哥王朝，到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在位），完成了吴哥石窟。他信仰毗湿奴，用毗湿奴像取代神庙中原有的湿婆像；后来的阇耶跋摩七世，又用佛陀像取代了毗湿奴像。
阇耶跋摩七世（1181—1201在位），把吴哥王朝推向全盛期，成为柬埔寨最有威望的古代君主。他信奉佛教，以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认为他能引导人们往生极乐净土，在国内到处建造四面的观音神像，其眼半开，目光低垂，嘴含平静而神秘的微笑，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时期建造了普拉沙·普兰·克迪、塔荣、帕甘和巴荣等寺，显示吴哥佛教的独特色彩。
塔荣寺就是普粒毗诃罗寺，建于1186年，供奉的是皇太后像，被称作佛陀之母。寺碑盛赞阇耶跋摩七世无所不能，尽管也礼赞佛法僧三宝。1191年，阇耶跋摩七世为观音建帕甘寺，寺中的菩萨像则以他的父亲为原型。他还树立了自己的等身像，刻画为病人治疗的医师和看护人的佛陀。帕甘寺的铭文说明，造寺的目的在于“在遍流敌人鲜血的土地上”以“庄严菩萨”。巴荣寺建于12世纪末，其中也有国王的黄金橡。简言之，王室造寺塑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振王威，敬祖先。
阇耶跋摩七世曾派遣有王子参加的使团前往斯里兰卡求法。这位王子当是柬埔寨上座部佛教的第一位传人，或许就是缅甸《琉璃宫史》中提到的多摩林陀。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婆罗门教再次复兴，佛教式微。不过，据1292年来到柬埔寨的元朝使臣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当时吴哥城依然以佛头像庄严城门，城中有20余石塔环绕的金塔。寺院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跌足”。寺中只供释迦像，塔中诸佛皆为铜铸，相貌各异。及至经过1369—1441（或1444）年暹罗人的进攻，吴哥城三度陷落，柬埔寨急剧衰落下去。到安赞王时代（1516—1566），柬埔寨军队一度进逼暹罗的阿瑜陀耶城，很快又遭失败，1594年，首都洛韦亦被暹罗攻破。此后，始终未能摆脱附属泰国或安南的命运。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1940年又被日本军队侵占。
随着退罗人的占领，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确立下来，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逐步失势，终于消灭，婆罗门教的庙塔被改造安置了佛像，佛像崇拜取代了林伽崇拜。但许多寺名仍保留着印度教的痕迹，印度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仍旧在民间流传。
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佛教受到法国化的打击，一度衰落不堪，僧侣和佛徒成了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识的手段，有了新的复兴，涌现出不少爱国僧侣。
1909年，创建了巴利语学校，1914年改为巴利语高级学校；到20年代，初级巴利语学校已有400余所。50年代初，一些佛教政治家提出了佛教社会主义口号，强调佛教在立国上的作用，规定所有寺院都要举办学校。1954年，创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学，继之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到60年代，出版了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与此相应，还出现了一批佛教学者和佛学著作。据1970年统计，全国共有僧侣6500余人，塔寺约3400座，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90％。
柬埔寨的国民教育，曾长期由僧侣承担。直到1963年统计，文化部管理的普通新校有1615所，学生75000人；而70年代初，属宗教部的巴利文学校则有590所，学僧有万人以上。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男孩子都要在寺庙中学习文化。通常在12岁披上黄袈裟，称小沙弥。到20岁左右，若有志于出家修行，便可受戒成为比丘。社会尊重和尚和受过寺庙教育的人。具有巴利文和佛学知识的优秀学者被称作“班智达”。由于传统的佛教教育，五戒八关斋深入民心，社会犯罪相对较少。民众日常的婚丧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
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传承，所以也分两派。大宗派在14世纪传入，多在农村活动；法宗派在1864年传入，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前者占全国全部寺庙和僧人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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